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铁军

题记：

这里的农村贫困如此广泛而矛盾深刻到让人束手无策。
    
这里的农民反抗如此长期而斗争惨烈到让人难以描述。

……不可能有结论。我只不过是在短短9天的实地调研中不断反思：资源严重短缺与人口过度膨胀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拷贝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后果，实在值得中国人警醒。

无地则反──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之一

随笔1：空中断想

飞机越过南北走向的横断山，鸟瞰下去，但见那青色山梁在云海中如龙脊般游走，不由得让我心中感激上苍，因为这是我的祖国那人口稠密的西南地区得以分享从孟加拉湾爬上来的水汽的得天独厚之地。可过了横断山之后不久，当我终于可以凭窗远眺那在广袤云海之上若隐若现的、雄峻高耸、白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的时候，我却实在不能为其风光而陶醉，心中充满的，其实是难言的遗憾。因为恰恰就是由于这东西走向的大山之巍峨，弄得山前面的南亚次大陆动辄洪水滔天，山后面的中国大西北却长年赤地千里
 
……

如果说，这多少亿年前大陆板块纵横漂移的结果，造成今人的资源环境差异无法避免地演变为形成不同制度的约束条件；那么，近现代史上工业化国家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贪欲导致的国际战略的纵横捭阖，所造成的战乱频仍和不断发生的、无边无际的苦难，却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可能改变的。

……
    

一、引言：为什么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武装斗争

调查发展中国家农民武装斗争的想法，算起来已经有至少5年了。

那是在1998年，我正在针对中国20世纪第二次大面积发生农村高利贷狂潮问题做调研准备；当时各地汇总的个案情况尽管不全面，还是让人十分担忧。就在那年，我那位德高望重的导师找我谈话，要我写本有关历史上农民为什么变成暴民的书，意在告诫今人切莫忘记过去的教训。他还把鲁迅关于“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 的话，改了主语复述给我。诚然，我生性愚钝，实在也没有多想他老人家的实际意图，只知道师命不可违，于是便开始了对当代农民斗争的研究。可我从来就胆小怕事，不敢直接调研中国的农民反抗情况，于是利用这些年海外会议和讲学邀请比较多的条件，先做与中国的国情比较相似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武装反抗调研。先后去了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在东南亚、南亚和拉美都通过实地调研得到比较完整的材料。我想，进一步应该做的，是非洲的调研。

在2003年8月做了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界的恰帕斯山区原始丛林中的土著解放军的调研之后，我又于10月应邀访问德国，在从科隆到鲁尔那经历了无数战乱和经济转型痛苦的工业地区，忙里偷闲地游荡了个把星期，本意是想潜心体验古老欧洲资本主义腹地那种“凤凰涅磐”般的悲剧审美。期间，却偶然在一个城市的步行街上，遇到有人在为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做宣传，就便凑上去聊了几句，还拿了他们的传单，顺便在去柏林的火车上看，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正义、被压迫者反抗等传统左派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料价值，且与莱茵河沿岸那些飘逸着斑斓秋色、随处令人陶醉的欧陆风光相比，更觉得有天壤之别。然而，此后不久，忽然听说尼泊尔的游击队联合了印度北部的毛派和不丹的农民武装，声势壮大起来。于是便借去印度开会的机会，于2004年元旦起程，前往探访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搭界的比哈尔邦(Bihar)，和原来属于比哈尔、最近2年才划分开的查拉肯邦（Jharkand）。

出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方向大约600KM，乘飞机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北接尼泊尔、地处印度东北部的比哈尔邦。它之所以在国内外都有名，主要原因是两个看来似乎完全对立的因素：

其一是农民斗争。

比哈尔种姓制度仍然有明显影响，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不平等，长期以来这里不断发生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地是武器走私通道，当地土造枪支便宜到仅仅15个卢比一支（大约3－4美元）；这与普遍化的社会暴力犯罪相辅相成。曾经有过低种姓的整个村庄300多人被屠杀的事件。据报道，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两天，刚刚发生了一起比哈尔邦官方车队遭遇地雷袭击的情况，当地人说，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地主民团杀害了七个农民导致游击队的报复行为。

其二是佛教圣地。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出生于尼泊尔，得道于比哈尔，并且公元前5世纪就在恒河之阳的纳兰达（Nalanda）建立了佛教学院，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唐僧西天取经，目的地就是比哈尔邦的纳兰达，咱们那位玄奘和尚“留学”归国以后，把佛教经典翻译传播到中国和东亚国家，形成了亚洲以中国为主的传统文化博采众长的多元化特征。自从20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先后在这里援建了道路、寺庙等工程项目 ，使得比哈尔成为世界佛教徒和善男信女们朝圣的地方。
    
随笔2：德里印象

我来之前就知道，在印度不能着急，凡事“慢慢来”。那里航空公司的不正点大概也算是一个写照，对此，我也早就有所耳闻。因此，一月三日我们去比哈尔首府巴特那（Batna），没有出新德里就得知原定11：50起飞的飞机已经改为下午15：00 。随即决定转向，去德里老城看看。

德里是历代王朝的首都，到近代殖民地时期也是首都。英国统治者很难对人口密集的老城区进行改造，20个世纪初就在老德里的东南部设计了新德里的城市结构。至今新德里中心区欧洲风格的建筑还随处可见。据说，现在整个德里地区集中的人口已经达到两三千万。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地无序扩张，几乎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通病。

新德里有宽阔的大街，两边富人和官员的居住区大多是占地宽阔的别墅建筑。那些政府部门的大楼很气派也很现代，印度国父甘地及其成为领导人的后代都有占地很大的纪念馆和公园，那里也是树木繁茂、草地如茵。我们下榻的地方在宽广的“人民大道”旁边，当地人说，这条大街应该叫“统治人民大道”。从新德里去德里老城虽然不远，景象却截然不同。一进入老城地区，马上就有“摩肩接踵”之感。当你看见古老的“德里门”的时候，肯定已经被人流和车流阻塞得走不动了。在这样人口密集的老城搞城市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除了遇上农村赶大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黑鸦鸦地这么多的人，更没见过这么多的各色车辆混行，手推车、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轿车、巴士、卡车，见空就钻，似乎完全没有分道行驶等起码的交通规则，看上去可能也没有噪音和尾气限制，要不怎么满大街这么多喇叭长鸣、冒着黑烟的柴油车，弄得人满耳朵轰鸣，满鼻子充斥的都是废气的臭味。

偶尔也见到有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的岗亭边站着，嘴里叼着哨子，有的手里还拿根大约一米长的木棍，可那些趁乱行车的司机们似乎都没看见警察，照样挤在一起见缝插针地“钻行”着，每到十字路口都看到挤满的各种车辆行人混杂在一起，看来，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最先冲出去，也没有看见警察拦住哪个司机扣车罚款。我在中国开车已经33年了，在美国和欧洲也开过车，但在印度这里却不敢开车。因为看到如此交通，立刻有了技术太差的自知之明；也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印度经常有恶性交通事故发生。

老城更为狭窄街道上满是各色店铺，几乎没有人行道，马路上于是就塞满了人群，尘土飞扬的，让两侧的挂满电线和招牌的楼房有向中间倾倒的感觉。无论这里是否乱像丛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都在商海中按照消费主义的自由式在奋力游泳，却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显然的问题是人多，游泳池太小且太深，如果蛙泳，可能占的空间小些，浮在水面的可能性大些；如果只有自由泳这一种姿势，那每个人占的空间都要大，必然无序冲撞；很多人会被撞击、打压、呛水，甚至下沉。

无庸讳言，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下沉的，主要是农民。由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德里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有露宿街头的人，也当然有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和乞丐。一路上，只要车在路口停下来，就会有兜售各种小商品的人或者乞丐们围上来，做着要吃饭的姿势乞讨。早上，在我们住的人民大道饭店不远的新德里城区，一个印度教的供奉“猴王”的神庙门前，成群的乞丐和无家可归者等着善男信女布施面饼和甜茶。这里虽然没有冰雪天气，但夜里最低气温也仅仅4度，真不知道他们的夜晚怎么过的！我们看到乞丐们成群地围着几个小小的火堆，每当有人在庙宇周围的食品摊前买了食品，他们就会排队等着分发，即使没有警察也秩序井然。

我随机地问了所住国营旅馆的服务员，月收入在80美元左右。据当地人说，印度劳动力过剩、劳工平均收入不到100美元/月，一般家庭人口4－5人，妇女大多数不能外出打工，所以一个劳工的收入要养活全家。政府制定的贫困人口标准折合7美元/月，当地人认为，如果以饿不死为最低生活标准，每月大约5个美元就够了。

由此可见，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价低廉，如果把这个作为比较优势，印度比中国还要更有竞争优势。这一点，我在2003年6月去孟加拉国的时候 ，就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有关外资为什么不去比中国更民主、更市场化的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原因分析，在我回来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提出了。
    

二、比哈尔：资源丰富与普遍贫困

喜玛拉雅山之阳，是那个以宫廷政变和游击战争而闻名于世的尼泊尔,再向南，就是印度的比哈尔邦。飞往比哈尔的途中，伴着高山白云之间的浮想，我随手翻阅了一本留美印度学者写的关于比哈尔的书，很多篇幅列举种姓制度、贫富差别和文盲比例，以及暴力犯罪的严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后面附注中各种图表数据表明，地处恒河平原的比哈尔 雨热同季，物产丰饶。与印度国内其他邦相比，比哈尔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排序都名列前茅，但贫困和文盲人口也都位列第一。

边读书边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源比较丰富的比哈尔却属于极端贫困地区？

后来在调研中得知，比哈尔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5%，其中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中32%是无地农民和佃农。也有人说，当地无地农民至少占人口的20%，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大约20%。按照农业工会掌握的数据，该邦有大量可分配的土地，至少可以供7万户、50万人满足温饱。其一是当年印度国父甘地动员地主捐献出来的200万英亩；其二是河滩和荒地200万英亩；其三是寺庙占有的50万英亩；其四是在法律诉讼中的土地，这里的土地诉讼数量庞大到数以万计，时间漫长到以10年计算，进入诉讼程序的土地由于所有权不明确谁都不能耕种，等于“依法撂荒” 。

最近30年的变化是，地主数量及其占有土地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这倒与我做中国百年农村制度变迁得出的趋势相似。

最近两年，原来比哈尔矿产资源最丰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南部分出去成立了查拉肯邦以后，比哈尔几乎变成了纯农业地区，大型国营企业原来有两个，化肥厂倒闭以后只剩下一个石化企业；但这里没有油井，原油需要从外地输入，运输成本高效益自然不好，现在也正在搞私有化。

其实，在没有把工业资源分出去之前比哈尔也属于贫困地区，那是因为工业和矿产资源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际上也是垄断资本集团占有。中央与地方在工业和矿产资源的收益上基本上按照“二八开”分配，亦即地方政府仅占两成。生活在当地的8千万民众、尤其是贫困农村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分享国家工业化收益的可能。

当然，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的普遍规律。
    

三、农村调查纪实

在比哈尔（包括刚刚分出去的查拉肯）邦 ，被毛派武装实际控制的地区主要是山区个半山区，政府已经不能在那里的大部分乡镇和村庄真正行使权力。但在平原地区和城市周围，毛派的武装力量比较小。我们在那一带驱车数百公里，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并没有不安全感。

虽然没有机会访问处于地下状态的毛派武装斗争组织的领导人，但当地有人说，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们了，也许你已经跟他们交流过了；他们就在我访问的5个村庄所接触的农民群众之中。是的，在那些村里，一个有调研经验的人能够感到，在大批聚集的农民之间有人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作用。最近，这一带数以千计的农民被MCC组织起来，从四里八乡悄悄地集中到一个分区（Block）的集市，一声口哨便突然暴动，夺了当地警察的武器。

我在调研中了解到，毛派地下武装的斗争策略很有特点：

他们斗争地主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胁，迫使地主减少应收租子的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外一半分给穷人。这等于在实行类似“二五减租”的同时，让佃户和穷人都得到革命的实惠。至于那些地主过去据以横行霸道的私人武装，也被迫向他们交出武器。这是他们得到群众拥护并且能够在农村形成实际控制的重要原因。

他们斗争贪官污吏的方式是首先在群众中了解官吏的劣迹，然后以武力迫使官吏交出贪污所得的25－30%，大部分救济贫苦农民，少部分用于地下武装的开支。此外还对工程项目和工商企业征收10%的“税费”。这是那些贪官污吏不能在毛派地区行使权力的重要原因。

他们治理地方的方式是建立“人民法庭”，绝对不是按照国家的正式法律，而是按照农村社会的传统约束来公审各种犯罪。例如，qiangjian犯会被游街，杀人犯会被砍头。虽然这属于严刑苛法之列，但对缺乏起码的“治理”能力的地区而言，却实在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在其他地区非常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毛派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因为地下农民武装中就有很多苦大仇深的妇女参加，这些“喜儿”们有了武器，在“人民法庭”的审判时往往会成群地发挥极大的威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点，在农村座谈中几乎无人表示与事实不符。

另外一个重要的环境条件是，印度法律规定正规军只能对外，国内安全事物完全由警察处理。比哈尔的财政状况差，沿途所见警察很少，装备也很一般。看来难以对付地下状态的农民武装。

由于比哈尔60－80年代确有占地超过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现在仍然有占地超过两千英亩的地主。而且，直到70年代封建性质的高级种姓地主还行使对农民的“初夜权” 。因此，当地的主要矛盾被所有左翼政党共识为地主压迫农民，从事议会政治的CPI、CPIM和CPIMLL等政党无论各自政见如何、从事NGO运动的各种组织无论目标如何，大都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和组织贫苦群众，与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由此，我们得以在搞扫盲运动的NGO组织的带领下，访问了5个村庄。

农村个案：2004年1月8日，拉扎普村Razzaqput调查。

这是个4千多口人的大村，也是乡级政府的所在地，设有警察所和学校。村外的田野上间或有牛耕的吆喝声，尘土飞扬的村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有各种店铺，大多数农民家庭住的是草房,穷得家徒四壁，很多住户的墙上和树上贴着牛粪饼（晒干用作燃料），农妇在昏暗的农舍中使用古老的石臼椿米。粗粗看去，大约 1/3的农户有砖房，少数农户有摩托车或拖拉机。

村长带我们去看过去大地主的豪宅，这些有欧式门廊和罗马柱的、带有大院子的大房子们错落着集中在村子的东边，现在已经被乡级公共部门如警察所、学校和电视接收站等占用。其中那个曾经拥有上万英亩土地的最大地主的宅院在村子里大片低矮的民房之间虽仍然不失当年之威严气势，但如今中心庭院和其他住房亦然是荒草萋萋、一片破败景象，仅东南一角成了警察所的厨房。面对此情此景，由不得产生“大户箫疏鬼唱歌”之感。

接待我们的年轻村长辛哈（Singh）长得人高马大，满脸剃得发青的络腮胡子，头戴黑色羊皮帽，带我们去的人说，他是个“烈士子弟”，他的父兄就是在农民与本村大地主斗争的年代被杀害的。

该村地主叫普拉萨德（Ayodhyl Prasad）周围4个村都有他的地；原来大约有2000佃农为他干活。20世纪70年代印共（CPI）在这里发动群众与地主开展合法斗争，3000农民组织起来，依据国家法律把该村地主超过25英亩的土地强行占领之后，按照人口分配。地主私人武装虽然杀害了几个农民积极分子；但架不住农民人多势众，最后不得不放弃土地，举家迁走。

农民夺取土地后在印共领导下加入合作社，从政府取得6厘利率的农业贷款，加3厘转贷给农民；同时还经营种子、化肥等购销业务。20多年过去，这里虽然人口增加了上千，但年轻人大多数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日子还过得下去。陪同我们访问的比哈尔农业工会主席、印共州委委员特别强调，之所以至今没有农户破产，也没有再产生新的地主，主要是得益于合作社的支持。

##党争之乱──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之二

……南亚次大陆板块从非洲漂开，被地火愤怒地烧灼着，拼力撞向亚洲大陆；地壳于是痛苦地褶皱隆起，堆出了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可这半岛形的板块毕竟不敌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造山运动耗尽了全力，便顺势从喜玛拉雅山南坡缓缓滑下来，形成了宽大的恒河河谷地带……这儿，就是比哈尔。
    

一、随笔：路难行

北部与尼泊尔交界的比哈尔邦原有8千万人口，可首府巴特那（Patna）却规模不大，而且几乎看不到有高楼大厦和CBD（中央商业区）。城里街道狭窄，50万辆三轮车与各种汽车和摩托车把市区交通拥挤得混乱不堪；麇集着乱拱的猪、牛和野狗的垃圾堆随处可见。乍看上去，很像8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的县城。以我这些年的国内外调研经验，可以形成这里政府财政相对比较匮乏、地方治理能力相对低下的初步印象。

不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差，我们所到之处的道路都严重破损，各种载重车辆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扭秧歌似地蛇行，会车的时候往往在迎面相撞的一刹那才猛然让开，尤其是晚上会车时，几乎没有哪个司机使用近光，刺目的大灯晃得人眼花缭乱。因此，这一带的交通事故多也是有名的。我们在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载重卡车出事故导致的狭窄道路上的大塞车，开始我还对着那些车顶上爬满了人的破旧巴士和车子外面“挂着”人的吉普的士猛劲拍照，很快也就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

同行的当地人告诉我，那些冒着危险挤在车顶上的是低种姓的群众，或者是被定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在印度，根本就不用谁去明确规定，也不用下命令，他们会习惯地爬到车顶上去。这对于如何形成“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判断而言，确有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

结束北方地区的农村调查后，我到古老的高原城市浦纳（Pune）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开会的地点就是占地宽广，建筑现代，红花绿草环抱的“中央道路与交通研究所”，从比哈尔那个把星期的旅途颠簸，突然进入这种优雅的“道路科学研究”的现代化环境之中，多少觉得有点讽刺意味。
    

二、农民运动的相关政治背景与问题分析

一般农业地区的财政都不可能有实力搞公共工程，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更何况印度与中国差不多也是6级行政：中央、邦、地区、分区、乡镇、村，层次如此多的政府结构，必然制度成本太高，行政效率低下。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央地方关系特别复杂，各邦相对自治，各级议会都搞竞选，党派斗争旷日持久，社会“政治化”程度过分发展。这一点，则是除中国之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带来的普遍问题。由于没有考虑西方建立“现代治理”的高昂成本，往往是越照搬就越搞不好，越搞不好就越照搬。如此，必然是恶性循环。所谓“糟政府，烂社会”的问题比比皆是。

**资料1：**印度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人（Chief Election Commission）林多兹（J.M. Lyngdohz）在他于2004年元旦前发表的声明中振聋发聩地指出：“政客们就像是社会的癌症”(Politicians are like a cancer of society)……
    

采访笔记之一：突访印度工业部长和比哈尔邦的人民党书记

1月7日那天，我们住在比哈尔邦的巴古萨拉地区（Bagusarai）那个唯一的大型石化企业的招待所里 ，正赶上全邦大罢工。下午回来看见招待所有不少武装警察，以为是罢工导致冲突；过去一问才知道，是印度中央政府的工业部长来了。

一进了食堂，陪同我们访问的NGO朋友在那些看上去像官员的人们旁边似乎少了平日的欢声笑语。我觉得气氛不大对头，就过去问：有说英文的吗？有个中年人搭腔，说他是比哈尔邦人民党（BJB）的书记，他旁边坐的是人民党中央来的副主席 。

我告诉他我是中国的记者，接着便问，如果你能够用一句话概括，那么，比哈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他答得很干脆，“秩序”；接着又补充说，“秩序和法律”。

我问，怎么理解？

他说，比哈尔现在执政的社会主义党（PJD）没有执行法律和恢复秩序的能力。只要人民党上台，一切都会变好。

我问，据说这里的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农民贫困比例很大，各种反抗斗争不断，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怎么建立秩序？

他断然否认此地还有大地主，反复强调的，主要是人民党在中央是执政党，但在本邦还是在野党。经他介绍，我去工业部长住的房间采访。

部长名叫塔库（C.P.Thakur）， 文质彬彬地带着眼镜，英语很流利，也显得很平易近人，没有从政之前据说是个大学的教师。他正在准备吃晚饭，两个侍者在默默地端盘布菜，另外两个可能是秘书和警卫员的人在门口旁边肃立着。

我一落座便直截了当地开口：

“我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向你提的问题很简单。这些天，我走了不少地方，初步的印象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和农村广泛贫困。请问，我的印象对吗”？

部长的回答比刚才那位书记更明确，也更具体：

“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比哈尔还是个在全国比较起来算是富裕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则明显地不如过去，因此你看到的情况确是事实。不发达如果加上不良治理，那就等于恶性循环。我们当然很了解这里存在的困难，（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比哈尔邦解决困难，甚至可以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邦的执政党不能与中央政府有效地协调关系。该党的领袖拉鲁（Laluprasad Yadav）因为遭到贪污指控，虽然离开邦政府首脑的位置到国会当议员去了，继任的却是他的妻子，拉鲁家族的这种统治，几乎类似于黑社会”……

让我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廉政的邦政府首脑可以到国会去当议员？也许这是选举的结果吧；暂且按下不讨论。因为，我当时脑子里迅速生成的反应是，比哈尔邦如果不能完全按照人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的安排行事，中央政府也难以实际地援助比哈尔邦。看来，除非更换比哈尔的执政党，否则这个农业为主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

当时没有搞清楚，或者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如果下次中央政府不再是人民党执政了呢？政党更替是否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如果是，当然很明显地不利于国计民生。

接下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据我沿途所见，这里的自然资源条件很好，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农村却处于普遍的贫困状态，是否因为土地占有关系不平等，大地主占地导致无地农民太多的缘故”？

这个问题似乎让部长不大高兴。他当即回答：没有地主。按照国家的法律，最高的土地占有规模不能超过25英亩 。

我继续追问：“可我已经去了几个村庄，农民告诉我，他们那里确实还有占地超过100英亩甚至200英亩的地主”……
 
“没有地主”。

部长断然否认。我只好告别 。

**资料2：**印度共产党（CPI）和印共马列主义派（CPIM）轮流执政的克拉拉邦，是印度人民科学运动（KSSP）广泛开展的地方。那里最近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CPIM对其发起并领导人民科学运动的老党员MP的批判，甚至有人指称KSSP的这些农村教育项目有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就是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据了解，这种党内斗争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相当复杂。
    

采访笔记之二：与印度共产党和印共马列主义派等干部的座谈述要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为中苏大论战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在印度有直接影响。印共随之分裂为多个派别。亲苏派仍然保留CPI的名称；认同苏联提出的革命性质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这与国情不符，印度的全部军工教人员仅占劳动力的10%，真正的产业工人只有3%，70%以上是农村人口。因此，亲中共的印共马列主义派（CPIM）从印度共产党中独立出来，明确印度的社会性质是毛泽东分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要应该开展农民为主的土地革命，并且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典“毛主义道路”。同期的经济背景是，尼赫鲁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的需求而与苏联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引进了苏式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既为CPI留下了一定的政治空间，也使得印共形成了只能跟从苏联指导的特性。

我这样年龄的人还记得，60－70年代中国大力支援世界革命的时候，国内曾经在1967年报道过反映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纳萨尔巴里的春天”和大吉岭的游击队，也记得当年印共马列主义派的领导人查鲁马宗达的名字。据说当时武装警察出动镇压，杀害了包括儿童在内的13个农村群众，镇压结果适得其返，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大批加入左翼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但是，查鲁马宗达后来越来越背离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原则，搞极端化的城市武装斗争，再加上中国出现“林彪事件”，导致CPIM内部发生斗争，进一步分裂为十多个小党派，有的甚至以“保卫林彪”命名。后来，其中的主要部分继续保留CPIM的组织名称，但在 1971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镇压下很多人被杀、数百人被捕，加上党内斗争，CPIM受到重大损失。1974年以后虽然几度起义，最终还是在80年代放弃武装斗争，逐步发展成为议会左翼政党中比较有实力的一个，并且先后在加尔各答和克拉拉邦多次成为执政党。CPIM放弃以后，还有印共马列解放派（CPIMLL）等坚持武装斗争到90年代。

在比哈尔邦，当前仍然在农村地区坚持从事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的，主要有“毛派共产主义中心（MCC）”和“人民战争组（PWG）”。近年来的最新动向是，MCC和PWG于2003年合并，并与尼泊尔和不丹的毛派游击队形成互动，遂成为领导比哈尔农民武装斗争的主力。据有关报道，印度情报机构认为，从尼泊尔到比哈尔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毛派游击走廊” 。其他消息来源则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实际上不可能构成什么“走廊”。因为，现在的毛派与过去最大不同，是他们主要活跃在已经被完全边缘化的山区农村和土著部落民集中的地区。

在与左翼各派的多次座谈中，走议会道路的左派政党的干部不断指责搞武装斗争的毛派政党自相残杀，也有个别地方党的高级干部认为，毛派武装力量是为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服务的；还有关于毛派的武器主要是中国和北朝鲜制造并走私进来的说法。每次对这些显然带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各种说法的人问“证据何在”的时候，他们也都只能回答是“听说”的。问题是，各种听说的不胫而走，很有可能成为党同伐异的宣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