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1]。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股反动逆流几乎冲击子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只是冲击的程度不同而已。在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在美国，罗斯福实行“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的办法遏止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在法国，法西斯分子也曾试图夺取国家政权，但却以失败告终。目前，史学界对德、意、日、美等国法西斯的兴衰都有论述，而对法国法西斯则论及甚少。因此，本文试图就三十年代法国法西斯未能上台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 一 )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最早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例如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始建于1927年。但法西斯活动的猖獗，则是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以后的事。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虽然只是在第二年秋才蔓到法国，但它在法国却持续了六个年头，直到1936年法国经济才停止萎缩。危机使法国工业生产遭受重大打击。1930—1935年钢产量下降了40%，铝的生产下降了50%[2]，1931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有四万工人失业，1932年1月即达25万。农业遭受的打击更重，1929—1932年农业收入减少-40%，1934年和1935年又遭受新的打击[3]。1930—1935年法国出口贸易减2/3[4]。1929—1935年全国被分配的国民总收入下降了30%[5]，几乎所有的社会阶级都减少了收入，而以农民为甚。1928—1934年农民收入由430亿法郎减少到180亿法郎[6]，仅1934—1935年就有40万农民破产[7]。
经济危机笼罩着法国，使得法国社会矛盾尖锐起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轻劳动强度的斗争不断高涨。如1931年春，加来海峡、卢瓦尔河及其它地区3万矿工举行罢工，同年5月，又有12万5千纺织工人罢工。各地工人游行示威斗争也此起彼伏，农民中则出现了由少数极端分子组织起来的右翼“绿衫党”的活动。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腐败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束手无策。从1930到1935年就更换了十次内阁。尽管政府更迭频繁，但仍无济于事，人民不满清绪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日趋严重。
法国国内的这种动荡局面，成了法西斯活动的最好温床，国际上，早在1922年意大利就建立了法西政政权，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也在1933年上了台。于是，一部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亦仿效德、意，企图把法西斯作为挽救政局的灵丹妙药。1933年初，法国大资产阶级代表、右翼政府首脑塔迪厄在《决定的时刻》一书中，就鼓吹在法国建立“强力政权”[8]。正是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挟持下，那些本已销声匿迹的反动组织，又趁机啸聚起来，成为疯狂的法西斯组织。如化妆品制造商柯蒂就对许多极右组织提供津贴。1933年他还建立了由琼·雷诺领导的“法兰西团结”，这是一个仿效纳粹党建立起来的组织。这些法西斯主义组织少则有几十个党徒，多则几万以至几十万党徒。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是“火十字团”，它接受了柯蒂的津贴。1931年陆军上校拉罗克.把持“火十字团”后，其重要性和危脸性就更加明显了。
“火十字团”这个法西斯组织很具有代表性。三十年代法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主要就是同它的斗争。它的成员多数是退伍军人，并拥有大量武器。他们的主要思想纲领是:一，宣扬神秘意识，二.高唱爱国高调;三.反对议会政治，四.鼓吹“严峻权力”[9]。第一点是要掩盖其法西斯的残暴本质，第二点是想骗取群众的好感，第三点是企图利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现政府，为法西斯上台开辟道路，第四点很明显，就是要建立法西斯专政。“火十字团”还仿效墨索里尼的动员方法，在街道上大打出手，凶残地追捕共产党人，宣扬名日“战斗精神”的波拿巴主义思想。塔迪厄和另一右翼政府首脑赖伐尔也在1929一一1932年以秘密基金资助它的活动，开始拉罗克从塔迪厄手中每月获取20000的法郎，从赖伐尔处获取10000法郎，然后又从塔迪厄手中每月获取150000法郎[10]。反过来，“火十字团”则支持这两个右翼首脑掌握政权，以便通过这种内外勾结，待机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
1934年春，法国法西斯利用“斯达维斯基事件”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叛乱。斯达维斯基是一个白俄大投机商，曾用欺骗手段赚得了15亿法郎，却使几千小存户破产。为逃避罪责，他收买了一大批政府官员。这件丑闻在1934年1月终被揭露，有1200个政界要员受到牵连。本来，法国民众对政府在经济危机中所表现的无能已感到不满，这一丑闻更使群众对政府的腐败感到愤怒。法西斯分子更是兴风作浪，蛊惑人心，并以此作为向政府进攻的借口。
2月6日，新受命组阁的激进党领袖达拉第在议会以绝对多数票获得对内阁的信用后，一些法西斯组织如“全国军人联盟”、“法兰西团结”、“爱国青年”、“火十字团”等却发动了叛乱，二万五千多名法西斯分子手持武器包围了议会大厦波旁宫，在右翼头目塔迪厄等支持下，要求达拉第辞职企图实行政变。达拉第政府则在群众支持下命令出动警察，镇压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和社会党也发动群众走上街头，一为保卫共和制度与法西斯暴徒展开搏斗，终于粉碎了法西斯武装夺取政权的阴谋。法西斯的这次行动尽管遭到失败，而在此后数年里，他们仍然继续活动，有的法西斯组织甚至有所扩大。然而不管法西斯的活动多么猖獗，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始终未能得逞。
( 二 )
三十年代的法国法西斯既然如此猖獗，它为什么又未能夺取政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复杂的。根据初步考察，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1.从经济危机的危害程度来看：
前已指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到1933年秋才波及法国，由于法国避开了危机的第一个汹涌浪头，所以危机破坏的速度比美国和德国缓慢，破坏的深度也就略小于美、德等国。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的最低点共下降了44%，德国下降了52%，美国下降了56%，而法国工业生产的下降则没有超过36%”[11]，再拿几个具体数字来比较:如钢产量，1932年比1929年，美国减少了72%，德国减少62%，英国减少46%，法国只减少了43%[12]。在失业方面，1932年，美国完全失业者达1320万，占工人总数32%，德国完全失业者550万，占工人总数的43.8%，英国完全失业者28万，占工人总数的22%[13]，而法国在危机最低点的1935年初，在1250万雇佣劳动者中，全失业者仅50万，加上半失业者也只200万人，失业率为16%[14]。难怪法国资产阶级把法国的经济危机称为“萧条”，不无根据。法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现象，主要原因大体有五:一、法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国民经济比较富于自立性，它“依赖于世界市场者，到底不及英国或德国那样密切”，即使“失去大部分市场，其经济制度还不致陷于怎样的紊乱”[15]。二、“一战”后，法国获得原德国多处海外殖民地，壮大了它的经济力量。据计法国的殖民地曾达1190万平方公里，为法国本土的二十倍，人口为法国本土的一倍半[16]。广大的殖民地使法国能在危机时输出大量剩余产品和获取廉价原料。三、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给法国重工业提供了一定保障。四、“一战”后法国政府对受战火破坏的北部十省的大规模恢复工作，对后来的经济危机起了较大为稳定作用。五、1926年对灾区的复兴基本完成后，政府筹得巨额款项以备建设之用。何如1931—1932年，法兰西银行积累了黄金1700吨，财政部还另有储备170亿法郎。财政部长切龙同意为两项巨大工程拨款，一是建设马奇诺防线，二是五年内拨款50亿法郎用于发展农业、工业和社会行动与教育事业[17].这一计划成为危机时阻止失业人口急增的堡垒。另外政府还大规模遣返外籍劳动者。所有这些都使法国获得了较强的应变危机的能力。
危机初期，法国的财政状况也比较好。1927年和1931年间，对外债权与债务结算仍有30亿左右法郎的余额。尽管因社会动荡和对战争的恐惧而在1931年开始出现资本流失现象，但法兰西银行的储备在1929和1932年间仍由460亿法郎上升到83亿法郎[18]。危机期间也不完全缺乏有效的政府经济政策，人们看到，商业资本和公司更加集中，它能以垄断价格、统一价格、冻结价格等手段来调整分配。尽管危机给雇佣劳动者带来了失业率的增长和收入的下降，但商品的零售价格比工资下降得更多，1932年生活费用下降了10%，1930年到1936年购买力下降了将近15%，但从物价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来看，它是有利于消费者的，平均购买力并未下降很多[19]。尽管到1936年要求救济的失业者仍在增加，但国家和市政当局开销的救济款项有助于缩小购买力的降低。
在农业上，尽管危机造成了重大损失，农民的收入也减少了，但由于小农本身所富有的自立性以及政府切实施行保护农业政策，使得这个国家的农民还不致陷于无路可走的地步。至于大农场主和富农，即使在农业危机期间，也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利润。
大工业资本家对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并未因危机降临而感到严重的威胁。相反，危机加速了经济的集中化，如钢铁大王施内德和德·汪德尔的地位都得到了加强。
总之，危机在法国，无论对资产阶级、工人还是农民，都未构成极为严重的咸胁。例如失业人举虽较过去增长不少，但在法国的全部人口中仍然只占一个小小的比例.“其力量绝对够不上破坏原有政治制度的安定性”[20]。特别是在二十年代下半期经济繁荣时期以来，工会的行动被思想意识上的分歧所抑制，后来工人的战斗性又因失业和解雇的威胁而遭到削弱，以致危机反而使罢工衰退了。1931—1935年，罢工人数只有317000人，而1929和1933年每一年的罢工人数就分别为240000人和582000人[21]，1922一1929年，工人罢工获胜的比例为54%，而1930—1935年则只有37%[22]。那时，法共的力量也并不强大，1934年才三万名党员，而且主要精力放在同社会党的论战上。因此，无论是人民群众的斗争还是法共的斗争，都未给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就整个法国大资产阶级来说，还不需要利用法西斯来作它的统治工具。尽管某些右翼资产阶级明里暗里支持法西斯，那也是为了利用法西斯来打击左翼进步势力，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而不是打算让法西斯立即上台。塔迪厄，这个最反对议会制、最欣赏“铁腕政府”的人物，前后执政三次，也没有让法西斯上台，决非偶然。我们还可看到，尽管法国多次出现偏左偏右政府，但其“政治方针却具有绝大的连续性”[23]。1934年2月的法西斯政变企图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也充分说明资产阶级暂时还不需要法西斯专政。
2.从法国民主传统的影响来看:
法国不同于德、日等国，它是欧洲最富于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早在十七世纪末，法国就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最早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及“主权在民”的思想，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诞生了闻名世界的《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一开头就宣称:“人类是生而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24]。公然否定了封建特权，确认了公民的平等权利。1793年制定的宪法，也是当时最进步、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它赋予了人民以最大的政治自由。法国大革命前后持续了五年，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25]的革命。这次革命对法国中世纪的封建势力消除得最为干净，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比拟的。十九世纪，法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又进了一步。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较量。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成为法国革命的顶峰，充分显示了法国人民争求民主解放的斗争精神。
总之，贯穿整个近代法国历史的是人民群众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历史。革命锻炼了法国人民，民主精神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法国人民面临着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法西斯独裁的抉择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奋起保卫用鲜血换来的自由和民主，群力反对恐怖独裁，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1934年2一6月的短短几个月内，人民群众为抗议法西斯的进攻，就举行了930次群众大会和22次示威游行[26]。可见，在这个具有高度民主传统精神的国度里，要想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确非轻而易举之事。德国的情况不同，它有一个适宜于法西斯上台的土壤，如它的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封建残余，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未得到充分发展等等，都为希特勒在德国推行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希特勒乘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德国造成的难以忍受的损害，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义者”，鼓吹复仇主义，以致迷惑了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跟着法西斯跑。在法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恰恰缺乏这样一种适宜的环境和群众基础。法国法西斯组织的规模远不及德国法西斯势力大，有的法西斯组织如“法兰西团结”所要的冲锋队队员也不得不用欺骗手段到殖民地最下层中去招收，原因就在这里。
3.从法国人民对法西斯的警觉来看：
1922年和1933年，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对法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特别是希特勒，一上台便撕去伪装，实行公开的恐怖独裁统治，疯狂地掀起排犹、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运动。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公然叫嚣“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复仇”。法德两国毗邻，且有世仇，在1919年的凡尔赛对德和约中，法国是胜利者，德国是受辱者。此时法国面临德国复仇的威胁，已为每个法国人所认识。“不但一般勤劳大众感到战祸的迫近，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战争”，法国人民遭受“一战”炮火的灾难最深重，他权痛恨战争，祈求和平，自然要痛恨法西斯，反对法西斯。所以“二月六日事件”后，法国人民群众就开展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反对法西斯的统一阵线运动。在2月9日巴黎工人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中，分别受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影响的两支政治态度不同的工人队伍就自动汇集在一起，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前进了，许多工厂里受不同政治影响的工人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委员会。正是劳动群众的这种统一行动，导致了随后人民阵线的建立。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指出：“二月六日事件表明：……在法西斯匪徒点起的火焰中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这就是无阶级的统一行动，这就是人民阵线”[27]。法共书记杜克洛也指出：“尽管社会党领导人敌视统一行动，但在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叛乱以后，‘由下而上’的统一阵线以如此有力的行动发展起来，以致勃鲁姆本人也承认统一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了”[28]。
此外，法国法西斯只是反映一种新的波拿巴主义思潮，很少披上法西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假面具，他们必须忠于资助他们的垄断资本家，这就使法国法西斯不容易像德、意法西斯那样欺骗人民，骗取更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失业工人的支持。法国的法西斯组织很多，但由于对下层群众没有吸引力，它们的成员主要是一些较为富有的阶层，如大，中资产阶级和薪水很高的职员，退伍军人和青年则是它们的主力。这样，法西斯的力量就显得孤单，而且法国的各个法西斯组织行动不一，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如“保皇党，常常与“爱国青年”相冲突，“法兰西团结”则处处攻击“火十字团”，这就使整个法西斯的力量受到削弱。
4.从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作用来看：
三十年代由法共发起形成的法国人民阵线，在击退法西斯的进攻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德国共产党一样，法国共产党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前期，也受共产国际推行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对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未能及早揭露法西斯，并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坚决予以打击，而是不适当的把精力放在同社会党的斗争上。三十年代初，法共对法西斯的认识有新提高，开始对法西斯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但仍未重视与其它各党特别是社会党的联合斗争。直到1934年2月6日事件后，党的领导人多列士和杜克洛等人才逐渐认识到同社会党采取一致行动的必要性，因为社会党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党，其党员数是法共的三倍。要遏制法西斯势力，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从此，法共不再把社会党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和社会党采取统一行动。“二月六日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危机远未消除，法西斯势力并未消灭。特别是二月七日，达拉第屈服于法西斯的压力，又害怕人民力量，宣布辞职，使法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法西斯随时有上台的可能。在这紧急关头，法共毅然站出来，领导反法西斯斗争。2月9日，法共在巴黎组织了五万工人游行示威，这是“二月六日事件”后第一次无产阶级的示威游行。工人们同反动警察展开了搏斗，有四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许多年轻的社会党党员、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也同共产党员站在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29]。与此同时，那些摇摆不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这次行动也使共产党人和法国人民认识到：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必须团结一致。于是法共在第二天的告人民书中，公开号召工人阶级成立统一战线委员会，并决定在2月12日举行反法西斯同盟总罢工。
这时，社会党也早巳表示：只要结束两党之间的辱骂，他们愿意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法西斯。
2月12日的斗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行动一致，这次斗争的规模极其浩大。全国有450万人参加了罢工，席卷了21个城镇。另外，全国各地还有100多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30]，支持总罢工。反法西斯斗争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了。在巴黎，共产党领导人马赛尔·加香和杜克洛，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阿里奥尔和福尔等带头参加了这次斗争，并且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齐声高呼：“统一行动！统一行动！”高唱着《国际歌》等歌曲，场面十分壮怀激烈。在国民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勃鲁姆第一个讲话，他大声疾呼：“我们团结起来以后，在这里聚会为的是保卫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先后讲了话，宣称：“反法西斯斗争的口号，必须成为唯一的口号。”[31]2月12日的斗争，促进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迅速建立。1934年4月，法国共产党积极同社会党及其它党团接触，成为建立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积极的推动者。
1934年7月27日，出于共同的斗争目标，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公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而为建立更广泛的人民阵线打下了基础。
斗争的发展，使法共进一步认识到继续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多列士指出：“统治集团反对民主的斗争和他们实行暴力政治是受我们的政策的制约的。我们应该捍卫民主，动员小资产阶级为保卫他们处于威胁下的个人自由而斗争，号召无产阶级不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要为保卫遭受大资本压迫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32]。于是，1934年11月13日，多列士又在议会演说中向中产阶级发出呼吁，希望同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33]。
1935年5月30日，由于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举行了有激进党、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和其它左翼的议会党团和共产党议会党团参加的会议，正式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一建立，便显示了它的巨大作用。在193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节那一天，法西斯分子又嚣张起来，三万五千名法西斯分子在“无名烈士墓”前举行检阅。人民阵线马上组织了五十万人在巴士底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与法西斯对抗。这样大的集会在巴黎是前所未有的。示威群众高举共和国的三色旗和革命红旗，高声朗诵着人民阵线拥护者的誓言：誓将同心协力解散法西斯组织，并解除其武装，保卫和发展民主自由，维护和平。激进党领袖达拉第、皮埃尔、科特等与共产党、社会党领导人并肩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与此同时，在其它城市，也有二百万人参加了反法西斯示威。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迫使法西斯分子不得不收场。
通过实践，法共进一步认识到，只要能建立更广泛的人民阵线，就可以彻底击败法西斯的进攻，使法西斯分子永远不可能在法国上台。于是，法共又进一步向“所有不要法西斯主义，反对反革命政治的人伸出团结之手”[34]。多列士在1936年4月17日的巴黎广播电台讲括中表示：“为了一个自由、强大和幸福的法兰西”，法共不仅要同工人阶级的兄弟党统一行动，而且要同法国全体人统一行动。他宣布：“我们向天主教徒、工人、职员、手工业者、农民伸出团结之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向国民志愿军，‘火十字团’的退伍军人们伸出团结之手，因为你们是我国人民的儿子”[35]。
果然，随着人民阵线影响的加强和法共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法西斯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和崩溃。“法西斯主义的中坚组织——火十字团，也有许多小领袖要求加入人民阵线，至于受法西斯蒂欺骗的群众更是不用说了。”一些在1930年受骗参加了“法兰西行动”的大学生到1936年却成了共产党员[36]。可见，人民阵线的建立，使法西斯分子更加孤立了。
1936年1月，人民阵线公布了自己的纲领。“纲领”特别要求解散法西斯组织，从而得到了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阵线的力量越发强大了。
1936年4一5月，人民阵线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重大胜利，社会党领袖勃鲁姆组成了依靠人民阵线的政府。人民阵线的这一胜利，对法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鼓舞和增强了各国进步党和人民的反法西斯信心。人民阵线政府就任以后，积极实行了某些社会改革，特别是1936年6月20日法令规定了每年15天工资照发的假日，6月21日法令规定了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制，大大博得了人民群众对人民阵线政府的赞扬。一位叫安德雷·菲力浦的工人说：在里昂，有位老工人为政府实行工资照发假日制激动得直掉泪，”他说：“这回我将到海边去看看……，我出生以来，还没有去过海滨。”一位叫丹尼尔·迈耶的人回忆说：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感谢莱昂·勃鲁姆，因为她从未见过她的祖父，这回她的父亲可以利用休假带她去见祖父了[37]。
工人阶级对人民阵线的热烈赞扬和支持，大大增强和提高了人民阵线中的主要支柱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力量和威望，进一步孤立了法西斯势力。法共的党员人数由1933年的3万人扩大到1937年的30万人[38]，成为人民阵线中的第一大党。而主要的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虽然也由1934年的35000人扩大到1936年初的45万人，但法国工人阶级支持人民阵线的力量更强大。1936年5月25日为纪念巴黎公社，60万工人列队游行通过公社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勃鲁姆于6月4日组内阁，勃鲁姆上台后便正式宣布解散以“火十字团”为主的所有法西斯组织，禁止他们继续活动。总之，人民阵线是共产党、社会党和其它民主党团共同奋斗的产物，它为阻止法西斯的上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十年代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法国历史上又一壮阔的一幕。二十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法西斯逆流，助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然而，三十年代，由于法国人民的高度警觉和坚决斗争，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及时转变路线，采取了建立和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终于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击退了法西斯对共和国的进攻，挫败了法西斯分子在法国建立法西斯专政的企图，这不仅对法国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免遭更大灾难的一个贡献。目前，世界上尚有五十多个国家存在法西斯式的组织[39]，产生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还存在，法西斯的阴魂仍在游荡，甚至出现了为三十年代法西斯罪恶势力翻案的逆流。因此，研究和总结法国人民阻止法西斯上台的历史不是没有教益的，特别是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斗争经验更值得各国人民借鉴。
注释
[1]《斯大林选集》下卷，361页.
[2][3]乔治·杜拜：《法兰西历史》，第3卷.192T年拉罗斯出版社，262页.
[4][6]乔治·杜波：《1789一197O年的法国社会》，1972年巴黎版，第209、208页。
[5]亨利·杜比埃夫：《1929一1938年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76年索伊尔出版社，第22页.
[7]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9卷上册.中译本，第452页.
8祖波克：《现代世界史》，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6页<法国部分>
[9]齐世荣：峭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二分册，第22一26页立
[10]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160页。
[11]《美国经济论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449页.
[12][13]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9卷上册，第218页后表
[14]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32页。
[15]G·D·柯尔、M1柯尔：《现代殴洲政洽经济》1936年商务印书馆.第401页.
[16]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第352页。
[17]克里斯蒂安·安布罗西、阿莱特·安布罗西：《1870一1980年的法国》，1981年巴黎版，第211页
[18][19]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20一21页，第32页
[20]G·D·柯尔、M·I·柯尔：。《现代殴洲政治经济》1935年商务印书馆，第796-797页
[21]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1937年人民出版社.第365页。
[22]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33页
[23]《现代欧洲政治经济》，第789页
[24]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0，8年版绍通2页。
[25]《马恩选集》第兰卷，第a9压页`⑧苏联科学院：前引书.第455页.
[26]中国人民火学：《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现代部分之二.1959年北京.第251页。
[27]转引自苏联《近现代史》杂志.莫斯科版，1984年第5期.第182一183页.
[28]同上.第183一184页。
[29]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163页
[30]苏联科学院：前引书，第454页.
[31]齐世荣：前引书.第35页.
[32]转引自苏联《近现代史》杂志.莫斯科，1984年第5期，第179页.
[33]亨利·杜比埃夫：一前引书.第166页
[34]转引自苏《近现代史》杂志，1984年，第5期，第180页.
[35]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I72页。
[36]亨利·杜比埃夫：前引书.第64页。
[37]米歇尔，莫雷：《历史百科词典》1978年巴黎法文版，第276页.
[38]乔治·杜拜：前引书，第268一269页.
[39]苏联《历史问题》杂志，莫斯科版，1984年第12期第43页
- 作者：张镇强、李松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