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上世界八十年代以来，印共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逐步发展壮大，频繁发动对政府的武装袭击，被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称为“印度国内最大安全威胁”。印共毛已经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苏东巨变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大背景下，印共毛在南亚次大陆的兴起，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信心。但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印共毛的真实面貌长期不为外界所知。为了让读者朋友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印度毛派，少年中国评论网（review.youngchina.org）组织翻译了印度著名社会运动家盖塔姆?纳拉卡（Gautam Navlakha）深入毛派统治区调研的纪实。由于文章较长，所以采取连载的方式，如下是已经翻译完成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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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印度社会活动家盖塔姆?纳拉卡和瑞典作家简?缪尔达尔（Jan Myrdal）深入印度中部的丛林，与印共（毛）的领导人进行了对话。在下面的文章中，盖塔姆?纳拉卡将介绍丹达卡森林（Dandakaranya，DK）毛派游击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在印度，毛派一直被外界妖魔化，各种不实的谣言和诽谤充斥于媒体，但我们想要了解真实的毛派。对于毛派以及他们与政府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爆发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毛主义者是谁？他们真的是印度内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吗？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合理的？他们如何看待 “人民战争”，看待他们的政治目标，看待他们自己？他们打算如何将其影响力从目前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盖塔姆•纳拉卡（Gautam Navlakha）在加尔各答的一次批评政府“绿色狩猎行动”的活动上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了解真实的毛派，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能单从政府宣传和媒体报道途径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而是要直接前往他们的根据地实地考察获得一手的信息。过去有两次我差点成行了，第一次因为两位和我约定同行的年轻记者爽约而作罢，第二次时间太仓促，我来不及做准备。但是这一次我不会错过机会了。于是在2010年1月，我和瑞典作家简?缪尔达尔在印共（毛）的游击区域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长途旅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政府”(Jantanam Sarkar，JS,People’s government)。目前，印度政府已经被毛派逐出这里的游击区，但仍然不断集结军事力量，试图夺回这块区域的控制权。
介绍
战争首先蒙蔽真相。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印度政府否认这场正在对毛派进行的战争。相反，政府声称他们只是在执行“警务行动”，维护公民权利。这给人一种假象，即根本没有战争，只不过是警察们在维持治安，结束一场暴动，以恢复秩序。然而事实上，政府为了对付毛派，已经调动了75营受过丛林战训练的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超过100个营的武装警察，预备营和特别警务队，而且这些部队都装备了重武器[1]。印度內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声称，印度政府拥有“合法权利”来使用“必要的武力”对付毛派（2010年3月）。现在，民众进出毛派游击区都要遵守特别的制度，携带由政府警务处警司签署的身份证明，否则无法进出该区域。游击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也被限制，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被政府转移到部队营地，集市内的商家必须注册，提供需要购买口粮的人员的名单, 并且一次出售的口粮只能维持一周。过去森林里的居民步行到达集市需要几小时，现在则需要一天甚至二天的时间，因为路程更远，而且又多了许多麻烦的事（办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时的检查，在营地登记等等）。
虽然毛派为了推翻印度政府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2]，但是政府现在对毛派发动战争，主要的不是因为毛派要推翻政府，因为毛派的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借用印共总理的评价：毛派的军事实力很一般。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要实现推翻印度政府的目标，还需要再奋斗50-60年。
在我看来，政府发起这场“绿色狩猎”行动，是因为政府和国内的大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签署了在印度的部落区域发展采矿业的协议，而毛派在这些地区受到人民的拥护[3]，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协议的执行。如果不消灭毛派，政府发展矿业，吸引外资的政策就无法实现。我们应当了解，在国会，人民党和印共（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削弱左翼极端主义的影响力，用印度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而这就是这场自印度独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一心要消灭“左翼极端主义”，而毛派则决定武装保卫自己，因此这场战争没有和解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投入巨大，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事实上，政府甚至不顾公众意见，以“商业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各邦政府和企业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政府肯定隐瞒了很多真相。
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镇压人民，任何政治主张或诉求，都不应该用武力去镇压，而且在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是长久的和平和公开的斗争。印度独立的62年之中，有15个政党进入国会，然而民众依然贫困，生存艰难。过去的经验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政府不仅可以将民众的合法行为当成是犯罪，也可以把自己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这意味着，一旦当局取缔了某个组织，限制他们的活动，包括宣传、组织等，那么任何给这些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提供过帮助的人（例如，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甚至帮助该组织的成员就业或与他们会面等）都属于犯罪行为。这样，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最无害的行为都可以被政府当作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当局为了让那些批评政府的人闭嘴，还伪造证据，扭曲事实，对这些人进行打压。
我们已经目睹了政府对权力的肆意滥用，除了逮捕，酷刑，当局还无耻的将所有持有异议的人们当成是“纳萨尔派的同情者”进行打压，好像成为纳萨尔派或毛派本身就是犯罪[4]。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提醒政府同情毛派并不是犯罪。最近我们又目睹了中央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官员在2010年2月9日恰蒂斯加尔邦丹德瓦达地区的“伏击事件”中是如何在最高法庭误导法官的[5]。此外，一个因涉嫌轮奸而被地区治安官通缉的逃亡犯，竟然在巴斯塔地区警察的包庇纵容下肆无忌惮的犯罪：警察们威胁，攻击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团体，组织他们前往战争地区了解真相，政府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有关这场肮脏战争的消息被公众所知。政府内政部长曾经在采访中承诺参加在丹德瓦达的听证会，告知民众真相，但是最后却拒绝出席。政府安全部队殴打，驱逐甚至逮捕这些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活动家，并且偏袒涉嫌犯罪的暴徒，这些行为，使得我们觉得有必要自己深入战区去了解毛派。
初入游击区
进入巴斯塔的“游击区”后，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人民政府（JS）区域里，人们进行问候的方式。每个人，老的少的，男人和女人，村民或党员，互相问候的时候，先是握手，然后举起拳头向对方说一声“Lal Salaam”。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妇女在毛派政权以及在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和民兵当中的数量。许多队伍中有女性指挥官。事实上，负责护送我们的那个排就是由一位女性领导的。她们不仅负责指挥，也要执行危险的任务，而男人也和女人分担同样的责任：收集木材、水、生火，做饭。他们每个人都携带20-25公斤的负荷，里面有他们的武器，口粮和衣物。队伍中的男女都擅长修补缝纫，他们不仅擅长修补，还会缝纫自己的背包，他们把他们的衣服、书籍、弹药、杂志和卫生用品放在里面。我的背包的带子坏了，它被队伍里的一个手艺很好的年轻人修好了。事实上他们肩上的工具袋也是他们自己缝的，里面有两件衣服，卫生用品，弹药等。军服是“游击区”统一定制，鞋子和卫生用品则从外面的市场上买来。第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情况。他们一直饮用开水，还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作为厕所，我的同伴Myrdal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让他想起了瑞典军队的野外厕所。第四，也是最深刻的事情是，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完成了工作，几乎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拿出书本，读书和写作。每个分区的政府都出版自己冈德语杂志[6]。总共有25本杂志在丹达卡地区定期印刷。所有这些杂志都是内部出版和发行的。事实上，我发现了一本一周之前印刷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介绍2010年1月25-27日的罢工情况。大体上人们看得懂新闻报道，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就不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小组讨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首先把一篇文章读一遍，鼓励队伍中每个都发言说出他们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这样文章的概念和意思就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教育是优先和受鼓励的。人民政府已经为一到五年级的学生准备了四本教材，数学、社会科学、政治和印地语，还有四本正在准备中，它们是文化、生物学、科学以及丹达卡森林地区的历史。
连队中每个人都轮流做杂活，从放哨到做饭。我们由于是客人，自然没有活让我们干。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烧开。一旦他们完成了的早晨的仪式，就到锻炼时间了。到了早上8点，他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主要是灯笼果，大米和亚麻籽等，里面混合着花生，配着茶。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米饭配一些木豆。食物很简单，但营养丰富。他们每周吃一次肉，除非人民革命委员（RPC）另外提供鱼和猪肉（RPC是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负责管理3-5村。14-15 RPC组成一个地区的ARPC。3-5 ARPCs去构成一个分区政权）。在Abujmaad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大米，亚麻籽和花生，虽然食物很简单，但是美味营养。当然，每餐都有绿辣椒，富含维生素C。牛奶在他们那是很稀缺的，奶粉往往被用来泡茶，而香蕉、木瓜等水果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但一般到晚上10点左右，每个人就休息了。营地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转移。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展开一块塑料布，把毯子盖在自己身上。对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我们，他们铺了一条围巾在塑料布上，在我们的头上又展开一块塑料布，以遮挡晨露，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喝茶。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森林中的生活。
他们喜欢观看精选过的电影。我们在那的时候他们正好有两部电影在放映，分别是“Rang de Basanti”和“Mangal Pandey”。但是只有在一些级别较高的党员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的时候，才能用笔记本放映电影。笔记本电脑？那他们如何给笔记本电脑充电？每个连或排的队伍，都携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给电灯电脑等供电。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访问互联网，还从YouTube下载了一些电视辩论节目观看。我很惊讶地知道，很多我参加的电视辩论节目过他们都看过。有人认为我在电视上看起来更健康！当然，永远受欢迎的是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但是她说英语，他们怎么听懂她的话？他们说一些懂英语的同志会翻译她的话。我被问了很多关于她的问题。是的，她在丛林里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们也听收音机，在一个排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非常喜欢收听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会播放一些按士兵要求进行特殊演奏的印地语电影歌曲。但是，永远受欢迎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收听。而当地电台的总是在播报他们的负面消息，但他们认为即使是负面的消息也是消息，因此也一直收听。报纸和杂志要在出版几天之后才能到达他们手中。书籍主要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的。在夜间，太阳能灯使得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书，或围坐在火边聊天。
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印度知名的作家、社会运动人士及左派知识分子。图为阿兰达蒂•洛伊采访毛派战士。
里面喝酒和吸烟的情况怎么样？在巴斯塔地区，所有部落的原住民都酿酒。虽然党不允许在其区域内销售印产洋酒，但他们不阻止民众酿造传统酒。但是党员很少喝酒。我预计党员他们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虽然他们不像禁止喝酒那样禁止吸烟,而且当地盛产烟叶，但是他们仍然提倡戒烟。人民政府也进行宣传活动。当我在那参观时我被告知有两人将在民众集会上公开宣布戒烟,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们。事实上，在营地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击队员愿意陪我们抽烟或喝酒。
开始了解他们
在最初的几天里,游击队员们不怎么和我们交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在想，我是印度人吗?如果是，我为什么和简?缪尔达尔用瑞典语交谈?他们的印地语也不太流利，而且他们也不确定我是否能理解他们更熟悉的恰蒂斯加尔语，当然他们知道我肯定也不懂冈德语。但是几天之后,好奇心战胜了戒备心理,他们开始和我们交谈。当他们发现我懂印地语，而且是一个住在国外的印度人，现在就住在德里，他们开始对我好奇。当我们开始一起唱歌后，他们就逐渐信任我了。他们向我询问德里民众的情况：他们有工作吗?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欧洲革命没有成功?欧洲现在还有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用炸弹袭击清真寺，把自己的民众而不是美国军队当成袭击目标?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没有一个政党为自己争取解放?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这些问题有些我了解，有些不了解。三十年的斗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森林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受压迫人们正在为了自由而抗争。斗争中的人是敏感的，因此尽管他们被封锁，但是思想并不封闭，他们居住在丛林中，但他们的心却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连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生活在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anam Sarkar，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s）领导下的森林居民，住在城市里的印度知识分子思想反而更加狭隘，他们对其他地区民众的斗争熟视无睹。
在与游击区以及毗邻区域的土著农民交谈后，我找到了最近巴斯塔地区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三个原因。首先,政府发起战争，是为了让大公司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当地农民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出售土地并接受现在的补偿，那么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而且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我听到这消息时很好奇,问他们“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是什么意思。我被告知，公司的“代理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补偿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些钱将会转给他人。他们解释说，这意思就是公司会签发空头支票或将支票签发给非土地所有者，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第二，货币补偿能否体现土地的公允价值，因为这土地的不仅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后代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他们指出,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树林的价值，也应该体现在补偿中。第三,他们在看到发生在Bailadilla（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事情后，就意识到了政府整天谈论的“发展”都是假话。过去那些年来,部落民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仅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现在,当有公司希望占有他们的土地，政府就提出“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让他们就这样过下去，不要折腾他们。一个当地老农民说,如果“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不帮助部落民发展农业?”
在一次会议上,一些老人的言论让我们震撼，“我们已经很老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所以为了阻止政府夺走我们的土地我愿意献出性命，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保留这片土地…我们所有老人都会这么做”。他指着他的后代说，“我们就呆在这里战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被军队杀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吗?”“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我问我们应该告诉外面的人什么?“请告诉他们政府对他们撒了谎。今天他们拿走我的土地和森林，明天将带走我的生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森林和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对他们复述了印度内政部长的话：“除非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否则不可能发展。矿产资源是财富,必须开发并为人所用。为什么不呢?你们想让部落永远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吗?我们应该让部落成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吗?是的,我们可以继续保留这些矿藏10000年,但这会给这些人们带来发展吗?我们可以尊重部落民崇拜Niyamgirhi圣山,但这会让他们有鞋穿，让孩子有学校可上，改变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吗？这样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吗?对于采矿业的争论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在挨饿。但是,外面的人们呢?“如果允许人民政府接触他们，他们也可以受益。”“所以你们不想发展?”我坚持问他们。“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些外面的大资本家掠夺我们。我们知道在Bailadilla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句关键的口号,“看他们在Bailadila做了什么”。(见Gautam Navlakha 和Asish Gupta所著《巴斯塔的真正的分歧》，第30卷四十四章, 2009年，8月15日)
他们如何看待杀戮行为
我向我们的同伴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外界说毛派喜欢滥杀无辜，村民哪怕有一点“告密”的嫌疑就会被杀害。但和我一起的同伴们反驳说“我们从不杀人,抢劫或强奸”，我们只会帮助人。Chetu说,我来自南丹德瓦达，在那里“和平行动”(Salwa Judum)的军警肆意强奸和杀害女性。他们专门针对无助的平民。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战斗，而去杀害村民？Sukhlal说,他的弟弟在监狱中被残酷虐待,仅仅因为参加了印度农民协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杀戮?“不,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只杀‘人民的敌人’。”但人民的敌人又是谁?凡是反对党的人就是敌人吗?“不,不是。对我们来说，敌视，反对和批评党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帮助政府军队，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我问你们怎样惩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杀掉的所有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党会阻止人们杀害告密者。只有被一再被警告却屡不悔改的人才会被处死。”
我记得2010年1月毛派总书记在我和简?缪尔达尔对他的采访中讲到:“…在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曾经发生一件事，两个村子中有33个村民与警察勾结，成为他们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想给间谍头子判死刑,但是党给那个人说情，让他有机会认识到错误。如果在自己的政权控制区域内，毛派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会有不同吗?还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提起这件事以表明死刑是不受欢迎的?还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如果毛派们滥杀无辜，那么他们的政权不可能在这片区域坚持这么久。
Sukhlal问我，“你看到那些高压电线了吗?“是的”,我说。“你应该知道，去年当地的民兵组织炸掉了一些输电塔，党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批评了他们。”党说了什么，民兵又为什么这样做，我问。“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城市里的穷人将会比富人受更多的苦，因为富人有发电机，供电不会受很大影响，停电造成的损失主要由穷人承受。”那么民兵组织的成员说了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把警察引诱过来，然后伏击他们。”这意味着民兵可以擅自采取伏击行动？“不，他们会先通知人民解放游击军。”
“如果党是不主张伏击的，那么怎么会频繁发生伏击，爆炸事件?”我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官Ramu抛出这个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会组织伏击，但每个伏击是精心策划的，需要很多时间来计划，因为我们弱于敌人。我们不能随意发动不计后果的进攻。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通常避免与敌人交战。而且我们发动这样的袭击主要是为了得到武器。”他说，几天前，有两人据说因为加入政府军队被杀，根据2010年1月21日内政部长P Chidambaram的说法，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会承认，即使这对我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喜欢批评我们。”他补充说，他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批评”。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但我们不能为与我们无关的杀戮受指责。他说，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计划好的。”
“那么毛派的斩首事件或在恰尔肯德邦火车爆炸事件呢?也是计划好的吗?”“这是我们的失误,”他说，“党已经承认了错误。”我指出，每次你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便事后道歉，但对你们的运动有何帮助呢？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暴露出组织纪律的问题吗?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里，我了解DK地区，但不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
被纳萨尔派伏击的政府军士兵
我质疑他们杀害印共(马)成员的行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腐败分子还是压迫了人民?还是仅仅出于一些毛派成员的报复欲望？如果是这样,党有没对他们指出,不计后果的杀戮只会伤害党，而不会帮助自己赢得朋友? 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反对这些杀戮，他们将如何去争取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革命的战士不能遵守纪律，该党打算如何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认真的倾听我的话,但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不支持盲目的暴力。”我也把这些问题抛给一个高级领导人，他说在阅读委员会的报告核实情况之前他无法回答。他们拒绝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接受批评，即便这批评来自一个“支持者”。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轻视我的批评，我告诉他，如果党不能维持纪律，那么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军队是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为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做好了准备，他问这是我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我说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他点了点头。
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一个行动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是由党来决定，还是由游击队或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决定？如果一支队伍在没有党的允许进行行动会被给予什么处罚?例如是谁批准了Jamui的屠戮行为[7]?或是袭击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8]?如果党是反对一些行动的，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一直强调他们会考虑我的批评。他们告诉我，也许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回应。但他们也坚持认为他们所在的丹达卡丛林地区与比哈尔-贾坎德地区不同,所以我不能妄下结论。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沮丧,因为我不停地提到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情。我同意我可能是错的，和其它地区不同，党在丹达卡丛林地区建立政权已经超过20年了，因此他们通过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不是暴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这也反映在他们政权的宪法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DK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同的现状，但是这差异有多大,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我去过比哈尔-贾坎德游击区域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得到了一份2009年4月28日丹达卡丛林地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道歉声明：写给那些在2009年4月16日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的家属。声明上写道:
“我们知道说对不起也不能挽回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道歉也不能抹去你们的眼泪。但是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对你们的家人没有敌意。那是一次意外。政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和普通军警以及准军事部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袭击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什么我们安置地雷?或者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是制度的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每一次和平的鼓动和抗争，我们都遇到政府的镇压。我们不是剥削阶级的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我们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我们在落后的部落地区组织民众反对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继续指出, 2009年1月4日在南巴斯塔的Singaram1地区，19个原住民被杀，包括四个妇女，她们被轮奸和杀害。在西巴斯塔的Minkapalli，6个原住民被杀害。自2005年以来,至少有1000原住民丧生,数百名妇女被强奸,700个村庄被烧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家移交矿产资源。正是在这种暴力下，我们不得不以‘暴力’给予回应。我们如果不反抗，他们的目的早就实现了。虽然政府士兵和警察来自普通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攻击他们的乡亲。杀人、抢劫、强奸、非法逮捕、受贿…这是警察…的惯例。我们经常分发宣传册,呼吁他们不要攻击穷人，剥削人民。这就是我们使用炸弹袭击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背景”。
声明所体现的态度和那些叫嚷着“我们早就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毛派批评者或嘟囔着“阶级战争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毛派支持者完全不同，他们都脱离了日常的斗争，不懂得斗争需要细致的工作，不断改正错误。对于我所有尖锐有时甚至不留情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次表示轻视。虽然他们谈论其他地区很谨慎，但是非常乐于谈论他们自己在DK地区的工作。他们向公众进行公开的道歉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注释
[1]政府部队装备有轻型迫击炮、机枪、火箭筒，INSAS步枪、FN 35和格洛克手枪，赫克勒-科赫MP-5机枪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狙击步枪…除此之外，他们有空军提供直升机在战区投送部队、进行空中监视…毛主义者声称他们拥有INSAS步枪，AK 47步枪，自动步枪和许多炸药。印度斯坦时报2009年10月10日。
[2]政府对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的镇压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警方自己承认1970年3月到1971年8月在加尔各答和郊区有1783 名印共（马列）的支持者被杀。单1971年8月21日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伯勒讷格尔，就有1000名年轻人可能在一个地方被屠杀。到1973年，超过32000名印共（马列）的领导人，活动人士和支持者被判入狱。仅在西孟加拉就有17787名囚犯，其中有12016名年轻人，其中1399名在18岁以下。1970-1972年，在监狱内发生了20起枪击纳萨尔派的事件。1970年12月17日Midnapore中央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8个囚犯死亡，60人受伤，1971年2月21日在Berhampore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10名囚犯死亡，62人受伤，这是其中两起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摘自《低烈度冲突》，印共（毛）内部流通，出版时间地点不详）
[3]“很显然，镇压纳萨尔派的行动正在这些地区展开（East Singhbhum, West Singbhum, Khunti, Gumla, Bokaro, Giridih, Chatra, Latehar, Ramgarh and Hazaribagh）那里的村民反对政府发展钢铁业，采矿业，电力，修建水坝的计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的“绿色狩猎行动”或反纳萨尔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清洗毛派，不如说是为了企业的利益掠夺原住民和其他当地居民的土地。看来，政府是打击在毛派的名义下为企业攫取利益，政府不是在创造和平，而是增加了国家的动荡。”（摘自《恰尔肯德邦人民阵线给中央内政部长chaidambaram的公开信》，日期2010年3月19日）
[4]是指新德里警方出示2009年9月20日的Kobad Gandhy案件记录，作为2010年2月18日庭审的依据。然而，这案卷记录是不准确，没有说服力，官员只是随意编造罪证，将犯罪意图强加到嫌犯身上。警方指控说，“Gautam Naulakha 先生非常支持印共（毛），Kobad Gandhy被逮捕前在新德里和孟买和他见过很多次面。Gautam Naulakha 在还德里的提哈尔监狱见过他”。“非常支持”和“见过很多次面”就被认为是“非法的”。换句话说，一旦你取缔了一个政党，禁止该政党传播其思想，以及宣布其为非法的恐怖组织，那么你可以将任何正常合法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如果法律说，与一个被取缔的组织成员进行会议，或者只是几个人的会面，都是非法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个被取缔组织的成员是罪犯，因此和这些人交往也是非法的。这些法规增加了警察和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放视频那个了他们在收集、处理和使用证据的标准。
[5]让我举两个例子：2010年2月8日最高法院要求Shambho Sodi等12名失踪的原住民于2010年2月15日出庭。这些原住民是2009年10月1日发生gompad村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和证人。但是自2010年1月2日 起shabho SODI就失踪了。在最高法院的命令下，她被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带到德里，任何人包括律师都无法与她见面。等到法院下令她的律师可以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她见面的时候，她又一次失踪了。针对这一情况，2010年1月29日法院下令，在2010年2月15日前必须将她和其他11个原住民带回到德里。然而，2月9日最高法院获悉，其为了执行其命令，2月8日晚一支300人的警察队伍在特警 Hari Ram 的带领下前往gachchanpalli带回失踪的十二名原住民中的七人。2月9日上午5时警察队伍到了Gurkha村，他们遇到地雷袭击，特警 Hari RAM失去了双腿，还有另一名人员受伤。然后警察遭到毛派的射击。在最高法院出示的传真说，gachhanpalli是纳萨尔派的活跃地带。由于没有媒体和社会人士被允许进入“战区”，因此这件事情没有其它途径的消息。然而，一个民权组织的调查小组发现，恰蒂斯加尔邦声称的二月九日两个特警被杀害是不真实的。这个小组在2010年2月13日拜访了gompad村，村民表示，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反而在2月10日，警察和特警袭击了gompad附近的ganchampalli村，逮捕了10名村民，把他们带到多纳帕尔营地。村长pudiam lakshmaiah告诉调查人员，Kadithi Muthaiah(35), Kadithi Venkaiah(25), Kunjam Veeraiah(35), Kunjam Chilakaiah(32), Parisi Venkaiah(25), Parisi Veeraiah(20), Vanjam Dharma(34), Madivi Edima(32), Povasi Edima(30) and Sodi Podiya(45)被特警和警察强行带走，至今没有消息。很明显，恰蒂斯加尔邦当局在内政部和各机构的纵容下竭尽全力阻止真相被揭开。这不是全部。2010年1月6日一群社会活动家被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成员阻止徒步前往Dantewada，这个活动由Vanvasi Chetna Ashram组织的。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组织的成员袭击了VCA，把鸡蛋和石头扔向社会活动家，辱骂他们。这件事被媒体报道成原住民对有亲毛派倾向的社会活动家的示威。事实上，1月6日对社会活动家的袭击是由soyam mukka领头的，而他是一名涉嫌在2008年3月轮奸原住民少女的逃犯。袭击社会活动家的事件就发生在恰蒂斯加尔邦警察的眼前，而他们声称无法追踪到这八名强奸犯。显而易见，国家机构和媒体宁愿包庇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也不让让真相公诸于众。他们刻意压制其它声音，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的观点，另一方面纵容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意图把这场“肮脏的战争”，变成“警察行动”。
[6]南巴斯塔分区：Pituri（起义）；西巴斯塔分区：midangur（火种）；darbha分区：Moyil Gudrum（闪电）；Gadichiroli南北分区：poddhu（太阳）；MAAD和北巴斯塔联合分区：bhoomkal（地震）；东巴斯塔分区：bhoomkal Sandesh（起义消息）除了janatana Sarkar出版了一本叫做janatana Raj（人民的国家），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叫作的“viyukka ‘，其武装组织的杂志叫“padiyora饭”，还有艺术团的”Jhankar“等。组织民众练习唱歌也很常见。
[7]Jamui屠杀事件指2月17日在比哈尔邦Jamui地区phulwaria korasi村，有12名部落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还有50人受伤，据称是毛派所为。据报道这是毛派对二月1日八名干部被杀害的报复，这些毛派干部被警方逮捕和处决。
[8]2009年11月20日，毛派武装人员在西印度的恰尔肯德邦的默诺赫尔布尔火车站附近造成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脱轨，使得两人包括一名二岁儿童死亡，51人受伤。据说这起脱轨事件源于十一月19-20日的罢工，根据当地的毛派领导人说，他们要求他们的一个被逮捕的领导人在法庭上出庭。据印共（毛）的比哈尔-恰尔肯德–奥里萨地区委员会秘书Samarji说，这起“失误”是由“过分热心的新兵”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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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Days and Nights in the Heartland of Rebellion
- 原文链接：http://sanhati.com/articles/2250/
- 作者：[印]盖塔姆?纳拉卡
- 译者：赤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