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 某些人看到直接否定党的阶级性不得人心，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们企图通过论证“社会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经典定义”的无产阶级）已经“被机器取代”，于是必须放弃“社会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代之以“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共同体”，最后达到证明党不得不与“经典定义”的无产阶级脱钩的目的。为了让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变得不合时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自己编造一套“不合时宜”的无产阶级定义。所以，某些人就炮制了所谓‘四位一体’的经典定义”。什么叫“四位一体”呢？就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做一天工，得一天的生活费用）、体力劳动、生产性活动。”并且，“这种定义实际是建立在马恩时代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趋势和第二产业比例绝对强势、第三产业并未兴起的前提下。但今天，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并没有成为事实，而只是相对贫困化，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有积蓄，且不说这些资财可以进行投资成为资本、从而可能转化为（小）资产阶级，即使纯粹继续留作自身消费资料的，终究也不再是‘除了锁链一无所有’，而是有可以失去的东西，脖子上有金链子。同时第三产业兴起，意味着就业人口的很大比例（甚至多数）按照经典理论并不生产价值，而仅仅是参与价值分配。如果机械使用阶级分析，就会产生多数人不是工人阶级的尴尬。”因此，“严格执行经典定义，则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做一天工，得一天的生活费用）、体力劳动、生产性活动的“工人阶级”（没钱没房收入低的体力劳动者）的确就是被机器取代。如果不执行经典定义，则塑造‘无产阶级共同体’更多的是塑造政治上的革命共同体。”

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第一，我们必须向读者们指出，所谓“四位一体”的经典定义，纯属捏造，无论经典作家还是传统教材，都没有这样定义无产阶级。比如，所谓的无产阶级“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这一点，完全跟马克思的论述相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明确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 如果说“没有生活资料”是经典定义的一部分，那马克思说这些东西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还是说某些人在搅混水？

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是从事体力劳动”这一条，也不符合经典作家的说法。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祝信中说道，“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无产阶级必须是从事生产性活动”这一条，也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说到，“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别的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哪怕传统教材中，也没有把没有生活资料，从事生产性劳动，体力劳动等作为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某些人应该不是因为理论素养低到一定程度才这么提。恐怕是为了必须以“政治上的革命共同体”代替“无产阶级共同体”,从而挖掉政党的阶级性，才如此装模作样地乱说一通。

第二，某些人认为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并没有成为事实，而只是相对贫困化”，但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什么“绝对贫困化”理论，而只是谈到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困化”。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给他所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总结出一个“绝对贫困化”规律来，列宁使用了绝对贫困化这一概念，但是又说了实际反对这一规律的话，并没有形成完整明确的论述。所以，说什么“这种定义实际是建立在马恩时代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趋势和第二产业比例绝对强势、第三产业并未兴起的前提下。”而现在情况变了，定义就不适用了什么的，完全是胡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贫困化的趋势，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哪怕是最发达的美国，也存在大量“营养不良”“无家可归”的一般语境下的绝对贫困现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总是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造成许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其中一部分甚至陷入赤贫，这种意义上的绝对贫困是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有的人也许会说，现在的无产者即使工资降低一半，也普遍比1850年的无产者吃得好穿得好多了。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绝对贫困真的消失了。但是，马克思也说过，必要的生活资料本身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的，因此这种比较方式对于赞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毫无意义。）

为了深入揭批这些修正主义胡说，并帮助读者们弄通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本站会陆续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本站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贫困化”理论。第一篇文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绝对贫困”吗？》厘清了基本概念。第二篇文章《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及其当代发展》（下一篇发表）介绍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化现象。后面还会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状况等问题发表文章，请读者持续关注本站。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绝对贫困”吗？

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内涵

财富与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的必要规律，这种分离就是工人的绝对贫困。马克思指出：“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 绝对贫困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财富的分离，即劳动者被剥夺了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一切物的财富，而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被剥夺的根源所在。绝对贫困指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阶级的对抗关系。“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 劳动能力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即被剥夺了通过劳动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物的条件，它也就被剥夺了生活资料。所以，仅仅考察生活质量范围的贫困状态，而忽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贫困状态，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的原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一贯的立场和分析方法，更不符合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实。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从属于资本这一前提出发，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劳动从属于资本，那么绝对贫困就一直会存在。绝对贫困是一般性规律，但该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多样的。“绝对”一词一般是讲无条件的意思，指不受任何限制。这里的绝对贫困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框架之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无产阶级贫困化是绝对的，它是一切客体都完全被剥夺的劳动的可能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 这句话经常作为阐释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的观点而被引用。但是，这句话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报酬高时也必然随着资本积累而日趋恶化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价值增值过程和生产关系再生巩固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这句话的前面曾说：“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 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非是使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和延长劳动日或提高劳动强度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加强剥削从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方法。工人的报酬即使提高了，劳动者对于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深，并逐步从“形式上的隶属”发展到“实质上的隶属”。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评价李嘉图时指出：“他更应该理解，仅仅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即以生产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生产形式，绝不能象他一再说明的那样，是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 从马克思的这句话来看，工人的相对贫困是指在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必须把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无偿地交付给资本家占有。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是从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决定的分配关系的角度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

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中，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不是位于同一层次上的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绝对贫困是指工人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并不占有其他生产资料；而相对贫困是指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出来的产品构成了分配的客观对象，它决定了分配的内容。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特定形式。“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分配两者——而不仅仅只有分配——都具有历史性。生产性的分配推动再生产的正常运行。绝对贫困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相对贫困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前者决定了后者，生产资料上的一无所有决定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无偿占有，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根源；后者反过来强化了前者，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分配，结果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与财富的分离，相对贫困是绝对贫困的积累和再生。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整体，它是不容割裂的。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经济状况趋于恶化的过程。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与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性。

二、误区的澄清


在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争论中，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经常被误解为以下几种含义：（1）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或物质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2）实际工资的下降；（3）工资低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根据第一种理解而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作出否定的观点比比皆是，这也是该理论受到“挑战”和“攻击”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一种理解，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到底是一种规律，还是偶尔发生的现象？如果说它是一种规律，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事实该如何解释？于是，部分学者指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只是偶尔发生的现象，如战争时期和经济危机时期等。有的学者按照第二种理解，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实际工资有时上涨的现实否定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学说。还有的学者指出，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意味着工人及其家属得不到维持正常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及劳务。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人及其子女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和教育培训的费用存在着上升趋势，但消费品的价值又日益下降。所以，即使工人得到较过去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也不意味着工资等于或超过了劳动力价值。 以上三种对绝对贫困的内涵的阐释，确切地说，应该是对绝对贫困的表现形式的理解。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力价格低于价值都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的具体表现。但不能因为这三种具体表现形式的消失而否定绝对贫困的存在，绝对贫困还存在其他表现形式，如失业、债务负担增加和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等等。总之，一切反映劳动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的现象都是绝对贫困的具体表现，既包括物质生活上的贫困，也包括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贫困等等。

不少学者认为，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就是同资产阶级相比，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收入中，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小。这种认识来源于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话：“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 。马克思还指出：“阶级和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 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下降是相对贫困的表现之一，而不能等同于相对贫困本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换言之，工人只得到他所创造的价值的相对部分。这种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的比例关系，就是工人的相对贫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理论着眼于资本对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劳动力价值即工人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数量比值的变动并不能改变无偿占有的事实。收入总额是平均收入水平与人口数量的乘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之比，既受到剩余价值率的影响，也受到两者数量对比的影响。剩余价值率下降或工人数量的增加都有可能造成工人工资比重的上升。即便将相对贫困直接等同于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工资比重的上升也不完全是由与这样的相对贫困相反的力量即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引起的。更何况，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不是指剩余价值率的上升，而是指剩余价值本身的存在。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都习惯于从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两个方面来分析。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无产阶级 “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提法。当年伯恩斯坦否认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考茨基在对他进行批判时首次提出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这两个范畴。后来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就把它沿用了下来。考茨基把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区分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并把绝对贫困化即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作为一个规律提了出来。这样，他就把马克思所表述的一条统一的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割裂开来了。从此，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上的争论就围绕着“绝对”还是“相对”问题纠缠不清。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中指出：“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 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列宁给“绝对贫困化”所下的定义，即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是指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或者物质生活状况的绝对恶化。其实，这段话是列宁为了反驳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贫困化理论的攻击，结合当时德国和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无产阶级不但“相对贫困化”了，而且也“绝对贫困化”了。1902年，针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党纲草案，列宁曾强调，他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劳苦和贫困。同年在对火星报编辑部协商委员会的党纲草案的意见中列宁也说：“‘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贫困’——这是从我的草案中抄来的，不很恰当。我没有说过不断遭到贫困。” 这说明，列宁并不同意把工人和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描绘成经常现象和长期趋势，因为它与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符。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中的“贫困化”，指的是无产阶级趋于贫困的趋势与方向。“化”，指的是某种定向的趋势。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所在。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使得无产阶级的贫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稳定的发展趋势。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面出现的贫困是贫困化的具体表现，在这些表现中，既包括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力价格价值之差等被误认为是“绝对贫困”或“绝对贫困化”的现象，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等被误认为是“相对贫困”或“相对贫困化”的现象，还包括在物质贫困之外无产阶级所遭受的精神生活和政治权利的贫困。各种贫困现象都植根于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即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富裕中的贫困”问题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吗？答案是肯定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突出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无限增长和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有限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当代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这些矛盾依然支配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走向。

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生产力水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格局提出的社会化要求愈益强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去应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具有改良性质的、调整资本占有方式的资本社会化措施被提出来了，其中最典型的方法是职工持股计划（Employ Stock Ownership Plan，简称ESOP）。职工持股计划是美国律师路易斯•凯尔萨（Louis Kelso）提出的。他指出，如果仅仅少数人掌握和拥有资本，那么势必剥削和主宰广大的非资本所有者——无产阶级。凯尔萨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概念。走向“民主资本主义”的直接途径就是采取经济措施使每个公民都有权成为资本工人，广为人知的方法就是职工持股计划。对大资产阶级来说，小额资本的社会化并不会影响其垄断地位，而且政府也为实施ESOP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也愿意用劳动收入购买小额股票，以期获得更多收入，因此ESOP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ESOP并不是神奇的。现今的ESOP计划多是着力于获得狭隘的财政目标，而并不是要与工人建立摆脱偏见的联系。事实上，工人作为小股东不可能同资本分享权力，相反，资本却通过职工持股制把雇员的储蓄同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并得到员工忠于企业的好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 “当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取决于资本的。所谓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一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1979－200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得到了收入增长的38.4%，占最富有的20%的家庭总份额（74%）的一半以上。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0.8%。2003年美国的家庭总数是111278000户，最富有的1%就是1112780户。这些家庭所分享的份额比构成最贫穷的22255600个家庭要高出48倍。 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的资产构成的。在美国，财富的集中度比收入的集中度更高。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高达16.8万亿美元，比位于底层90%的人多出了2万亿。然而，“太多的美国人把财富的高度集中仅看作是一个病态社会的症状，而不是病因所在。” 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阶段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而且正是这样的绝对贫困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危机。金融资源聚集在经济阶梯的顶层，从而使得普通家庭无法用极少的收入维系实体经济的强劲发展。富裕的投资者们难以从实体经济领域获得高额回报，于是便把金融市场变成了无规则可循的赌场。财产价格在近些年里经过了大幅度的膨胀，无疑能为富人们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使得资本的集中度更高，劳动力与财富相分离即绝对贫困的状况进一步加深了。政治优先权是由高度集中的财富所定义的。“在不平等愈益严重的时代，富裕者解除了对借贷市场的管制，运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创造了一个富人可以无限制地变得更加富有的尔虞我诈的环境。”

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吗？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属性，即使实施利润分享制也不能改变。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M.L.Weitzman）指出：“我们需要新的手段，经济系统本身也需要有根本性的修补”,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并直接在个别厂商层次上矫正根本的结构缺陷”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的工资制度非常不合理。在这种工资制度下，工人的工资额是固定的，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资本家为了支付工资成本，必然缩小生产规模，维持高价，滞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资本家和工人就工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确定的不再是具体的工资额，而是“分享比率”，即确定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多少归资本家所有，多少归工人所有，那么滞胀将自动消失。威茨曼将这种分配制度称作分享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经济叫分享经济。在利润分享制下，资本家承诺对全部利润进行扣除并分配给工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而且，工人的全部收入中包括了一部分利润，工人的收入随着利润的增减而增减，这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着工人与资本家收入之间此消彼长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利润的实质是剩余劳动，是工人无酬劳动的凝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参与对利润的分享，决不意味着工人能够独占全部的利润。分享利润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工人的无酬劳动，工人创造的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仍然归于资本家享有。其实，试图从分配角度入手来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19世纪，杜林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 对此，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特定形式。利润的分享属于分配领域，它不能反过来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和生产关系的实质。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工人能够参与利润的分享，但最终决定是否让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以及分享比例多少的还是资本家，资本依然支配着雇佣劳动。

从1950－1990年，美国的利润份额（利润额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年均下降率为1.9%，从1950年的24%下降到1990年的12%。除了1961－1964年和1982－1985年这两个时期之外，利润份额一直在下降。相反，工资份额在战后时期相对稳定，工资份额从1953年的57%攀升到1970年的61%，而后缓慢下降，至1990年时工资所占份额为60%。 但是，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利润总额的下降。“在衰退和复苏时期，根据通货膨胀而调整的资本收入增长了32.2%，而真实补偿（工资与福利收益）却只有1.2%。这样，自2001年第一季度以来，公司部门真实收入增长的主体（84.6%）是资本收入。” 从2001－2004年，当上一个经济周期结束、衰退开始以来，美国的公司利润增长了62.2%。在战后以来所经历的其他复苏期的同一时点，这一数据的平均值只不过是13.9%。而劳动补偿总额（薪水与雇员福利的总和）仅增长了2.8%，远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平均记录值9.9%。 美国非工业工人的真实小时工资在1972年达到顶峰，而在2006年跌落至1967年的水平。工资和薪水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

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这会产生出资本主义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积累的过程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和投资。依靠国内借债消费的刺激来解决由收入差距扩大所造成的过剩危机，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对那些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1995－2004年间的最高水平。自1995年以来，这类家庭的借贷服务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其他收入集团要高出20%。最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债务负担自然是最低的，不及可支配收入的1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家庭债务分布的阶级性，经济压力更多地是由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家庭来承担的。激增的家庭债务负担为拖欠和破产打下了铺垫。低收入群体的债务负担，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相对贫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美国居民消费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已经从1975年的62%上升到2005年的127.2%，增长了两倍多。 尤其是2005年的数据已经超过了100%，这表明即使不追加任何新的消费，消费债务就已经超出了可支配收入能够支付的范围。如果继续借债，以债偿债，那么消费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美国经济中的总体私人债务从1970年占GDP的110%增加到2007年占GDP的293%（包括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务在内的债务总计从1970年占GDP的150%增加到2007年占GDP的346%）。周期性信用危机使得金融动荡越来越明显。债务的增长如同毒瘾一样，为了得到相同的刺激效果，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而主体的身体状况却在缓慢恶化。在20世纪70年代，每新增1美元的债务就能使美国的GDP增加60美分，而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这一数据下降到20美分。

但是，剩余价值已经不仅仅为资本家阶级一方独占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利润分享制之外，当代发达国家剩余价值分配关系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知识和才干作为复杂劳动的独立形态获得了一部分剩余价值，如经理股票期权制等。第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法人财产，不再属于哪一个个人，其支配和使用都服从于出资者的整体意志和利益。这部分转化为法人财产的剩余价值更具有较多的社会占有性质。第三，国家以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国家税收既有来自劳动者，也有来自资本家剩余价值的，这为政府履行社会职能提供了经济条件。而这一部分国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让给社会所有，保障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些情况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部分剩余价值以各种形式对劳动者的返还，为劳动者获得劳动的物质条件提供了可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素质和劳动层次的提升，使劳动者有可能凭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实现阶级流动。这两种情况都有利于打破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垄断。劳动有可能直接成为资本——劳动力资本，可能直接支配物质资本，这种趋势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新的佐证。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从经济因素的贫困逐渐转向非经济因素的贫困，如人格的不健全、人性的异化、阶级意识的丧失以及各种心理危机的存在等，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就是人对资本的全面依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同劳动的对立，无产阶级不仅在形式上局部地、而且从实质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依赖于资本。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也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向世界，而利润流向西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拥有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

在当代，一国范围内的贫困和全球性贫困都与过去生产力水平落后时期的贫困不同，它是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后的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这种富裕中的贫困问题被认为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 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存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那么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必将存在。

（注释略）

参考文献

[1] 蒋学模、陶大镛等：《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 仇启华等：《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实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3] 顾海良、张雷声：《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 、贾瑞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杨丽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及其当代发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

[6] 赵汇：《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载《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

• 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news/461039.htm
• 作者：胡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