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时期上海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1919 年 6 月 5 日－6 月 11 日），过去已有许多书刊作过介绍和评论，但对于这次罢工的名称、参加罢工的人数，以及对罢工评价问题，诸说不一。本文拟对上述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正于同行和读者。
一、名称问题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罢工，有各种各样的命名，大体上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用邓中夏同志的说法，称之为“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①有的称为“五四政治罢工”，②或称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大罢工”。③另一类则与“六三”运动相联系，称之为“六三爱国大罢工”，④或简称为‘六三大罢工”，⑤也有的称之为“六五罢工”或“六月罢工”，等等。总之是名目繁多，各有各的提法。 为了避免混乱，似有必要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何况这次大罢工已过去了将近 70 年，也该举行一次正式的命名了。 我建议采用“六三大罢工”这个名称，理由是：
（一）名符其实。众所周知，这次大罢工是在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这个新阶段才爆发的。6月3日以后，群众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变为工人阶级。这次大罢工是和六三运动紧密相联的，是六三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六三大罢工”这个名称，最符合当时运动发展的实际；正象 1925 年的“五卅总罢工”，最能体现五卅运动的精神实质一样。如果采用五四爱国罢工这类名称，则失之笼统，不足以反映运动的发展进程。
（二）言简意明。如前所述，“六三大罢工”既把这次罢工和六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已足以表明罢工的性质是爱国的政治罢工，自可省去“爱国”“政治”等用语，以免繁琐。至于“六五罢工”或“六月罢工”等名称，简则简矣，可是意义不明，因为它们只标明了时间，却没有直接与六三运动挂起钩来，所以它不宜采用。有人说，这次大罢工是六月五日爆发的，用“六三大罢工”这个名称，在时间上不是会引起误解吗？这确实是一个缺憾，但一个名称，只能从主要方面反映事物的实质，不可能面面俱到。例如，我们通常用的“二七大罢工”和“五卅总罢工”，也可能引起时间上的误解，因为前者是二月四日开始罢工的，后者则是六月二日实现总罢工的；但大家用惯了这些名称，没有人提出异议。既然如此，又何必苛求于”六三大罢工”这个名称呢？有人说，“五卅总罢工”是指五卅运动中的总同盟罢工，或五卅惨案总罢工，这样就不会引起误解了。我赞成这种解释，但愿对“六三大罢工”也作如是观，这样就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了。
以上算是“正名”。
二、罢工人数问题
六三大罢工究竟有多少人参加？历来缺乏准确的统计。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留给我们的是一笔糊涂帐。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不敢进行认真的全面的调查，只留下一些鸡零狗碎的材料。处在反动势力压迫下的革命者，亦没有条件进行周密的调查。应当感谢邓中夏同志，在他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估计数字。他说，参加大罢工的“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①解放后的各种书刊，大多沿用这个估计数。有一位美籍华人模棱两可地说： “有的人估计共有六万至七万名， 有的估计达九万名或更多。”②这些估计数的准确程度如何呢？
现将当时报刊记载的参加六三大罢工的上海工厂和交通运输工人按单位列表统计如下：
1、沪西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七、八、九厂等 15，000人
2、沪东日商上海纱厂第一、二、三厂 4，000 人
3、浦东日商日华纱厂全体工人 3，000 人
4、中外轮船公司全体海员 5，000 人
5、各轮船码头搬运工③ 20，000 人
6、沪宁、沪杭铁路（包括铁路总机厂）工人 5，000 人
7、英美烟厂全体工人 6，000 人
8、法商求新机器造船厂全体工人 3，000 人
9、英商祥生、耶松、瑞镕等船厂工人 3，000 人
10、官办江南造船厂工人 2，000 人
11、钢铁机器工人 5，000 人
12、英商、法商和华商电车工人 3，000 人
13、全市汽车司机 2，000 人
14、全市马车工人 2，000 人
15、印刷业（包括商务、中华、英商别发书房，海关、造册处等） 2，000 人
16、日商兴发荣机器厂及铃木洋行等 1，000 人
17、英美电话公司、工部局电气修理工等 1，000 人
18、美商奇异电灯厂、美孚和亚细亚油栈、慎昌和茂生洋行等 2，000 人
19、华章造纸厂、荣昌火柴厂、华昌盒片厂 1，000 人
20、大有榨滞厂、信通织布厂、锦华等丝厂 1，000 人
以上 20 项合计 86000 余人。如果除去码头工人 2 万之数（邓著漏列），其余 66000 基本上属于产业工人。单就参加大罢工的产业工人而言，邓中夏的估计数还是相当准确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中，除了产业工人这个主体外，还应当列入“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人员”。②手工业工人参加大罢工的，主要有：
1、漆业工人（当时全市漆匠有 13，500 人，报载全体罢工，可能夸大，只计半数）6，500 人
2、水木业五人（当时全市泥水匠、木匠有七万人，报载全体罢工，可能夸大，只计万人）10，0000 人
3、理发工人 （当时全市理发业有 24，000 人，参加罢工的只能算其零数）4，000 人
4、公共租界清道夫（当时清道夫约有五千人，参加罢工的至少半数）2，500 人
以上 4 项合计 23000 余人，连前共计 11 万人。这个数字证明参加大罢工的工人“达九万名或更多”的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写的《出卖上海滩》中，曾这样描述六三大罢工的声势： “十余万名工人都从湫隘的厂屋中拥了出来，高声喊着他们的口号”，看来这并非过分的夸张。
至于积极推动和坚持罢市斗争的广大店员，既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一部分，理应计入大罢工的总人数之内。事实上，罢市之起，除由于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和反映了中小商人的爱国愿望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各店店员的坚决行动。有些资本家不愿罢市，但“伙友均已外出，无人负此店务”，①只得关门停业。有些资本家想要开门营业，店员的回答是：“情愿于闭门期内扣除薪水，贴还伙食等费。”②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的资本家甚至勾结巡捕房，强令店员在 6 月 8 日开市，“各伙如有违扰者，立予开除”；但店员爱国心切，“宁愿牺牲现在职业，悉行反对”，③结果坚持了罢市。可见，如果没有广大商店职工坚持罢工，资本家的罢市是不可能坚持七天之久的。
最早把罢市店员纳入六三大罢工统计数字的，是 1959 年沈以行同志的一篇文章，④文中估计罢市店员约 3 万多人，连同罢工工人六七万，参加大罢工的总人数“在十万以上”。后来，在1963 年出版的丁守和同志等著的一本书中，则估计产业工人及码头工、清洁工“总数达六七万人，如果加上手工业工人、店员、苦力等当在十五万人以上”。⑤这个数字比沈文估计数又跨出了一大步，可惜没有具体说明参加罢工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各有多少，苦力又有多少（附带说明一下，城市苦力主要指码头工，前已估算参加罢工的为2 万人；另外的苦力如小车工、榻车工、肩运工等，查阅当时报纸，未见他们参加罢工的报导）？ 罢市店员究竟有多少呢？据《上海商业名录》（1918 年商务版）的记载，全市比较大的商行近万家，⑥不包括夫妻小店。每家平均以10 人计，总人数当在10 万之谱，除去各商行的店主和经理，店员至少有8 万人。⑦当时全市华界和租界各商店一律罢市，外商经营的商行也有一部分中国职工罢业（如英商礼查饭店和一些洋行），那末，估计有 7 万多商店职工参加罢市罢工，是不算夸大的。
综上所述，参加六三大罢工的上海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连同广大店员，总数共达 18 万余人，过去对大罢工人数的估算偏低了，这就不足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外反动派感到那样猛烈的震动。上海军阀当局在大罢工的第四天，就急电北京军阀政府请免三个卖国贼之职，电文惊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⑧淞沪警察厅长甚至狂叫“上海已发生二次义和团”，⑨后又密令侦缉“过激派”。⑩租界帝国主义者也像面对着地震一样，开始发觉建立在黄浦滩上的宝座摇摇欲倒了。
三、对罢工的评价问题
以上海六三大罢工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工人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革命能量，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个有力的打击，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几乎是各种书刊公认的看法。但对于这次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所占的地位，则有各种不同的评价。邓中夏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①解放初期出版的一些书刊，基本上沿用这种看法。至 1957 年，评价有了变化。丁守和同志等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来担负起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开始”，这时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摆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而走上了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②1963 年他进一步肯定：“五四时期的大罢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独立寻找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道路。”③1960年编印的《上海工人运动史稿》的评价更高，作者写道：六三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标志”，这时的“工人阶级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斗争英勇，后来居上……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将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的轨道转上了无产阶级的轨道”。④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一）首先从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来看。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新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数甚少，还没有来得及到工人中去宣传灌输马列主义；而没有这种灌输，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即使从街谈巷议中，有些工人能听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消息，那也只能使他们感觉到（不是认识到）压迫他们的长官和财东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开始抛弃盲目服从的态度，鼓起斗争的勇气；而真正发动斗争，则还需要直接的推动力。实际上，六三大罢工首先在日商纱厂爆发，是由青年学生热情的爱国宣传鼓动起来的。那年5 月间，承天、英华学校的学生就常去沪西小沙渡工厂区宣传演讲，讲的是朝鲜、印度亡国后的种种痛苦，吁请工人和学生一起齐心救国，抵制日货。而在北京六三事件发生后，有些学生立刻赶到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里，紧急呼吁工人一致行动，援救被捕学生，罢免卖国害民的曹、陆、章。内外棉五厂的工人，一想起日本厂主把他们当亡国奴一样虐待，就恨之入骨。他们在抵制日货时，己直觉地想到要停止制造日货。所以他们在6 月 5 日首先发动罢工，喊出的口号就是“罢工救国”，“不替仇人做工”。①
工人阶级在六三大罢工中反帝爱国的行动是坚决的，在某些方面已越出民族资产阶级所划定的范围，如日厂工人的打厂、冲厂，英、美、法等许多外商企业工人以至部分华厂工人的加入罢工等等。从这一点来讲，工人阶级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已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从资产阶级的指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了自觉性的萌芽。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既没有远大的斗争目标，也缺乏近期的斗争纲领。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例如英美烟厂 6000 余工人的罢工，在其开始也是受了学生爱国宣传的影响；他们决定罢工时，还向厂主表明并非反对英美，而是因为：“可怜学生被虐，可恨政治助桀，痛心国难，实无心工作。”②铁路工人代表说：“各工人之罢工，实因救国救民起见，其他毫无私意。目下各商界工界之罢市罢工是何命意，吾辈同人亦与同样命意，商人如肯开市，各同人亦肯上工开车。” ③海员朱宝庭等发动各轮船罢工时，打的旗号是“同胞救国”。④华南电车工人在民国路一带游行，各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救国”等字样。⑤可见罢工工人的指导思想并未越出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不少工人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6 月 12 日，内外棉厂近万工人决定坚持反日罢工，函请纱业公会在华商纱厂中安置工作，结果未成，工人才不得不回日厂上工。总之，六三大罢工虽然比以往的斗争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从政治思想上看，它只能说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高峰，开始带有自觉性的萌芽，但还不是自觉性的运动。
（二）再从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来看。不用说，当时还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连产业工人自发组织的阶级工会也没有出世。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在当时还是很新的阶级，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才壮大起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自己的新式工会组织，当时存在的组织有三种：
第一种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行会公所、同乡帮口以及秘密结社（青、洪帮等），这是普遍而大量存在的旧式组织。六三大罢工的爆发和扩大，往往是通过这些旧式组织发动起来的。如内外棉五厂工人和青年技术员在酝酿罢工时，就拉拢了摇纱间工头李凤池（湘北帮头目），得到他的支持；罢工后他就成为沪西纱厂工人的总代表，并被推举为工界全体大会 12位代表之一，名列榜首。①（此人不久被捕判徒刑 3 年，②后堕落为工贼）又如铜铁机器工人罢工，就是在铜匠公所讨论决定的，老板们主张再等几天，而工人一致赞成立即行动，于是 6 月9 日起一律罢工。
第二种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工界”团体，如上文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在五四运动期间相当活跃，他们企图影响工人依附于资产阶级，并利用工人的力量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这当然不是工人自己的团体，但工人因为缺乏组织，有时也去参加该会召集的工界大会。
第三种是介乎行帮与新式工会之间的一些团体，如 1918 年成立的均安水手公所，有会员 4000 余人，绝大部分是宁波人，虽带有同乡帮口的色彩，但却是水手朱宝庭等自己发起的组织，类似西方的水手工会，朱本人就担任公所的董事。此外，由轮船上的加油工和烧火工组织的焱盈社，还有轮船上的西崽（服务员）组织的联义社，都带有职业工会的性质。在当时，这些团体已是工人中最进步的组织。朱宝庭等人就是通过均安公所，联络了焱盈社和联义社，发动了五千海员的大罢工的。③
总之，当时工人群众还缺乏自己的阶级组织，最进步的组织如均安公所等，也只是阶级工会的萌芽。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说工人阶级已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呢？有人可能会说，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在共产党成立之后许多年，工人中还存在一些封建的旧式组织（同乡帮口，结拜兄弟或姐妹会等），共产党曾经通过这些组织去团结工人，甚至主动采用这些旧形式去组织工人，因此，不能以五四时期存在这些旧式组织为理由，而否定工人阶级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我认为，党成立以后有意识地去运用旧式组织，目的是为了团结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最后把旧组织改造成为新式的阶级组织；这和党成立以前，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阶级组织，从思想到行动都或多或少受这些旧式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是不能比拟的。与其说，这些旧式组织在六三斗争中曾起过一些作用；毋宁说，在斗争中暴露了这些旧式组织的缺点，因而工人们迫切需要自己的阶级组织，特别是自己的先锋队的领导。后来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
由上可见，六三大罢工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呈现出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转折期的复杂情景，应当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不应搬用现成的结论，然后再去找一些材料证明它。其实，有的作者引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段结论，也误解了原意。毛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①很明显，文中所说“五四运动以后”，是指五四爱国群众运动到中共成立以后这段时间；所说“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系指以中共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而中国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的，决不能理解为以六三大罢工为标志。因为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曾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②毛泽东后来还说：“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他明确指出： “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③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基本上与邓中夏的观点相吻合。不过，邓所说现代职工运动“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 ④系从 1920 年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成立算起，时间要早一年。从上海的情况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进行活动，是在 1920 年 5 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就开始的。8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即专门创办《劳动界》周刊，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还分派小组成员到机器工人、印刷工人、纺织工人中进行教育组织工作，先后组成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沪西纺织工会。但因共产主义小组人数少，活动范围小，又缺乏经验，成效不大，只能说是做了一些奠基工作，真正大力展开工人运动，组织产业工会，还是在 1921 年中共成立以后，即专门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真正成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以中共成立为标志，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中，中国社会里呈现出两股崭新的革命力量：一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力量，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一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六三大罢工为起点。经过了两年的相互吸引和结合，这两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于是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才奠定了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基础。如果过早地肯定工人阶级在六三大罢工时已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那就否定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否定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工作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而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离开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自发的工人运动最终必然会走到资产阶级指引的邪路上去。
注释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页。
② 胡华：《中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③ 丁守和等：《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④ 上海工人运动史编写组：《上海工人运动史稿》，1960年铅印本，第42页。
⑤ 李新等：《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
①《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8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57 页。
③ 据估计，当时各轮船码头工约有3万余人，轮船停就，参加罢工的码头工至少有2 万人。
① 当时上海机器业共有大小厂 2000 家，工人约 4 万，据报载参加罢工者有 1 万人，除江南造船厂等大厂已另列，各中、小厂至少有5000人。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横排本），第607页。
①《申报》，1919年6 月6日。
②《时事新报》，1919年6 月 9日。
③《时事新报》，1919年6 月 9日。
④《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载《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
⑤《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104页。
⑥ 据任建树等《五卅运动简史》第88页记载，参加五卅总罢市的公共租界内的商铺2 万家，约计20 万人，可见，五四时期有1万家商铺参加罢市，是较低的估算数。
⑦ 据《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93 页记载，1927年4月上海全市有店员272440人。可见， 1919年至少有8万店员，是最低的估算数。
⑧ 《申报》，1919年6 月10日。
⑨ 《民国日报》，1919年6 月 6日。
⑩ 《时报》，1919年7 月1日。
①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8页。
②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第111、153页。
③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105页。
④ 《上海工人运动史稿》铅印本，第42页、49页。
① 《上棉二厂厂史稿》，1965年油印本。
② 《新闻报》，1919年6 月9 日。
③ 《时报》，1919年6 月11日。
④ 参阅雷加著《海员宝庭》，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
⑤ 《新闻报》，1919年年6 月 9日。
① 《时期》，1919年6 月12日；《时事新报》，1919年6月14日。
② 《新闻报》，1919年6 月23、29日。
③ 参阅雷加著《海员朱宝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横排本），第6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横排本），第658页
③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④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4页。
- 原载《史林》1987年第4期，有删节。
- 作者: 姜沛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