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走向新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章。至此，该书已经全部翻译完毕（大家可以在少年中国评论网站 https://review.youngchina.org 上搜索“走向新社会主义”查阅全书所有章节的译文）。为了方便读者朋友们阅读，我们准备对译文再进行一次校订，然后制作成电子书。感谢读者朋友们对少年中国评论网站一如既往的支持，更感谢所有参与翻译工作的同志们！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祝明年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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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地阐释了我们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原则的看法。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对近年来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回应，并将其组织在两个主题之下：分配、价值与价格，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两个主题多多少少都和市场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在第一部分，我们捍卫关消费品市场的方案（已经在第八章详细阐释）。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计划的目标始终按照消费者偏好进行调整，这种类型的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节，我们明确地把我们的“市场”方案和“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区别开来。考察两个最近几年的市场经济方案的例子，我们发现，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来讲，这两个方案都是不够格的。
分配、价值与价格
当我们第一次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杂志的一篇文章①里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加万·达菲（1989）在同一本杂志上做出了回应。虽然我们同意达菲的一些观点，但我们认为他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回应一些他的批评，来更清楚地介绍我们的想法。两个主要的观点比较突出。
首先，达菲认为，我们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有些讽刺：虽然我们极为重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潜力，但我们并没有主张一个纯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价值或价格为中介的计划系统。达菲似乎把这看做是放弃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例如，兰格就把计算（computation）看做是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的替代②。正在兰格模式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即将实现的时候，科克肖特和科特尔竟提出了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其次，达菲认为，假如有人从消费品社会主义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也没有理由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社会成本的基准：他认为“简单社会成本”更为可取。
关于第一点，我们应该强调，我们不是建议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通过市场分配。我们承认“社会公共品提供”的部门（如卫生、教育和儿童保健等）的存在。这一部门的商品或服务应当作为基本公民权提供给所有人（见第五章）。在这里，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场价格来决定，而是通过民主辩论和民主政治来决定。尽管如此，我们提倡在许多个人消费品上采用市场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的消费品市场的基本特征如下：
- 由于完成工作或者转移支付，消费者得到劳动券形式的收入。
- 商品有它的“价格”。价格也由劳动券来衡量，但由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可能会与实际的劳动量（也标记在商品上）有所偏离；
- 当消费者通过市场取得消费品后，他们的劳动券的余额将会相应地被“消掉”，为的是让他们的购买受到收入（加上一些消费信贷）的限制。
实际上，它向每一个消费者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你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会劳动时间的一定余量，并且以你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一个“纯粹定量”的替代系统，没有价格或者价值的系统，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必须为要生产的消费品设置一个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产，然后消费者可能会从商店免费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价格，那么“收入”也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预先限制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随着一些商品的存量减少，国家就简单地命令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产速率就下降。
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什么能阻止受欢迎的商品直接变成零呢？怎么在社会可用劳动力的约束下，确保生产能够长期保持在足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能够以零成本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样的“需求”的总和会不会超过社会可能的总产量呢？而实际结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吗？
有人可能会极力主张两点来反对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共产主义的“丰裕”和社会主义消费者负责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态度。但是,从所有产品都充足的意义来讲的“丰裕”，在这些产品定价为零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术持续改进，由于需要解决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加上极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的物质状况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废除经济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纵然社会主义的消费者有彻底的公共精神，不过仅有正确的态度是不够的。没有客观计算的社会成本的引导，人们没法知道给他们消费的“合理的”、“负责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们承认需要为个人消费加上一个社会决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总消费需求保持在生产可能集之内，那么，在明确的收入付酬和消费品（非零）定价之外，替代选择是什么呢？国家可以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品的分配或者说“配给”，命令这些消费品的生产，然后将其直接分配给人民。但是，很难看出这样的系统如能够恰当地响应消费者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种各样的偏好和优先顺序。如果人民对他们的消费模式进行（受限制）的个体选择，那么，除了某种形式的市场，别无选择。受限的自由替换需要消费者的产品分配采取标量的形式（达到这样的总价值的任何你所喜欢的产品）③，而不是标量的形式（商品数量的列表，或者配给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价不过是实行这种标量约束的手段。
当然，承认需要有消费品市场，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我们所提出这样的市场应该如何运行的具体版本。由此我们来谈谈达菲的第二个观点，即关于使用劳动价值来体现社会成本。
我们承认，用简单的劳动价值来衡量社会成本，容易招致批评。我们已经在第五章处理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经济计算的唯一手段无疑会导致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低估，而简单地应用劳动时间并不能“生产”出这些自然资源来。其次，严格的劳动价值计算忽略了社会劳动应用的时间尺度的问题。生产两个产品可能需要同样的总劳动时间，但这一劳动在日历上的时期却可能是不同。如果这种差异有实质意义，那么，劳动价值计算必须又一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样是在第五章里，我们简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达菲建议，相较于劳动力价值，“生产的简单成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量的方法更为可取。对此，我们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讨论，正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成本”远不简单。它假定了作为权利主体的企业的存在——实际上，假定了生产资料中私有产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简单”的给定的生产成本；任何衡量社会成本的可选手段，都必须由社会来定义和计算。我们认为，劳动时间为这样的计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尽管必须对其加以补充。我们在第五章中说明了补充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论点撞上了近期右翼亲市场观点的潮流。这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相信，时兴的观点的错误的，而且最终一定会被认作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更关注这一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作家公然对“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严重怀疑，反而鼓吹各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④。反对这种潮流的声音是相当微弱的⑤。
在这一节，我们考虑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将论证，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目标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同意迪瓦恩（1988）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反映的，不是由社会主义理论家作出的大胆的崭新的构想，而是对右派统治地位的有害的调和。葛兰西要求“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也就是讲究实际的同时，满腔热情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而19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暴露了“意志的悲观主义”，对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任何真正与众不同的长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显，对于近来提出的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能都提供详细的评论。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专注于西方的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和东方的阿甘别吉扬（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贡献。
戴安·埃尔森：社会化市场？
戴安·埃尔森（1988）认为，“社会化市场”提供了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种替代选择。我们则认为，她的社会主义市场方案，对资产阶级经济经济学让步过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对亚克·诺弗说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亚克·诺弗宣称有效率的中央计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说法，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反驳。
确切地说，我们认为：
- 通过将注意力从生产过程切换到交换过程，埃尔森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
- 她的社会化市场制度，将保留大部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因此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会更加准确；
- 它会容易受到所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埃尔森文章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说明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以为的理想市场相去甚远。埃尔森认为，从资源的运作来说，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及实际成本，也很少会有自由竞争，而且消费者主权实际上无效，萨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献来加强她的观点。
尽管这种批评在指出彻底的市场拥护者的构想缺乏现实主义方面是有价值的，却似乎是要替代一个不在场的概念。在她对她所指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中，剥削这一概念是缺失的。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消费者对组织市场的方式不满意，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它的受害者试图解决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听任富人剥削穷人的劳动。社会主义是对资本家剥削工资劳动者的回应。
在本书中，我们提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在当前的语境下，重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驳斥剥削产生自市场的不完全运行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论证了，剥削产生自商品生产的逻辑。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商品按照劳动价值的比例交换”这一“宽松”的假定。这是最先进的资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理想。马克思很清楚，一系列复杂因素——不同的资本密度，部分垄断等等——会阻碍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比例。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了这一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买卖都是等值交换。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在每次买卖时，黄金中物化的劳动量就等于所购买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换句话说，他假定交换过程不存在欺诈。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反事实的——工人通常会买到掺假的产品，资本家通过实物工资或者工资的额外扣除来欺骗工人们。但出于论证的目的，他说：“让我们承认市场是完全公平的，我将表明它仍然会导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特殊性。劳动力之所以独特，在于它对资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创造价值。劳动力像其他一起商品一样，都按照再生产的成本进行出卖。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劳动力低于再生产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职农民，不会从市场上购买他们所有食物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即使它确实以完全的再生产成本出售，剥削仍然发生。工作日被延长了，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技术让生活资料更便宜，从而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从政治上看，这一论证是要驳斥那些认为公平交易、废除垄断和公正的工资水平就可以拯救无产阶级的人。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工资制度本身才会终结剥削。任何对市场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中心的对抗。但是，埃尔森提出的正是对价格的改革。
埃尔森提出种种公立机构来设定价格标准。这些机构将可以得到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的详细信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利润，就可以为每种商品设定价格标准。（但是没有说清楚利润的基础是什么：是跟使用的资本成比例，还是跟经常成本成比例？）设定这些价格标准—显然并不打算是有约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据的数据，被称为市场的社会化。
“社会化市场”这一术语是很有误导性的，因为市场从来都是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是私人个体进入社会关系的典型途径。当社会一词与市场一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化市场，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有所警惕。考虑到剥削在马克思很宽松的假定下都仍然会存在，社会化市场也会允许剥削存在。社会化价格标准仅仅是指示性的，对买家和卖家都没有约束力：“价格和工资委员会可以生成价格标准，提供信息买卖双方，使之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监督’价格和工资。”（埃尔森，1988,第33页）如果这些标准不被社会接受，那么要改变的，不是价格，而是这些标准。社会化市场和正常市场的主要区别似乎是，在前者是纳税人补贴某些通常是由买卖双方承担的市场成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这一市场比起没有补贴的市场调整起来可能会更平稳，但是其效果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看一下关于劳动力的买卖这一关键问题，埃尔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一系列用于调控剥削的价格和收入政策。工资和价格委员会为所有工资率制定标准。这显然不是废除工资系统，而是对其进行调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资等级由私人经济合同执行，现在则变成了公共政策问题，由国家机构将其合法化了。同时，毫无疑问，价格和工资委员会考虑到确保工业的利润率的需要。在这里，我们进入一个有争议的层面，因为设置工资水平会影响到剥削率。任何试图设置更高的工资水平的企图都将被雇主抵制，而任何试图设置更低的工资水平的企图又都将被工会抵制。如果工资标准是有约束力的，实际工资率将由雇主与工会相对实力以传统方式决定：罢工、停工等。
埃尔森提出了一种能够显著地改变剥削率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一个最低的基本收入，无论他们是否被雇佣。这一政策由绿党所倡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疑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如果罢工的工人知道他们的家庭一直有饭吃，那么他们的立场会加强，罢工行动将会更坚决更成功。但是，我们不应高估这一系列无条件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影响。埃尔森也表示这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够买一点糊口的扁豆、几条廉价牛仔裤和几张地板上的椰衣垫。这听起来并不比靠当代的社会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会保障计划一样，它受到同样的矛盾因素的影响：必须保证人们的积极性而不是破坏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不能征收沉重的税收负担。人们在工作的同时往往也有达成了其他的承诺：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等。当人们罢工或者失业的时候，社会保障金会很快被花完。
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进阶级斗争。他们不愿意做的是，“消除劳动力买卖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出处同上，第30页）。劳动力的买卖是剥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内在对抗性的。购买劳动力的企业仍然是法律主体，其目标是劳动力赚取利润。它们是法人，有购买、出售和签订合同的权利。简而言之，它们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的人格化”。它们可能是由国家所有，必须向国家的垫付资本支付利息，但是它们资本属性的减少，并不比国有的英国利兰汽车公司更多。事实上，埃尔森提议让一个叫“公共企业监督者”来确保国家的资本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率。
在劳动力继续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围绕劳动力价格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是最终的工资调整者。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经济性阶级斗争将使得工资上涨。通过有约束力的价格和收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调控也许是可能的，但这纯粹是一种自愿的机制，埃尔森认为它很可能是不稳定的。要么导致通货膨胀，恢复失业以惩罚劳动力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要么就将要求强制性的价格管制。社会将面临着在资本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选择。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92），像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清清楚楚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在经济领域恢复失业的“鞭子”，因为没有失业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要么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会调控。这并不是要否认埃尔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环境下是进步的。人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一条渐近线，与前撒切尔时期的社会民主一样，其发展方向是朝着：几乎完全国有化、自愿的价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因此，这一制度将比现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是从经验看来，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秩序是不稳定的。它保留了货币和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消除了使得这些都起作用的失业，并且弱化了作为资产阶级纪律因素的国家。这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式，要么像英国一样恢复到私有资本主义，要么走向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也适用。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则绝对是反动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通过阶级斗争转向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尔森提出的社会化定价机构拥有计算机网络和生产的信息，而这正是向计划的有效过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将这种机构作为计划经济之前的过渡性措施，那是说得过去的。但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处于进攻态势，更可能向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提议，不过是通向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旅途中的临时中转站而已。
所有市场经济都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影响。不稳定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衰退，当衰退发生时，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失业；第二种形式是过量的需求造成通货膨胀。在那些回归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形式：通胀飙升，同时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聪明的左翼经济学家一样，埃尔森明显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这些倾向，但她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无论人们要怎样说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经济制度的坏话，那时的价格是稳定的，也没有经济衰退。苏联制度不是没有问题，只有意视而不见的人才会那么认为。但是，对于本世纪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改变，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往前迈进一步。埃尔森和与其相似的俄国思想家所鼓吹的，是从马克思退回到亚当斯密。
阿甘别吉扬：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
在这里和之前章节所展开的论证也为我们批判苏联经济改革的概念听了基础。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别吉扬提出的。他是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几个关键的经济顾问之一。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书中，阿甘别吉扬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经济的”方法的区分，并且强调要减少前者增加后者。他宣称，“现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征是行政的方法占有显著的位置，而经济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页），接着声称改革的本质就是“将管理从行政管理过渡到经济的方法”（23页）。
如果这仅仅意味着他反对专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细致的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经济的”），那这样的观点并不会引起争论。但实际上，在这一概念和有争议得多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下滑。首先，阿甘别吉扬似乎确认“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计划本身。在评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计划时期，他宣称，“从三十年代开始在管理中经济的方法在减少。中央集中分配资源取代了生产单元之间的贸易，市场也因此萎缩了”（出处同上，21-22页）。因此，这里的“经济的方法”与“集中的配置”是对立的。当他阐述经济方法的内容时，问题变得清楚了：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将联合体和企业转变为完全经济责任、经费自给、自主管理，以及在价格、财政和信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3页)。在别的地方，他把经济方法与市场关系的刺激以及利润的更大的作用联系起来(58页)。最后，他提出国家计划将被“废弃”，让位给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企业和联合体将制定和批准它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将不再服从上级的批准，也绝对不再有计划配置工作”（1988,112页）。
虽然阿甘别吉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促进苏联的工业化方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他实际上认为中央计划的“行政的办法”是过时的、专制的、官僚的和无效率的，而注重市场价格、利润率和企业财务自主并且完全废除中央计划指令的“经济的方法”是现代的、高效的和进步的。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来自于苏联武断官僚的中央计划的经验，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判断。我们已经表明，中央计划不必是武断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确定义的社会成本的计算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明，社会劳动时间核算的社会合理性是优于市场的。没有必要将消费品市场（我们之前倡导的总体计划制度的一部分）的出清价格，与通过给予企业完全自主权以瓦解社会主义财产联系在一起。宣称企业应该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作，以及积极提出新产品——这是一回事，而认为它们应当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制定自己的计划来响应市场信号，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如果它们被授予后面的角色，那么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别吉扬所做的这种讨论，隐含地支持了经济理性和市场过程，问题多多，必定会误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逻辑带来了什么：全部有效经济计划的崩溃、失控的通货膨胀、普遍的经济混乱、大规模失业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终胜利。向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空前的经济灾难。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改革重建了少数资本主义列强的宰制。1917年前统治世界的正是这些列强。在政治层面上，“改革”导致了这样一种形势，社会主义运动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会主义不在了。对于那些被剥夺的人来说，除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什么希望呢？除非是一个比以往任何的社会主义更加激进、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一个建立在清晰的经济和道德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一个不向令人泄气的市场神话投降并交出其完整性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毫无希望可言。
注释
① 科克肖特与科特尔（1989）
②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兰格提出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但是到六十年代末，他认为现代计算机已经使得完全抛弃市场成为可能。可以参考兰格在1938年和1967年的详细论述。科克肖特和科特尔在1993年曾详细的讨论过兰格的论点。
③ 更一般地说，一个标量意味着一个数字，与之相对照的一个向量表示一列数字，因此4.57是一个标量，而[3.9, 1.2, 6.7]则是一个三元向量
④ 举例来说有：亚克·诺弗（1983），杰夫·霍奇森（1984），戴安·埃尔森（1988），Abel Agabegyan（1988），大卫·米勒（1989）
⑤ 欧内斯特·曼德尔（1986），尼古拉斯·科斯特洛（1989）提供了对计划模式的辩护，尽管这种计划由传统Benn/Hollan工党左翼所提倡，但与我们的方案还相距甚远。
⑥ N .斯科特·阿诺德(N. Scott Arnold )(1987) 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证，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社会经济形式。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 阿林•科特尔
- 翻译：达瓦里希
- 校对：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