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大培

（2009年8月1日）

我们中国人每年都会过很多节，如春节、五一节、端午节等等。这些节的来源无非两类，一类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等；另一类则是现代的节日，如新年、国庆节、建军节等等，中国人过这种现代节日的历史，顶多也不过一百多年。时下时髦的年轻人还动不动照搬洋人的节日，过个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什么的。

中国的现代节日里有许多起源于外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年和五一节了。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国起源的节日其实有中国传统的节日相对应，如西方人过的“年”是我们所谓的“新年”，而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年”节就是现在的“春节”；西方人过情人节，中国传统的七月七其实就是中国的情人节。西方人有个圣诞节，把耶苏的诞生当成了救星来临；与这个相对应，中国的左翼正在鼓动将毛泽东的诞辰作为节日，这就是把毛泽东看作中国的救星、新时代的救星。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个起源于外国的节日，纪念它表现了现代社会对工人和农民这样的体力劳动者的尊重。很遗憾，好象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并没有一个与五一劳动节相对应的节日。这种对应，就像中国的春节与外国的“新年”相对应。

现在好了。中国的工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这就是“724”！7月24日，这是中国工人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捍卫国有财产、捍卫社会主义的日子。它理应成为中国自己的“工人节”。

2009年7月24日，成千上万的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职工在厂区内聚集，反对私营企业河北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在工人的抗争中，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君受重伤不治身亡。

消息传开，互联网上的跟帖几乎一边倒地为反对建龙集团入主的通钢职工叫好。中国的左翼发表文章，盛赞“通钢的工人阶级打响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一枪”。“中国的工人阶级终于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21世纪的政治舞台”。

右翼的资本家喉舌在恶毒地咒骂，说通钢的工人抗争“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日夜追逐自己私利的资本家们的走狗竟然有脸指责工人为私利抗争，足见资本家的帮闲们逻辑混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其实，中国的工人们终于不再俯首帖耳地为资本家的私利卖命，而是敢于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最无畏的斗争，这正是中国工人进步为现代社会公民的表现。反抗建龙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通钢职工，无论他们主观上是如何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的斗争所捍卫的，都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地位和尊严，都是中国的国有财产—那是全体人民首先是中国工人的财产。

中国工人的这场抗争，其意义丝毫不亚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带领着全世纪的工人争取到了每日8小时的标准工作日，而通钢工人的抗争，必将为中国的工人争得在企业治理重大问题上的真正发言权，为制止中国的掠夺式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在最近20年这个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中，资本主义的走狗们推行的私有化正在全球肆虐。在这样的年代，通钢工人对私有化的暴烈抗争就不仅在全中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工人阶级反抗私有化的里程碑这样一种世界意义。能够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反对私有化的代表，这是通钢的职工们为中国工人争得的光荣。

基于此，我们应当如实地将7月24日看作一个伟大的日子，它是通钢的职工以自己的斗争而为我们创造的一个新的节日，是中国自己的工人节。左翼的朋友们应当讨论的是，我们应当赋予这个节日以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是“中国职工节”，“中国工人节”，还是“国有企业节”，“反私有化节”？

某些听话听惯了的朋友可能会对此有异议，他们会说，通钢职工的抗争导致了总经理陈国君的死亡，政府现在正在抓捕杀人凶手，将这种暴烈抗争的日子作为节日是否合适？

我的回答很简单：看看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吧！在资产阶级份子们的心目中，它正是工人“杀人犯”暴力杀人而且是杀警察的日子！

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其实反映的是英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喜好，而这种喜好是严重偏向资产阶级的。在中译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竟然找不到“五一节”、“国际劳动节”、“劳动节”这样的词条，能够找到的唯一与“五一国际劳动节”有关的词条，就是“秣市骚乱（Haymarket Riot, 1886.5.4）”，该词条的全文如下：

“发生在美国芝加哥市的警察和劳工抗议者之间的武力对抗。这场对抗使劳工争取官方承认的运动受到重视。是年5月3日，在警方出面干涉麦考米克收割机械公司的一场罢工的过程中，有6人被杀。煽动性的传单宣布：将在秣市举行抗议集会。这次集会一直是和平进行的，直到一支警察分队赶来驱散集会为止。一枚炸弹炸死了7名警察，死者的同伴开了枪，而扔炸弹的人则始终未被确凿地指认出来。报纸和警方煽起了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奥古斯特·斯皮斯和其他7名无政府主义劳工领袖，被判犯有谋杀罪。理由是他们曾经同一名尚未查获的杀人犯进行密谋或给后者以支持，但他们同后者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1887年11月11日，斯皮斯和其他3人被处以绞刑；另一人自杀身死；其余3人保全了性命，于1893年被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彼得·阿尔特吉尔德赦免。他的这一行动遭到了公众的普遍谴责。”

这场所谓的“秣市骚乱”就是警察最后残酷镇压著名的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的理由。这个词条的措辞直到现在都代表着美国社会对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的正统看法。但是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就把起源于流血的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它也要了7名警察的命！）的五一节变成了“国际劳动节”，它到现在已经成了德国等西欧国家官方承认的节日。

我们不必细细比较，就可以看到通钢职工的抗争与芝加哥工人斗争的相似之处。真正的不同在于，通钢职工的抗争反对的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的抗争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是中国工人的光荣，值得我们以一个专门的节日来纪念。这个节日，就是反私有化的724中国职工节。

吉林警方正在以“抓捕杀人凶手”为名，来抓捕通钢职工抗争的“组织策划者”。这正象1百多年前美国芝加哥警方以“惩处袭警杀人凶手”为名，处死了几名工人领袖。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奇怪。但是，正是我们这些与通化钢铁公司、与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有能力作出真正公正的判断：对那些真正“组织和策划”了通钢职工的抗争的人，官方的任何抓捕和审判，都只会将他们推向为人民而牺牲的烈士的高峰。现在的中国与1百年前的美国有一点不同：公众高度支持的是职工们的抗争。

我们中国其实一直不缺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的人。远的如著名的林祥谦、施洋烈士不说，就是在最近这些年的工人抗争中，也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人物。大约是2001年或2002年吧，辽宁省锦州市附近的杨杖子也发生过成千上万下岗职工的“聚集”和围攻。亲历过那个场面的人曾经十分佩服地对我谈到：带领这些聚集的下岗职工的人公然手提高音喇叭激昂地向大家宣告：“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

听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的不止是敬佩，更是惭愧。青少年时代的我，可能是由于精神上的苦恼，由于太好思考人生的意义，再加上当时的教育，曾经把为人民的事业献身和牺牲生命，当作最高的精神境界。但是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太多反面的打击，因为我确实一直到现在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而死去的所有人，都死的太不值得。为人民而牺牲是崇高的，但是，谁又知道，为什么牺牲才是真正的为人民的事业而牺牲？

据说哈耶克曾经说过，那些自以为对社会作了好事的人，可能实际上作了对社会最坏的事。哈耶克的这一类社会不可知论，其实是经济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哲学支柱。这种思想也曾经深深地熏染过我，以致在最近的20多年中，我一直在惶惑，为哪些具体的使命牺牲才算是为人民而牺牲。如果不知道为哪些具体的使命牺牲才算是为人民而牺牲，那么即使真的愿意为人民而牺牲，我们的牺牲仍然不能是为人民的。

所幸20多年来的经济学没有白学。恰恰倒是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钻研，让我摆脱了哈耶克式的惶惑。现在，我已经清楚地确信，在今天的中国，保卫国有财产，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职工不受剥夺和压迫，就是在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为这样的使命而牺牲，就是为人民牺牲。我敬佩那敢于“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普通工人。他可能文化知识比我少得多，但是真正的伟大属于他。

老实说，依我的经济知识，当年杨杖子下岗工人的闹事，属于向政府要救济的性质；今天通钢职工要求的，是企业净产值中已经形成的一部分。通钢的职工要求的理由，比当年杨杖子下岗工人要求的理由充分得多。在反对通钢的私有化方面，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希望好好地活下去，最后得以善终。但是，如果我真的不能不不得善终的话，我希望自己千万别落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我毕竟不能逃脱传统儒家追求的境界：君子应当“喻于义”，宁可舍生而取义，也不能求财而害仁。如果真的不能逃脱不得善终的结果，那就让我去为人民而牺牲吧。只有在我真的相信自己的牺牲是为了人民时，我对不得善终的命运才会感到心灵上的宁静。毕竟，作一个为未来的多数人谋福利的人是值得的。

左大培，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当代新左派思潮和非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第11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第十二届(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得主。

**本文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