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她们，为什么愿意出卖身体？

03/03/2016 posted in 中流击水

作者： sno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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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9日搜狐新闻报道，“据说美国约200万大学生‘求包养’”。新闻报道中指出美国教育贷款总额达到了1.2万亿美元，仅纽约市大学生每年人均贷款就超过了2.7万美元。还有人看中了大学生性交易的市场，做了一个网站作为性交易的中介，这个网站上已有140万美国大学生登记注册了，其中还有不少来自于名校。在百度上随手搜搜“大学生性交易”也能搜出不少新闻：“联合国：日本近一成女大学生进行性交易”，“希腊女学生为三明治被迫卖淫”，“高学费惊人，英大学生卖淫贩毒”，“女留学生性交易换文凭”。卖淫起源于奴隶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称：“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印度的某些村庄，还存在着父母强迫女儿卖淫的现象，这些村庄被称为卖淫村。这里的年轻女性以卖淫养活一家人，男性则做皮条客。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而卖淫这种社会现象却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1.

性工作者这个职业，或是为了金钱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个行为，历来是被人所不耻的。统治阶级的宣传部门一直不厌其烦地为女性进行女德教育，从抽象的“女人要三从四德”的口号到具体的做法指导，比如“如何帮助出现婚外情的丈夫回归家庭”，还有比较夸张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家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父母也往往催促适龄青年尽快结婚生子，成立家庭。而尽管政府曾经大力度地进行了“扫黄打非”，性交易市场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何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宁愿突破传统的价值观，“自愿”卖淫呢？

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大学生愿意与他人进行性交易，是由于她们贪慕虚荣。还有人对她们抱以同情，认为她们受骗进入这个行业，一旦进入就无法摆脱，只能越陷越深。这些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有些学生的确是少不经事，受到金钱的诱惑，或是处于迷茫时，中间人主动“发展”过去的。但容易被金钱诱惑的人大多缺钱，所以不能说她们贪慕虚荣。许多“失足少女”也不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悔恨，或许她们还要感谢这份工作解决了自己和家人的经济问题。正是发生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中愿意进行性交易的学生的人数占比明显提高了。社会普遍的失业率增加，实际工资降低，生活成本提高，导致许多家庭生活困难甚至负债。从新闻报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经济窘迫是大学生进行援交的主要原因。

12974.2 美国性交易中介网站的页面

在一篇2013年关于英国大学生援交的报道中，如下的陈述表明了相当多的女大学生由于教育费用高涨而选择援交：

“在英国，一位本科生被收取高达9000英镑的学费，不少学生毕业后还需偿还近3万英镑的助学贷款。在美国，每一位应届毕业生平均背负近3万美元的债务。特别是就读于非公立院校法学院或医学院的学生，高额学费和助学贷款使他们不堪重负。于是，一些大学生开始通过援交‘挣外快’。失业率的不断攀升以及就业起薪的持续下降也是导致大学生成为“糖宝”（英文Suger baby,中文意指“被包养”的年轻女学生——作者注）主力军的直接诱因。网站的公关经理维拉斯奎兹指出，对于一位有课业负担的大学生而言，想保住一份兼职或全职的工作是很难的。[1]

也就是说这些自愿被包养的女性大多来自底层。那么底层女性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答案是几乎没有。传统价值观在生活问题面前完全是无力的，当一个女孩只能依靠这种交易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指责她们的好逸恶劳呢?

大学生进行性交易的行为或是性工作者这个职业的出现实际上反映着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当我们考虑性工作要不要消失时，我们要先考虑是否男女获得了一样的教育资源、工作机会。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仍然多少保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同辈分的男性总是比女性得到的家庭财产和资源要更多。由于女人通常要承担家务，处理家庭琐事，养育儿女，会分散工作精力，浪费企业大量的人力成本，许多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或者会压低女性员工的工资。即使同为劳动者，女性的收入总体比男性收入低三分之一。根据2015年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 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全国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为33697元，女性仅为23288元。[2]

16年前香港导演黄真真所拍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中一位性工作者对着采访者这样说：“女人的社会地位是有进步，但仍然是次等公民。你有孩子，谁去照顾他？不是你，就是佣人，佣人也是女人吧。你不会请一个男工来照顾你的孩子。你那个死老公也不会帮你处理家务，如果你找到一个会帮你洗碗的老公，你可以把他放在博物馆里给人参观。”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帮妻子分担家务劳动，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全世界男性分担家务的时间所做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国男性投入到打扫或洗衣服等日常家务的时间仅为48分钟，而女性每天投入了155分钟。[3]

12974.3 2015年播出的日剧“问题餐厅”描绘了在这间“问题女性”集结的餐厅中，所有女性自愿团结起来对抗“男性”这一共同的敌人。

在性交易事件曝光后，主流媒体往往将责任指向提供性交易的女子，认为她们的主动引诱是达成性交易的主要原因；当强奸事件曝光出来，也有许多人指责受害的女孩不会保护自己或是打扮得过于惹眼。而与此同时，腾讯新闻等主流媒体又成天发些女明星“清纯又性感”美照取悦读者，举行大阅兵，举办重要会议的时候，总是要拿出几个长得好看的女性出来炒作一番。主流媒体这种做法是鼓励女性都向美女看齐，暗示女性只有长得好看身材好会打扮才能获得关注，才能增加俘获高富帅的机会。这无疑在鼓励女性为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竞争。统治阶级的营销无疑是成功的，社会上的多数人都默认了这套法则。这样的男权社会不仅对女性不平等，它同样给了处于底层的男性巨大的压力。如今农村越来越高的彩礼价格就是明证。

12974.4 主流媒体塑造的“性感女神”形象使无数女性心向往之

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与卖淫并没有太大区别。女权主义者的前辈波伏娃就说了：“纯粹就经济观点而言，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妇女的地位是相同的。两者的性行为都是对男人的服务；前者拥有许多顾客而按件计酬，后者终身受雇于一个固定的男人。前者由所有的男人防备着使他不受某一人的垄断和控制，后者接受一个男人的保护，其他男人便不得染指。不论是妓女或是妻子，她们献出身体所获得的报酬都要受竞争的限制…..妻子和娼妓最大的差别在于合法的妻子虽是个被压迫的已婚妇女，却是受尊敬的‘人’。而娼妓既然被否认了作人的权利，她便一股脑儿地承担了一切形式的女性苦境。”[4] 当代的婚姻制度与波伏娃描述得差不多。其实娼妓，小三和妻子都是属于被压迫的群体，她们都面对着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都被迫用性换取生活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的确是该联合起来反对这个男权的社会。

2.

话说到这里，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仅仅靠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无法保障男女在现实中的平等，法律规定的自由恋爱也无法保障恋爱和婚姻的商品化。大多妇女没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上以正常方式出卖劳动力也无法获得与男性相等的报酬，没办法养活自己。为了生活资料，劳动者会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何况向男权制屈服。

在社会中对立的两大阶级中，资产阶级中男性的比例远远大于女性，那么既没有生产资料又在性别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只能依附男性来生活。因此大量年轻漂亮的被剥削阶级的女性为了更好生活或者为了应付经济困难，会选择被包养或者卖淫。女性对男性的反抗实际上包含着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反抗。社会将家务劳动，养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了家庭，在婚姻中必然是女性承担这个工作，而且还是无酬的劳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劳动阶级妇女为资产阶级负担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资产阶级也正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廉价的妇女劳动力，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妇女也最容易被裁掉。

有些女权主义者会提出将性工作者合法化的诉求。这样的主张出发点可能是希望性工作者获得与其他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样的主张只是在巩固妇女用性换取金钱的秩序，而大多数情况下，性交易对她们而言并不是生活的享受，只是被逼无奈而已。这样的主张丝毫无助于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要争取的不是妇女进行性交易的自由，而是消灭产生性交易的社会环境，改变生产关系，使妇女能够轻松地获得所需的生活资料而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体随意出卖。

也有许多女权主义者看到了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造成了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原因，但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如何提出具体的诉求上，女权主义者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比如对于是否支持女性放弃家务劳动，进入社会就业上，一些女权主义者一开始是支持的，认为这有利于女性提高社会地位，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但是她们很快发现外出就业也并没减轻女性的家务劳动，反而增加了女性的工作量，就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不主张女性应该放弃家务劳动，开始重点强调女性的家务劳动创造价值，丈夫应该给妻子的家务劳动支付报酬。而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因为大多数男性一个人的工资养不活全家，他们的妻子必须同时做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和仅有微薄工资的外出就业，否则就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养活一家人。在不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女权主义者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看到阶级的存在，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假设女性的斗争目标是让资产阶级国家为家务劳动支付额外的工资而不是个别男性，并采取罢工争得她们的权利。即使这样的诉求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也同样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有利于妇女的斗争。一些妇女提出的与丈夫离婚或拒绝生养孩子的要求，并不是拒绝孩子本身，而是在拒绝与妻子，母亲身份相伴随的繁重工作。包括养育子女在内的无偿的家务劳动，并不会让无产阶级变得富裕或者带来任何真正的改变，其实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完成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保证资产阶级社会能够一直这样运转下去。对这些工作的拒绝，表现了妇女对压迫她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意识的强烈反感。

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农民教养不够，还有女权主义者认为下岗工人活该下岗，这都是没有看到女性受压迫的本质主要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劳动阶级妇女，普通农民和下岗工人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历史经验表明，工人阶级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有力的力量，农民也同样是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盟友。而女权主义者们提出的使妇女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的诉求，也只有与工人农民一道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以实现。而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去歧视工人农民这种行为，反而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巩固了这个男权的社会的稳定运行。我们应当反对一切歧视女性的言论和行为，提倡社会的男女平等。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进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批判，不对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不使家务劳动社会化，不消灭两大对立的阶级，那么男女就不可能真正平等。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这里先不谈具体做法，引用列宁下面这段比较宏观的说法来结尾吧。

“妇女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必须有力地指明妇女在社会上和人类中的地位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必须本身是个群众运动，总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不仅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是属于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统治关系下的一切受害者的……我们必须把城乡千百万劳动妇女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争取她们来参加我们的斗争，特别是参加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事业。没有妇女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