• 按：本文是作者参加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情况调研后的感想。
• 作者不是伽利略，是Aretlas

高二时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在网吧翻墙看到境外XX功媒体的一篇文章大概叫《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命运》，印象极为深刻。该媒体用心何在不言自明，但我确实深受触动。

文章比较了两个ABB的命运。

一个叫薄瓜瓜，读的中学是哈罗公学，学费约合几十万人民币。在牛津大学玩各种贵族运动，开party邀请成龙出席，还有红色法拉利之类的事迹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当然彼时他的父亲是朝廷大员，官拜委员，随后常委，其风光生活在国内应还是鲜为人知。爸爸失势之后，再宣传此人的纨绔生活，那便是政治正确了。

另一个叫范跑跑，因为一句名言成为那场可歌可泣的抗震事业中的反面典型。他的年收入恐怕不及前者去英国上学的路费。我想，不过是一个人做了虽违背道德但没有违法的“蚊子”行径，何必要用国家公器这尊“大炮”去狂轰滥炸？

两人的命运因为爸爸的不同，而走向不同的道路。当然世事难料，瓜瓜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是后话，用这两者做比较，纯粹也是因为时效性和两人名字带来的戏剧性对比。但这个标题足够深刻，令我时隔七年还记忆犹新。

今天在吴会村进行农民工随迁子弟调查让我又想到了这个标题。

联系起不久前带去辰山植物园春游的莘松幼儿园小朋友，这两群小孩的命运，在同一个闵行区里，已经开始向两个方向开始走得愈来愈远。

和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一起，在调侃和欢笑中，接触到一种没有想象过的生活方式，残酷的现实愈加清晰，那种可怕的虚无，比苦难，更令我头皮发麻。

我尽力回忆今天所闻，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世界。

200-350元/月的房租，无居室客厅之分，除了厨房另外搭建，一个家庭的生活空间便是一个房间。因为照料孩子们（普遍超生），多是男人在附近工作，妇女在家。所以一家人月收入约两三千，而幼儿园学费每月650元，学期第一个月1400元。

从没有想象过在上海一家人月收入两三千的情况。一对来上海十多年的夫妻，到现在没有去过人民广场。

因为住在违建房中，申请不到暂住证，而且暂住证6月即失效一次，所以多没有暂住证，这造成诸多后果。比如一个上初二的女孩，无法在附近上学，每天须5点半起床乘地铁公交约2个多小时去学校。

不少家庭选择回老家让孩子上初中，因为在上海几乎没有机会念高中。有一个家庭1992年来到上海，比我出生还早，至今仍在那栋“违建”的房屋中以YP的身份继续生活，也许在提到“生活”时，应都改为“生存”。

父母及子女间的家庭生活不得而知，至少明确的是在那里家长不可能在学习上给孩子任何帮助，在生活压力下也难以有多少精神沟通。年龄稍长的小孩普遍泡网吧玩游戏，通宵似乎也并不稀奇。

-“学校打架多吗？”

-“天天都有”

-“你会打架吗？”

-“会，经常打。”

-“什么样的人你会打？”

-“看着不爽的。”

-“什么样是看着不爽？是看起来好欺负的还是看起来屌屌的？”

-“看心情，有一个傻子我经常打他，他爸爸都叫他傻子”

……

校园霸凌是我最想了解的问题，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暴力的阴影恐怕难以抹去。可以想象这个男孩所在校园的情况，无数洋洋得意的面孔和无助恐惧的眼神一下突然浮现。没有接受完整家庭和社会教育的人，将无所顾忌的暴露出动物的本性，丛林法则可以赤裸裸地上演。

去年北京奶西村发生的殴打少年事件，也是发生在农民工聚居区，记者去被打的小孩家采访时，他躺在床上蒙在被子里不愿说话，家长说孩子再也不愿意上学了，夫妻决定回到老家不再留在北京。而当初如果不是打人视频被意外曝光……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它的背后是一个无情的关于权利和社会地位剧烈分化的现实，切格瓦拉如果看到这个情景，他肯定会发出正义的怒吼，登上格拉玛号，向压迫和不公平宣战。而我只能扼腕叹息，但愿将来我的孩子不会成长在这样的环境。

最后我鼓励那个男孩：

“加油，要打比你强大的人，不要欺负没有还手能力的小孩。”

希望他看在小礼品的份上会接受。

只要有社会，就必然会出现等级差异，只是金字塔的形状可能会略有不同。不平等和不正义也由此产生，一些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因为户口、暂住证、家庭财产、教育环境……就注定与另一群孩子站在一道愈来愈大的鸿沟两边。命运未必堵住了所有路口，却指引着人们走向各自的方向。

恺撒（指恺撒本人）是个阴险的英雄，他善于给穷人物质利益来笼络他们以壮大自己实力。弥赛亚是犹太人心中拯救他们的人。我常会开玩笑自恋地以恺撒和弥赛亚自称，但显然我并没有用物质“笼络”他们，也无力奢谈拯救。

当我被那些农民工生活可怕的虚无所震撼时，也不由得重新审视自己，能承受多少苦难，能忍受多少虚无，能否让内心强大，能否彻底成熟。

同样需要审视的还有代码和论文，今日感想就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