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Chakravyuh）由普加西哲导演，2012年在印度上映。普加西哲是印度著名的政治片导演，曾8次获得印度国家电影大奖。自1978年涉足电影以来，他以每年或者每两年推出一部新片的速度维持高产状态。他热衷政治，曾数次参加政治选举。他提出的电影理念是：“电影院即权力”。

影片《无法避免的战争》的印地语片名为“Chakravyuh”,“chakra”指车轮，“vakuh”指列兵、布阵。“Chakravyuh”指印度古代吠陀时代的双轮战车引发的战术革新。其中，“瓦哈喻（vakuh）”阵势类似中国古代的一些阵法，诱敌而入再关门并歼之。[1]片名隐喻了印度政府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围剿战争。

一、影片的背景——“绿色狩猎战争”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次武装斗争高潮：20世纪40年代末的“特伦甘纳农民起义”、20世纪60年代末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和2004年以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领导的“毛主义运动”。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从未完成，所以其历史遗留任务，如扫除农村封建残余、消灭种姓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发展生产力等，便一直没有完成，其社会便一直存在爆发革命的土壤。进入21世纪后，印度又深深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极大程度伤害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印度著名的女作家、学者、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布克文学奖得主阿兰达蒂·罗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当今印度社会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2]。

2004年9月21日成立的印共（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为指导，主张在印度发动“持久人民战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印共（毛）甫一成立，就得到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迅速发展壮大并跻身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心腹大患。[3]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部门的帮助下，2009年11月印度政府对印共（毛）展开了大规模的剿灭战争。尽管印度政府一直否认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但根据媒体广泛报道，该战争被命名为“绿色狩猎战争”。在新德里召开的“人民反战论坛”（2012年12月）集会上，瑞士作家简·米达尔（《红星照耀印度》一书的作者）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样一场战争的存在。经历了16天游击队丛林之旅的简·米达尔认为，印度政府发动的“绿色狩猎战争”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人民的战争：“如今印度正在发生一场对人民的残酷战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2010年我在切蒂斯格尔邦亲眼目睹了印度政府对贱民和部落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副武装的统治精英冷酷地将人民从土地上和森林中赶走。村庄被烧毁、妇女被奸淫，人民的尊严被冰冷地践踏。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的人被污名为‘恐怖主义者’。这场战争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并且完全置印度现有法律于不顾。”[4]关于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简•米达尔表示：“这场战争以不可思议的规模和范围在剿灭毛派叛乱的旗号下展开了。这个国家1/5的人口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是一场远比克什米尔或者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印度毫无秘密可言，真正促使政府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如果说这场战争是按照某个脚本进行的话，那么脚本的导演就是塔塔钢铁公司和埃萨钢铁公司。”[5]

“绿色狩猎战争”既是一场剿灭印共（毛）的战争，也是一场印度政府支持下的大财团与印共（毛）保护下的穷人和部落民间的“大土地争夺战”。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这场剿灭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的：战争的一方是印度大财团、印度政府、警察及准军事部队；另一方是印共（毛）、穷人和部落民。

二、影片重要的叙事线索——卡比尔和安迪的友谊

破产小商人卡比尔和高级警官安迪的友谊发展是影片的重要叙事线索。警官安迪奉命前往南迪格地区围剿印共（毛）游击队，但出师不利，遭受重创。其好友卡比尔自告奋勇潜入游击队为安迪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卡比尔卧底帮助安迪扭转了不利战局。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卡比尔目睹了政府和财团掠夺穷人的不义和罪恶——以“战争”为名大肆屠杀印共（毛）党员战士和无辜群众；以“发展”为名，雇佣民团迫害和驱逐穷人、部落民离开家园。卡比尔逐渐接受了毛主义者的主张——为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转入毛派阵营。气急败坏的安迪出卖了卡比尔，并间接导致了卡比尔的死亡。卡比尔的死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他死在了从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途中。在精神上，他已经转变为一名毛派战士，但由于他曾经杀死过毛派游击队员、泄露过情报，从而给毛派游击队造成巨大损失，因此，现实中的他又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而其所爱的游击队司令朱希为营救他而死在他的身边是对他死亡的一种安慰。卡比尔这个人物连接起了交战双方的世界，他和安迪的关系发展是影片的叙事动力。

底层出身的卡比尔在学生时代曾受到安迪的资助，并对安迪有很深的友情。但在与游击队朝夕相处中，在目睹了资本对底层的血腥掠夺后，他开始困惑，对安迪的命令开始犹疑，行动开始迟缓。卡比尔过去的生活和世界渐渐开始出现裂痕，开始破碎。最终，他所爱的朱希被警官马哈夫·劳强奸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绝望。他接受了印共（毛）智囊戈文德教授的思想启蒙，阶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与安迪产生了距离。安迪聪慧、英俊，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思想和心灵却比较浅陋。他出身警察世家，奉命镇压印共（毛）游击队，尽管多次流露出对大财团掠夺底层民众的不满，并一度试图阻止，但在高压之下，仍然选择了做镇压和掠夺穷人的资本寡头的帮凶。此外，他堂堂的外表下掩藏着致命的缺陷——自私和冷酷。当卡比尔决定不再为他提供情报，转入对立的阵营时，他马上气急败坏地抛出了那个原本只属于他和卡比尔的秘密，间接导致了卡比尔的死亡。由于两人在现实中逐渐走到了阶级的对立面，他们曾经跨阶级的友谊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他在影片叙事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人物还包括：印共（毛）高层智囊，出身孟买富商家庭，毕业于英国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具有典型印度上层精英背景的戈文德教授，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投身印度革命。此外还有朱希——破产农民的女儿，不愿接受地主的盘剥和警察侮辱而投身印共（毛）并成为了一名坚强的战士和地区司令。印共（毛）游击队司令——勇敢而冷酷的拉乔，以及地区司令纳葛，后者由于贪婪和堕落被人民法庭处决。警官马哈夫·劳，这个人长着一脸魔鬼相，贪婪、残暴，强奸了朱希，而他也只在恶魔中扮演了一个小喽喽的角色。此外，还有在幕后指挥着这场大屠杀和大土地争夺战的衣冠楚楚、举止文雅迷人的政府总理、内政部长和大财团执行官等人物形象。

三、影片的主题——资产阶级民主VS无产阶级革命

导演普加西哲从近年的报纸上搜集了大量关于印共（毛）的资料信息，并且与毛派有一定的实际接触。他的制作团队在剧本和道具上下了很大功夫。普加西哲表示，此片的创作目的在于“呈现战争双方的状态，引起人们对这场悲剧的关注”。[6]影片采取双线结构，既呈现了印共（毛）和穷人的世界，也呈现了印度政府、警察和财团的世界。一边是卡比尔、印共（毛）和印度底层穷人，另一边是安迪、印度政府和印度财团。不同政治倾向的观众，都有自己阵营的主人公及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说是各取所需。这种技巧保证了影片可以在印度顺利公映。影片采用较为中立客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展现了残酷战争的同时，也展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革命、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和较量。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几乎无处不在地融入人物设计、对白、情节、镜头剪切和影片插曲中。

在印度深受毛派影响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白天是警察的，晚上是毛派的”。在警官安迪到达南迪格地区的第一天，他到村里视察时对群众进行宣传：“我承认我们的错误，政府没有考虑你们的需求，对你们有不公平的地方……只有你们配合，我们才能纠正错误……”。面对同样一群人，在同样的地点，镜头剪切到晚上。毛派游击队司令拉乔对民众宣讲：“60年来，大家被甜蜜的谎言和虚伪的承诺所蒙蔽。给你糖果，不过是想吸食你的血液。……”影片通过对比的剪切形式，形成二人观点上的交锋和对抗。印共（毛）高级领导人戈文德教授被捕后，审问官问：“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毛派为什么选择暴力？”戈文德教授回答：“我们不承认这种民主——不尊重穷人的民主”。卡比尔决定转入毛派阵营，安迪坚决反对：“枪杆子不能解决问题。体制上的问题要通过改良，而不能推翻。”这些对白鲜明地表现了双方观点的对立。

影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最初“打入”毛派游击队的卡比尔参加了印共（毛）的“人民文艺团”，在集市上载歌载舞进行思想宣传。当警察得到消息赶来抓捕“人民文艺团”时被群众团团围住，“人民文艺团”得以脱身。人民文艺团演唱的歌曲从正面呈现了毛主义者的思想，且十分富有艺术感染力，堪称影片的一大亮点：“嘿，大佬们，我们受够了你们的专制独裁，我们要翻身做主人。高昂的物价让我们食不果腹，他们不是消灭贫困，而是消灭穷人。他们吸食人民的血汗，如同吸食甜蜜的果汁。人民的财富，被榨得一干二净。无论是比拉还是塔塔，无论是安尼还是巴塔，为了他们的利润，瓜分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血汗，让他们盆满钵满，财源滚滚。再也不要忍受压迫，我们要翻身做主人。”该插曲典型地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由于这支插曲“露骨”的歌词内容，影片上映后遭到了印度垄断财团的抵制。

1991年7月初，印度拉奥政府宣布了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这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资产阶级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在新世纪的十年里，印度GDP高速增长引起世人瞩目。印度被西方舆论场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典范和样板。然而，其背后的冷酷现实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沦为了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致使大批无地农民和土著民流离失所。针对印度兴起的征地狂潮，印度前总理辛格曾恐惧地说到：“主要的农业用地有将近10万英亩被北方邦政府拿走，另外10万英亩则被各邦瓜分……人民流离失所，谁能阻挡毛主义的兴起？……在奥里萨邦的卡林加纳加尔已经遍布反圈地的人民运动，一年来公路全部被堵死，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被逼上梁山，他们汇入了毛泽东主义的洪流。……发展成这幅鬼模样，要不是我这一大把年纪，身体也不行，我早就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了。”[7]印度当前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为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埋下火种。

面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结出的累累恶果，绝大多数印度统治阶级仍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发展”必然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仅深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为傲，并坚持认为政治制度即便有问题也只能通过温和的改良，而绝不能被推翻。与此相反，印共（毛）认为，印度从西方引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其根基或第一信条，便是在社会财富（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分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承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整套制度的最核心的东西便是从根本上保障剥削阶级对工农大众的统治权力。这套制度虽然也有选举、选票等形式上的民主，它无法保障人民大众的基本权益。历史已经证明，印度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无力解决印度的种姓对立、土地集中、两极分化等历史痼疾。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深深地带有对工农大众的排斥性本性，这种本性将会把越来越多的印度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推到政体的对立面，直到他们形成强大的力量，将其国体彻底摧毁。这就是西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印度的必然结局。因此，印共（毛）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印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再造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权益的社会主义社会。

八十年代以来，印共（毛）崛起的国际大背景，是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看来，除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而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印共（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持久人民战争”，向我们展示了通向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是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四、关于影片真实性的分析——以戈文德教授为例

在影片愈演愈烈的“剿灭”战争主题下，影片在思想内涵上和结构上迈出了极具深度的一步——戈文德教授形象的塑造。这个人物的存在，客观上提升了电影的思想含量，平衡和消解了印度统治阶级对印共（毛）的政治攻击——将印共（毛）污名为“恐怖主义”和“没有智识文化”的党。戈文德教授是印度当今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上充满了人格魅力。他并非出场最多的人物，也并非故事的主线人物，但他是影片的灵魂。影片以戈文德教授落网为起点；影片的高潮部分是营救戈文德教授的战斗；在影片的结尾，戈文德教授和受伤的司令拉乔在卡比尔的掩护下撤离，并成为拉起新一支队伍的希望所在，革命火种得以保留。戈文德教授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启蒙者，在政府和财团雇佣的民团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掠夺土地和资源并袭击穷人的村落之后，他要求游击队拿出所有储备救助无家可归的村民，他向观众解释了印共（毛）为什么拒绝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为什么要领导人民反抗压迫：“这是我们国家的残酷现实，没有人关心穷人。大公司大财团只关心自己的利润。邦政府、警察、整个体制都为他们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普通民众。（一切为了民众的利益）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其中。”一边是印度财团“发展至上、利润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一边是印共（毛）“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理念，正是在这种鲜明对比中，“卧底”卡比尔悄然发生了改变。

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戈文德教授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该人物原型就是印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柯柏德·甘迪。逮捕和杀害印共（毛）高层领导人是印度政府发动的剿灭战争的重要战略之一，影片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一名印度安全部队的高级官员透露：“我们将通过抓捕印共（毛）高层领导人扼住毛派的咽喉”，“我们相信有大约50名这样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我们锁定目标逐个施以严酷打击使之群龙无首。”“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毛派其他游击队就容易多了。”[8]在印度政府强大的剿灭攻势下，印共（毛）中央层领导遭受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截止至2011年底，1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2名被击毙，7名遭到逮捕。39名中央委员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共有18人被“中和”——即5人被击毙，13人被逮捕。[9]而印共（毛）区域、邦以及地区级别领导人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这迫使毛主义运动陷入被动防御的状态。

2009年9月30日，柯柏德·甘迪的落网让印度情报机构和警方欣喜若狂。而甘迪的被捕也被媒体热炒成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印度媒体大量走访了甘迪的亲友和接触过他的人，以探究其经历和过往，这使得甘迪成为神秘的印共（毛）高层领导人中曝光率最高的一个。

影片的开头有两个细节:安迪对戈文德教授实施抓捕，抓捕的地点是医院门口；安迪从口袋中取出一张戈文德年轻时的照片，与其进行比对。这两个细节完全是依照现实中的甘迪设计的。甘迪罹患癌症和严重的胃病，他在前往南德里就医时被抓获。现年63岁的甘迪70年代在英国求学期间参加革命，回国后即投身如火如荼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纳萨尔巴里运动落潮后，印度大批知识精英回归政治主流。但甘迪不改初衷，一直坚持斗争。20世纪80年代，甘迪与同样出身上层阶级家庭和时任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妻子朴雅卡·甘迪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不知所踪。因此，警方能够获取到的只有甘迪年轻时的照片。

甘迪被捕后，他以印共（毛）高级领导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亲友的视野中。他的亲友表示，甘迪成为印共（毛）高级领导人令人感到震惊，但此事发生在他身上也毫不意外。印度媒体对印共（毛）高层领导人的一贯做法是抹黑和造谣，但是这一次从媒体发布的关于走访甘迪亲友获取的信息，拼凑出的竟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甘迪的亲戚回忆，甘迪幼年时期曾偷家中名贵手表送给生活困难的仆人。他的同学评价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虽然出身上层阶级，但过着斯巴达克式的生活。他的破棉布书包、严格的自律和强烈的献身精神，以及擅长与底层民众打交道的能力都给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的亲友回忆，他回国后曾走访大量贫民窟，和贫民窟民众广泛接触。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国大党领导人桑贾伊·甘地是读印度名校时期的同学。但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柯柏德·甘迪的妻子朴雅卡·甘迪于2008年4月病逝于丹达卡冉亚丛林（印共（毛）的游击区）中，死于脑型虐。她也是印共（毛）唯一一名女中央委员。

五、影片价值评析

影片导演普加西哲表示：“多年来，我与毛派接触多次。他们和我们一样想要一个无阶级差别和公平的社会，这也正是我所支持的。但我并不赞成他们所采用的方式。”[10]本片罕见地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在扎堆泛滥的、由政府和财团投资的专事抹黑印共（毛）的影片中，以独立和宝贵的现实主义品格脱颖而出。在以往的抹黑印共（毛）的影片中，一个惯用的故事套路是——一个愤怒的英雄潜入印共（毛）内部，在目睹其昭彰罪恶之后，奋起反击，将印共（毛）领袖杀死的故事。例如2010年上映的宝莱坞电影《红色警戒》。而本片则采取了相反的故事策略——一个底层民众，在目睹大量民众的苦难现实后，接受了印共（毛）的思想转变成毛主义者的故事。此外，影片对印共（毛）的思想也有大量正面呈现。

由于印共（毛）的党纲规定该党斗争的策略是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保持地下斗争状态，再加上印度政府对其发动的信息心理战，外界获知其真相十分困难。本片是用影像方式呈现印共（毛）的世界和这场围剿战争的一次有益尝试。此片以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为外界了解和认识印共（毛）的神秘面目提供了有价值的感性材料。尽管在印度主流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批评声音，“情节笨拙，影片长度毫无节制”。对于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和敏感的人来说，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也许是“冗长”和“乏味”的，但对于另外一些迫切渴望了解印共（毛）斗争真相的人来说，又是格外宝贵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印共（毛）战士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不能进电影院观看电影。印共（毛）战士购买了该影片的DVD光碟并将影片转成MP4格式，输入到手机存储卡中，并在每天的革命任务结束后，3-4人为分为一组，组织观看此片。最后，印共（毛）给影片打了4分（满分5分），并评价此片为“迄今为止反映毛主义运动题材最好的电影。”印共（毛）比哈尔邦的发言人表示：“非常感谢这样一部影片的出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我们的世界并不相符。”[11]

影片融入了导演普加西哲对印度社会极具争议性社会问题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深度是有限的。由于导演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影片只讲了财团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但是没有价值判断，因而没有揭穿事物本质的威力。因此在印度主流媒体上会出现这样的批评声音，即对主人公卡比尔的转变觉得僵硬和不可理解。这种质疑声音的出现与本片未能彻底否定印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思想表达不深刻紧密联系。与此同时，这也是印度现实政治中争论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很有可能会有很多人像卡比尔那样接受毛派的道路。

注释

[1] 参见G·D·贝克什：《印度军力的提升》，KW 出版有限公司，新德里，2010年。
[2] 参见阿兰达蒂·罗伊：《警惕印度亿万富翁背后的“喷涌理论”》， http://www.ft.com/cms/s/0/925376ca—3d1d—11e1—8129—00144feabdc0.html.
[3] 参见王静：《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阶段、战略及成效》，《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
[4] 参见简·米达尔：《关于团结印度人民的讨论》，《人民进行曲——来自印度革命的声音》，2011年3月。.
[5] 同上
[6] 参见普加西哲：《我与纳萨尔派（毛派）相识》，《印度时报》2012年11月11日。
[7] 参见曼莫汉·辛格：《“我想成为一名毛主义者……”》，《重要新闻》2006年9月。
[8] 《经济时代》报道：《印度发动围捕印共（毛）领导人的攻势》，《经济时代》2010年1月21日。
[9] 南亚恐怖主义网站：《印度毛派评估（2012）》，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maoist/Assessment/2012/indiamaoistassesment2012.htm
[10] 参见普加西哲：《我与纳萨尔派（毛派）相识》，《印度时报》2012年11月11日。
[11] 《印度时报》报道：《毛主义者给< 无法避免的战争（Chakravyuh）>打4星》，《印度时报》2012年11月11日。

•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14年第5期
• 作者：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