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尘沙
一、在各自革命二十九年，两国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先是经历了五年国内战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快要完成时，又遭遇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此时，约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已经损失。在被法西斯侵占的土地上，有全苏45%的居民，33%的工业产值，47%的耕地和55%的铁路。
国民经济即便算不了千疮百孔，也可以算百废待兴。在十月革命的29年后，在刚刚经历了卫国战争的1946年，苏联人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至于较长时期的计划，党打算造成国民经济的蓬勃的新高涨，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工业水平提高到，譬如说，战前水平的三倍。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五千万吨，钢达六千万吨，煤炭达五亿吨，石油达六千万吨。”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
到十月革命60年后，或者说，1946年后的30年后，斯大林演说中的这些目标早已成为现实。钢产量达到一亿四千多万吨，远远超过斯大林所说的六千万吨。他们没有因为战争后的经济凋敝而去搞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成就在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下完成的。
再看看中国。在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通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便在所谓的文革“浩劫”中，国民经济仍然有增长。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数据，以195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为100，在1966年达到237，在1978年达到471.4。
恰巧，1978年距离1949年也已是29年。虽然此时整个国民经济算不上“长期停滞”，但中国领导人却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们都已经看到的：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而共同富裕却迟迟无法实现。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状况。
到1976年，苏联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近60年。今天离中国1949年革命也已经60多年了。这样算下来，中国走了不到3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又走了30多年的据说更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拿今天的中国跟十月革命60年后的苏联做一些对比，用实践检验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会把1976年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做一些数据上的对比。对比结果的某些方面是笔者也不曾想到的，所以请读者们耐心地阅读下去。关于苏联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
二、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数据对比
1.重工业对比
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苏联
苏联在革命6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而中国在革命60多年后，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两国的钢铁工业。
苏联生铁产量和钢产量
1976年，苏联的生铁产量为1.05亿吨，钢产量为1.45亿吨。到1980年前后，苏联人口为2.65亿人。可得，苏联的人均生铁产量为1.05亿吨/2.65亿人=0.40吨/人，人均钢产量为1.45亿吨/2.65亿人=0.55吨/人。
中国生铁产量
中国（粗）钢产量
中国钢产量占世界一半
再来看今天的中国。在2014年，中国的生铁产量为7.12亿吨，（粗）钢产量为8.23亿吨。此时中国人口为13.68亿人。可得，中国的人均生铁产量为7.12亿吨/13.68亿人=0.52吨/人，人均钢产量为8.23亿吨/13.68亿人=0.60吨/人。
两国钢铁工业的对比
我们再来看下两国在水泥工业方面的数据。
苏联水泥产量
中国水泥产量
1976年，苏联水泥产量为1.24亿吨，人均水泥产量为1.24亿吨/2.65亿人=0.47吨/人。
2014年，中国水泥产量为24.76亿吨，人均水泥产量为24.76亿吨/13.68亿人=1.81吨/人。
两国水泥工业的对比
就是说，无论在规模上、世界排名上，还是在人均水平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和水泥工业均已超过顶峰时期的苏联。在重工业领域，据说是“一味追求重工业部门发展”的苏联反而不如“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说更“有利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那么，在消费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应该比“僵化”的苏联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吧？我们接着来看。
2.住房费用对比
看完钢铁和水泥，我们来看下住房。
苏联工业工人家庭支出结构
苏联社会的阶级构成
我们看到，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家庭的住房费用长期稳定在其收入的2.5%左右。而工人和职员已经占苏联人口的83.6%。就是说，这个比例是苏联社会的一般水平。
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住房费用。
百度上的一条经验告诉我们，“购房还贷支出占到家庭总收入50%以下是比较安全的，在30%左右支付起来比较轻松。”
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六成白领的房贷、月租占收入比重超过30%。”
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郑州白领尚未买房；在已经买房的白领中，以父母（家庭）为购房现金主要来源的比例高达52.06%。
拿着比苏联更多（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的钢铁和水泥，实行着据说更“有利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竟然解决不了住房问题，真是莫大的讽刺。
顺便提一下，1977年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里还吐槽了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住房费用高的问题，现在看来明明是在说中国嘛。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住房费用
3.食品消费对比
说完了“住”，我们再来看看“吃”。
苏联肉、奶、蛋的人均消费量
在1976年，苏联人均肉消费量达到了55公斤，人均奶制品消费量达到315公斤，鸡蛋达到202个。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2012年，中国城镇人均肉消费量为45.6公斤，农村人均肉消费量为24.5公斤。如果按照预计年均0.6公斤的速度增长，最新的数据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013年，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表示，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只有32.4公斤，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中国人均鸡蛋消费量为22公斤。按照每公斤20个计算，人均鸡蛋消费量为440个。
两国人均食品消费的对比
这样看来，肉、奶、蛋三项中，“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蛋”这一项超过了苏联。考虑到“肉比奶好、奶比蛋好”，今天中国在吃的方面和1976年的苏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4.文化生活对比
说完了基本的吃和住，就该看看文化生活了。
在2015年，中国电影观众人数首次突破10亿人次，达到13.1亿。全国13亿人，平均每人看一场电影。
而在苏联，1976年电影观众人数为42亿。这一年内，平均每人看了16场电影。
2014年，北京市文艺演出中，音乐类观众为235.2万人，大约是北京2170万常住人口的10%。音乐厅这一类东西对普通人来说仍然是奢侈品。
1975年，苏联音乐厅观众人数达到1.34亿，超过苏联人口的50%。音乐厅成为普通人也有机会进入的场所。
1975年，苏联音乐厅观众人数达到1.34亿，超过苏联人口的50%。音乐厅成为普通人也有机会进入的场所。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市，2015年各类文艺演出（包括前边所说的音乐类）共吸引观众1035.63万人次。计算可得，北京市民观看文艺演出的人均次数为1035.63万人次/2170万人=0.48次。
再看苏联，1975年剧院观众人数为1.17亿，加上刚才所说的音乐厅观众1.34亿，“各类文艺演出”的观众总数至少为2.51亿。苏联居民进剧院和音乐厅的人均次数为2.51亿人次/2.65亿人=0.95次。就是说，当时苏联居民进入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比今天北京市民看文艺演出的机会还高了一倍。
两国文化生活的对比
在剧院和音乐厅的数据对比中，我们是把苏联和北京市对比的。考虑到北京市是首都，中国的普遍状况应该还要差不少。
5.高等教育对比
1976年，苏联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495万人。可得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为495万人/2.65亿人=186.8人/万人。
2014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48万人。可得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为2548万人/13.68亿人=186.3人/万人。
两国每万人大学生数量的对比
笔者本来以为，经过连续多年的扩招，中国每万人大学生数要远超过1976年的苏联。而实际上，今天中国每万人大学生数只是刚刚接近当时的苏联。
根据1980年的统计，苏联共有研究生九万六千人。495万在校大学生，减去这接近十万人，可得1976年苏联在校本专科生人数为485万人。
如果把在校的本专科生全部当作四年制，这485万人可以看作是1956-1959年这四年出生的。据上图估计，这四年出生的人数约为2040万人。得出，1976年前后的苏联本专科入学率，为485万/2040万=23.7%；如果全部当做三年制，这485万人可以看作是1957-1959年这三年出生的。据上图估计，这三年出生的人数约为1530万人。可以得出1976年前后的苏联本专科入学率为485万/1535万=31.6%。
由于实际上既有三年制也有四年制，我们可以取23.7%和31.6%的平均值，也就是27.7%，作为苏联的本专科入学率。
再来计算中国，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为721万人，2014年招收的本专科生可以看作是18年前的1996年出生的。1996年出生人口为2078万人。可得，2014年前后的中国本专科入学率为721万/2078万=34.7%。
然而我们再来看看之前几年的数据：
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599万人，1990年出生人数为2407万人，可得2008年本专科入学率约为599万/2407万=24.9%。
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220万人，1982年出生人数为2262万人，可得2000年本专科入学率约为220万/2262万=9.7%。
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疯狂扩招，终于在大学入学率上赶上苏联。但是，这只是表象，中国大学入学率高完全是由于教育产业化造成的，大学为了挣钱拼命扩招，完全不顾社会的实际需要。
有关研究表明，许多大学生毕业后 ，必须从事跟专业不对口的蓝领工作。教育专家、上海教育科学院原院长胡瑞文主持的一项研究预计，2010年至2020年，中国预计将新增9400万大学毕业生，由于同期市场提供的白领岗位只有4600万，预计有一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将入职蓝领行业。
6.医疗条件对比
1976年，苏联每万人医生数为33.4人，每万人中级医务人员数为984人，每万人病床数为119张。这个水平，已经比同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不少。
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医疗状况。
到2014年，中国执业和助理医师总数为169.3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759万人，病床总数为660.1万张。
两国医疗条件的对比
姑且把苏联的“医生”和中国的“执业和助理医师”看作同一概念，把苏联的“中级医务人员”和中国的“卫生技术人员”看作同一概念。这样算下来，中国每万人医生数约为苏联的1/3，每万人医务人员数约为苏联的1/2，每万人病床数约为苏联的1/2。这样说来，医疗资源这么少，看病怎么会不贵，怎么会不难？
顺便要提的一点是，苏联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苏联公民有享受保健的权利。这一权利的保证是：国家保健机构免费提供良好的医疗……”。
7.劳动时间对比
苏联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苏联公民有休息的权利。这一权利的保证是：对工人和职员实行不超过四十一小时的工作周……”。
到七十年代，苏联有两种工作周：每周6个工作日的，每天工作6.8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的，每天工作8.1小时。
而在今天的中国，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上。对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的排名发现，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的周工时为48.8小时和48.2小时。上述6个行业每周的加班时间均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说，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甚至有工人罢工要求加班的情况。
三、总结：生产力足以建立“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革命六十多年后的2016年，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而革命六十年后的1976年，苏联却只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单就钢铁和水泥这类重工业而言，无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今天的中国均已超过当时的苏联。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住房、食品消费、文化生活、教育、医疗、劳动时间这些方面，2016年的中国还比不上1976年的苏联。
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据说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克服苏联社会主义“一味重视重工业部门发展，忽视群众消费”的弊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工业方面已经超越苏联的中国，人民物质文化消费却还赶不上“僵化”的苏联；有着比苏联（总量和人均）更多的钢铁水泥，却解决不了人们最基本的住房问题。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足以使人民的消费水平好过当年的苏联。然而，社会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无法成为多数人福利的来源。掌握着“发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我们中国人民，难道还要甘于“处于而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