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钟萍 整理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马克思 《资本论》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1899年，流放中的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后来的共运史表明，只要资本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或者工人运动出现低潮，就会有人跳出来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样一些革新者。他们胡说“马克思不懂第二次工业革命”“马克思不懂产业升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只是横向扩张”，借此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资本论》这类“经书”则是又过时又啰嗦，没有必要看。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打成“教条主义者”、“正统派”甚至“宗教徒”。这些“科学”“理性”的化身们，在自己的私人法庭上，拿着无知做论据，裁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效性。但凡认真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列举的马克思著作过时的原因是十分可笑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地研究它。当我们提出一个观点时，至少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就拿马克思恩格斯懂不懂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问题来说。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到底有没有谈论工业革命？如果谈论过，又是如何谈论的，正不正确？第二个问题是，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讨论过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他们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论述，是不是就完全不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呢？本文准备就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做一点介绍。
一般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从时间跨度来看，他们显然是看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铺开，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但翻看马恩全集，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工业和科技进展中，预言了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前景。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是如何看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他们到底懂不懂第二次工业革命。
马克思预言电力将引发一场经济革命
1849年8月，被路易拿破仑政府驱逐出境的马克思来到伦敦。相比被1848年革命狂风深刻震撼过的欧洲大陆来说，此时英国显得风平浪静。刚来到英国的马克思是当然是失望的，所以和其他的流亡者一样，都期待着欧洲尽快重燃革命烈火。但是在马克思对当时的经济历史做了系统研究之后，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不过，远离政治革命的马克思很快在这个十九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另一种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前一种革命。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开始酝酿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点，它使世界跨进了电气时代。早在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提出了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但是一直到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才制成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直到马克思去世前一年，远距离输电的方法才被人们发现。而电力广泛地替代蒸汽力，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但是，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预言了电力必然取代蒸汽力，并开启一场经济革命。马克思的学生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个事情：
“马克思嘲笑欧洲得胜的反动势力，它们幻想革命已被窒息，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个世纪中曾扭转乾坤，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将被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新兴的电力取而代之。这时，马克思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几天以前在瑞琴特街上展出了一部牵引列车的电力机车的模型。他说：‘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件事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的。经济上的革命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政治革命只是经济革命的一种表现而已。”
在马克思做出这个预言后，人类经过好几十年才学会驾驭这种新兴的能源。直到1881年，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才发明有轨电车。当时的电车因为要靠钢轨形成供电回路，所以必须在一条固定的路轨上行驶，在交通拥挤的地方显得很不方便。而全世界第一辆无轨电车要到1911年才开始在英国运营。所以，当晚年的李卜克内西回忆起这件往事时，不由得感叹道：“那时是1850年7月初，而今已是1896年4月初。四十五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还没有出现由电动机车驱动的火车。虽然一些小小的有轨电车和其他的一些机器是借助于电的发明才得以产生，但总的说来，影响不大。划时代的发明纵已出现，但是人们完全能驾驭电力并用它来操作人的艰苦劳动和取代蒸汽大王的宝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恩格斯论输电技术的影响
1875年，巴黎北火车站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火电厂，为附近照明供电。1879年，美国旧金山实验电厂开始发电，是世界上最早出售电力的电厂。8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批水电站。电机发明后，各种电动生产资料和电动用具开始出现，产生了对电力的大量需求。法国科学家德普勒在1882年的慕尼黑博览会上展示了第一条试验输电线路（米斯巴赫－慕尼黑线路）。在这条57公里长的线路上，他利用电报线路将由蒸汽机驱动的发电机发出的1500～2000伏直流电输送到与泵连接的一台电动机上。他在法国建造了数条输电线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克列伊至巴黎的直流输电线路，该线路全长56公里，电压5000～6000伏，效率约45%。
恩格斯高度重视德普勒的技术发明，他在1883年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电力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影响：“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可见，恩格斯十分充分准确地估计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摆脱地理限制，就像某些“工业党”所说的那样，工业分布从一维走向二维。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在一项技术刚刚发明出来就充分估计到它对社会生产乃至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表现了他们广阔深邃的历史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谈冶金和化工技术革新
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工业体系，其核心是所谓的“煤铁复合体”。这里的铁（iron）不是钢（steel）。十九世纪上半页，铁产量增长很快，但钢产量却一直裹足不前。英国是当时世界上钢产量最高的国家，1850年产量仅6万吨，同年它的铁产量却达到250万吨。经济发展要求尽快打破钢铁冶炼技术的限制。
现代炼钢法最早起始于1856年英国人贝斯麦发明的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即贝氏炼钢法，该方法首次解决了大规模生产液态钢的问题，奠定了近代炼钢工艺方法的基础。由于空气与铁水直接作用，贝斯麦炼钢方法因而具有很快的冶炼速度，成为当时主要的炼钢方法。但是，贝斯麦工艺采用的酸性炉衬，不能造碱性炉渣，因而不能进行脱磷和脱硫。1879年英国人托马斯发明了碱性空气底吹转炉炼钢法，成功地解决了冶炼高磷生铁的问题。几乎在贝斯麦炼钢工艺开发成功的同时，1856年平炉炼钢法（称为西门子-马丁法）也被成功发明。最早的平炉仍为酸性炉衬，但随后碱性平炉炼钢法很快被开发成功。在当时，平炉炼钢的操作和控制较空气转炉炼钢平稳，能适用于各种原料条件，铁水（生铁）和废钢的比例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除平炉炼钢外，电弧炉炼钢方法在1899年也被发明成功。
染料的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采用天然物质作染料。自炼焦工业发展后，从副产品煤焦油中分离出苯、萘、蒽等芳烃化合物，为合成染料提供了原料，染料生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1856年，英国化学家帕金（William Henry Perkin，1838－1907）在制取奎宁的试验中意外地发现一种紫色染料——苯胺紫。1857年苯胺紫投入生产，这标志着合成染料工业的开端。1868年，德国化学家格雷贝（Carl Graebe，1841－1927）和利伯曼（Carl Liebermann，1842－1914）合成出茜素。
对于钢铁业和化学工业的技术革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做了如下点评：“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购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会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么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色麦、西门子、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还需要让茜草根长几年，等茜草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用化学工业中的进步来证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驳斥康德哲学：“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
马克思论交通和通讯革命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尔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成为统一的市场。这种统一是通过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实现的。但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宣言的时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并不发达。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侵略中国的英国海军战舰都是些帆船。而通信，仍然要靠邮轮传递。到1870年代，随着航运和铁路的大发展，海底电缆的铺设，使得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虽然轮船、铁路和电报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之前就发明了，但他们大规模地发挥作用，却是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初步展开同时的。这些交通和通讯方面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了他亲眼目睹的这场交通和通讯方面的革命：“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五十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可以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1825 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工具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因而失去了这两个危机策源地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马克思关注农业技术的发展
1868年，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问道：“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样了？(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
工业党们嘲笑小清新时，常常会拿中国和印度做比较，中国耕地不如印度多，但是产量比印度高得多。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业大量使用工业产品如化肥等，人工提高肥力。其实马克思对化肥的关注，长达几十年之久。马克思信中提到的李比希，就是为化肥的使用奠定理论基础的德国化学家。他创立了有机化学，是第一个主张用化肥代替天然肥料进行施肥的人，因此被称为“肥料工业之父”。他首先指出：土地肥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是，植物消耗了土壤里的生命所必需的矿物成分，诸如钠、钙、磷等，他主张用化肥土壤肥力之不足。李比希还在1850年发明了钾肥。而在此之前，英国乡绅劳斯于1838年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1850年前后，劳斯又发明出最早的氮肥。当然，大规模氮肥的生产要等到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伯与博施合作创立了“哈伯-博施”氨合成法之后，才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谈到化肥：
“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从经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资本论》第三卷）
“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马克思致卡·考茨基》（1884年6月26日））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看到化肥对农业生产起推动作用的同时，还有破坏肥力的一面：“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资源的进步。”（《资本论》第一卷）
许多国家都长期使用化肥后都遇到这个问题，因此逐渐想办法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法国和德国如今的化肥使用量比1980年减少了一半，英国也减少了40%，日本比使用高峰年代减少了56%。近30年来，美国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及社会化服务以后，一改过去复合肥的发展，走上了农化服务＋散装掺混肥的道路。丹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一直显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农田每公顷用肥量为434公斤，而丹麦则为144公斤，但丹麦人却凭此生产出大批高产质优的农作物，成为全球食品最安全的国家。我国农业部今年也发布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计划到2020年时，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一个生在化肥尚未全面普及的时代的思想家，居然精确预言了长期大量施用化肥的害处。这不得不让人惊叹。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不仅懂技术，更懂得技术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的人说什么马克思没见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以过时了，没必要读马恩的书，马克思比他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恩格斯论完整工业体系
“完整工业体系”一词几乎是工业党的口头禅了。他们认为，自己懂工业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不懂，这是时间给他们带来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牢固。在1892年的一封写给俄国人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里，恩格斯谈到他对完整工业体系的看法，其中特别强调了在创建工业体系时，军事工业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1892年的俄国不可能作为一个纯粹农业国存在，它的农业生产必然要为工业生产所补充。那末，我认为：当代的工业生产意味着大工业、蒸汽、电力、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还有制造机械设备的机器。从俄国开始敷设本国铁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你们必须能够维修你们自己的机车、车厢和铁路；而只有当你们能在国内自己制造你们要维修的一切东西时，才能廉价地进行维修。自从军事生产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线膛炮、速射炮、弹仓式步枪、钢皮弹头、无烟火药，等等）以后，制造这一切所不可缺少的大工业，便成为政治上必需的了。要生产这一切，没有高度发展的金属加工工业是不行的，而金属加工工业没有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相应发展，也是无法存在的。”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指出，后发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工业，必须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确实需要并且决心要拥有本国的大工业，那末，不采取哪怕是一定程度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无法把它建立起来。这一点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原则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剖析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企业机构的变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企业结构的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但企业的规模不大，基本上还是中小型企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兴起的工业部门，具有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复杂的特点。需要大型的生产设备，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赢利。中小型企业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公司适应扩大企业规模的要求在19世纪后30年得到广泛的发展。作为超大规模企业的垄断组织也随之产生。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活动，投资铁路军工等大型项目，兴办国有企业。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中详细谈到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超出私人生产的阶段，而走向“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无计划性，也被垄断组织的计划所代替：
“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马克思恩格斯懂不懂第二次工业革命？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谈到的东西当然要比谈到的多得多，但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他们能看到的能源、交通、材料等一切方面的革命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仅仅抓住了关键：电力。人们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时代叫“电气时代”，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场革命的理解是深刻和准确的。
当然，本文介绍的内容很粗浅，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那些想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经过时的人来说，总是能找到马克思没看到的东西，继续宣布马克思过时了。但是我们相信，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一定会无视这些修正主义的叫嚣，全面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而捍卫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态度，跟列宁在保卫马克思的斗争中所持的态度完全一样：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