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 随着经济危机影响愈发深入，工人运动在全球复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最成熟的欧洲，还是中印等新兴工业国，工人阶级都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地起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主流政治的某些变化也是对这一工人运动趋势的反映，比如新当选英国的工党新党首就是党内的“极左派”，而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就中国而言，珠三角在去年和今年都爆发了参与人数较多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罢工事件，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新方向。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左翼中有些人却在大肆贬低工人经济斗争的意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甚至在某国罢工时，公然站在资本家政府一方。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非常有害。因此，本站特地从中马文库上转载这篇马克思评论劳资经济斗争的文章，以正本清源。

马克思认为，劳资经济斗争是有用的，但是它只是治标，效果不持久。只有把劳资的经济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对整个剥削制度的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工人阶级的痛苦。但是，如果因此就反对劳资经济斗争，工人就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从而“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群众是历史变革的主力，因此格外重视能够锻炼和组织群众的历史活动。对于群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某种抽象的标准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中国新工人（农民工）的经济斗争，虽然比较初级，其意义却不容低估。全球最新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开始走向联合，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必然会深刻地撼动资本主义（至少是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关注、帮助以及投入现实的斗争，推动运动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发展，竭力促进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及其结果[1]

马克思

（1865年5月底—6月27日）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它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来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衍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限界。在反雅各布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 [2] 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个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内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率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的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英国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它各国一样，它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这种干涉是永远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绝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文明古国。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也许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十一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它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村人口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古老国家迟早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一种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愈来愈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当．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最近二十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德．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用于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500用于机器和原料等，只有100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少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役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去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3] 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

2、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起这个水平。

3、工联[4]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注释


[1] 本文选自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此报告共分14节，这里收录的是最后一节。

[2] 济贫法最初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以后不断修改。表面上由教区征收济贫税「救济」贫民，实际上是剥削阶级「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

[3] 对此一口号的详细讨论，请参考本书第54页。

[4] 工联指英国职工联合会，它是按行业组成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工联领导奉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阶级调和，拒绝政治斗争，宣扬以和平方式和协议精神解决劳资纠纷，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狭隘的、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经济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工联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9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