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劳尔·卡斯特罗2006年掌权并宣布改革以来，古巴政坛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趋势与争论。然而这个国家左翼的未来将如何，仍然难以预料。
一
古巴正处于十字路口。
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五十五年之后，当年的革命元老相继去世，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如何前进依旧不很明朗。它会经历东欧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吗？还是会像中国和越南那样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政治自由的扩大和对异议分子的宽容，会想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程而出现吗？社会主义民主也许很难在古巴实现，如果能的话，这对这座岛上新生的批评左翼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管怎样，劳尔·卡斯特罗自2006年掌权以来便承诺改革，古巴政坛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争论。尽管我们队这些思潮所知有限，而且很少有古巴人愿意公开讨论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我们仍然可以勾勒出岛上变化中的政治格局。
卡斯特罗的改革进程推动了大多数长期政治犯的释放，正视并努力缓和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推动了出入境的进一步自由。这些改革措施有着类似的特征：行政规则的放宽,对公众意见的让步，同时不承认任何独立于政府裁量权之外的公民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化。当然，这些举措绝不可能带来美式民主，因为那会动摇古巴共产党对于权力的垄断。
卡斯特罗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试图采用“中越模式”来恢复古巴经济的活力，这种模式是一种一党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掌握了银行业等国家经济的战略部门，同时与国内外的私有部门分享其余部分。然而古巴的经济自由化却不像越南与中国那样顺利，阻力并非来自基层，反而来自于担心自己的权力被侵蚀的官僚阶层。而这也日益成为古巴学术界中间的热点话题。
古巴社会科学家卡米拉·哈内克（Camila Piñeiro Harnecker）特别提到了来自于“集权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往往是中层的管理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担心失去工作，担心失去通过腐败牟利的机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倾向于支持继续完善国家社会主义。尽管哈内克仅仅将这个范围描述为中层的官僚阶层，而且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他的分析仍适用于那些权力链条顶端的高级干部，例如近来被视作劳尔-卡斯特罗继承人的强硬派，何塞·拉蒙·马查多·文图拉（José Ramón Machado Ventura）。
劳尔和文图拉
除了中层管理人员对于“中越模式”的担心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重要部门对于这些改革的看法，以及全国人民对于这些改革的看法都知之甚少。而那些国家重要企业（包括合资企业）的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的观点，无论他们是否隶属于军方，却都是不难预料的。
就像他们那些东欧国家的同行一样，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劳尔·卡斯特罗改革进程的积极拥护者，强烈支持古巴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有些管理人员的确明确这样表示，但实际的改革进程显然更加温和：允许国有企业保有50％的利润用来调整资本结构，小规模投资与工资上涨的自由决策权。这些措施是古巴共产党2012年的一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包括更大尺度的改革（目前大部分未实现），例如部分地放开定价权，以清算、私有化或改制为股份公司的形式清除掉部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
卡斯特罗的经济改革已经从古巴经济研究中心（CEEC）的一群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制度上的支撑。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改革计划的范围有限，但仍认为这是迈向建立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的重要一步。这些支持者中最突出的两位是Omar Everleny Pérez-Villanueva 和 Pavel Vidal Alejandro。在同样工作于CEEC但却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哈内克看来，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CEEC也暗示过相比社会主义管理，私人式的资本主义管理更有优势。
哈内克谈到，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受利益驱使的自主经营企业能够最有效率地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他们认为私有化经济带来的种种后果，无论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弱势群体的进一步忽视，还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提出用合理的税收制度来削弱贫富差距，并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消费者、工人与环境——这一立场使我们想起欧洲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
卡米拉·哈内克（Camila Harnecker）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是古巴哈瓦那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近来年，她积极参与古巴改革方向的讨论。与多数主张私人资本主义的古巴经济学家不同，哈内克力主发展合作经济，试图在已经失败的国家主导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之外，寻找一条新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哈内克等古巴左翼力量与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斗争，将决定古巴革命的前途和古巴劳动人们的命运。
哈内克还提到，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当中很是流行，他们希望改革带来管理自主权的全面放开，这样“计划经济”的成分便被消除干净，私有制也会得到恢复。他们与CEEC是否有直接关系还不清楚，但CEEC的“经济学家”们在向古巴的政治-学术机构兜售赞成市场的过程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使得这群人被卷入官僚的明斗暗争当中。
哈瓦那大学的校长认为Omar Everleny Pérez-Villanueva对于古巴当前经济体制的批评有所失当，随后便阻止他前往华盛顿参加2013年拉美研究协会的会议，而几位和他持相同观点的同事却得以前往。而作为计划与经济部长Marino Murillo Jorge的经济顾问，Pérez-Villanueva似乎并不怎么买账，与CEEC的几位同事继续我行我素。2013年6月，他出现在古巴电视台，主持一场以“古巴的经济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研讨会。
二
几年之前，还很难相信天主教会会成为古巴政治生活的主要角色。在教会的历史上，它在古巴的力量一直都是比较弱小（就拉美标准而言）的。而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政府则向教会做了一系列让步，允许它组织宗教游行，建立起网络化的组织，发行新闻简报、杂志，建立小型教区并发行教团出版物。此外，自2011年以来，卡斯特罗还允许天主教会掌管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这是政府的批评者们可以公开发表他们意见的少数地方之一。这个中心还和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大学一起培训古巴未来的企业家。
人们或许琢磨不透古巴政府究竟从这些让步中获得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天主教会从中收获颇丰。教会是一个管理极为高效的团体，其组织程度仅次于军队。它从战略、战术各个层面上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试图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道德力量，由此它以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的形象试图凌驾于古巴所有的社会、政治利益冲突之上。
为此，教会试图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长期以来古巴文化传统的守护者，结合流行的古巴黑人的信仰，例如对于科夫雷仁爱圣母、约鲁巴传统的古巴守护神Ochúnin的崇拜（同时又试图让自己与异教崇拜划清界限），突出古巴文化的特色。在披上守护者外衣的同时，它也在努力掩饰一系列棘手的历史与政治问题，比如它对于西班牙统治尤其在最后一次独立战争期间的激进支持，以及革命政府早期它和右翼反对派的关系。
古巴的天主教阶层希望看到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传统的重要党派来带领古巴走向转型，就像欧洲和拉美的一些基督教民主党派所做的一样。但教会也很清楚，在采用了独裁的中越模式的古巴，这样一个党非但没有流行的土壤，也无法发挥其作用，而这个党派实际上也已经在流亡当中了。因此它选择追求更现实的目标，推动禁止堕胎、离婚的天主教社会议程的实现，在高校当中扩大影响力，在公共学校推广宗教教育——自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共和国时期起，天主教集团就已经在追求这些目标了。
沿着其一贯模棱两可的多变政策，教会自2012年以来就一直出版菲力克斯•巴雷拉文化中心的官方刊物《凡人空间》（Espacio Laical），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新的批判左派和CEEC的经济学家们提供舆论阵地，却也偶尔对那些拒绝与古巴政府对话而且（有可能）与美国在哈瓦那的利益部门合作的异见分子发生点摩擦，但他们也资助并出版那些“古巴新家”（“古巴新家”是一个《凡人空间》旗下的社会、法律研究团队，可参考http://translatingcuba.com/a-dreamed-of-possible-and-future-cuba-laboratorio-casa-cuba-proposal-catholic-archdiocese-of-havana/ ）组织下的各种民主提议。
身为一个缺乏经验的教会发言人，《凡人空间》的一个编辑Lenier González Mederos在杂志中含蓄地暗示过一份教会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协议。他认为双方在未来200年内都会互不侵犯，并声称“军方和教会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与道德责任感，必定能保卫并推动古巴迎来一个最好的未来”。
在《凡人空间》营造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舆论的同时，哈瓦那教区也推出了他们的官方刊物《新词汇》（Palabra Nueva）来散布许多保守主义的观点。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基调，这个杂志的编辑，哈瓦那教区的官方发言人Orlando Márquez在他的文章《财富并不可怕》中宣称，一个富裕阶层出现是可喜可贺的，因为这体现了国家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并不会带来太多问题。作为其保守主义议程的一部分，《新词汇》一直在为一些旧时代的人物打广告，比如三十年代古巴的反左翼ABC政治组织，一个著名的亲美的古巴流亡记者、曾在波多黎各和迈阿密工作的报纸编辑Carlos Castañeda。（该杂志还还重新发现了华特·迪斯尼在为儿童服务和普世文化传播方面的突出贡献。）
古巴政治中心的左派都去哪儿了？自从苏联解体引发的经济危机以来，一种批判古巴社会各方面同时又忠于当局的自由共产主义思想就开始在国内的精英学术圈子当中传播。《话题》（Temas）杂志是自由共产主义的主要阵地，现已发展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人文期刊，其读者包括知识分子、学者以及艺术家。它经常刊登一些内容丰富同时又富有批判性的文章，但却又很少（哪怕间接地）对一党制和党的领导人发起质疑。
《话题》还赞助了一个每月一次的讨论会，各种话题都可以在这里讨论，并且常年对公众开放。然而自2009年10月29日著名的不同政见者Yoani Sánchez混进线上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以来，《话题》就对讨论会的参与者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
《话题》杂志的主编Rafael Hernández是一个精明的学者与政治推手，对于古巴民间大众的情绪他总是有着敏锐的嗅觉。每当他感觉到民间的普遍不满时，他就会在文章中适度地表达这种不满，同时又将其控制在当局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写给那些打算移民的年轻人们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承认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理解，但在信的末尾又笔锋一转，就此事向当局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而在其他场合，尤其是面向外国读者时，他的自由共产主义立场又成了当局胁迫下的一种伪装。在墨西哥左翼报纸《每日新闻报》（La Jornada）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中，他捏造了一系列的诡辩，来为一党专政、监禁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大众权利的非民主体制辩护。
谈到古巴国内左翼声音的发展，领军的人物大概有这样几位批评家，第一位是Rafael Hernández，他依然忠于当局，但在自身政治操守与反叛精神的驱使下，也敢于不计代价地发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另一位批评家是Esteban Morales Domínguez，一位经常出现在古巴重要政论节目“国际圆桌会议“（Mesa Redonda）
他不畏于指出权力中心的腐败圈子，甚至警告民众政府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旦古巴陷入苏联解体一样的动荡，他们就会以此来将国有资产侵吞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的这一言论打破了禁忌。作为对其文章的回应，当局禁止他继续出现在“国际圆桌会议”节目上，并将他开除党籍。虽然后来他的党籍又被恢复，但他却不能再做电视评论员了。
Morales Domínguez也曾撰文批判国内的种族歧视，尽管他还不曾碰过类似于“支持古巴黑人成立官方组织外的独立组织”的敏感话题，但他最近也提了一系列相关的危险问题，例如体制内的种族歧视是否真的消失了，当局对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他认为国内的种族歧视只是相对而言减少了，因为官方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民众的期望还相去甚远。
Morales之后否定了体制内还存在种族歧视的说法，但他仍坚持认为由于缺乏政治决心和官僚主义带来的障碍，政府在缓解种族歧视方面还没有达到他们本应达到的目标。他还含蓄地表示，过去政府在应对种族歧视问题上的路线可以说是继承自过去的资本主义与殖民政府，并且是只会维护自身的有缺陷的社会体制的结果。这些缺陷还到处存在于国家体制的各级机构当中。
此外还有一些像Morales Domínguez一样忠于体制，但却因为自己的言论惹上麻烦的批评家。其中包括来自马坦萨斯大学、经营了“古巴青年”博客（La Joven Cuba）的三位学者。这个博客建于20110年，宗旨是为了保卫古巴革命，同时促进对于古巴革命的现实与未来的思考。尽管该博客对一些不同政见的博主如Yoani Sánchez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它为许多访客（许多是古巴流亡者）提供了一个交换不同看法、意见的平台，并以一种谦逊的态度对这些不同看法进行评估。
该博客的特色以及它对古巴官方马克思主义、党报《格拉玛报》以及2012年党的会议决议的迟迟未能实现的持续抨击似乎是该博客被大学有关部门关闭长达10个月的原因。
三
古巴国内现在还成长着一股已经算是公开的批判性的左翼潮流。尽管他们不想被人贴上“不同政见者”的标签，因为他们不希望人们把他们和自由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更不希望被污蔑为华盛顿的走狗——与这个标签更符合的是古巴的右翼不同政见者，但他们仍然公开坚持着自己的批判立场。然而这已经突破了古巴官方的底线，在他们看来任何对官方的批判都是反动的。因此这些左翼的批评家遭受了官方的骚扰以及利益上的损失，例如他们可能就无法公费参加那些国外的会议了。就和古巴政治核心中的左派类似，这些左翼批评家主要是学生、学者以及艺术家，但他们也在试图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参与到更多的公共事务当中去。
这种批判性新左翼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以工人自我管理为中心的思想共识，这种想法对古巴的政治传统而言还是新事物。来源不同但是偶尔相互合作的几个团体在这个想法上达成了一致，由此便形成了最初的批判性左翼。其中一个团体是围绕曾参加早期古巴革命的古巴前外交官佩德罗·坎波斯（Pedro Campos Santos）建立起来的，它试图带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走向普遍参与的民主管理思路。
佩德罗·坎波斯（Pedro Campos Santos）参加五一游行。横幅上写着“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佩德罗·坎波斯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当改变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时，不应当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人们看到了原则性的错误。正确的改革应该是，让工人直接管理企业，人民群众管理社会，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
批判性左翼当中最扎眼的团体莫过于“红色观察与批判” （Red Observatorio Critico）,该团体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在政治上并没有一个强硬的纲领，而只是一个主要由生态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左翼天主教徒组成的松散的思想阵线。该团体一直致力于推进众多议题的关注程度，例如环境问题、同性恋权益问题以及女权问题等，也许正因为如此该团体才经常被当局盯上并被监禁了很多人。
另一个比较活跃的团体是“彩虹计划”（Proyecto Arcoiris），它致力于争取同性恋解放，并希望在Mariela Castro Espín（劳尔-卡斯特罗的一个女儿）领导的国家性教育中心（CENESEX）和“LGBT权益观察”之外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因为以上两个组织都和克制、保守的LGBT权益反对者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还有一个由古巴黑人建立起来的批判团体“黑人联谊会”（Cofradía de la Negritud），他们与“红色观察与批判”共同举办了一些突出表现黑人在古巴历史当中所起作用的活动。其中有一次是为了纪念五个因为“亵渎”班牙军官墓而被八个白人医学生杀害的Abakuás（一种流行在古巴黑人当中的神秘信仰）教徒。
除了上述的一些努力之外，“红色观察与批判”以及批判性左翼当中的其他团体目前还尚未与主要的社会群体建立起联系，这也是右翼反对者同样面临的困境。官方的压制、政府对大众的束缚以及高度受限的网络是绝大多数古巴平民都很少接触到任何政治流派的批判性思想的主要原因。
四
不幸的是，对于地区自我管理的强调所带来的副产品恰恰就是对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相对忽视，那个事实就是这是个无所不控、无所不在的一党专政的非民主国家。
对于自我管理的讨论总是倾向于忽略国家层面上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只要依旧垄断权力，古巴共产党势必会主导这种计划。上世纪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局部地区的自我管理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同时满足既有国家层面的经济计划，同时又不缺乏基层的民主参与。在对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包括积累与消费、薪酬、税费、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社会服务，以及每个工作中心里哪些规定可以通过，都需要新的权力结构来促进各方面的意见交换，以实现这种民主参与。
“红色观察与批判”的对于党以及国家缺乏关注可能是受到不断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巴劳工运动当中曾经盛极一时，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终于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所淘汰。尽管无政府主义有着种种缺陷，许多当代的古巴左翼批评家还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并将无政府主义视为一种光荣的政治记录。
五
连卡斯特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古巴前进过程中的道德衰退与社会崩溃，而这些还不足以描述当今古巴政治与社会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全貌，在这种体制下，许多穷人和工人阶级基本靠在国外打工的亲人寄来的汇款维持生存，而他们当中有40％的人连汇款都没有，对他们而言除了移民与作触犯法律外似乎没有别的生路。
随着未来五到十年内曾经领导过革命的老一辈相继过世，从那些政治矛盾集中的领域出发，古巴政坛将迎来新的政治图景。有些人认为既然一种同时结合了民主与革命特征的社会主义还不太可能很快出现，就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但这种对于一个民主自我管理的古巴社会的政治憧憬恰恰能够向这种困局发起挑战。通过团结起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号召阶级、民族与性别的平等，未来的运动将会建立起一条团结的战线，同旧有的、新型的压迫者不屈斗争。
对于古巴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域内同样受压迫的人民而言，希望就在这一愿景之中。
- 原文标题：The Future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01/the-cuban-revolution/
- 作者：萨缪尔·法布尔
- 翻译：Lehrer
- 校对：太平洋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