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纸面上的主张——小政府与大市场，自由贸易与放松管制，经济学家与政客们给全球民众画了一个大饼：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全球市场经济秩序使得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自由贸易和投资提高了全球经济福利。然而，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所有角落扩散，一向号称“这边风景独好”的中国亦不能幸免。全球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在2009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逐渐陷入全面危机之时，那句惺惺作态甚至令人作呕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之言，不禁让人感到可笑并可鄙。
要分析今天的经济大萧条，我们还得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谈起。在那个时代，无数从简爱式维多利亚时代安逸的田园生活中惊醒的大众持续加剧的贫困与极少数资本家阶级不断积累的巨大财富这样鲜明的对比，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毕竟资本的本性是利润与积累。《资本论》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都饱含同情地描述了在那个时代中生活困顿的那些绝大多数，“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营养不良，百病缠身，劳累短命，缺医少药，这些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躲藏在坚船利炮背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贫穷的丰裕社会，这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结论——生产过剩是自由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顽疾——“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如此的吊诡必将埋葬资本主义。
历史的进程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按照马克思预言的轨迹在发展。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肆无忌惮的资本剥削，野蛮而黑暗的社会，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战争不断爆发。马克思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咒语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长悬在优雅的资产阶级的头上。
资本主义别无他路，要么改良，要么死亡！
于是，福特制出现了，福特制如润滑油一般缓和了迅速激化的劳资矛盾。
于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如灵丹妙药一般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全球资本主义。
于是，社会福利制度出现了，正如纳粹主义者所言——要让“每个德国职工拥有一辆小轿车”（希特勒1938年语）——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众汽车公司的诞生之路，即使在今天大众汽车也是政府控股——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持有大众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份，约20%。
按照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福特制以泰勒制组织形式（泰勒制在当代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IE——工业工程，日本人称之为管理技术，充斥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工厂中所需要的主要技术人员不是设计研发工程师，而是泰勒制的工业工程师）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
而泰勒制这副药方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提高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恰恰是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联系机制使得大规模消费成为可能。工资的集体谈判和决定、劳动合同的长期性、最低工资的累进提高机制等成为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由于创新速度较慢，标准化产品的长生命周期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资本家之间的垄断竞争格局使生产建立在对未来计划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制度要求某种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调节需求和供给来降低增长的波峰，提高衰退的波谷，同时维持有效需求，调节着生产能力提高与消费能力提高的良性循环，从而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
如此美妙的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的结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呢？
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解释，经济决策要通过对市场参与者的效用方程进行计算得出，可是在完善的市场中，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会努力调整期望与行为以适应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长期作用被减弱。比如，政府采用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时，人们可以预期到货币贬值，就会要求增加工资，于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作岗位减少，就业率反而会下降。政府在经济衰退期发行国债，借贷投资，政府债务赤字意味着未来的高税收，于是人们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同时债务增长推高了资本成本，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结果反而导致消费不振，投资无力。因此，任何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都会形成长期的不稳定，政府应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降低税率，削弱工会势力，减少经济干预与管制行为。
凯恩斯主义的终结，确实是市场有效，而政府会失效的结果吗？
众所周知，市场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但是，即便从理论上来说，市场有效性早已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关键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这一假设存在2个必要条件：其一，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其二，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完备。
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对于第一个条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商品就是同质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就局限于商品数量，竞争就不可能完全。如果市场是竞争的，竞争的厂商及其商品的性质状态就是多维的，从而商品无法同质。因此，“完全市场”与“竞争市场”是相互矛盾的，换而言之，完全市场不会是竞争性的，竞争性市场不会是完全的。对于第二个条件，如果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价格中，于是价格就不会是信息有效的。换言之，如果市场完全搜集了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市场参与者的需求将不再依赖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信息，但是，市场不可能完全收集到所有个人的信息。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是无法在逻辑上实现内在自洽性的。
还有另一个方法可以证明市场即使达到均衡也是不稳定的，换言之，经济危机是必然的。事实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福特制结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优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统治时期。因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解释显然苍白无力。同时还要指出的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并非是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更应该是一种垄断竞争经济，比如，全球国际贸易总量的近80%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根据邱小欢的研究，从1992年至2001年10年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出口总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为1.740，因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内部贸易的规模与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吸收FDI的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规模就越大。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制度逐渐瓦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或新保守主义逆流回归的解释，笔者则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经济结构。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的概念与分析，在非常多的文章都显得概念模糊，逻辑混乱。在此以英国哲学家柯亨(G.A.Cohen)的研究为基础，给出详细的辨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只有对生产性活动作出了物质贡献的才能参与构成生产力。而技术知识则是生产力的核心。知识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就是劳动力技能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
人对生产资料或人对人的所有权关系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不是经济学中产权的法律关系，而是实际存在的有效控制的关系。既然生产关系是一种所有权关系，那么其总和即经济结构。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由它可用的生产力的性质决定。
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可能是多样化的。由此推出，经济结构中的生产关系可能存在各种形式。在理论上，一个社会可能均匀的存在奴隶制、农奴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现实中，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约束直接生产者。同时，现实中也没有纯粹的奴隶制、农奴制或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有多少种直接生产者与生产力的关系，就有多少类型的经济结构。而社会形态则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确定。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社会总有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社会的或经济的形态。那么经济结构的改变会有3种情况：
其一，保持经济结构不变的经济变化。经济结构就是多少人占据不同的所有制地位，并不关心具体哪个人是资本家，哪个是农奴，或者哪个是工人。比如公司破产，贵族破落，工人退休，只要整个所有制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这种经济的变化都不影响经济结构。
其二，经济变化使得经济结构变化，但社会形态的类型没有发生变化。这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某种关系的频繁变化一起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职业者的中产阶级的比例从1%上升2%，资本家从1%下降为0.8%，这改变了经济结构，但并不改变经济结构的类型，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二，经济结构中所有制关系的具体结构发生变化。比如，允许工人罢工了，允许自由结社了，此时，工人的力量增长了，但并未改变社会形态。
其三，经济变化使得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好比从农奴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破落贵族、封建家臣、中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的中小商人转变为雇佣劳动者，从农奴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占统治的社会。这样，经济的变化改变了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与经济形态。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20世纪中后期，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技术革新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所有的技术进步中，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造成了两个有重大影响的结果：
其一，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资本流动变得快捷方便。19世纪末20世纪末的资本输出主要是金融借贷资本的输出，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输出绝大部分为工业资本的输出。跨国大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建立起新的生产系统。同时，信息技术还大大地提高金融资本在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其二，信息技术革命既富有个人主义色彩，又使得企业组织扁平化。福特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标准化的产品与工艺流程，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小规模，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更加强调个人创造性劳动，而非程式型劳动，这样，柔性生产方式、精益生产、ERP等新技术不断涌现。这摧毁了福特制得以生存的基础。同时，可靠的信息技术使得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面变宽，提高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从而使得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成为不需要的人员，企业日趋扁平化。
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看起来向19世纪原始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回归。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即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兴起，是在技术革命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了经济结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跨国流动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如，美国WE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局对40多个国家的纺织业进行了调查，公布了2007年各国纺织工业人工费用对比较表。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内地纺织行业的人工费用是美国的1/31，德国的1/51，日本的1/41，英国的1/43，法国的1/39，香港的1/11，波兰的1/8，土耳其的1/5，只有印度与越南与中国接近。
其二，规避法律与政府管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资本充裕，法律与政府管制的方法比较完善。而欠发达国家政府则由于法治的不完善，完全可能与资本结成联盟，资本将彻底失去各种有效的制约。
过去在福特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福利制度的条件下，尽管存在着生产过剩，但由于发达国家工资水平较高，过剩情况并不严重。但现在由于欠发达国家相对于稀缺的资本来说近乎无限的劳动力涌入市场，严重压低了全球劳工收入水平。
除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蓝领工人之外，欠发达国家廉价、高效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在各个行业都逐渐取代了发达国家中的白领阶层。比如，印度已经成为软件、会计、医学、税务服务、电信等方面的“世界办公室”。去年（还是前年？）美国有1/3的个人税务表单是外包给印度人完成的。相当多的生物、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研发中心都设置在中国、印度等欠发达国家。正是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讨价还价能力，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的全球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可能有人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可以提高收入。原因在于，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极大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实际上，收入分配中的基本规律很可能并非直接和人力资源的差异有关联，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有关。这种结构性特征则受到各种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其它群体的相对权力的影响。就算你的潜在能力做个国务院总理也没有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各个部门的具体劳动过程没有需要你的岗位，你本人除了专业特长以外无法在资本主义阶层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你最终结果也许只是在大街上开出租车或者摆地摊。因此，收入高低是取决与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而不是教育或劳动力素质。
众人皆知，几乎所有的成熟行业都面临着产能饱和的问题。
——汽车行业，世界汽车制造厂每年的潜在产能达到7000万辆，而实际生产只有5000万辆，区区产能利用率71%，这相当于全球有80 个大型汽车制造厂是闲置的。
——据国际纺织联盟（ITMF）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纺织厂的纱锭过剩量约为4000-4500万锭，产能利用率仅70%。
——美国化学品市场协会（CMAI）表示，2008年全球聚丙烯装置产能利用率为89-90%，北美地区为85%，并预测，2010-2011年，全球 聚丙烯产能将过剩1000-~1100万吨/年，全球聚丙烯装置产能利用率将降至80%。
——全球著名数据公司WitsViewTechnology的数据表明，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液晶面板过剩率为6.5%，第二季度过剩率达到12%，第三季度过剩率达到9.1%。
——2009年2月14日，因全球芯片过剩的时刻，芯片诞生地德州仪器宣布全球工厂停产3周并裁员3400人。
——目前我国钢铁产能约超过6.6亿吨，而2008年我国粗钢实际产量为5亿吨，直接和间接出口约1亿吨，实际国内有效需求只有4亿吨，过剩率达到29%。
几乎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着生产过剩的问题，甚至连所谓的朝阳产业IT业也未能幸免。
所谓生产过剩并非真正地达到无人愿意购买的程度，关键在于具有购买意愿的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这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相对过剩的概念。前文提到，由于欠发达国家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使得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规模日趋缩减，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这就使得全球工资总收入比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资本回报则越来越高。工资总收入降低意味着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而资本积累的数量则越来越高，使得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量的比例即做资本的技术构成越来越高，这一点是符合马克思100多年前的预测的。同时，由于世界级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成本随着科技水平基础的提高而不断提高，最终投资回报率必定会趋于下降。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领先于竞争对手。是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真理。但是，对于一个行业整体来说，并非这样。一个企业通过领先于其他企业而获得竞争优势，不过是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抢夺过来而已，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并未因某个企业出现突变。生产过剩的现象并不能够消除。前文叙述过，现实世界的竞争是一种垄断竞争，因此，在一个行业内，几家大型企业你来我往，你赶我超，疲于奔命，即便暂时取得竞争优势，很快又被其他企业超越。然而，随着研发水平的进步，在每进行一轮投资之后，下一轮的投入的资本就更多。这也是最近几十年来，全球行业内部兼并重组，企业联盟现象不断发生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30余年来，生产过剩为什么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呢？
原因就在于美国这个超级霸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阀，美国政府则是全球经济的最后守门人。由于本文上述的种种原因，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急剧提高，工资实际收入下降，中产阶级萎缩，从而导致购买力下降，无法直接消化来自全球的过剩产品。于是，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便出现了。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大部分美国居民的主流意识仍沿袭着勤俭持家、厌恶债务的思想。直到19世纪初期，消费信贷才逐渐开始进入美国家庭。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信贷才为了消化全球生产过剩迅速膨胀，据统计，美国消费信用卡的债务总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548亿美元增加到近年的8000多亿美元，占个人收入比重从2.7%提高到8.9%。同时，美国家庭储蓄率一路下滑，从10%降到如今的负值。引起这次次贷危机的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至2003年底余额就已超过7万亿美元。
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巨额美元外汇，由于全球生产过剩，投资机会稀少，僧多粥少，不得不大量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用于支持美国人的信贷消费与政府赤字即国债。按照“比凯恩斯还要深刻，可以说是超越了凯恩斯”（名著《经济学方法论》作者马克·布劳格语）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卡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模型：
国民总收入=总利润+工资和薪金；国民总支出=总投资+资本家消费+工人消费；假定工人花掉全部收入，且略资本家消费，则有：总利润=总投资，由此得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过是利润增长的同义词，投资是决定总利润的最重要因素。明斯基（Minsky）又将卡莱斯基模型扩展为：总利润=投资+政府赤字－外贸赤字+由利润支付的消费－工薪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卡莱斯基模型及其扩展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贯性，即资本的扩张与大众购买力之间的不平衡是经济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上，仍然是生产过剩。此外，根据扩展模型，可以看到，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影响经济，原因就在它能左右投资。
为揭示投资的内在决定机制，明斯基提出一个“两重价格”理论。他认为，工资和日常产品价格由劳动力成本及其加成所决定，而资本和金融资产（马克思意义上的虚拟资本）价格则为资本可能产生的预期利润及资产未来现金流之贴现值。前一种价格构成投资的供给条件，后一价格则决定投资需求。要维持经济繁荣，就必须使资本和金融资产价格比投资的供给价格高出一截，以便诱致足够的投资。金融投资可以分为3类：其一，稳妥筹资，即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大于偿还债务的现金流量；其二，投机性投资，即近期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小于近期偿还债务的现金流量，但近期现金流量中的收入部分却大于债务的利息成本，长期的预期现金收入多于现金支出；其三，庞氏(Ponzi)投资，即来自运营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偿付本金或者到期的利息。一个经济系统中，投机性或者庞氏投资分量越大，金融系统就不不稳定。
而作为全球金融的龙头——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本质就是一个庞氏投资的过程。首先，美国制造业外迁与工资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美国信贷消费过度膨胀，政府赤字积累到天文数字，这些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投资并没有坚实的美国产业资本做基础。其次，金融资本价格主要由未来预期现金流所决定的，而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充满了非理性，尽管事实已经证明几乎所有行业都面临着市场饱和，产能过剩，但资本寻求增值的欲望始终压制着理性的思考，更有甚者，像索罗斯之类的大投机家更是推波助澜。再次，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吹捧过甚，发达国家的媒体、学界、企业界总是认为，新兴国家会造就成一批高收入的中产阶级，能够形成巨大的购买力，这可以在未来给新的投资带来巨量的消费群体，可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种玫瑰般美好的幻想泡沫最终被戳灭。
失调的世界终究不能持久！
在这个危险而野蛮的原始自由资本主义回归的世界中，当整个系统的最末一个环节——美国个人房地产贷款出现信用危机之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轰然崩塌。
笔者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金融资本引起的金融危机是此次经济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但是金融资本的非理性炒作并非是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其背后的根源仍然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痼疾——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金融市场的泡沫不过是提前让这个危机得以释放而已。即便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加强金融监管，改变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或者某个姓乔的中国小少将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继续维持恐怖的全球经济平衡；再如像作为最后安全阀的美国政府那样用纳税人的钱去补金融寡头们的漏洞，那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改变利润率下降，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大危机的结局。除非每隔那么几十年就出现一次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除非现在就发生一次改变人类历史的科技革命，才可能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经济大萧条中挽救出来，但短期内来看，这尚不现实。因此，经济大萧条将是长期笼罩在世人头上的阴影。
原来这100多年来，尽管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曲折与跌宕，但马克思的魔咒仍然套在资本主义的头上！
- 作者：余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