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宏观经济计划必须要考虑不同部类的产品在最终使用上的总体平衡问题。宏观计划还必须确保这些产品的组成的一致性并且确保其总数满足总需求。要完善我们的宏观计划，我们还需要一个与之一致的会计核算方案。宏观经济的三个方面——理论、政策目标和会计系统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凯恩斯在三十年代创造性的工作使得国民收入核算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合理可靠和一致的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得以推行的先决条件。苏联式的经济体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论根源的，即是相当狭隘的解释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而我们提出的计划需要一种基于劳动时间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这一概念虽然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相当不同。
本章将首先讨论在整体经济中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时间核算，然后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政策面临问题时丰富这一核算方式，从而解决遇到的问题。一旦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可以研究一些具体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储蓄、信贷和税收政策。
建立在劳动时间上的宏观核算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产值定义为在给定的一段时间，例如一年内，所生产的劳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劳动的来源，可以将生产总值分成两个部分。大的部分是当前劳动的投入，即在给定时期内劳动的投入。我们称之为当期劳动。此外还有过去劳动，即从前一段时间生产的产品“转移”过来的劳动。这些劳动可能以上一期生产却在当期使用的存货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逐渐磨损的耐用生产工具（机器、厂房和设备）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种过去劳动的转移整体看做是折旧。这一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宏观核算恒等式：
生产总值=当期劳动+折旧（7.1）
我们还可以把净产值定义为总产值的劳动量中超出需要用于补偿过去劳动消耗（折旧）的部分。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恒等式：
净产值=生产总值-折旧（7.2）
现在我们制度基本分配原则是，工人们应当得到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量直接对应的劳动券（见第二章），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承认某些资质上的不同，但全经济范围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每一时期发行的劳动券总量等于完成的劳动总小时数。用当期劳动券表示当期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劳动的劳动券，我们就有了第三个恒等式:
当期劳动券=当期劳动（7.3）
由（7.1）和（7.3）我们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净产值
我们姑且假设能够把全部的当期劳动券作为“可支配收入”拿回。还假设他们希望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品。我们提出的制度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消费品以劳动券表示的价格应该等于该产品的劳动量，至少作为初次近似应该如此（下一章将会阐明这一提议的细节）。由此推断，如果工人把全部当期劳动券花完，他们的消费就会耗尽净产值。根据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费完全部总产值，因为他们的收入（当期劳动劵）比总产值要少，差额部分用于折旧，以此保证有足够的资源用于补偿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消耗。但即使是这样，工人们的消费会耗尽净产值的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除了个人消费以外，社会产品在最终用途上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给社会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为了增强经济的未来生产力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净积累；还有可能贷款给其他经济体。这三方面简化来说分别是，社会、积累和贸易（贸易顺差），并且如果把个人消费表示为消费，那么我们有：
净产值=消费+社会+积累+贸易（7.4）
等式（7.4）将净产值分为四个基本用途。如果计划要求积极的社会支出水平和积累,很明显,消费必须低于净产值，因此当然也就必须低于当期劳动券，即为当期劳动所发行的劳动券。要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方法是对工人的劳动券收入征税。但征收的税款不一定要与当期劳动券和该计划的消费限额的全部差额相等，因为工人们可能会决定将他们的部分劳动券储存起来，这样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为消费以外的用途“释放”资源。我们会再谈到这一点。
第二，计划中总的个人消费中的一部分必须提供给非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半失业者。如果购买个人消费物品是使用劳动券的唯一途径，那么必须通过国家预算使无工作者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劳动券。为了让发行的劳动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价,这些给无工作者的劳动券不能简单的“印出来”(这将会导致通胀)；相反,他们必须从劳动者中征税获得并且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
在转向税收和存款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把上面的想法应用到“流动资金”账户情况中是很有用的。这使我们能够检查他们的一致性。让我们把经济分成两部分消费群体: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而政府部门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经济单位。我们假设在生产资料中没有私有财产,所以没有单独的企业或金融部门需要考虑。我们将通过程序确定每一个部门详尽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从家庭部门来看,基本的资金来源是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所做劳动的劳动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有一个把劳动券（转移）给非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转移支付。家庭部门可以用三种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他们可能会用来交税,可能会花在消费品(消费)；或者可能会流入净储蓄部门(净储蓄)。如果这个关于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计算是全面的，那么这两个总数必须相等, 因此：
当期劳动券+转移（转移支付）=税款（税收）+消费+净储蓄(7.5)
转向政府部门,其基本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收入。另外,在它作为“金融机构”（下面会谈到）时,政府部门将吸收家庭部门的净储蓄。政府部门利用其资金将劳动券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转移支付），提供社会福利供给(社会)和积累(积累),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贸易）。同样,如果我们这些来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们可以得到：
税收+净储蓄=转移支付+社会+积累+贸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种方式重组。 一个简单的变化是令税收和转移支付不变。我们定义净税收是税收减去劳动券转移部分(税收−转移支付)。这是净劳动券作为“收入”是除了消费以外可用于国家“经济”活动的部分这一修改,我们可以重写(7.5)和(7.6)如下:
当期劳动券−净税收=消费+净储蓄(7.7)
净税收+净储蓄=社会+积累+贸易(7.8)
把两个方程相加我们得到第三个方程。如果我们把(7.7)和(7.8)相加，净税收和净储蓄抵消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消费+社会+积累+贸易 (7.9)
但由于当期劳动券等于净产值，因此我们实际上又再次回到了7.4，这证明了我们劳动时间账户的一致性。
我们发现在上面的证明中借用资本主义货币核算的术语(“税收”、“融资”、“资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确理解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语言背后的东西。在这一体系中,劳动券纯粹用于家庭部门采购消费品，政府部门发行劳动券直接换取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们获得产品,本质上是因为国家被认为拥有除了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以外的所有产品。假设建立一个医院:国家以每小时一单位劳动券价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劳动力，但不必须“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个完成的建筑。政府永远不可能用完“钱”(在系统里没有钱)。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劳动券，因为这仅仅是以工人的名义创建一个会计账户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员的名义–见12章)。
然而,有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真问题。如果足够的消费产品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没有一个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劳动券，政府必须确保在第一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实际上,抵消了)它发放给劳动者的劳动券。例如,假设整个宏观经济计划要求55%的净产值用于消费品。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消费者没有储蓄部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通过”净税收”抵消45%的劳动券的发放。如果净储蓄和税收少于这个数量,劳动券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流动量将超过用于消费品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结果将是“劳动券通货膨胀”(在价格稳定下的则会表现为短缺和排队现象)。另一方面，如果净税收过度,消费者用于支出的劳动券将少于生产出消费品的劳动价值。造成劳动券紧缩或剩余产品的堆积。
上面的例子中依赖于简化假设，即消费者不进行任何储蓄。显然,如果消费者储蓄一部分，那么对于一个平衡的税收政策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下一节中，我们将会解决在家庭部门的储蓄和借贷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税收政策的细节问题。
家庭储蓄和信贷
为什么人们储蓄？对一些人来说,储蓄是美德,或许自己的奖励，但是经济学家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的动机并且展示给我们储蓄动机的层次性。
在最低层次的水平上消费品存在储蓄，生活中会有一些节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会把钱存起来用于高档品:汽车、自行车(在作者写作本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仍算是高档消费品。——译者注)或度假，因为用于购买这些事情的花销超出了当期的收入。还有一些人选择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以后不能再工作时准备的。而最模范的储蓄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考虑自己现在而是考虑未来，把钱投入信托基金为后代提供教育或把遗产留给他们的继承人。
在现有社会的水平上，人们选择储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艰难时刻:失业、严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过早死亡。另一方面,有些人节约是因为”不得已的”，即当期的消费被满足却没有耗尽收入或者没有足够的产品能够刺激消费者额外购买，这一类讲的是成功的资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东欧和苏联由于缺乏消费品而”被迫储蓄”的消费者。
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弱上面导致个人储蓄原因中的一些。例如，公共义务教育的升级(即使私人教育没被禁止)和减少收入差距将削弱对教育信托的需求，并且还能够维持教育信托。一个适当的养老金制度将减少私人储蓄的必要性。如果你不害怕在你的晚年贫穷，那为什么不在你可以享受的时候花你的钱呢？在你活着时候你可能永远不会退休。
随着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因失业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做准备的需要就会消失。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未来有信心,而且他们不可能没有财产收入，你不太可能为给他们留下遗产而储蓄。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现期个人贷款的主要原因。作为短中期贷款，这是主要为了及时向购买耐用品的消费者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必须储蓄——尤其对于一些期望收入在未来能升值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个人长期贷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是为购买房子。
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很可能还会存在。虽然在当前环境下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与个人信贷相关的“贷款推动”的因素，鼓励个人占据无法胜任的债务地位，而这将会被阻止。此外,用于购房的储蓄的存在和规模取决于现期可用房的状况,并且一个运行良好国家租赁部门会降低对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激励。
尽管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少一些导致个人储蓄和信贷的动机,但是这些现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储蓄和信贷的基本原因是人们希望以相对独立于收入曲线时间表的方式，来计划他们的消费曲线的时间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储蓄代表滞后消费，而信贷提倡的则是提前消费。
但关于什么对社会是合适的和对个人是合适的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以前的社会市场结构中储蓄很简单理解。囤积粮食为了匮乏时期的消费。埃及法老或毛时代的中国会在非常物质化的意义上进行储蓄。毛泽东建议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他显然在主张滞后消费。在伊索寓言聪明的蚂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存粮食，而蟋蟀却只是吃、唱歌和尽情的享受快乐。
在现代社会，个人储户可能对储蓄仍然有这个简单看法，钱已经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储蓄以备雨天”。所以保险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伞。但古人在储蓄钱和储蓄粮食之之间存在一个反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富翁。你不能吃黄金或金钱。除非你用钱去购买东西否则储蓄钱根本没有用。个人囤积黄金可能度过饥荒。一旦发生饥荒，粮食的的价格就会上涨,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现金的人可以买到吃的。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发展不是靠一些现金储蓄者。只有真正的谷物库存才能防止饥饿,所以饥荒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没多少而穷人饿死。
那些把钱存在银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仑金币的农民更进一步脱离了”自然节俭”的状态。在战争时期,自然或经济灾难导致他们很可能看到他们的储蓄在恶性通货膨胀或银行崩溃下消失。当战争的破坏或战争的赔款带来的混乱，使一个经济体失去了市场上的货物,这种真实的产品供应短缺表现出来就是货币的贬值。最后那些在战败后手握一堆贬值纸币的人，通过这种艰难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训。
普遍的说,今天的储户仅仅能意识到他们明天的财富不等于他们明天的收入。有人为退休后30年储蓄就可能认为他是在推迟消费，不过是因为他不乐意在他年老的后30年里以面包为生。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商品的消费是滞后的。相反储户获得金融系统支持的合法头衔，允许他们索取未来社会的部分产物。退休的人实际上不是被他们的存款支持着，而是被他们的儿女赡养着。人寿保险和全面的养老金制度没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年轻人仍将是唯一的赡养老人的人，从孝道转向互惠基金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是这样。
在这方面储蓄是和未来的一个契约–一个奇怪的契约，契约中将要提供最终产品的一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来订立契约是一件不确定的事，年轻一代可能违背契约。他们可能会追求通货膨胀下工资增长，尽管会影响到他们退休后固定收入。他们可能会发动一场革命，毁掉股票市场。
尽管如此,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今天的储户可能会增加明天的实际收入。通过今天储蓄，人们放弃他们当前消费支出的一些想法，因此他们“释放”资源,否则这些资源就会被用来生产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一个相当大的危险，那就是释放出来资源会得不到利用。当消费者决定储蓄他或她的部分货币收入时,这个不消费行为本身并不会传递出一个固定的信息来说明，在未来的一个确定日期内哪些消费品会被消费并且消费的数量是多少。最多不过是，储蓄的增加通过利率下降传达一般性的信息,即为了将来销售进行的生产更有利可图。但凯恩斯认为,即使这种途径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凯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理由不把通过储蓄释放的资源归入可以使用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在我们设想的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最小总积累率是由民主决定的。积累率决策的的第一个输入是人口；面对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的前景，积累的比例应当也要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满足未来对生产工人数量的需求。这显然是以牺牲当期消费水平为代价的。但考虑到这是基于共同的决定,当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许个人偏好在边际上影响利消费和积累划分的情况。什么机制能够保障个人选择的合理范围，并且同时符合总体规划的限制呢?这里有一些建议。
(1)当前劳动券可以自由兑换部分种类退休金(例如在未来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开始每年度返还一定数量的劳动券)。这样的交易将依赖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体系”,以便于它们的总量能被计划机构监控。
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对应这种储蓄的是从消费品生产中释放的当期劳动力，计划者的合理反应是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当前用于生产资料净积累(被社会决定的超过最低积累的比例)的生产中。这将使未来更高的消费品产能成为可能。计划者能否通过制定好储户在未来某个时期想要消费的精确的产品数量来使用“释放的”劳动时间，这一点显然是没有保证的。这取决于战略规划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预测。尽管如此,规划者可以集中考虑流入的储蓄量，以确保如此“释放的”劳动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2)允许短期的灵活性,储蓄存款也可以交换当期劳动券。为了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休假等等，人们可能从储蓄存款中取出劳动券。如果这类存款的流入大于每周期流出,那么余额就可以用来为个人借贷提供资金。如果需要,这些信贷的期限，尤其是他们还款的利率，可以被用来平衡贷款的需求和供给。这一供给来自于储蓄账户的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会是个体消费之间的变换而不影响总体的宏观经济平衡。
(3)除上述被认可的储蓄形式，个人不允许囤积劳动券。这种囤积将扰乱劳动力分配计划,但可以通过使劳动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银行拒绝兑现超过规定时期的个人支票一样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关于储蓄和信贷的要点可以用到我们在本章的第一部分阐述的关于资金核算的内容。我们指出,家庭净储蓄（净储蓄）作为家庭资金使用的一部分，也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净储蓄的细节。总储蓄是家庭对于退休金的获取(退休金获得)和消费者在储蓄账户的存款(储蓄存款获得)的总和。
获得净储蓄,我们必须减去家庭部门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从消费者个人储蓄账户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费信贷 (新的信贷)。
我们得到方程：
净储蓄=退休金获得+储蓄存款获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贷
或者,把获得退休金的和消费者存款和贷款的项目用括号整理在一起:
净储蓄=(获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获得储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贷)
关注消费者储蓄和信贷——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数量(储蓄存款获得减去取款再减去信贷)是作为国家的净资金来源。这个术语代表了流入到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的净资金。上面已经建议过，把上面这个资金流设为0，通过设置不同消费者贷款的条款，使信贷的需求刚好耗尽净流入的存款。这一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决于能否制定达到这种平衡的条款。
考虑一种情况，即在个人部门消费者更趋向于储蓄而不是信贷。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一些关于信贷的”免费”的条款，甚至定成负利率。以这种目的而使用所有净储蓄看起来像是一个并非最优的政策:这种流入的一部分可能被看作是一个能获得更高社会回报率的积累的“资金来源”。
这个解决方案的潜在问题是,消费者储蓄存款是相当具有流动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是快速自动清偿的,而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的生产资料不是“流动的”①,在积累项目”成熟”之前，我们面对一个未预料到的存款外流，国家不得不创造多余的劳动券。而这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会破坏我们提出的核算系统。
这就是被凯恩斯发现的问题的本质，即储户希望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储蓄，然而他们的储蓄被用于购买非流动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家垄断金融体系中是可以被解决的:国家能够告诉储蓄者,它并不能吃掉他们的蛋糕。如果消费者储蓄存款/信贷系统产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这些存款的流动性是有条件的，还可能实行配给制,而不是当对流动存款有大量需求时通过发行劳动券引起通胀来解决问题。
如果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产生赤字,即使消费信贷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难道还会用别的来源的资金（如退休的盈余账户）来支持额外的贷款么？或者应该配给消费者的贷款？
现期在退休金账户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为未来支出做积累，确保这些要求被满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将盈余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生产。这要求在退休金账户和消费者信贷上有严格的界限。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紧迫的时候取出贷款，（尽管对于借方来说是现实的——很显然这是同意贷款的条件），他们声称致力于减少未来支出，相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劳动券收入。但这种减少应该”适应”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谨慎的灵活性:虽然不是操作一个完全分离的账户,通过储蓄存款/信贷账户配给可以避免过度赤字(或盈余)。
储蓄的利息？
从上面的讨论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是否应该支付利息。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在这样的储蓄上的“名义”利率为0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这样，人们就能够从系统中提取出恰好等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过去所缴入的劳动券的累积总和。但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劳动量在下降，所以劳动券实际上变得“更有价值“了，也就是在劳动券的储蓄中存在着一种隐式的利息。并且人们能够在他们长期的储蓄上获得这个“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不消费（储蓄）使生产资料的加速积累成为可能，而这又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没有要求任何额外的报酬②。
在传统的、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储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够的储蓄来为投资提供经费，但在我们设想的系统中，投资是社会化的，并且用于积累的资金的基本来源是税收。从某种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账户上的是当期剩余（资金），个人储蓄也许会对资金的积累作出一些贡献，但这是次要的。没有必要鼓励个人储蓄，因为当积累和税收计划被制定时，社会储蓄率（也即不消费的比例）就被民主地决定下来了。
税收政策
无论对于处理家庭储蓄有多么精密的安排，税收政策都将在平衡宏观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向赚得劳动券的人征税？在苏联式经济中，传统上大部分的税收收入是通过“流转税”取得的。通过这项税，国家使商品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所取得的价格有差异，而那差异就流入国库。这样的一种税与我们所提出的系统是不一致的，因为它将导致系统定价下的消费品的价格高于它们真正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们更赞成一种所得税；我们也建议国家适当地收取级差地租作为一种补充税。
社会主义所得税应该像什么样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一种累进所得税（在这种所得税体系中，那些有着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依据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税收负担。事实上，累进所得税被视为在资本主义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尽管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税收体系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仍然是具有争议的）。但如果正像我们已经提出的，个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么累进税所适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一种统一税也许是最公平的税收体系：每劳动力每月或每年征收一定量的劳动券。
统一的劳动券税率传达了如下的信息：每一个处于工作年龄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为共同体完成一个基本量的工作。与贡献的劳动相交换，人们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想要一个额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来获得消费品，他们将必须工作超过这个基本量的最小值。我们在工作时间上设置最大的灵活性，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他或她的工作时间，如果一个工人选择工作更长时间，那么他或她可以享用这带来的好处而不用交额外的所得税。
统一税也具有对于税收收入的可预测性较高的优点。从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人们赚了多少钱（在这个系统中，也就是人们选择工作多少），但从统一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仅仅取决于工人的数量。这种可预见性将对确定社会供给和积累有好处。假设计划者在社会劳动时间中除去个人消费后分配出x百万小时使用，那么统一税就可以被定在能够产生x-z百万劳动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万劳动券是预测的家庭净储蓄的水平③。
将这种统一税与英国绿党（Green Party）的提议相比较是有意义的。绿党的提议是，所有的公民，不论他们工作与否，都应该被付给社会保障收入。这个社保收入可能来自于普通税收，包括所得税。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提议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统一税可以被视作一种负的社会福利。绿党的建议是十分可行的，并且相较于现行制度中发放救济的好处有着更大的价值，它避免了声名狼藉的“贫困陷阱”④。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一社会保障收入的提议有两点批评。第一，它似乎暗示了对于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虑到一定有失业，绿党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它。我们不接受这个。我们主张一个经济能够在充分就业下运行。收入平等、充分就业和统一税的结合消除了“贫困陷阱”和抑制就业的因素，这比绿党的计划更有效。第二点批评是由于隐含的妨碍，社会保障收入系统需要一个高税率的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我们设想了一个零边际税率的所得税，结合灵活的工作时间，这保障了个人自己决定何时从额外时间的工作中获得的收益能与必须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绿党的计划——实际上允许人们选择过有补贴的懒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养懒人的大多数人劳动者所怨恨。
地租
我们参考其他系统的财权关系来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见第十四章）。这涉及到国家土地所有权。虽然我们不反对私人对于一部分住宅的所有权，但国家应保有对于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权。房屋拥有者应负有支付基于他们宅基地的可租用价值的租金。在这些情形下，某个买了一个房子的人只是买了那个建筑，为相似规模和装修标准的房子所支付的价格在伦敦和在布拉德福德一样。超过那个价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国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税，反映他们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适上的差异。这样的租金会对国家财政做出重要的贡献⑤。
如果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讨论的系统的税收中发挥宏观作用，显然它们需要能够被用劳动券来估值。但这样支付的劳动券租金会与劳动券只用来购买根据它们所含劳动量定价的劳动产品的一般原则不符。
消费税
在税收上的最后一点也许值得一提。我们已经说过，消费品总的来说应该根据它们所含的劳动量用劳动券定价。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一般来说是因为这些物品的过度消费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酒精、烟草等）——对某些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期限制它们的消费。除了取缔这样的商品以外，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希望实行相似的政策。注意，这不是一般的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是对选定的消费品的特殊的收费。
征税和积累
在西方经济体中，新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是分离的。私人部门的积累是公司自主决定的结果，并且主要是通过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资金，但有一部分通过金融机构再流通的储蓄会进入积累。传统上公共部门的积累是通过举债获得资金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情况恰恰相反。公共部门的积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流转税供给资金，而再流通的储蓄则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们也设想税收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附带条件是所有的税收水平必须由民主投票决定。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批评就是，关于增长率，以及因积累率的决定事实上是由一些政治精英做出的。这使得积累部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为避免这一点，有关多少比例的国家收入应被投入积累的备选方案应该被提交给公民投票。如果投资应占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过，那么然后国家就有权征税来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积累的资金还有其他来源——也就是，储蓄和租金——积累的全部成本将不会全部来自于税收，但不同的税收会为平衡社会预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注释
①这样的存款可能仍由类似于现有的存蓄法规限制，正式规定国家可以让储户等待资金，尽管如此正常情况下还是可以推迟。
②更值得商榷的是这种隐含的利息是否可以在消费者短期的储蓄中取得。留出的劳动券在这种储蓄中不会得到，在上面提到的方案中，使积累超过边际贡献。为了消除隐含的利息，必须使劳动券保持与劳动生产率相同的速率贬值。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回购一些可以产生消费信贷资金的存款，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利息，就有理由使得存蓄的劳动券不必要贬值。
③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对于挣得劳动券的人只征收统一税这一种税。实际上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开发更多的税源，如下面要讨论的地租。
④对生活福利发放的调查，收入低的人面临着很高的边际税率。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赚钱，你就有责任缴纳国民保险和所得税。这使得提高你的收入变得很困难，并且抑制了你工作的积极性。
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更充分的讨论租金，包括农业中支付的租金，见第十四章。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 翻译“顽执、中华
- 校对：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