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1.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

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202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1万美元，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随着社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还成长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但与此同时，中国仍有7000万赤贫人口，高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十分之一的赤贫人口生活在中国。中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此庞大的赤贫人口的存在，不仅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让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疑惑。

因此，习近平在工作会议中强调，“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中国当前贫困标准年纯收入为2800元，每天7.67元，与世界银行的赤贫即极端贫困（Extreme Poverty）标准（每天1.9美元）差不多。习近平说的处在扶贫线以下的几千万人，其实就是赤贫人口。其实正常人都知道，2800元的标准实在太低了，即使年纯收入翻一倍达到5600元，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所以我国真实的赤贫人口可能有上亿甚至数亿之多。

中共提出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尚有7000多万赤贫人口。要在2020年完成全面脱贫的目标，就意味着每年要让一千多万人脱贫，挑战相当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去年年底召开的扶贫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七大扶贫专项行动：

教育扶贫行动。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让贫困子女都能享受到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努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健康扶贫行动。从防病到治病，从新农合到大病保险到医疗救助，从改善医疗设施到培养医疗人才，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编织有力的保障网，着力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金融扶贫行动。努力化解贫困户、扶贫龙头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支持贫困群众通过发展产业脱贫。发行金融债券，支持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交通扶贫行动。支持贫困地区重大交通项目建设，重点帮助贫困村全面解决通村路、村组路硬化问题。劳务协作对接行动，支持贫困人口转移就业，鼓励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提供配套服务，促进贫困人口通过转移就业脱贫。百县万村行动。组织68家央企，改善108个贫困老区县基础设施，解决10000个贫困村贫困群众的水、电、路等问题，实现率先脱贫。万企帮万村行动。组织万家以上民营企业与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不脱贫不脱钩。

2015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http://www.gov.cn/guowuyuan/vom/2015-12/31/content_5029863.htm

上面讲了这么多行动，其实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是提高收入。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说的就是减少群众由于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大项开支而破产的情况；而金融扶贫和劳务扶贫则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其他项目如交通扶贫和白县万村行动，则是以直接援助的形式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对于人均年纯收入在2800元以下的家庭来说，即使免除教育和医疗的开支，给他们免费修房子通自来水，仍然会处于吃不好穿不暖的赤贫状态。要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关键是提高收入。就提高收入的措施而言，金融扶贫基本上跟贫困户没什么关系，很难想象一辈子收入不到10万元的农户，会去借十万元来做生意。因此，真正有效的扶贫措施都集中在了帮助就业上。习近平提出的扶贫工作路线图，也是把就业扶贫放在了关键位置：

“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

如何帮助贫困人口就业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们按照理性的原则来安排生活。如果按照这种原则来扶贫，那就很简单，一方面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满足贫困人口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对这些贫困人口进行培训，让他们适应现代化生产，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解散了，城市里的国有经济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被私有化掉了，目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在内雇员一共八千万人左右，其中国企有三四千万，只占到城镇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也下降至不足四分之一。因此，无论从国有经济的规模还是雇员人数，都可以看出，政府把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市场，也就是交给了民间资本。不管是扩大投资，还是增加就业岗位，都必须依赖于民间资本的力量。

与政府不同，民间资本没有扶贫的责任和义务，其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得利润。因此，要让民间资本帮忙完成政府的扶贫目标，显而易见，就必须让民间资本有钱赚，而且赚的钱还要高于一般水平。否则，资本有什么动力雇佣贫困人口呢？

去年，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中，预测“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这种前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工资上涨太快，使得资本家不愿意没钱赚，不愿意投资了。而劳动力工资高，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劳动法保护工人太多，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所致。因此，按照楼部长的逻辑，为了控制工资上涨，就必须扩大劳动力供给（当然，前段时间又提出要修改劳动法）。关于如何扩大劳动力供给，他还给出了具体的办法：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楼继伟：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非常大：http://money.163.com/15/0501/12/AOHGM1AC00252G50.html

也就是说，楼部长开除了这样的药方：把小农户手里的土地集中起来，发展“大农业”，多余的农民送到城市里打工，用以控制劳动力价格。每当资本主义遭遇危机或者衰退，投资减少，就总会有人说这是工资太高引起的，这并不奇怪。让人感到荒谬的是，这种话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长的嘴巴说出来。而更加荒谬的是，由于遵照改革开放以来亲资本亲市场的逻辑，各地的扶贫政策实际上成了给资本家送温暖的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演变为资本主义扶贫，这自然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2.邀请资本家到农村发展大农场

虽然媒体也时常树立一些当地农民发展为农业大户或者农民搞合作社的成功典型，但现实是，个体农户虽有生产资料，却根本无法与大农业竞争，也没有与垄断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所谓农村的合作社，甚至成为圈钱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了，要发展农业，必须发展大农场，搞“大农业”。各地政府也顺应大势，积极吸引资本家到农村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让农民参与到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来，消除极端贫困现象。比如，如下这个新闻中讲到的贵州遵义的产业扶贫：

来自山东的九丰农业集团入驻花茂村，舒长英家的一亩多田地经过流转，成了九丰集团6000平蔬菜育苗大棚的一部分。”

我们注册了‘黔九丰’的商标，现在在周边省市已经有一定影响力。我们还在寻求跟学校、企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内部食堂蔬菜供应的合作，同时线上也在推广。他介绍说，去年蔬菜销售收入有3700万，利润率近三分之一，园区观光旅游收入下半年已经达到170万，“还得感谢总书记，来了一趟，全国都知道了。”

2015年花茂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07元，村级集体经济突破30万元。贫困人口减少到165人，除去需要由政府“兜底”的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两无”人口140人外，剩余25人2016年可全部脱贫。

脱贫攻坚看贵州：一个大棚为何让总书记停留20多分钟？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4/c1001-28052108.html

很明显，让总书记停留20多分钟的大棚，不是“贫困户”能建得起来的。人民公社时代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发展经济，但这种社会条件现在已经不具备。所以，农业产业化扶贫，其实就是把农村全面开放给资本家，把当地的土地圈起来，给他们种地、养殖、搞旅游，让他们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老板们发财了，通过“涓滴效应”，给他们打工的农民，也能摆脱贫困。从花茂村的情况来看，资本家一年利润上千万，的确是发大财了。农民呢，虽然收入也有提高，却仍然赶不上外出打工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农民把土地交给资本家了。这就意味着，农民将永远失去生活资料的独立来源，只有通过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结合，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当资本家雇佣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摆脱极端贫困；但是当资本家不想雇佣他们的时候，由于没有了生产资料即土地，甚至会陷入比从前更加深重的贫困之中。而且，农民由于领到工资而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会随着资本积累而持续下去。因为资本正是靠着剥削劳动才不断增殖的，这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贫困（虽然已经不是赤贫）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上面讲到的花茂村，九丰农业集团把利润投入到再生产，不断扩大规模，十几年后，利润完全可能会是现在的十几倍，到那个时候，雇佣农民的数量可能多了十几倍，但农民的平均工资会是现在十几倍吗？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论述，依旧击中现实：

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了。
《资本论》第一卷

在农业中，象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和使工人贫困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
《资本论》第一卷

3.劳务输出扶贫：把农村劳动力送到城市资本家的工厂

就像党媒的一篇新闻标题说的，“扶贫攻坚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所谓引进来，就是前面讲的邀请资本家到农村开办农业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雇佣他们，给他们发工资。而“走出去”则是指，政府主导将农村劳动力向外尤其是向沿海工业城市输送。

一年劳务收入达到11.5亿元，看起来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是，这是67000多人的工资总额，平均一下，每个人还不到2万元，月人均才1430元。这个收入远远低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也只有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的一半左右。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几乎就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不同的是，劳务派遣公司是名正言顺地挣钱，而地方政府却是打着扶贫的旗号，把农民的劳动力低价出售资本家。地方官员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扶贫手段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楼继伟和资本家都认为，农民工一个月2966元太贵了，我们需要大量1400元的便宜劳动力，否则中国就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把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民，送到城市的资本工厂里接受超剥削，既能帮助农民脱贫，又能解决中国的发展之困，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多好呵！

对于西部许多贫困地区来说，解决贫困的办法就是把贫困人口送出去。外出打工也成为了这些地区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这种巧妙的扶贫方法，不仅让人想起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爱尔兰统治阶级的“赞扬”：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
《资本论》第一卷

4.家庭手工业扶贫：把留守妇女变成在家上班的民工

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 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
《资本论》第一卷

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
《资本论》第一卷

由于政府迟迟不解决农民工子弟在城市无法上学的问题，加上农民工的父辈几乎都没有养老金，使得大量妇女不得不从大工业“游离”出来，回到农村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成为“留守妇女”。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中国农村有超过5000万留守妇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也就意味着巨额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自然是极其眼馋的。

因此，发展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所谓扶贫项目，就到处推行起来了，尤其是河北，各个县市都在行动。这种家庭手工业到底是什么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则新闻：

“家庭手工业”成河北平乡县贫困户脱贫致富重要渠道

新华社石家庄２月２４日电（记者曹国厂）年味还未散去，河北省平乡县大刘庄村村民田秀琴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加工缝纫童车座套，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哪能歇得住啊！”

记者日前走进平乡县家庭手工业扶贫项目——大刘庄村的“新型妇女创业集中区”，几十台缝纫机工作的声音此起彼伏，清一色的“娘子军”正紧张地加工着童车座套。

据了解，目前这个村有１６２个贫困户从事加工童车座套、自行车配件等，每户平均年收入３万元左右。

平乡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３２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２８．２万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这个县有７８个贫困村，５．３万贫困人口。为使贫困人口尽快富起来，平乡县结合本县自行车、童车、玩具等传统产业与手工业密切联系的特点，依托本地龙头企业，把家庭手工业作为扶贫产业培育，将龙头企业的童车座套加工、童车组装、儿童玩具组装、自行车零配件生产等一些可以在家庭加工的生产环节，推荐给贫困村、贫困户，让贫困家庭、贫困人口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月收入两千多元，也只不过是达到甚至略低于农民工的月均工资而已。而且生产场地生产器具是由农民自己提供，企业也不用考虑提供住宿，算下来，可比在自己的工厂里雇佣农民工便宜多了。

政府积极推动，资本热情介入。为了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动力，政府做了不少投资：

一是给钱物。对从事童车座套加工的贫困户，不仅免费培训，还对购买缝纫机的每台补贴2000元，目前已经补贴500多台；对群众购买注塑机、小机床等器械，也给予相应补贴。

二是给技术。将手工业人才培训纳入本地人才培训计划，依托县职教中心等机构，每年组织40多期培训活动。今年以来，组织贫困户参加电焊、缝纫等培训班26期，培训各类技术工人3000多人。不少贫困户感叹，穷就穷在没本事，现在四、五十岁了，学了手艺、长了本事，能多挣钱了。

《千家万户手工业 脱贫致富奔小康 平乡家庭手工业扶贫调查》

初看起来，这些投资是在帮助农民。但是，我们想想，这其实是在帮助资本家。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提供补贴，提供技术培训，和给资本家开厂提供便宜的土地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历史上，家庭手工业一直都是滋生童工的温床。虽然新闻里没有谈到家庭手工业中是否有儿童参与，但是在这个父母为了生活都可以把孩子变卖的社会里，如果生产是在家庭中完成的，有谁能避免父母让孩子负担沉重的劳动呢？ 尤其当收购价格下降或者生活成本提高时，为了维持生活水平，父母必须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完全可能让孩子参与到劳动中来。

印度的家庭手工业作坊

发展家庭手工业，可以让留守妇女一边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生养下一代）的责任，为资产阶级提供未来的剥削材料，同时加入到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为资产阶级提供当下的利润。这也是一种更巧妙的剥削方式，因为工厂里的工人知道自己是给老板干活，但在家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工人却以为是给自己干。法律也从来不会关注她们每天工作是否超过八小时，加班是否有加班费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就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的限制，让工人无限制地加班，甚至让童工死灰复燃。

5.今天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明天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政府的资本主义扶贫措施，无疑是在强化资本的力量，扩大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失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农村的赤贫现象存在，正是由于那里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致。因此，农村的赤贫人口在成为雇佣工人后，的确可以摆脱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仅仅因为这种发展道路会让农民失去独立性，成为资本的附庸，就反对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一种天真浪漫的想法。

列宁在于民粹派论战时，就曾发表过肯定资本主义进步性和捍卫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言论，批评“经济浪漫主义”：

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八章《国内市场的形成》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作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三、“遗产”从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中是否得到了好处？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对于小生产等前现代生产方式具有进步性，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客观上也使得许多劳动者摆脱了赤贫状态，这是中国近三十年来“人权”状况之所以得到改进的原因。通过扶贫，政府一方面减少了本国的赤贫人口，履行了公共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又为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资本积累，履行了阶级压迫的职能。

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发展资本主义，人们从此就过上好日子了，不再会有贫困了。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这正是工人的收入相对资本家的收入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把这种分离看做是贫困的根本原因：

“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 “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第一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已经实现了城市化，并且农业是完成了资本主义化的美国，农业工人过得如何呢？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农业工人每周工作42个小时，每小时工资平均7.25美元。农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在10000美元到 12499美元，家庭平均收入在15000 美元到 17499美元，而美国的贫困线是个人年收入10830美元，或者四人的家庭年收入在22050美元。根据国家农业工人调查（Nati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urvey），30%的农业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讽刺和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农业工人为全国人民生产粮食，最后却没有留下足够的钱给自己买粮食。而农业工人之所以在贫困线上挣扎，原因在于他们所得相比于农业资本的收入来说太少了（见下图）。而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么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们没有了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雇佣劳动者。（ http://nfwm.org/education-center/farm-worker-issues/low-wages/ ）

美国的贫困问题不仅限于农业工人，在多数行业雇佣劳动者中，贫困现象广泛存在。美国当前的贫困率为15%，即有4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由于危机的影响，贫困率就一直居高不下，2014年的贫困率比2007年高2.3个百分点。桑德斯多次竞选集会上就讲到，沃尔玛的老板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但是他给自己的员工开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这些人在下班之后，还不得不去领食物救济。美国有大量的家庭，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 http://www.povertyusa.org/the-state-of-poverty/poverty-facts/ ）

美国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说明了，资本主义内在地就具有产生贫困的趋势。无论怎样深入改革，搞活市场，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性。正因为这个原因，批评民粹派阻拦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批判资本主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并断言劳动人民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真正过上没有贫困的生活：

资本主义的……增长意味着一小撮厂主、商人和土地占有者的财富和奢侈程度大大增加，工人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大工厂在生产上的革新和采用机器既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增加了失业人口，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人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总之，资本主义的扶贫道路，虽然能减少赤贫的情况，却不能根除贫困，只会进一步强化造成劳动者贫困的力量。脱离了赤贫，却又要陷入新的更加深刻的贫困。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不稳定性，由于繁荣之后必然出现危机和萧条，由于资本主义的运行必然要求产业后备军即一个较大的失业人口的存在，就总有一部分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生活无着落的赤贫境地。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赤贫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通过剥削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因此正如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用经验数据证明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赶不上资本的积累速度，雇佣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鸿沟日益扩大，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这就是相对贫困化。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赤贫现象和相对贫困化，是资本主义的扶贫道路无法解决的。要消除这种种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社会革命，把已经私有化的生产资料重新收归社会所有，废除市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建设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