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大培
有朋友邀我写一篇与张五常进行“学术商榷”的文章，令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张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惊动了我的朋友们而要与他“商榷”，实在是因为他在报刊（但绝非“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放出了许许多多颇能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这些东西，称之为胡说八道则可，要说是“学术”，那可差了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正是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商榷”的对象应当是发表在正宗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张五常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胡言乱语，本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学术商榷”呢！
讲良心话，我也实在没有兴趣与张五常的那些胡说八道“商榷”。对张五常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文与论，我顶多也就浏览一下，几乎没有认真读过几篇。张五常的那些流行书，我一本也没有仔细看过，今后也不想读。仅就我浏览过的那点东西而言，我就认定张五常的报刊文章只能骗骗经济学上的无知者，研究他的这些胡言乱语，费笔墨来和他“商榷”，简直是在浪费我那有限而宝贵的精力。
我之知道张五常其人，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那时我在某个公开场合看到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在读张五常的《卖桔者言》，就要过来随手翻了翻。浏览了几篇之后，得到一个总的印象：这本书不过是结合一些日常生活的实际，解说西方正统微观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常识而已。于是我就把张五常看成了一位“经济学常识普及者”，认定他的书是在把西方经济理论作通俗化的宣传。我当时的经济学水平已经远远超过需要看这一类通俗化讲解的程度，当然就不想再浪费时间读这种小儿科的读物。而且我在内心里一直很看不起这些靠写通俗化读物出名的人。这样通俗化的讲解我绝不是不能作，但我总想把时间省下来干点更重要的事。在我看来，那些靠写通俗化读物过日子的人，一定是已经相信自己干不了正经研究了才退而求其次的。
但是在9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我在什么地方偶尔看到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提出的主张，才认识到我对张五常的最初印象实在有误。原来他在8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鼓吹要中国政府送资产给高级干部作他们的私产，以换取共产党的干部支持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原来他一直对划分官员的贪污权力以推进私有化进程情有独衷。近年来国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批判“权力资本化”的社会现象，而张五常却早就是“权力资本化”的鼓吹者。他不仅公然主张权力资本化，而且公开鼓吹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要说张五常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那就是他在无耻这一点上创造了世界纪录：在出身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界的那些人里，还没有谁敢提这样与当代人的公平观如此对立的主张。
这时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把张五常看成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者，这在学术上抬高了张五常，而在社会作用上却太低估了他的能量。
说在学术上抬高了张五常，是因为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的主张根本就不能算经济学上的“学术”，更不能算西方经济学中的“常识”；鼓吹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根本就不是在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常识，也根本就不是研究和普及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从学术活动这个标准来看，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的主张没有任何学术气味，低于任何学术标准的水平，不过是胡思乱想而已。这是我不想与张五常进行任何“学术商榷”的根本原因。
说在社会作用上低估了张五常，是因为他鼓吹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对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鼓吹这种主张已经不是在简单地教给人们什么知识，而是在将犯罪说成神圣并公然号召人们去犯罪。今日中国中下层民众遭受的几乎所有苦难都与这种权力资本化合法性的观念有着不解之缘：政府官员相信权力资本化是正当的，就吃着回扣挥霍国家的钱财，同时用一切手法逼迫人们为此而纳税；国有企业的领导追求将权力私人资本化，使尽了各种花招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私人资本，结果是在他们这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无数的国有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银行积累起巨额的坏账；连农村的小小基层干部都要将他那一点权力私人资本化，于是就强行甚至使用暴力来摊派、收费、掠夺乡镇企业、收走并出卖农民耕种的土地，搞得大批农民活不下去。在90年代的中国，将权力资本化合法化的主张起的作用之大，确实没有哪一种观点能望其项背。只不过这种社会作用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作用：它一面使少数人暴富，另一面让绝大多数人贫穷。张五常鼓吹有如此之大作用的主张，我最初却把他看作不过是教人点社会科学的常识，岂不是太小看了他的社会能量了吗？
当然，社会作用与学术研究并不是一回事。谁也不能否认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的社会作用之大，但是这本书当然与任何学术无缘。就象我们与希特勒的对立是在社会理念上的根本对立一样，我们与张五常的分歧主要是社会和思想立场的分歧，而绝非经济学上的学术分歧。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张五常代表了社会中两种互相冲突的利益，而在利益的冲突中，学术的推理已经没有用武之地。
张五常主张将权力私人资本化合法化，这是明目张胆地要将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其好处的公共财产变成少数人的排他性私人产权，是要通过让大多数人变得经济上求告无门来保证少数人致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分析，而是为偏向一类人的财产赠与找借口。是否同意这种主张，其实根本就不涉及什么经济学上的分歧，而是关系到维护谁的利益。这里涉及的是争夺产权的冲突，而不是“帕累托改进”的经济活动。张五常要将权力资本化合法化，就象让一个大家庭中的当家人把其它人都扫地出门而自己独霸家产一样。我们今日有大批原国有企业的职工不但失去了工作，连最后一点社会保障都已经丧失，而另有许多人却靠侵吞国有企业资产而一夜暴富。这就是张五常主张的那一套所带来的后果。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起，西方的经济学界就分成了“学院派”和“社会活动家”两个集团，后者中的一大部分是写写通俗小册子的人和专栏作家。我们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通常是由“学院派”的理论学说构成的，西方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更是被学院派所把持。这些学院派已经把经济学的学术活动纳入了极严的规范之中：学术论著必须注明所有的文献出处，每一个论点都要以详细的推理来论证，而且通常必须以数学模型来进行论证。按照这一套规范来衡量，使张五常在中国大陆出名的那些文章和书籍只能算作通俗小册子和专栏文章，登不得“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
其实张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所写和所想的已经远远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正宗。他在大骂马克思的同时，也在拚命贬低整个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说自己“30年不读书”，这种“不读书”，当然主要不是不读马克思的书（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很可怀疑的），而是不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书。由于他这样作，对于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推导，他更只能是一无所知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极快，理论体系也日新月异，象张五常这样30年不读书，他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上也只够作一个落伍者。
2002年初一个年轻的经济学人夏业良在报上批评了几句他的学风，竟引来“张五常迷”们声势浩大的围剿。其实真正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不会不象夏业良那样评论张五常。张五常迷们封杀对他的任何批评，封住的其实是真正按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努力。
按理说，张五常本人在美国的名牌大学接受过长期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应当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一套学术研究非常熟悉。他早年也确实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作出过一点小小的贡献。他最初的著作研究了农业土地租佃中的分成制，被视为对土地租佃制度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以后他又对许多行业的订价和契约结构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特别偏好使用科斯的交易费用方法。这些研究使他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契约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张五常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那一点小小的名声就来源于这些研究成果；他早就宣称自己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得奖的可能性也来源于这些研究成果。
但是张五常的问题在于他不老老实实地作学问。在写出并发表了几篇规范的学术论文之后，他就开始在大众传媒上乱写一些胡聊的文章。这就断绝了他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继续进行研究的道路。他现在的名声，完全靠在大众媒体上进行自我炒作，靠对经济学和经济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人发一些似是而非的惊人之语。他的许多论断，听起来浅显易懂，似乎完全正确，仔细分析起来却很难经得住推敲。
张五常曾经在《经济学家茶座》最初几期发表过一篇谈自己治学的文章，这几乎是我有耐心好好读过的他写的唯一一篇文章。我读此文的目的只是想看看他如何概况自己对分成租佃制理论的贡献，但是读完之后却极端失望，因为他这篇文章大半是吹嘘自己如何受美国教授们赏识，对真正的经济理论问题却根本没作系统的介绍，而且其中的论断也经不住进一步的推敲。初读此文时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是否出了毛病，竟然跟不上如此善于通俗化的“大师”的思路。但是就在那前后我还读过许多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论文、讲演，并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可见我自己的思考能力没有毛病。后来我又读了文贯中写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农业租约与农户行为的研究》（载于汤敏、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才明白张五常对分成租佃制理论的贡献到底何在。尽管文贯中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数学公式，但是我读起来没有感到丝毫的困难。我此时才领悟到，张五常的论述是以生动惊人收揽人心，让那些没有周密思考的人掉入对他的迷信。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把道理简洁无误地说清楚的能力，这就难怪我这种追求深刻准确的人无法接受他的论断了。
我相信，张五常的许多文章都象我读过的这篇文章一样，看去生动易懂又很有道理，实际上提出的论点多半似是而非，经不住严格仔细的推敲。真正的问题倒在于，张五常到底是本人也没想明白这些问题就在那里云天雾地地乱扯一通；还是自己心里其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了某些别的什么目的而大讲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能让那些有志于研究张五常的人去回答了。
张五常靠给大众媒体写乱聊的文章出名，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几乎都象张五常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许多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最有造就的人，甚至某些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获得了承认的人，在国内名声很小，甚至在学术界也地位很低，而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笔者本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在中国经济学界多少也有点名气了，但是最使我出名的，却是那些在大众媒体上的惊人之语，而不是我对经济理论的扎扎实实的研究。
这种靠在大众媒体上胡说八道来混成“学术权威”的现象，可以概括为“张五常战略”，因为张五常本人是这种战略的典型代表。这种战略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仅靠在大众媒体上胡聊来出名，而且拉拢和收买在媒体中的代理人进行炒作，搞小圈子进行肉麻的吹捧。妨碍当今中国经济学学术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奉行张五常战略的人。搞这样一种战略，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根深蒂固的恶习。
2002年中国的许多媒体上盛传“张五常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公布之后，这种谣言当然不攻自破。其实明白内幕的人早就知道，这种传言是想靠炒作张五常发财的媒体造出来的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根据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贡献而颁发的，这种学术贡献一般都以在学术文献中的援引率来衡量。张五常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点“贡献”，集中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契约理论上。在这个理论领域，公认张五常的老师阿尔奇安和威廉姆森比他的贡献要大得多。这两位还没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资格怎么会排到张五常头上？就是在华裔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得奖的可能性也排在后头，因为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中，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的援引率比张五常的援引率要高得多。
其实连“张五常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言是如何造出来的，都十分可疑。各种诺贝尔奖项的评审甚至提名，都有极严格的程序，绝非大众媒体的胡乱炒作可比。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就不可能让被提名者自己知道，因为评选委员会规定不准获奖候选人自己申报（自己提名自己或“自荐”），其他人提名要得到评审委员会邀请其提名的信件，而且提名必须保密，不准向被提名者泄漏推荐了谁。明白这一套程序的人都不能不怀疑，“张五常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传言是从哪里来的，是否真有根据，是不是望风捕影的炒作。
当然，我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从未参与过与评奖有关的活动，不敢断言张五常不会侥幸被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敢断定的是，张五常如果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受损失的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上的权威地位本身。那时在中国人心目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与30年不读书划上等号，这个奖项的获得者们将被等同于那些在大众媒体上胡说八道的中国“侃爷”；人们将会进一步问，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被这些在大众媒体上神侃的专栏作家们包揽，而要发给那些傻乎乎地搞推导的学术呆子。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在中国，真正正确地预测了并且能够正确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不是炒作张五常的媒体，而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经济学动态》，具体地说，是它的编辑李仁贵。
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月份公布之前，《经济学动态》抢先于9月号上以一半的篇幅介绍了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及其领袖人物，并且明确指出他们有可能在近几年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正确地预示了这两门新兴的经济学科的领头人10月份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差的只是明确地预报他们将获奖。没有作这样明确的预报，只是因为李仁贵生性谨慎，不想冒预言不准的风险。其实早在7、8月份，李仁贵就在私下对我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会授予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史密斯等人；因此他必须赶快在颁奖之前于《经济学动态》第9期上介绍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免得发奖之后再作此种介绍而成为马后炮。
李仁贵是我的老同事，他多年以来就研究和预测谁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这方面的专家，其预测已达到十拿九稳的地步。他以这种预测指导《经济学动态》的组稿工作，使近几年的《经济学动态》往往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前夕预先详细地介绍该年将获奖者的学术贡献和成果。
回头再谈张五常，可以对他下这样一个结论：他本来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早年对契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作过一些学术上的贡献，以后就不务正业，靠在大众媒体上写一些似是而非甚至胡说八道的惊人之语骗取社会名声。他后期所说的胡言乱语，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至于这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读者可以参考我著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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