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但紧着中国农业便进入徘徊状态，自1986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到90年代初，甚至出现有的年份收入负增长。出现粮食增产，粮价提高，而家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种粮赔本亏损的情况。邓小平1986年6月10日说：”现在粮食增长缓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值得注意。”（《邓选三卷》159页）
为什么出现种粮收益不降甚至亏损呢？
一．首先，韩德强所说的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高势能态已近于释放殆尽，良种、化肥等优势的增产效应已近于极限；
二．分田到户单于的积极性显露出其资本主义自发性质，农民由种粮为食转向种粮食为钱；
但是——
三．以价值规律为调节器的自由市场经济对违背价值规律的实惠政策开始了惩罚。
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含的价值进行交换的，即按其所含社会必要劳动量进行交换的。这个交换价值包括两部分，一是以往已物化在原材料、机器等商品中的价值的转移，这部价值在转移中并不增加新的价值；二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这是商品新增价值的来源。单位数量的商品中所含的新投入的劳动量如果减少，其新增价值就减少，其价格就要降低，这就是价值规律。这个规律表现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如果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比例增大，可变资本比例相对减少，即商品中新增价值减少，价格就会降低，利润率就会降低，这是商品交换的必然趋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导致这样的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是在单位时间里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多了，相对说，单位商品中所含的新投入的劳动量减少了，新增价值也就减少了，价格也应降低。
在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不以利润为主要目标，而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目标，有些微利，甚至无利的产品，仍纳入计划生产。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系中，甚至亏损产品，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也要生产。在这种计划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失去调节作用，价值规律只起交换计算尺度。集体经济也纳入国家指令和指导计划，实行全国一盘棋。但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价格上剪刀差，一部分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目的是为了给国家建设提供积累资金，这在社会主义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商品机制下，物价保持比较稳定，不因农产品单产增产和总产量增加降低价格。这样因农业生产率提高，即生产关系的改进和良种，化肥、农药、新的先进种植技术等投入而使单产和总产增加，却因价格稳定不变（按价值规律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价格应相对下降），所产生的利益便留给了农业集体组织和群众，从而有利于逐渐缩少剪刀差（农产品相对提高了价格）。这就是说，集体农民本身投入的劳动量即使不增加，因生产率提高也获得了好处，实际上是国家反过来对农业给予了支持帮助。这样，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所含全民成份不断提高，不断向单一全民所有制靠近，最后形成工农，城乡单一全民所有制，从而取消商品交换，实行完全计划经济运行机制。这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机制所展示给人民的美好前景。斯大林的失误是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过大，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的失误是想尽快增加全民所有制成份，因而操之偏急。两位领导人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人民而失误，但他们的理论本身和运行机制给人民指出了明确目标，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
改革以来，分田到户单于后，粮食亩产量较大提高，但主要是由于前三十年的良种，化肥、水利、机械等积累的高势能的释放效应，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恰恰导致单位重量粮食价值含量的大幅度下降。农民在分田单于初期确实加大了劳动量投入，但这也只能促使粮食总产量增加，并且导致单位粮食商品的价值减少，因此粮食价格总趋势应是下降趋势。但改革初期，为显示改革优越性，刺激农民积极性，获取民心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剪刀差。也就是说，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国家的实惠政策的粮价补贴，（甚至出现粮价倒挂），而不是主要来自劳动量的增加。但按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农产品价格提高恰恰导致随后不久工业品价格的更大幅度的上涨，反而使剪刀并更严重了。也就是，在粮食单产、总产均增加的情况下，按价值规律本应降低粮食价格（包括其他农产品价格也要下降），但邓的政策反而却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是完全违背价值规律的。因而导致工业品价格的更大幅度的上涨。因工农产品价格上涨，职工工资总额也随着增加。于是出现粮食价格，工业品价格，职工工资轮番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导致抢购风。八五年、八八年连续出现全国抢购风，改革中的经济混乱就是从此开端的。由此造成价格双轨中差价拉大，产生暴利空间，为权力导租，官倒、私倒、腐败创造了土壤条件机会。从中滋生出大批暴发户，引起人民群众不满。为获取民心而违背价值规律的实惠政策被价值规律引向了反面。立意要建立市场经济，让价值规律操纵市场，而政策上却违背价值规律，这是多么悖谬啊！改革初期曾有句口头禅–按经济规律办事，按物质利益原则办事。而实际上并未真的如此，而是按政治需要办事，按主观愿望办事，按物质刺激政策办事。由此可可看出这种实惠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结果受到自我惩罚。
所有新老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根基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利益原则原理的歪曲上。马克思在叙述自己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开始语是：无论如何，人类活动是由吃、穿、住开始的。他指出，劳动者对自己切身物质利益的关心，是产生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源泉，这就是物质利益原则。用中国的古语说，就是民以食为天。毛泽东在还没有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前也说过，“天下事什么事最大，吃饭事最大”，所以他说”吃饭第一”。但这是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公理。正像从数学公理为基础，产生了千百种数学流派一样，从物质利益原则这一客观真理出发，也可以产生千百种社会思想流派，主义、思想体系。关键在于怎样解决吃饭问题。这才是主义的分界点，由此，产生最大的两个派别分野-社会革命派和社会改良派。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吃饭菜问题。”（毛泽东《唯心史现的破产》）即只有经过革命，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激发劳动生产者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摧毁维持旧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确立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开辟发展生产力的道路。而改良派，则只是用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触动社会上层建筑，因而也不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希图以此渐进地解决社会根本矛盾。而在社会主义流动派中，就产生物质刺激政策，即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由此产生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用刘少奇的话说：”你不刺激他，他就没有积极性。”后来，针对这种说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物质刺激，要走向反面，到后来你不刺激他，他就没有积极性（大意）。所以，他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中，就是从物质刺激出发（美其名日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实惠政策，让农民先尝点甜头，分田单干，分掉集体积累，提高粮食农产品价格，以此来刺激农民积极性。结果积极性刺激起来的，胃口也吊起来了，发财致富的欲望火一样燃烧起来了。但是，暂时的收入增加不是主要来源于自身劳动量的多投入，主要是来源于牺牲国家集体的利益。只有小河水满，才能保证大河涌满，水涨船高，现在完全倒过来了，整个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
这是邓小平理论中，只抓住自由市场经济的皮毛，却没有抓住根本规律的大败笔，物价轮番飞涨的根子就在这里。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个四不象，连资本主义的那种稳定都没有，只能是一片混乱，连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都感到奇怪。刘少奇的经济理论家孙冶方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可是邓小平却忘得干干净净。所以，邓小平并不是蒲鲁东的最好的学生，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靠本本”，只靠”大胆地闯”的惩罚。在这一点上，他不懂马列，也并不真懂蒲鲁东。
到一九八六年，原来积累的高势能效应已释放殆尽，而农产品提价的空间也很小了，国家无力承担更多的粮价补贴了，而农民追求金钱的自发性却被大大激发了。增产却不增收，于是农民失去种地兴趣，开始将目光投向赚钱多的乡镇企业和城市，造成人口向城市无序大量流动，这又引发大量社会问题。农村出现撂荒、弃地，转让、转租、大农场主兼并土地等情况。只有比较贫困而乡镇企业又少的地区的农民才对土地不得不守住。这时又规定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其实恰恰与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更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投入土地的劳动量越来越少，因此化肥，电灌，机器耕、种、收等不变资本构成因素在粮食商品的价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新增价值越来越少。许多富裕地区，农民几乎很少亲自下地劳动，甚至出现雇工种地的情况（因为上级要公粮和提留）。这就出现种粮收益不大，甚至下降。再加上农村”三乱”，干部腐败，负担过重，种田反而亏损了，这就产生了”三农”问题。邓小平多次说，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冷静地分析，农村改革既不是社会主义方向，又不符合自由市场价值规律，改革的弊端源于此。同时，乡镇、私营、三资企业控制了国企的基础，使国企陷入入困境。这就是改革中工、农业同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有人说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殊不知，在以价值规律为调节器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恰恰是要与现行的分田单干小块土地耕作方式发生冲突。它要求向两个方向发展，要么是重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搞资本主义大农场方式的经营。在目前中国改革的总体政策下，只能走后一条道路，也正在走着这条道路，这正是蒲鲁东主义的最终归宿。走前一条道路，即重走集体化，必然要出现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农村已两极分化，干部队伍已严重腐败；但走后一条道路，又必然出现由新式剥削产生的对立，并造成更大规模的农民人力富余，涌向城市，同时要出现赤贫队伍，潜伏着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进亦忧，退亦忧，左亦忧，右亦忧，何处不忧？改革起于农村，又忧于农村，起点就是终点。
我们的分析是否悲观？我们何尝不想乐观？但这是规律的逻辑所导致的必然分析。价值规律曾使资本主义造就辉煌，但也将它引向灭亡，这就是它的历史使命。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只要是进入它的第一步，它就只能按本身的逻辑往下发展，任何人为改变和阻挡都无济于事，反而必然被它冲垮。蒲鲁东主义的出发点并不坏，它想保存资本主义的优点而克服它的弊病，其理论最后只能为资本主义弊病推向失败破产。要终止这个规律，唯一的办法是清除这个规律所赖以运作的物质基础，即消除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造现在的私有经济，重新变为两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状态，恢复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这不是就必须重新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即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吗？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必然导致革命的结论，不是自觉的革命，就是自发的革命。孙冶方有句名言：“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搞自由市场经济，实行价值规律调节，但他不知道他在呼唤革命。不是有好多人也极力主张这样搞市场经济吗？那种只要价值规律的自由，而不要价值规律孕育的革命，正是蒲鲁东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加入世贸组织后，形势将更严峻，世界市场廉价的农产品将倾入中国。不仅危及中国的粮食系统，而且关系国家安全问题。
价值规律是铁面无私的，它是比一切革命家都更为革命的革命家。
- 摘自《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质疑邓小平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