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左派似乎无处不在却又似乎无处可寻。尽管今日人们很少听闻“社会主义”这个词了（甚至苏哈托时代的官员有时都会用这个词），但在其他国家隐含着激进或左派议程的词语比如“斗争”（perjuangan）,“人民”（rakyat）等等，却是印度尼西亚日常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而激进的反建制话语是许多印尼活动家和公共舆论中的流行观点。这种反建制话语经常通过对精英，对他们的“游戏（permainan）”、腐败和“操纵（rekayasa）”表现出来。

然而，有组织的左派仍然十分弱小。1999年人民民主党（PRD，People’s Democratic Party）——如今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建立了广泛群众基础的激进左派政党——参加全国大选时只得了不到0.1％的票。自那时起，该党就分裂了，许多原来的活动家抛弃了它，要么去参加主流政党，要么成立起他们自己的小组织。

虽然如此，在公民社会领域，泛左派还是可以见到的。有许多的人民团体、工会以及农民团体，以及各种小型（有时是微型）的为社会边缘群体维权的组织。这些组织有时候会用戏剧性的对抗策略来达成目的。但是这种分散的运动缺少一个组织上的中心。他们对于特定问题与运动可能有许多一致的意见，但鲜有长期协作而且缺乏或者议题设定。

在社会的边缘，左翼思想是强大的

辨别左派

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辨别印度尼西亚的左派呢？第一个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左派轻率地定义为（摘自维基百科）“借助国家进行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干预以进行再分配，并籍此探求社会公平的人”，那么这个定义中的“社会公平”和“国家干涉”这两部分是印尼政治光谱的许多参与者们所广泛持有的——至少表面上如此。

占据着国家议会席位的主流政党宣称会重视对人民的赋权，捍卫穷人利益，并会用在发达国家常与左派联系在一起的手段来搞好福利。特别是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里（Megawati sukarnoputri）领导的印尼民主斗争党（PDI-P,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Struggle）继承了梅加瓦蒂之父苏哈托的大量民粹主义传统，将自己定义为“平民百姓（little people）”的党。大多伊斯兰政党——即使是那些追求保守的社会目标的政党，都赞成以小规模计划扶助贫穷农民和社区，经常推进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

但是这些政党缺乏定义的第三个要素：对于再分配的承诺。他们仍旧是坚定的发展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增大国家经济的大蛋糕，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多分一点。主流政治学中依然很少有人相信穷者与富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有的主流政党都说他们既爱企业又爱穷人，而它们大都收了那些称霸印尼的政治寡头的赞助并在各个方面为其服务。

印尼政坛的基本指导原则引发了一个问题：印度尼西亚变成了一个保护人社会：政治领袖（保护人）会将资源赏赐给他的追随者（委托人），这种资源的流动就成为稳固整个政治网络的粘合剂。这些资源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有时候是满满一箱的钞票（就像近年来大规模反腐调查出来的那样），但是更普遍的形式是开发项目、建筑合同、紧急援助项目、技术支持项目和数不胜数的各种小项目。这些小项目由国家提供，在社会基层进行分配。

印尼的许多主流政治团体（包括主要政党）都喜欢偶尔用听起来很左的华丽词藻大谈“把权力赋予穷人”，这就给他们的真实目的蒙上了一层遮羞布：他们是要给自己的委托人和支持者们牟利。于是我们举例来说一下：民族觉醒党（PKB,National Awakening Party）、团结发展党（PPP,Unity Development Party）等政党中的传统派穆斯林政客会确保资助金和国家项目流向传统伊斯兰学校，而这些学校是其支持者的一部分。在一些省和地区，地方政府头头及国会议员会把资助金和国家项目送给他们自己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会帮助他们在政治金字塔上更上一层，无论他们是政治同盟者、政治掮客还是执行者。所有这一切大都以“帮助穷人”的名义进行着，而有些资源确实带来了宝贵的发展和扶贫的计划，虽然大部分资源都被私吞了。

因此，今日印尼左派和右派的界限经常变得很模糊，有时候左派活动家和主流政治力量还会惊人地形成同盟。而且尽管左派团体的政治策略中一般都有与反腐败的内容，他们也一样可以被拉入保护人体系。

左派的遗产

但是左派之所以难以辨认，还有其他的原因。人民回想历史时，通常都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它的覆灭开始的。印尼共产党（PKI,Indonesian Comunist Party）既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反殖民斗争的排头兵，又是独立后二十年里推动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进程的先锋队。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时，印度尼西亚拥有了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后），因而左派思维模式以及左派组织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的范围。

1965至1966年间，军方及其盟友制造了二十世纪最为惨烈的一次政治屠杀，这一激进的历史因此戛然而止。没人知道具体数字，但有约五十万共产党员与官方所认为的共产党员惨遭屠戮。印尼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被取缔；大量幸存者受了牢狱之灾，他们的后代遭受迫害；工人、农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独立组织都被迅速取缔。

这一段时期显然给印尼的激进传统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许多过去左派的思维与行动的模式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对于“平民百姓”利益的承诺，对“精英”的敌意，以及对于群众运动这种政治参与形式的高度认同（在“新秩序”时期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形式得以保留）。军政权下台后，民粹主义思想和群众动员在印尼政治生活的中心重获一席之地。然而，原先左派的组织传统被击碎了，它带来的严谨的纪律和智慧也全部消逝了。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秩序”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关注贫民生活状况以及边缘群体的权力的。但政府的镇压使地上地下的反对都十分危险，因此这种反对多是以一种渐进式的，非对抗性的，甚至是非政治的形式进行。多数现政权的批评者都成立NGO，而不是公开的政治组织。他们总是关心这一小部分或那一小部分人——帮助某一群即将被驱逐出社区的人；关注某一城市社区里贫民的权利；在某个工人居住区组织戏剧表演；诸如此类。而且他们会用政府喜欢的唯发展主义的话语给他们的活动包上一层伪装。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国资助机构愿意对投身于环保、人权等类似问题的NGO提供资助。在后苏哈托时期这些资助几乎是以指数形式上升。结果就是印度尼西亚有了大量不同的NGO运动，但从本质上讲，这一运动是分裂的。各种各样的NGO在印尼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方面积累各自的专门知识，却不关注全局问题，也不考虑联合起来。大部分组织都是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集团，没人考虑建立群众基础。他们还为了捐助资金而互相竞争。占支配地位的NGO模式至今仍然是印尼泛左派支离破碎的主要原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也有人试图复兴并重建自觉的武装左派的政治议程，这是跳出NGO模式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组建了学习小组并重新发现经典马克思主义，他们也读其他激进文章。同样也有早期的复兴独立工农组织的尝试。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部分这样的努力有了结果：人民民主党——一个学生团体——成立了。人民民主党试图重新利用战斗性的基于阶级的组织传统并与政权直接对抗。人民民主党很小，但它在推翻苏哈托政权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军方迫害。

分裂与选举

1998年群众运动十分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苏哈托政权以后，没有一个组织或联盟能够主导或者联合泛左派。于是分裂变得司空见惯，这种情况保持到了今天。

人民民主党就是恰当的例子。1998年印度尼西亚进入民主阶段后，人民民主党绝不是广大反苏哈托阵线中唯一一个左派团体，但由于它在“新秩序”末期的政治黑名单中的特殊地位，人民民主党带着威望脱颖而出。然而自那时起，人民民主党就经历了一系列分裂与重组，这使它日渐衰落。

在2000年发生了一次早期的分裂。当时一些人民民主党的中央领导组建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PDS,Democratic Socialist Association），他们指责人民民主党宗派主义严重且缺乏民主。后来在2009年大选时，人民民主党的一个前线政党民族解放团结党（Papernas，National Liberation Party of Unity）难以满足注册条件，于是人民民主党的领导难以令人置信地决定与改革之星党（PBR,Star Reform Party，一个伊斯兰政党）结盟。有约100名人民民主党积极分子是作为PBR党人参选的，但他们没有一个被选上。其它人民民主党和Papernas的积极分子谴责这是机会主义的、与右翼的利益联姻。这就导致了人民民主党—贫民委员会（KPRM-PRD,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Poor People –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的诞生，该党现在被称为人民解放党（PPR,People’s Liberation Party）。

另一个关键的左派团体是劳动者联盟（PRP,Working People’s Organization），它有着与人民民主党相独立的历史，尽管如此它还是吸引了老组织的一些前成员。然而劳动者联盟也分裂了，这导致了劳动者联盟—拯救联盟委员会（KPO-PRP,Committee to Save the Organization – PRP）的诞生。这次分裂同许多激进左派团体的经历一样，也是内部组织问题和民主问题引起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极左派团体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的一部分。其中一个仍然使用“人民民主党”这一名称的组织也幸存下来了。它的许多成员如今都在其他政党内，特别是在印尼民主斗争党和大印尼运动党（Gerindra）——后者是苏哈托臭名昭著的前将军兼女婿普拉伯沃·苏比安托建立的。长期观察印尼左派的马克思·莱恩说到：“如今的激进左派所处环境无论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相比还是与2000—2007年那段时期相比都好得多。人民解放党（PPR）、劳动者联盟（PRP）、劳动者联盟—拯救联盟委员会（KPO-PRP）、印尼斗争中心（Pusat Perjuangan Indonesia）、激进网络（Jaringan Militan）、实践网络（Praxis network）、地方团体、独立的左派工会，以及其他由从网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早期活动家建立的团体蓬勃发展，它们的数量加起来比之前要多得多。而除此还有左派出版商，左派学生团体等等。”

图为印尼斗争中心（Pusat Perjuangan Indonesia）举行集会

激进左派的支离破碎在其政治的许多方面都映射了出来。举个例子：自1998年以来劳工运动如雨后春笋，毫不夸张的讲有数以千计的工会生长出来。但它们基本上都非常小，且植根于特定的企业或地域。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各个工会运动的努力获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障碍。目前主要的在运作的全国联合会有三个（或四个，这取决于你怎么计数），它们相互敌对；但是国内加入这些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只是一小部分，而且都是因为被开除出原工会缺乏资源才加入的。总体上，左派工会被排挤到了边缘。

同样，苏哈托倒台后，随着全国范围内新的依赖群众的农民协会的建立——特别是在土地争端严重的北苏门答腊、明古鲁和西爪哇等地——农民运动同样急剧增加。然而这些协会中的大部分同样遭受了分裂之痛，很多领导层人士都抛弃协会，加入地方上的主流政坛成就自己的事业去了。

分裂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深入更加复杂的政治领域，激进活动家们需要更加自由民主的协商讨论。就像前人民民主党党员Anom Astika所说的那样，苏哈托在位时面对一个敌人我们很容易团结起来，“现在有很多敌人”。在这一点上印度尼西亚并不特别：激进运动总是在右派独裁统治时茁壮成长，一旦独裁崩溃，运动也分崩离析。另一点就是保护人社会已经渗入到左派最底部。另一位前人民民主党党员Web Warouw指出，现在就算是普通人也想通过政治参与得到物质利益：“如今参与示威的人都想要50000到100000卢比的报酬……都是项目导向的。”

这里对项目导向的提及又指向另一个因素：NGO模式，或者更广泛地讲，金钱和物质享受的新引力对左派政治的持续影响。许多活动家都想要和他们的朋友、旧阶级兄弟和亲戚一样，作为印尼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享受与他们同样的生活方式，年龄越大越是如此。他们不一定就要为此放弃政治生活。只要参与一个成功的NGO，确保项目有可靠的经费，就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而通过直接参与主流选举政治，他们能变得富有。

加入主流

实际上，左派的问题可能不是敌人太多，而是朋友太多。在刚过去的10年里，主流政党和保护人招募了大量激进分子出身的人。我们再次把目光对准人民民主党。Budiman Sudjatmiko在人民民主党刚建立时曾位于其领导层（因此被送进监狱），后来他加入了印尼民主斗争党，最终成为国会议员。他带着很多前人民民主党党员和其他活动家成立一个隶属于印尼民主斗争党的群众组织：民主斗争志愿军（Repdem, Struggle Volunteers for Democracy）

Budiman Sudjatmiko（左二）和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左三）与民主斗争志愿军成员合影。Budiman Sudjatmiko曾经是人民民主党的主席，印尼左翼运动的领袖人物，如今却加入政坛，与资产阶级政客们谈笑风生。

安迪·阿里夫（Andi Arief）曾经是印尼民主学生会（SMID, Indonesian Student Solidarity for Democracy，人民民主党的学生机构）的领导，他现已进入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总统的内部圈子，开始是邮政委员，后来变成总统在社会救济和自然灾害方面的特别顾问。前人民民主党劳工机构领导，兼前人民民主党领导蒂塔·因达·萨利（Dita Indah Sari）已成为人力资源及移民部的专家兼发言人。大印尼运动党同样招募了一大批前人民民主党活动家。

总体而言，这一现象反映出一种很眼熟的模式：年轻的武装激进分子越老就越保守，印度尼西亚在这一点上并不特别。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抛弃了先前的承诺，他们会利用新地位带来的影响从内部改变体制。就像蒂塔·萨利说的那样：“过去我们最远也就走到那些围栏附近（她手指向政府办公楼的外面）然而真正的战斗是在这里的，是在官僚体制内的。”她指自己曾参与发起的新政策，比如给交通行业工人和外来劳工更好的社会保险。

加入主流政党的人也不一定被保护人政治所腐蚀，尽管他们在每天的政治生活中都要面对腐败问题。一名已加入政府的前人民民主党党员说：“努力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我在这里的斗争。在人民民主党中，我们被同样正直的人所环绕，而且我们也没多少资金，所以保持清廉并不困难。而在这里哪怕不同流合污都是一种斗争。”

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条件，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以下结论：这些活动家采取的路线总体上反映出了后苏哈托时代激进群众政治运动的失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渗透进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党中，以便于接触他们的工人阶级基础。这种行动背后都有明确的目的。印尼发生的事情引人注目的是，活动家们进入政党的方式也效仿了在左翼中可以见到的碎片化的模式。活动家们不仅加入了印尼民主斗争党、改革之星党和大印尼运动党，还有民族觉醒党、国家使命党（PAN,National Mandate Party）、民主党（Partai Demokrat），甚至还有专业集团党（Golkar，之前苏哈托政权的党）。单单这一事实就使他们加入主流政党的行为不像是一种充分商讨后的谋略，更像是一种丧失希望的决定。

民主的医疗

但尽管如此，在过去100年中定义了左派政治的一些经典议题如今顺利进入了政府的议程中。而讽刺的是，这么大的成就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左派施压而取得的。

就拿贫困人口医疗保障门槛这个所有国家的左派都关注的经典问题来看。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高质量医疗保障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政治议题。如今几乎在每个地方政府选举时，谁想被选上谁就得许诺免费的医疗保障。各地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亚齐省政府官员伊尔旺迪·尤素福（Irwandi Yusuf）采用的亚齐医疗保障（JKA,Aceh Health Guarantee）计划是对全省公民免费的，而且如果亚齐的公立医院无法提供病人所需的特殊护理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病人可公费空运到雅加达接受治疗。至少还有五个其他省份具有相似但并不那么有野心的计划。印尼还有很多地区与城市同样在试验扩大公共医疗覆盖面。

这些地方政策的多样性体现在其医疗覆盖面积、医疗质量、服务范围以及受政府资助还是强制保险金支持之上。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也努力填补这些计划的成本，而他们提供的医疗保障通常很贫乏。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

另一个例子是2011年末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在那之前的2004年通过的一则法律建立起了国家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这些法律保证了全面社会医疗保险和其他好处，比如在正规部门由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集体出资的养老金和工伤保险，作为工资中固定的一部分。这项政策也覆盖了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但他们必须付一些钱。政府的捐赠会照顾到穷人，尽管准确比率是由政府规定的。

国家社会保障计划将左派队伍分裂开了。大量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以支持这项法律，在该法案最终辩论的那一天冲击国会大厦，促使立法者匆匆通过了它。领导这一游行的是社会保障行动委员会（KAJS,Social Security Action Committee），该组织将法案通过的这一天称为印尼民族历史性的一天。但尽管KAJS宣称这一计划将为人民带来“社会保障与社会尊严”，还是设立了一个监管机构以监督它的运营。其他团体，比如人民健康委员会（DKR,People’s Health Council）批评这一计划使用了一种“保险业务”模式，依赖规定员工与非正式部门的贡献而不是完全靠政府的资金。

社会保障是左派一直在进行动员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些运动的规模并不足以解释地方和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发生的变化。正相反，我们（再次）看到，左派议题和理念慢慢渗入公共政治领域，并成为官方的政策，而这一切都没有依靠强烈的左派政治运动，更不用提一个强大的以工人为基础的左派政党了。看起来似乎民主闸门的打开和政客们争取选票的压力，以及民众们保卫穷人利益的左派情感的持续影响，已经结合起来了，这为社会公正的议题提供了空间。

没有左派的政治？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许多观察者对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政治都产生了一种传统观点：这是一个寡头的时代（参见杰弗瑞·温特斯（Jeffrey Winters）的分析）。核心在于，这些观察者指出如阿布里扎尔·巴卡里（Aburizal Bakrie）一样的巨富在政治上具有支配地位。他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之一，其影响力已经上升到可以与专业集团党主席相比的程度。在一些地区，有一群更加乱糟糟的地方财阀和地头蛇正在建立微型帝国——政治与经济双重意义上。在这种观点下，为了富人的利益而掠夺国家资源，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政治格局的最典型特点。

这一分析并不是错误的，但这不是全景。印度尼西亚向民主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富人的阴谋诡计，而是因为下层的压力。人民的运动——就算不提政治上的左派——并没有足够组织起来，也没有强大到能夺取新的民主机构，因为他们因多年的镇压而衰弱了。随后几年里这些运动都没能变得更加强大，很大程度上与印尼当前的社会与政体本质有关，尤其是普遍存在的保护人分配制度：它既能缓和阶级矛盾，又能建立政治纽带。

但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图景下左派不是空壳——即使外界观察者通常忽略他们。社会公平、国家干预、扶助贫民甚至是再分配的理想已深深扎根于到当代政治土壤中，即使表达这些理想的政治运动一直都是边缘化而分散的。

• 作者爱德华·阿斯皮纳（Edward Aspinall）在澳大利亚国家大学政治与社会变革学院研究印尼政治，他还是Inside Indonesia杂志的协助编辑。

• 原文标题：Still an age of activism

• 原文链接：http://www.insideindonesia.org/still-an-age-of-activism

• 作者：爱德华·阿斯皮纳

• 翻译：扫地工

• 校对：黑夜里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