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英国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和瑞典马克思主义者撒迦利亚（David Zachariah）合著文集《社会主义的论证（Arguments For Socialism）》。
在某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初的处境和19世纪晚期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都面对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暂的二十世纪”期间，即从1914年-1990年，世界政治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划时代的斗争为中心。这一现实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它的第一时期（1848-1914）风格迥异。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进入21世纪已经有十七年之久了（本文写于2007年，距离1990年已经17年了——译者注）。
在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回应此时此刻的理论的和政治的挑战。十九世纪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
1） 把无产阶级组织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共产党宣言》，1848年）
2）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1867年）
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哥达纲领批判》）和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法兰西内战》），只是稍微谈了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看看二十世纪，会发现解决的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
如何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怎么办》，1902年）？共产主义运动如何真正地取得政权（《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旦发生了革命，该如何组织经济（《新经济政策》，1926年）?革命如何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社会发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革命胜利后，怎么与反革命危险做斗争（《上海左派文件》，1967年）？
回过头来，人们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代表了社会主义潮流的高水平。当越南革命者把美国从西贡驱逐出去的时候，葡萄牙在非洲最后的殖民帝国也解体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胜利或者说反动确定了经济版图。当邓小平在毛死后把中国经济开放给资方资本投资时，全球阶级力量的天平就翻转过来了。资本在它与国内劳动阶级的斗争中的谈判地位都大大加强了。这种情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又面对着一系列新问题。与二十世纪相比，知识/意识形态的整体环境对社会主义不利得多。这不仅仅是20世纪末反革命的结果，而且源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条的新的更强势的的主张。这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申不仅改变了西方的经济政策，还为东方的反革命准备了意识形态根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朝自由市场的转向。右翼经济学理论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就为这一转向做了理论准备。他们那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被看做是极端的思想，通过在经济事务研究所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等组织中的布道活动，获得了影响力。这些团体出了一系列书籍和报告，鼓吹自由市场是当时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赢得了像撒切尔夫人这种那个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的青睐，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把他们的思想付诸实施。长期的人口变化和短期局势的结合，给了她这样做的自由。如果资本可以自由地迁移到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国家，那么在英国，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条件就改变了。劳动不在拥有更强的谈判地位。使得这一转变可能的局势因素是北海石油带来的外贸盈余。到那时以前，生产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工人对国家经济生存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北海油田带来的钱，就可以让制造业破产，同时不必担心国际收支危机了。刻意让制造业破败，使得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萎缩，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了劳动的声音。
撒切尔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成功攻击，鼓励了东方中产阶级有抱负的政治家像克劳斯，并预示哈耶克式经济学说将成为正统。撒切尔的＂TINA＂信条，即所谓（对资本主义）“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被普遍接受了。
自由经济思想的理论优势，在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变的如此強大，以至于许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都像撒切尔那样接受了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在决策层仍旧不容置疑。阶级利益和理论的内在一致性造成了这种思想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历史工程把《人权宣言》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视为奠基性文献。这些文件一起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市民社会的未来的自洽清晰的图景——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工作者在其中开展活动的自调节系统。两个世纪后，资产阶级更有远见的代表在面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的挑战时，重申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宣言，并将其在当下的条件下付诸实施。与之相反，劳工运动却没有这样自洽清晰的社会叙事。凯恩斯经济学只处理政府的货币和税收政策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希望达到斯密在理论的道德和哲学上的那种一致性。
最初有利于转向市场的外部经济和人口因素正在逐渐弱化。在未来20年，中国巨大劳动力储备将被大规模使用，吸收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返回到西欧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达到的形势：一个正在成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力在其中仍被高度剥削，但已开始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正是建立经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凝聚力的条件，是使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和产联（ICO）在美国兴起，并导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在1945年后取得巨大影响力的条件。如今，我们看到这一过程正在南美进行。
资本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拉丁美洲的“粉红色浪潮（Pink Tide）”，但近期阿根廷的大选结果表明，由于缺乏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深入批判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替代性经济纲领，这一左翼浪潮很有可能遭遇挫折。
这种情况下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像马克思批判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有效地反击和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理论。
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颁布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事业才会成功。新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像斯密那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还必须通向具有经济上连贯一致性的政策提案。如果把这样的政策提案变成法律，就能够开辟通向新的后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就像斯密开辟了通向后封建社会文明的道路一样。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不再能够把如何组织未来非市场的经济的细节推到一边了。在马克思的时代，允许这样做，但现在不行了。我们不能装作二十世纪没有发生过，或者装作认为，关于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历史对我们毫无教益。在这项任务中，二十世纪的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1917-2000>，托派理论家和活动家，参与创建并领导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任法中友好协会的主席。1976年后，贝特兰辞去该协会友好职务。著有《大跃退》、《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等。——译者注）、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与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一起创建意大利共产党。——译者注）给我们的帮助是有限的。尽管他们能够指出迄今为止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缺陷，但他们是通过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的理想标准对比得到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思想倾向是冷战时期特殊环境的产物。是在追求“既非莫斯科也非华盛顿”的意识形态自主，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贡献。这些作家寻求的那种心理上的超然，让他们的思想避开了对苏联的各种污蔑诋毁，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参与到面对历史上的现实社会主义的问题的可能性。但只有当你设想你自己面对这种问题时，才能够得到实际的答案：
“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真正是在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进行斗争；他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错误和缺点就谈不上艰难的尝试；但他真正竭力争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热情，懂得伟大的献身精神，献身于一项正义的事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胜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敢于正视的失败。因此，他的地位决不能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漠怯懦的人相提并论。”（《共和国的公民》 罗斯福）
周恩来总理会见贝特兰
相反,我们必须恢复和歌颂由俄国经验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准备五年计划时采用的物资平衡法，这一方法被列昂惕夫（Leontief，俄国经济学家，因提出投入产出方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系统化为投入—产出分析；康托罗维奇（Kantorovich，苏联数学家、经济学家。由于他在线性规划领域的突破性贡献，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康托罗维奇认为可以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运用线性规划方法，实现全社会范围的资源最优分配和利用。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全社会能够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限度的生产量。由此得出的生产计划叫做最优计划。康托罗维奇的研究为科学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数学基础。——译者注）开创的线性规划；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Strumilin，苏联经济学家，长期参与苏联经济计划工作。——译者注）的时间日志方法。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构成英国自由主义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这一批判在严谨度和深度方面，要比得上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的批判。我们尤其要参与对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批判并且战胜之。这些人的思想现在已经构成了反动思想的基础。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觉得自己很强大，于是可以无视他们。于是，在西方，对这种思想的回应主要来自于像兰格（Lange，波兰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中，他和狄金森等人提出一套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回应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出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因此不可能实现的结论。——译者注 ）和狄金森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要把社会主义重建为二十一世纪的常识—就像它是二十世纪的常识那样——那就必须直面这些思想。
在对这些思想发起进攻时，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利用其它科学的进步——统计力学、信息论、可计算性理论。而且，为了重建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辨哲学方法彻底决裂。我们必须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理论当成科学，像对待其他科学那样。
我们必须提出可检验的假说，然后通过经验数据进行验证。如果实证结果与我们期望的结果不同，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理论，然后重新检验。为了明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可以看一看关于所谓“转型问题”的论战。在二十世纪，试图反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汗牛充栋，却没什么意义。这场论战的最终结果不过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对剥削的分析上转移开了。在1980年代，对奥地利学派对马克思批判的反驳终于出现了突破。这一突破来自于数理逻辑学家Farjoun和Machover。在我看来，他们的书《混沌原理（The Laws of Chaos）》是二十世纪下半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他们使用来自于统计力学的方法，表明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认同的统一利润率假设是错误的，而在现实中起作用的是经典的劳动价值论（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劳动价值论）。
我们在阿诺·彼得斯（Arno Peters，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以提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地图闻名于世。——译者注）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种向其他科学学习并将其应用于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意愿。为了确证理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阿诺·彼得斯把计算机先驱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德国工程师，发明了人类第一台计算机。——译者注）的思想利用了起来。在彼得斯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安华·谢赫（Anwar M. Shaikh，美国左翼活动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译者注）以及Farjoun和Machover那里确定无疑的东西，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之重要性的重申。对谢赫和Farjoun以Machover来说，劳动价值论在解释资本主义实际发展中的作用是构成因果关系；而对彼得斯来说，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道德准则而且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理念。我所所的理论发展，出现在二十世纪让位给二十一世纪之时。弗拉基米尔·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美国革命的运动”。这句话在今天和在1902年一样，都是真理。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发现缺少这样的理论。而只有在我们缺少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撒切尔的“别无选择”才会显得是可信的。这种革命的经济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说明如何改变世界，如何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在启程，沿着建立革命政治经济学的道路前行。让我们加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其目标的过程，这样在下次重大重组危机（restructuring crisis）打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我们就能处在可以用这些思想武装进步运动的位置上。而如果运动要取胜，就会需要这样的思想。
- 文章写于2007年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
- 翻译：空城潮水、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