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5日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刊登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题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的报告，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作者还认为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而不是新凯恩斯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力量的壮大才能真正改变社会。下面摘译其报告的第五部分如下。
1992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退出了议事日程？即使不是永远退出的话，至少也是在可见的未来？
或者相反，这一回升是把新的紧张和矛盾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些新的紧张和矛盾正在为一个新的政治剧变和革命斗争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客观的基础？
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并不排除社会革命的发生。相反，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复苏期的末尾到来的。伯恩施坦在这一发展过程的初期就注意到了经济的变化，并认为在这种情势下革命已经不再具有合法性、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才能实现。这种看法是何等地荒谬！
而几乎导致社会革命的1968年至1975年的工人运动高潮也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复苏期之后到来的。正如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当马尔库塞等左翼理论家宣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完全融入资本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能承担革命主体角色时，革命却爆发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我们这里的任务并不是为了夸夸其谈，或者仅仅是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是要对已经发生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作出冷静的估计，研究这些变化所指的方向，并为这些变化将要引起的政治发展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在分析社会主义前景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平衡，又破坏了这一平衡，然后为了能再次破坏又重建起了平衡。其中有三个关键因素：经济过程、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三个因素，但同时要牢记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经济领域的不平衡
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15年的通货膨胀已经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形势：一方面是某些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建立在不稳固基础之上的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美国依然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统一市场，其不断增加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需要吸纳世界其他地区储蓄总额的75％才能维持。在过去的15年间（如果回溯到1987年股票市场崩溃时就是20年间），美国经济依靠不断制造出的一系列资产泡沫才得以维系。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金融体系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的阶段。
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由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所推动的结构调整，已经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面貌。
美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首先是和它在工业上的统治地位相联系的。但是到了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加起来已经达到了20％。
凯文·菲利普斯在《美国神权》一书中这样写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部门利润突然超过了制造业部门的利润，此后的增势更加明显。2004年，金融部门的利润已经占到总利润的40％。金融部门所占的股市资本份额当年达到了1／4，而这一份额在1980年仅为6％，1990年为11％。这一重大改变可以和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后数十年间钢铁和铁路的出现以及钢铁业取代农业相提并论。”
美国经济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取得优势地位，而是关系到金融体系自身运转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二战”之后的繁荣期，美国金融资本取得利润的主要形式是向工业和其他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以及按照3－6模式（即家庭存款利息3％、家庭贷款利息6％。——译者注）发放家庭贷款。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金融资本对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直接对应关系。而现在却是完全不同的机制。金融资本的利润是在金融市场中通过资产净值的改变取得的，因此，金融资本的利润似乎并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改变呢？简言之，就是20世纪70年代利润率的下降和80年代经济复苏的失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不仅带来了工业结构的变迁和对工人阶级的攻势，也带来了金融资本的重新调整。
最近的一个研究概括了这一转变过程：“随着美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的下降，先前的规定——即银行只能吸收存款和发放短期贷款——开始出现松动，允许资本市场活动进入较大的领域，尤其是银行下属机构的设立，这些机构先前是不允许介入资本市场活动的。”
作者解释道，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第20条限制了这些市场活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限制就被打破了。
“因此，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危机之后的银行系统就主要不再为商业贷款服务，也不再依靠净利差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而是建立在职业式证券或股票交易专柜获取利润的能力……以及依靠下属机构获取酬金和佣金收入的能力的基础之上。”
“这种银行系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运行规则，比如现在所熟知的‘放款加转销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银行追求原始资产酬金和佣金收入的最大化，通过资产负债表外的下属机构来管理这些资产，并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来承销原始证券并提供相应服务。”
在“放款加转销模式”中，放款的数量取决于转销债务的能力，也就是取决于金融市场对证券化贷款的需求。在低利率政策下，由于存在着来自金融市场对新的、风险更大的借贷的压力，这种需求会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
对这种模式至关重要的低利率政策则有赖于持续的低通胀，即便是在信贷扩张的形势之下。这种持续的低通胀随着中国、印度和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苏联东欧地区被整合进世界市场而成为可能。
但目前的一些迹象清楚地表明这种低通胀政策正在走向终结，这给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时惯用的办法是降低利率和炒热金融市场。但是目前持续的通货膨胀使这些措施变得不再奏效。
一方面，正如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元月10号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美联储已做好任何必要的准备来应对经济衰退；但另一方面，随着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任何“通货膨胀率上扬的预期”都会使“今后维持价格稳定的任务复杂化，并降低中央银行在应对经济增长不足中的政策灵活性”。
这并不是一个短时期的问题。格林斯潘在他最近出版的自传中说道，在他的任期内，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融人入世界市场所产生的通缩性效应使他不必担心减息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其后的一次采访中他又说，他的后继者却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成本和通胀的压力将会不可避免地开始上升。
显然，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趋向于打破过去一个时期相对平衡的重要因素。货币政策的困难很可能就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过去15年来通过降低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所维持的利润率的上升已经开始回缩，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已接近尾声。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失衡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复苏从2000年就开始转变为一种经济的急剧增长，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十分动荡和不稳定的过程。
中、俄等国的崛起，正在打破“二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旧的平衡，这正如德、日、美在19世纪末的崛起打破了更早前由大英帝国所建立起来的平衡一样。那次平衡被打破的结果是持续了30年的战争，直到1945年，一个新的国际平衡才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这一新的平衡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威慑之上，而首先是建立在它的经济霸权之上。但是今天，美国的这种经济霸权走向了衰落。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回落到了1940年的水平，这一令人吃惊的统计数据就说明了这点。
目前，美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逆转它在经济上的衰落趋势，并试图维持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美国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伊拉克只是全球冲突中一个最为血腥的前线。从北极到中东、中亚、非洲、东欧和巴尔干，到处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爆发点。
回顾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30年动荡期后的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而目前美国资本主义在新旧权力挑战下的经济衰退也是国际关系中最具引爆性的因素。
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5年前，七国集团约占世界经济（名义数据）的70％，而目前占到65％，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仅占43％。
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失衡
现在让我们转入对阶级平衡问题的分析。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社会生活中，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美国的研究数据是最清楚和最准确的，但这些数据并不是美国的特例，而是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发展过程。
正如大卫·诺斯在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的一次集会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巴德大学列维经济学院的爱德华·沃尔夫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证实了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一些数据显示了社会的高度分层化。在美国，处于金字塔顶端最富有的回％的人掌握着34.3％的家庭净资产，其次的4％的人掌握着24.6％的资产，再次的5％的人掌握着12.3％的资产。总而言之，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着将近71％的国民家庭资产，其次的10％的人掌握着13.4％的资产，而处于金字塔底层最贫困的80％的美国家庭仅占总资产的15.3％。而处于最底层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这种阶层化就更为明显。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据报告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l％。”
“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
在大卫·诺斯的研究中，还有另外一些数据也说明了这一发展过程。本世纪初见证了美国家庭债务的激增。中等家庭资产从2001年到2004年共下降了0.7％。而以前这只是在经济衰退时才发生。中等家庭除去房屋净值外的资产（总资产减去房屋净值）从2001年到2004年下降了27％。中等家庭的收入从2000年到2003年下降了约7％。
从较长时期来看，在1983年至2004年期间，最贫困的40％的人的人均财富下降了59％。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资产净值增长总额的35％，占到除房屋净值外家庭资产增长总额的42％以及收入增长总额的33％。对于居于第三个五分之一的中等家庭资产，其债务对收入比率从2001年的100.3激增至2004年的141.2，而债务资产比率则从31.7激增至61.6，增加了近一倍。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成为了一种核心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财富被转移并拉大了收入水平。这种机制有赖于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也加快了资产净值的增长和金融交易带来的巨额利润的积累。而低利率政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中国等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被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通缩性效应的结果。
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的每个地方，社会不平等的增长和直接得益于“自由市场”扩张的那个社会阶层之间有密切关系。
正如大卫·诺斯在《屠杀之后：巴尔干战争的政治教训》一书概要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个阶层，它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一社会阶层并不是布什政府时期的产物。它的诞生要更为久远。
在1999年4月美国轰炸塞尔维亚的前夕，克林顿曾论及美国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这样说道：“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牢固的经济关系，那么，欧洲就是一个关键……这就是科索沃事件的全部意义所在。”
《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得更为露骨：“如果没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就不会起作用；没有制造出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也就没有麦当劳的兴隆。为了硅谷科技而保障世界和平的那个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美国的军事护卫，也就没有美国在线。”
新凯恩斯主义不足恃
我们以上所概括的客观发展过程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转向奠定了基础。所有历史的和客观的发展都指向了一个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但是，当前西方“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却大多主张和呼唤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对马克思主义左翼把工人阶级看作历史变革主体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惟一载体就会忽视女权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左翼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片面认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哈维认为，这正是战后繁荣期结束之后工人运动发生逆转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哈维宣称他发现问题的地方，而是在于1968年至1975年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及其对革命的背叛，正是这一背叛为资产阶级过去30年的进攻敞开了大门。
哈维的分析使人联想起了马尔库塞早期的一些相似观点。正当全球资本主义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的特征是：无论做哪种工作，总是和产品相分离并赚取工资）时，马尔库塞却坚持认为工人运动要转向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形式。
哈维把工会围绕工资的斗争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转向。事实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这种观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只能在消除一切压迫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
这只需重温一下列宁的相关论述。他指出，革命领导应该像“人民的代言人”那样去战斗，应该“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64—365页。——译者注）。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运动应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即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遗留给人类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哈维所设想的能够替代工人阶级斗争的方案又是什么呢？他在指明美国军国主义的高涨是其保持全球统治地位的最后尝试之后，这样写道：“尽管这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惟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推行某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新政’。这意味着要把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重新沿着干预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路线构建国家权力，遏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对支配着国际贸易和媒体上看到、读到和听到的一切的垄断组织（尤其是军工复合体的凶恶势力）实行分权管理和民主监督。其结果就是回到一个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最好是通过考茨基多年前曾设想的资本主义权力的国际联合来达成。”
金融资本的掠夺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教义的破坏，已经产生了许许多多要求回归调节的呼声。
用其中一个作者迪尔克森斯的话来讲，目前已经到了全力支持和要求“看得见的手”回归的时候了，但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这显然是不够的），而是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了制定全球社会契约和建设一个人人居有其所的世界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为了人民的生活，用看得见的手来控制、组织和重建市场关系的时候了。”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列维，虽然引用马克思的理论，但是其政治方向是改良主义的。他们坚持认为，20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证明了“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即对整体经济形势和金融机构的掌控一定不能落在私人的手中，即金融寡头的手中”。
杜梅尼尔和列维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和当代问题的看法是非常切合实际的。遗憾的是数十年来的政治环境没有能够阻止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在社会联合背景下的替代性政策（一种不同的危机管理方法）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他的一些人如纽约大学的帕尼奇、金丁和《社会主义年鉴》也都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美国的帝国主义远没有走向衰落，而是能够容纳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出现的危机。他们这样写道：“在中国、北美和其他任何地方，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困难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采用颠覆资本主义的战斗方式显然不在议事日程。
内奥米·克莱因是一个激进的加拿大作者，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休克教条》的书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最核心和最珍贵的官方诉求的挑战，这一诉求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产生于对自由的追求，自由市场和民主齐头并进。”她认为这种“被右翼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所谓的芝加哥学派所拥护的“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却是“诞生于最残酷的高压政治对整体国民和无数个体的打击之中”。
但是克莱因并不认为“所有形式的市场经济社会天生就是暴力的”。她这样写道：“没有如此残酷和意识形态如此整齐划一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是能够存在这样一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它具有免费的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它的大部分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它要求公司依法付给工人较高工资并尊重工会的权利；它对财富实行再分配从而抑制不平等的加剧。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曾明确提出了这种混合性、调节性的经济政策，这一革命性的政策产生了罗斯福新政和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正是弗里德曼所要颠覆的相互制衡体系在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里系统地解体了。”
在一次对她的采访中，克莱因明确提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主张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混合经济”。
但是没有比这样的观点更不现实的了：即认为倒转历史车轮再重新制造出一个21世纪版本的战后繁荣是可能的。
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战后繁荣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而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繁荣与“二战”期间的暴力破坏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变化相联系。随着这一战后繁荣的结束（这是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各种调节措施并没有能够减轻随之而来的危机。相反，在某些方面这些调节措施反而加重了危机，并产生了中产阶级对工人运动发动攻势的社会基础。
其次，即使能够沿着克莱因和其他凯恩斯主义拥护者的路线来发动一场大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一路线也将会很快与居于牢固地位的统治阶级精英相冲突，他们必定会使用各种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这一政策的支持者宣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因而反对那些在对抗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斗争中动员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那些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觉悟而战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这些现实主义者所遵循的正是150多年前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激进分子的路线。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研究客观过程和客观发展并从研究中得出必需的政治纲领，而是设计出一套对自己来说最便利和最轻松的方案，然后宣称这些方案具有普适性。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经济的重组是相互联系的。对客观经济发展过程和趋势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动员工人阶级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日益深化的危机和避免灾难性的结局。
- 作者：尼克·比姆斯
- 翻译：范春燕
-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