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伍中豪

遇罗克，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任何一个人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出身论》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出身论》与文革初期甚嚣尘上的《血统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遇罗克因何而被处以极刑？如果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必须从红卫兵运动说起。

新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伏笔，早在1953-1956年三大改造时期就已埋下。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伴随着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开启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进程。而苏联的体制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句话，“干部决定一切”。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党政官僚集团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1956年工资改革，分级制取代了供给制。干部的24级工资制将月工资分成了45元到560元共24级。同时每一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待遇。尽管宣称是按劳分配，但是如此大的差距是否真的按劳分配是值得怀疑的，更不用说一些人利用公私合营中的一些漏洞来以权谋私，使得其工资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有些干部或“体制内的人”的工资甚至超过了他的标准工资的七八倍。

“延安道路”简单扁平的管理让位于专业化机构和严密的科层制。随着大企业的建立，苏联极其推崇的一长制也开始在中国推行。在这之中，关键是一个有明确职责和权限的厂长，即“个人管理负责制”。他只向上级下达的经济指示负责，对工厂党组织的听命越来越少，党只负责思想工作。这种工厂中千万人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做法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而管理干部中实行的24级工资制和技术人员中的15级工资制都使得他们获得了相当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最终工厂中形成的是两个官僚精英集团：一个是作为企业单位管理者的政治精英，另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必需的工程师、科学家、厂长组成的技术精英。

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被要求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显然，这种集中式的高速工业化需要近乎专制的劳动纪律，专业的规划，社会的稳定。那么群众和群众组织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就是次要的东西被扔在了一边，允许他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空间越来越小。工人之间的工资和待遇由于8级工资制也开始拉大。工厂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但这当然更加有利于技术工人和有特长的少数人。因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趋加大。同时，工会的独立性也越来越低。

一些人指责道：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正在变成一个“新阶级”。共产党人正在制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致力于消灭不平等。如：“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人们指责党的官员和干部采取传统达官贵人和国民党官僚的态度，并享有相似的特权；他们住在特殊的住宅里，雇有佣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就读，享受专门的度假胜地、娱乐设备和医疗条件——所有这些都与群众无缘并且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却坐着小轿车穿着是中山装。”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一些人批评工人未能参加工厂的管理，没有自由工会，以及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制造分裂的工资差别制度和奖金制度。党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农民，以及党从劳动群众那里占有日益增多的社会的产品份额的权力，这意味着将产生一种存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新的分裂。

毛泽东尝试过多种方法来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问题。包括利用体制内手段进行清洗、借助党外力量如知识分子等。但是在经过“高饶事件”、“整风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清楚认识到，通过常规的政治运动已经不可能解决。清理一批官僚主义者的同时，新的一批又在产生出来。而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官僚集团用种种手段（后文会陆续提到）最大范围内保存自己而打击其他社会力量。例如整风反右过程中，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有5000人左右，后来这一数字不断上升。邓小平在主持反右工作时批判“温情主义”，主张对右派严厉镇压。后来还出现了按指标划右派的状况。最终，55万知识分子，约占总数的10%，被划为右派。

在60年代初，原本并未消除的不平等在持续扩大。这体现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也体现在阶级内部之间。比如说城市中，党政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工资与普通平民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他们还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甚至是特供商店。而工厂中的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也更加有利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普通工人。由于体制和人的因素，这些制度与其说是在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不如说是在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提供温床。这是因为，在集中的管理体制下，生产资料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尤其是在“一长制”的模式下），很容易把国家给予的福利和奖金政策变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党的干部利用“物质刺激”制度“自己刺激自己”，从而导致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扩展直至形成政治集团。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就发现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来源于其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的制度，针对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论述一针见血：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中国也是如此。到1956年，最终在城市和农村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旧社会的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代替他们的是一支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队伍，正如在苏联一样，取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旧阶级而出现的，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官僚阶级。到60年代随着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与工农有着相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新阶级”已经逐步成型。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更为严重和不祥的警告：“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具备可持续性的，是与经济建设并行不悖的。

从文艺批判开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艺批判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这一类文艺批判运动大家都习以为常了。1966年2月4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人希望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在1966年初，斗争主要在中央展开，即围绕要不要持续扩大运动的态势，把文艺批判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文化激进派（如戚本禹）以极其上纲上线的笔调攻击吴晗，而毛泽东激烈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5月4日至5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摊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重新设立崭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的结尾加上一段话：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官办运动”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又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一场文艺批判运动迅速上升为对党委的批判，在学校中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五十天专政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学校学生开始积极批判学校党委，批判政治运动的官办形式。

不过当然党委的人也不会傻到心安理得地接受学生们的批评。他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抛”的战术，抛出无数个“小三家村”“小燕山夜话”、“小吴晗”，说白了也就是寻找替罪羊，意思就是说不是党委把问题搞坏了，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们才是罪魁祸首，党委现在打倒这些人“以谢天下”。也就是让学生们把对校党委的不满发泄到老师头上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在中央一级，被刘少奇、邓小平“抛”出的就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负责中南工作的陶铸、王任重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这个插曲却意味深长，它表现了这么几点：首先，党政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可以驾轻就熟地转移社会矛盾，比如像这样把学生平日里积聚的对于学校行政系统的不满发泄到老师的身上。这样强大的矛盾转移能力导致支持革命的力量想要前进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文革中一方面由于党政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而转移矛盾，另一方面底层力量的相对组织性的缺乏，导致了文革中斗争形势的复杂化。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在支持并扩大了学校领导的“抛”战术的同时，很快把在四清运动中在农村所做的那一套搬到了学校中。主要参考的即王光美的所谓“桃园经验”，也就是派工作组下基层秘密扎根串连、严密信息控制、“大兵团作战”、“给群众排队”、“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使政治运动的操作程序进一步标准化，精致化。工作组还组织了一批干部子弟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上学的子女了解基层运动形势。很快，被揪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工作组和官办学生组织的残酷打击。文革中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受到进攻的阶层，各派都对“资产阶级权威”犯下过不可饶恕的暴行，但最先把意识形态批判上升为暴力行动的正是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和学校里的干部子女。如一位学者称：“在没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成为党组织选择的牺牲品的同时，最有特权的阶层即干部子弟成了党组织的主要同盟军。”显然，工作组的这种方式一开始就与要求批判党委的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

更典型的，我们首先看北师大第一附中的例子（刘少奇次女刘平平在此校上学）：

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通过刘平平等人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是‘四类分子’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危言耸听的言论搞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甚至故意制造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随着工作组对于学生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的反抗也愈演愈烈。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红卫兵

此时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表面上看造反派有着更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在这个时候，且不说社会上的人对于批判党政官僚有所疑虑，即使在学校中，造反派往往也是那些在50天专政中带头反对了工作组的人物，如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人。许多平民子女并没有对于批判工作组乃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系统认识。而即使是在已经参与了斗争的造反派之中，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组织结构。因此尽管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面对整个一个官僚控制的国家机器，他们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因此，他们之后的任务，一是发动更多的平民学生，乃至发动普通群众，二是加强自身的组织架构。至于保守派则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最典型的即各个学校里的高级干部子女。前面说过，工作组扶植了一批干部子女领导的组织来协助运动的开展。高层领导也通过他们的子女来掌控运动形势。在50天专政中他们已经依附于工作组，显然，他们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工作组赋予他们的组织性使他们成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月份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毛泽东向清华附中那个叫“红卫兵”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写了一封信。它被工作组认为是“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反干扰”中许多类似的学生组织被解散，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最终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红卫兵”在最开始只是一个造反派学生组织的名称，而并不是一种特指的政治组织形式。但是，在毛泽东表达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后，一方面当然是造反派得到了领袖的支持，底气更足；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领袖支持了这个叫做“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那些掌握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干部子弟们便把他们操纵下成立的学生组织都叫做“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正式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风暴。由于原本势不两立的两派为了争夺道义制高点都管自己叫做红卫兵，使得一些人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逻辑：“红卫兵干了许多暴行，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所以……。”我们在回头看待这段历史时，必须分清“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干子弟中著名的红卫兵头头有：

刘涛，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付主任、校临时主席团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贺龙之子，清华附中“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清华大学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及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三临”（校“文革”临时敌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主任。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中央监察常委王维舟之子，“三临”的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

刘允若，刘少奇之子，七机部工作组。

刘允真，刘少奇之女，丰台农业学校工作组。

刘平平，刘少奇之女，师大一附中革委会主任。

刘婷婷，刘少奇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榕，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委员。

邓琳，邓小平之女，中央美术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北大校党委委员。

贺捷生，贺龙之女，北航红卫兵。

薄熙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联动”成员。

孔丹，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文革红卫兵头头。

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革委会的头头。

杨冀平，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之子，北京矿院附中红卫兵头头。

胡德华，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儿子。

王小平，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女儿。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副总理宋任穷之女。

文革中出尽风头的陈毅三个儿子，陈昊苏、陈丹淮、陈晓鲁。

1966年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它以父母亲戚级别在行政13级（副市级或正县级）以上的学生为骨干。领导者是孔丹、秦晓、陈晓鲁等人。组织领导层的级别是以他们父母的级别来排序的。这个组织最核心的宗旨就是保护老干部，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西纠曾经发出通令：任何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我们可以通过保守派红卫兵的行为，清楚的分析出他们的目的。保守派红卫兵的根本目的即“保皇”，通过有组织的规模行动控制社会力量，迷惑、控制普通平民子弟，对“黑五类（地富反右坏）”实行迫害。通过破四旧等活动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以形左实右的方式扩大打击面。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们父辈所熟练运用的“扩大化(邓小平将右派数量扩大了一百倍）”、“抛”等转移斗争目标的方式，而事实上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的许多行为本就是得到其父辈的支持和暗示。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血统论

血统论的出现，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传播极广，破坏性极大。血统论最早出自一幅名叫“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在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组织的当晚贴遍北京各大高校。我们分析一下这副对联。文革的目标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键词是“党内”和“当权”。而血统论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英雄”是谁？自然是昔日的革命英雄，今日的当权派。而“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然限制了一大批人参加运动，即使要参加也要先接受“自来红”们的 “教育”。这样，保守派就可以在运动中始终占据领导地位，从而把运动引向他们希望的轨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血统论是党政官僚利用学生运动抵制文革的最核心的手段。

这里引用遇罗克《出身论》开篇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血统论当时的恶劣影响。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一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出身论》

这幅对联的发扬光大者是谭力夫（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北京工业大学贴出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推向了新高潮，该大字报由该校学生谭力夫、刘京创作。它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辩护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要把对联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

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蚀党这个“先锋队”的因素并不来自于党外“落后”力量，而来自于这个党本身。黑五类既不在党内也不当权，这里实际上与四清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相同，是通过集中火力攻击传统阶级敌人来转移目标，将矛头指向社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江青发表讲话，建议修改对联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然而改过的对联无一例外都是坚持原来的观点的。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8月20日，《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的主要创作者，北京工业大学大三学生，校文革筹委会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长达半小时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坚持血统论：“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并认为批工作组是“右派翻天”“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他的名言是：“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显然，当权派和保守派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击，地位受到威胁，这反而使一些极端的掌权者产生了“权力（镇压之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更刺激了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观能动性。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很快风靡北京。邓朴方在北大公开喊出“高干子弟就是要掌权”的口号。一些红卫兵受谭力夫“七斗八斗”的启发，疯狂迫害“黑七类”及其子女。同时谭力夫的讲话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改名为“力夫”。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甚至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4个半小时“讲话”。同时，血统论的膨胀在全国掀起“报出身”风，即上汽车、火车、进商店、旅店、医院统统都要报一下出身。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并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呢？那么，贫下中农子弟出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

——《出身论》

伴随血统论这一理论的狂飙的是对“黑五类”分子的疯狂迫害。

文革中保守派红卫兵做出的最疯狂的举动莫过于“破四旧”。破四旧包括以下内容：1.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

2.砸毁文物、破坏古迹、捣毁寺院教堂等大型破坏性活动。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9月份北京有7.7万人被赶出首都，全国近40万人被迁出。后来北京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

4.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行动。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打击面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和学校领导遭到红卫兵残酷殴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不少人不堪侮辱而自杀。人身侮辱、打人和酷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红”八月中北京就有1722人被打死。

血统论的两个肇始者，谭力夫、刘京在改革开放后很快身居高位。谭力夫因为名气太大，之后改名为谭斌。最后官至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拉开了“破四旧”序幕的人最后做起了研究传统文化的工作。而刘京，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理事长），官至兼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破坏法制最严重的人，最后竟然做了共和国警察系统的第二把手，不得不说是极大的讽刺。而其他高干子弟，以文革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自己以及父辈受到的虐待和遭遇。他们一面享受着文革后社会剧变所带来的特权优越生活，一面诅咒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的疯狂。他们忘了自己曾经是红卫兵中的一员，忘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冲锋陷阵，更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至今为止，那些第一代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们没有一个站出来承认错误。他们总是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推到毛泽东身上，表白自己是忠心，是被利用。他们迫害别人是维护无产阶级政权，被别人迫害是不公正待遇。

出身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第一代红卫兵做出的各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平民子弟学生和各方社会力量的反抗。造反派力量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造反派的行列中。一些原本中立的人不满于党政官僚及其操纵的保守派红卫兵的针对社会的暴行开始支持或同情造反派。如一位造反派在回忆录中说，他原本是持中立态度的，并没有什么理想或蓝图，只是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残酷打击下，“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许多原先加入保守派的工农子女也逐渐认清了形势，倒向了造反派阵营。“黑五类”子女更是不堪折磨也加入了主张“重在表现”的造反派队伍。显然他们把这当成了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的机会。

北京造反派学生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自此北京造反派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自己解放自己”，批判党委领导的行列中。

中央高层也开始批判血统论，肃清其恶劣影响。张春桥在谈话中说谭力夫“他代表一个阶级”，周恩来亦评价其“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认为血统论对联是“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大力批判谭力夫：“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对《血统论》开展批判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遇罗克的战友回忆说：“陈伯达的讲话（指10月份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促使他写了这篇文章……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子女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遇罗克是怎样批判《血统论》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遇罗克反对“唯出身”的血统论，也反对折中路线的“有成分论”即看出身也看表现。他认为评判一个青年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表现。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遇罗克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出身论》道出了当时社会上无数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心声，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

讲到这里，许多人会有疑惑，在血统论已经遭到批判的情况下，遇罗克作为一个“文革思想者”，却为什么会在文革中被捕，进而被处以极刑呢。

全面内战

如果仅仅是红卫兵的造反活动还不足以推动整个阶层的激进化。红卫兵作为学生，虽然其派别与主张与社会阶层有关，但是他们与社会现实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要想彻底改革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要让与社会利益有直接联系的工人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只有当造反派的活动直接与社会某一阶层的利益直接挂钩时，文革就演变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不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在还没有对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很彻底的批判的时候，工人缺乏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启蒙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要夺权，很大程度上是使造反者坐上了原来当权派坐的位置，这不仅会让一些人有了投机革命的机会，对于现有体制的过分激进变革也会激起更多的人反对。

1966年11月30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大字报《到工厂去，去学习、去宣传、去战斗》，红卫兵开始正式有组织地进入工厂鼓动工人，去斗争工矿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当权派”。这一大字报成为红卫兵运动与工人运动合流的标志。正是这一合流使得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升为现实中的经济政治利益斗争，文化大革命规模急剧扩大。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宣布工人可以在8小时工作日之外参加运动。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至此文化革命完全扩展至工厂农村。

由于运动的批判对象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涉及到了现实利益层面，如对党政官僚高工资高奖金、特权待遇，政府工作中的阴暗面，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工人的经济政治权利，外包工和合同工的低下地位等问题的批判使得造反派持续激进化。这在1966年底产生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这种“经济主义妖风”主要表现有：一是当权派、领导干部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动罢工旷工，导致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如吕正操鼓动铁道部罢工，火车停开，石油工业部鼓动油田停产，上海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还曾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这再次证明了党政官僚垄断生产资料的权力对人民利益的威胁）。在这之后各级党组织基本主动陷入瘫痪；二是当权派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的手段来收买保守工人、瓦解造反派，如上海一些工厂给工人提前发了3个月的工资。显然这种妥协只是一时性的，表面性的。不惜代价地抛出工厂财产、国家财产来拉拢工人当然不是常态化的，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但确实给工人制造了分裂；

两种行为具有太明显的在工人中制造对立和分化的意图，它使一些激进的工人意识到，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变革，解决 “领导权”的问题，使劳动者真正地能够获得掌管生产资料权力，自己的经济利益才能有所保障。使官僚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受到制约，才不至于在运动结束后反攻倒算，如果那样的话自己一时得到的经济利益将来也会失去。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持续激进化，终于开启了“夺权”。

在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的矛盾逐渐激化，“赤卫队”甚至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1月6日，王洪文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宣布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停止办公。当时称“一月革命”或“一月风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1966年以来造反派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

不仅是造反派意识形态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其自身的组织能力，还有一点，尽管造反派领袖不乏理想与热情，也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造反派组织仍然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说到底来说，它是为了反抗50天专政和红八月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而奋起造反的那个“一大片”的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虽然相对于官僚来说他们都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但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分化也使得他们虽然有共同的反对目标但是观点不同。比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来说，他们中许多人有充分的理想和热情，也都被巴黎公社的民主蓝图所吸引，因此在行动中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充分的纲领甚至是阶级意识。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来说，他们更多是借这个机会表达自己在50天专政和红八月中所受的冤屈。一些激进者要夺权，而一些温和者可能只停留在“经济主义妖风”阶段。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愿望。由于缺乏必要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贸然的“夺权”也使得人们忽略了这两点，为后来的所谓“派性”埋下了祸根，导致造反派陷入窝里斗之中，无法组织成力量强大得既能够遏制当权派的官僚特权，又能够维持住社会秩序不致失控的强大社会阶层。当然也不排除混迹于其中投机革命的官僚和流氓无产者，更增加了造反派内部的混乱程度。

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内部的利益分歧，尤其是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导致的分歧。对于体制的变革首先应该锁定在官僚特权上，而此时部分已持续激进化的造反派却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进行各行各业经济和政治上的夺权活动，四面出击，此举不仅减少了对官僚特权的批判效果，还导致了本来组织性就不强的造反派的内讧，导致了原先由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恶劣行径而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转而反对造反派的激进主张，要么是从造反派队伍中分化出温和派，要么是保守派重新复活。由于存在党政官僚这个共同敌人，因此大部分社会力量在1966年联合了起来。但是当党政官僚的利益收到了沉重打击之后，造反派的意识形态开始持续激进化并付诸实践。但此时造反派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阶级意识，结果队伍由于利益分歧而发生持续的分裂。社会地位较高者组成了温和派或保守派的群众组织，较低者则成为激进派。

与此同时，军队对于造反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夺权行动的展开，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浮出水面。军队反对造反派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要求，而造反派则对军队立场转向保守感到十分不满。这一矛盾从基层蔓延到了高层。军队将领们反对文革在军队内部完全开展，而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对当权派的过激行动导致大批干部被打倒，更是直接引发了老干部们的强烈愤怒。

2月14日，发生了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余秋里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在地方上，军队开始有意挑拨扩大造反派的内部分歧，进而镇压激进派。造反派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系列事件在历史上称为“二月逆流”。

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对革委会的权力分配不满意，寻求更激进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原则，造成造反派在夺权成功后发生分裂。军队支持革委会，因此挤压甚至镇压造反派和当权派，扩展自己的权力，因此对造反派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导致造反派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始终无法达成妥协，由于内讧而损耗实力；而党政官僚则可以利用革委会投机革命。结果革委会这种看似很好的形式就始终无法稳定局势，反而带来进一步的混乱。尤其是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愈演愈烈，激进派与保守派和温和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最终引发了蔓延至全国的武斗。

在“7·20”事件和“冲击外交部”事件后，军队和激进造反派彻底决裂。在江青发表“文攻武卫”后，迫于巨大压力的解放军开始允许造反派组织“搜集”旧武器，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解放军将更新的武器发给保守派组织，在全国制造更大的流血事件，如四川、江西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直接把枪支发给它支持的那一派组织。而由于有了枪杆子，各地的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也愈演愈烈。武斗的事实表明，文革的激进化目标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程度，也就是说，由于它的目标在1967年后已经超出了社会利益结构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当它的目标越激进，激进地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之后，那么它所能代表利益的社会成员就越来越少，反对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多。由于并不是极少的一批人，而是相当多的人现在是运动所批判目标的受益者，那么，文革就无法通过打倒“一小撮”走资派来完成，只能通过群众的大分裂来呈现。全国武斗的局面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全面武斗是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对官僚特权阶层的批判大获成功之后，各地造反派陷入了“唯我独革”的怪圈之中，因为不同政治目标之间的差别不断分裂，而不是联合起来，稳固斗争的成果。全面武斗已经给人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并导致经济的大幅滑坡，甚至可能导致全面内战。多数人对已经缺乏意义的无休无止的斗争感到厌倦。

文革的终结与遇罗克之死

随着1967年底中央开始关注恢复秩序，针对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他们希望对造反派进行一次系统的整顿工作，使造反派能建立有力的阶级组织。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此开始。

在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在于平息造反派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很快，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在全国成立后，军队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结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对造反派的整顿变成清洗。它成为了军队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倒台的党政官僚和造反派进行的疯狂迫害的手段。显然，由于军队是此时社会的唯一支柱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军队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由于自身利益取向而产生的偏差都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而在对造反派的清洗过程中进行工作指导的，除周恩来﹑康生外，其他参与者几乎构成整个后来的“林彪反党集团”。清理阶级队伍演变成打击一切与军队利益相悖的人，清理阶级队伍的罪名五花八门。直接针对造反派的有“一小撮坏头头”、“武斗干将”、“破坏文化革命的坏人”、“大黑手”等，此外还有“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警”、“漏划右派”、“逃亡地主”、“反动资本家”、“反动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动阶级遗老遗少”等等。当然还少不了“地、富反、坏、右”。而这场运动也证明了文革的领导者与参与者的那种脆弱的联系。

1968年7月，禁止武斗的《7·3布告》和《7·24布告》，以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被推行至全国，由保守派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各个学校、机关、单位，制止武斗，红卫兵运动正式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死胡同，很难再有新的突破，而1968-1976便是一个不断倒退的进程。

遇罗克就是被捕于1968年1月，军队执行“清理阶级队伍期间”。

我们来看一份为遇罗克“平反”的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1968年1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1970年3月5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

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我们这里只列举材料，不做真实性的考证，事实上也无法考证。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其罪名如下。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准确的说，遇罗克1968年1月被捕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被处决于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其后，相关文件材料及报刊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

因之，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笔者查证，在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极为清楚明确。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１〕

（一九七○年一月）

照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周恩来等一九七○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笔者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吴法宪传达1970年5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没有提及。

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毛泽东之后表达了强烈不满：“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此话分量极重，至此，一打三反运动降温。

纪念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打击“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时僵化的苏联式官僚体制，为克服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作出的一次伟大的民主尝试。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深刻的教训，但最终它还是失败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中央高层犹豫不决的责任，也有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和组织导致分裂而迟迟不能联合的责任。但如果永远不让群众有自己管理国家的机会，那么无产阶级永远无法真正掌握政权，也永远不会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命题，如何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坚持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对生产资料的全面掌握，从而防止官僚强化国家机器进而篡夺政权走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对于遇罗克的死，我们不禁扼腕叹息。今日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而少数记得他的人，正在试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歪曲他的学说，抹黑那段血泪斑斑的斗争史，把他塑造成一个“反文革斗士”。而他用生命所反对的血统论，在改头换面之后，再次盛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遇罗克的一生，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是和反动的血统论坚决斗争的一生，人固有一死，遇罗克坚持真理而死，重于泰山。

谨以此文，献给遇罗克，还原他作为一个反血统论斗士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