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主义古巴正处于十字路口。劳尔开启的改革进程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赞赏，但由于改革过程中不断产生出的资本主义因素，让左翼对劳动人民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如何评价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古巴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这是古巴人民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少年中国评论网站此前翻译了雅各宾杂志的《古巴革命的未来》一文，其中介绍了古巴国内左派对改革进程的看法。文章作者是古巴人，曾经参与反对巴蒂斯塔的学生运动，古巴革命胜利前来到美国，之后长期研究古巴革命，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下面这篇文章是他在雅各宾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关于古巴的文章。虽然作者像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知识子一样，也有其片面和偏颇的地方，尤其是在民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上，评价有失公允，但他对古巴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有深刻之处，代表了左翼内部的另一种声音，所以我们特翻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古巴共产党在西恩富戈斯的地方总部。马特史密斯/ Flickr
古巴的革命实现了什么？它又将走向何处？
在20世纪50年代，我和我的许多高中同学一起，开始参与到反对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我们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没有真正的理由来批评我们国家的状态，因为在该地区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和海地——都比我们差远了。
他对古巴地位的描述是准确的，但并不完整。在1959年革命前夕，古巴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第四高的国家，位居委内瑞拉、乌拉圭、阿根廷之后。
尽管人均收入是一个不充分的、有时甚至是误导的一般性经济发展指标，但其他一些指标也能支持他关于革命前古巴经济的图景：在1953年，根据十二项指标的平均数（包括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百分比，识字率，人均耗电量、人均报纸消费和人均食品热量消耗，等），古巴能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排第四。
然而，那个时候的古巴经济也遭受着停滞及单一的制糖工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大量的失业（部分由于甘蔗季节只有三四个月）。最重要的是，城市地区（人口在1953占据57％）和农村地区（43％）之间的生活水平方面的指标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哈瓦那（占古巴总人口的21％）与其它地区之间（差异尤其之大）。营养不良、普遍的贫穷、糟糕的健康状况、缺乏教育侵蚀着古巴的乡村。
对我的老师来说，其他国家的人（比我们）更糟糕的事实似乎应使他更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他是个例外，其他人更喜欢仰望高得多的美国生活标准，而不是通过俯视其拉丁美洲兄弟的更大苦难来安慰自己。
正如美国外贸局1956年的报告中所说：“古巴的工人…有着比大多数拉美工人更宽的视野，（他们）还期待着比许多欧洲工人更加舒适的物质生活…他的目标是要达到可与美国工人相比的生活标准。”
这强调了一个基础性的错误，即假定而不是查明真相：与邻国经济进行对比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更任何意义。极端地来讲，这种观念会造成一种所谓“客观”的分析，即站在历史之外，而历史是由其实践者造就的。这种思想很容易造成面对现存社会秩序持保守的遵循态度，如我的高中老师那样，而不是质疑或否定现存秩序及其统治阶级。[这段改动很大]
对于那些受这种错误概念影响的人，经济发展具有一种超越于经济数据的意义，并要求对民众意愿和期望有理解，这些期望既基于现有的物质条件，也基于过去的历史。
五十年代的古巴，就物质条件而言，一方面的特征是不均衡的现代化，相当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方式（特别是报纸和杂志的快速流通，以拉丁美洲的标准来看），以及快速发展的电视和广播。在另一方面，则是古巴农村极其糟糕的生活条件。
就其历史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仍然生活在1933年受挫的革命的影响中，它是一场反对独裁的民族主义革命，有重要的反帝成分，并且有着早期劳工运动的参与，随后受共产党的领导。
虽然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改革（相当于古巴背景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它还是未能实现古巴社会主要的结构性变化，比如摆脱美帝国主义控制实现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的独立（1934废除普拉特修正案之外），或任何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多样化来摆脱单一的糖作物经济，这从其经济动荡、大规模失业、贫困暗示了出来。
这些都是当时的古巴反对派所攻击的经济问题，以对现有秩序进行或多或少激进的改革，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自鸣得意古巴在拉美经济体内部的较高排名。因此爱德华多·里巴斯（古巴人民党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其二把手），在1948年提出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以改善古巴农村人口的生活。
五年后，巴蒂斯塔政变反对宪政，卡斯特罗——在其进攻巴蒂斯塔的一个军事设施失败后的审判庭上所作的著名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 -——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系列措施，包括给予持有165亩土地的农民产权，同时以过去十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基础来补偿地主。他也给他的改革议程注入了新的元素：例如所有大工业、商业、以及矿业相关（包括糖业）的雇员，能获得企业收益的30％。
1959年后
在1959年1月1日胜利之后，迅速响应古巴民众压抑已久的愿望，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着手开展一项积极的再分配政策。其中城市改革法大幅降低租金，一个左倾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付失业，以及在1959年5月，颁布了一个激进的（尽管不是合作化的）土地改革法案。
在1960年底，部分针对美帝国主义敌视的回应，部分基于革命领袖们的政治倾向，古巴将大部分城乡财产收归国有。
在1961年4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并且它在结构和体制方面成为苏联和东欧模式的复制品。虽然古巴的一党执政比起其东方的盟友们更为重视大众的参与，但其政治控制在短时间内仍是绝对的。
像革命前的古巴支持者们那样，现在古巴的支持者们也断言，它（古巴）在经济上是好于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在拉美国家之中。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正如先前提到的，它本身不是一个可靠的经济福利指标，尽管古巴政府以某种改进的形式借助着它——古巴与邻国相比仍然表现不佳。
在1950，古巴的人均GDP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四十七个国家之中排名第十。而近六十年后，在2006年，它的GDP接近排名的底部，只排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巴拉圭的前面。从那时起，GDP增速就放缓了，在过去的五年中，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
现政府的支持者指出，古巴在教育和健康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很低的婴儿死亡率）可以作为经济政策更进步的决定性证据。的确，将收入、健康、教育综合起来，古巴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表现的非常好。
但是，尽管这个指数很有效地衡量经济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祉，但其并没有充分捕捉到像古巴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情况。它并没有量化出民众在那些国家（那些存在着不发达经济与苏联式社会的结合而产生的经济问题的国家）中经历的艰难。
以收入为例，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古巴统治集团获得许多奢侈品或高档商品是通过额外经济、实物、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货币收入的花费。虽然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自从劳尔·卡斯特罗于2006年执政并扩大了私人经济活动从而使之覆盖了大约25%的劳动力之后，但获得高端产品仍然高度地依赖政治权力。
一个例子就是出国旅行。对于大多数没有足够富裕的海外亲戚的古巴人，只有通过政治机会获得国家资助，而不是靠私人收入，才是出岛旅行的主要途径。例如，官方认可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或学术会议的机会。
类似的情况在互联网接入方面也存在。古巴是网络接入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属于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许多人只能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或学校连接到互联网，而且仅仅限于工作相关的目的。否则，他们会承担被斥责、甚至失去上网权利的严重风险。
私下里，他们可以通过支付普通古巴人负担不起的费用来上网，并且只能在饭店或在由国家赞助的电话垄断的中心里才行。然而，对那些有较高政治权力的人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来说，自由进入互联网是一种常态。
除了货币收入的问题，HDI（人类发展指数）忽略了在古巴生活条件困难等因素。这些包括不可靠的食品、住房及化妆品的供应和质量，以及避孕用品。另外道路状况很差，城市间的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优质的运输服务存在但成本高昂，因此绝大多数古巴人享受不到），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水、电的输送，和垃圾收集。
HDI也没有量化日常生活的艰辛与不足之处。例如，人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在路上、在排队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商品。经济指标也可以误导，只要不把提供关键服务的系统的维护和保养考虑在内。
再以水为例。从一个方面看，古巴在这方面的排名很好，有95%的人口有安全饮用水。但是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却是古巴生活的常态。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些地区的季节性干旱，特别是在岛屿的东半部。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的恶化——破碎的管道和大量的泄漏——这种状况在苏联集团崩溃以前就存在。
由于这些原因，有一半以上由国家水渠泵送的水损失掉了，尤其是在哈瓦那地区。这几乎是古巴人面对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它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期望。
拇指硕大，余指凋残
古巴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们声明，许多经济问题是由于近五十多年来美国对这个岛屿施加的持续、罪恶的经济封锁所致，尽管两国外交关系有所恢复。
毫无疑问(经济)封锁是破坏性的，尤其在革命的早期，古巴被迫把它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转向东方集团。从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原因来讲，废除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并且结束封锁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进展。这样进展会大大的提升古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旅游业、生物科技，以及一些农产品如柑橘的生产与出口上。
然而，美国的封锁没有阻止古巴与亚洲和欧洲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尤其是与加拿大和西班牙。古巴和美帝以外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主要障碍，是缺乏出口的商品进而缺乏可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消费产品的货币。不过，古巴从许多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收到了超过六百亿美金的信贷，直至苏联解体前几年古巴暂停债务服务为止。
比美国的经济封锁更具破坏性的是古巴资本的匮乏，以及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都会具有的典型问题，譬如出口商品镍和食糖世界价格的波动，这会反过来和苏联经济的种种弊端与矛盾相互影响，包括农业的失败和一些消费商品的稀缺与劣质。
事实上，古巴的成就与失败类似于苏联、中国、越南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前的样子，这说明这些系统性的相似点，比那些属于个别国家的特质和差异更重要。
古巴和苏联的共性就是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所说的“拇指硕大，余指残缺”。拥有“硕大拇指”所以政府可以动员强大数量的人们来执行均匀、常规化和重复的任务，这些任务不要求任何的变化、创新、即兴发挥。但对于特定的条件和意想不到的环境，就要求敏锐的手指，而不是蠢笨的大拇指。
这个解释了苏联模式的政府如何组织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同时它的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敏锐指头”的缺乏，使得在所有经济部门中的复杂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它无法进行按时协调和必要的精确度——特别是农业，这个最不均匀和难以预测的经济领域。
古巴消费品生产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但是这些领导人显然偏好特定货物的集体生产和交付，比如教育、医疗，而对于通常由个人或家庭消费的货物他们是漠不关心的。
这深深扎根于禁欲主义的一些左派传统里面。革命领导人里面表现的最突出和始终如一的就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作为革命早期的工业部长，他塑造了古巴经济的许多方面。
当古巴在1960年代早期出现了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时，格瓦拉批评说城市里的古巴人的生活优绰。而这种优绰的生活状态是帝国主义取悦人民的生活方式，却不是由于国家相关经济的发展而达成的标准，是早期革命时代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所造成的。
格瓦拉认为，为了经济发展，古巴等国应该完全投资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并且因为古巴正处于战争，革命政府必须确保人民有途径获取粮食，但是肥皂和类似商品都不必需。然而，很明显，他对消费品的敌意绝不仅针对战时经济。
正如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离开古巴政府不久后私人回忆所说：“在古巴，电视机不工作是一个大问题，但在越南不是，他们没有电视机并且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补充说，“意识的发展可用于替换这种在某一时刻已经成为个人生活一部分的次要的舒适感，而随着社会的整体教育，可回到无需这种次要舒适感的时代。”
在格瓦拉和其他革命领导者宏大的经济增长计划失败后，这种禁欲主义的政治主张开始被整个古巴政府领导层推广。作为一种对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的敌意，他们很快献身于古巴革命意识形态。而这种观点之前并不是古巴前革命时期左派、共产主义者或其他主义者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因此古巴经济周期与格瓦拉的精神和政治相关。他们一直强调资本积累而不是增加消费。[这有何大错吗？]例如，1966年到1970年格瓦拉主义者类型的经济时期可作为一个案例（在他离开古巴政府后不久）。
正如卓越的古巴经济学家梅萨拉戈指出的，这个时候，国家计划需要国民储蓄的快速增长。通过加强定量配给，把之前打算分配作为内部消费的产品出口，以及减少被认为不必要的进口，实现削减消费，进而达到快速增长国家财富积累的目的。
物质激励大幅下降，人民被鼓励更加努力工作、存钱并且以革命精神接受的‘剥夺’。相应的，在1965年到1970年，政府在生产领域投资的份额从78.7%增长到85.8%。这就是匈牙利的理论家Ferenc Fehér, Agnes Heller和 György Márkus说的：“独裁驾驭需求”。
特殊时期
直到苏联阵营解体前，尽管存在住房和消费品等领域的严重短缺，古巴政府都能够担负起大多数居民简单的生活标准，在整体上确保一种最低的经济安全和基本需要的满足。
尽管苏联式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但在苏联提供的大量经济补贴的帮助下，古巴政府能够维持一个具有广泛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高福利国家。大量的补贴使古巴作为一个小伙伴加入苏联的国际阵营去面对拉美的战略障碍（因为苏联不愿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挑战美国），但那最终在非洲表现的更加可行和成功，虽然有一些战术上的差异。
虽然在革命前总体识字是76.4％，在农村地区要低得多。革命政府已经成功地几乎完全扫除了文盲，也扩大了中等和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大量移民（逃离古巴）起到了辅助作用 。
军队的迅速扩大也允许许多出身低微的古巴人进入官场。随着革命前存在的非正式的大量的种族隔离被消除，古巴黑人格外受益，特别是在就业方面。
种族主义并未消失。古巴政府，小心地识别着仅仅以种族隔离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便很快宣布问题（种族主义）已被解决，甚至没有考虑平权行动的政策，当时的黑人还不允许组建独立组织来维护自己种族的权益。
总之，古巴变成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1980年代中期的基尼系数为0.24（尽管这个测量遭受了一些上述讨论的资料公开问题的干扰）。这伴随了由庞大人口基础支持政府所保障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同时，在卡斯特罗政府中批评的声音被镇压，政治异见人士（以及少部分的犯罪者—古巴有最高的公共犯罪监禁比率）被大量关进监狱。
苏联解体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导致GDP35%的快速下跌。在九十年代前五年，古巴变得青黄不接，在危机最糟糕的年份，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了1991年视神经病变的爆发，影响了超过五万人，直到1993年才部分控制住。
一些基础服务比如公共交通也变得糟糕，至今也只有部分恢复。不平等快速增长，尤其发生在可受益于来自海外汇款的硬通货的人群与无海外援助的人群之间。
“特殊时期”同样对健康保障系统造成显著影响，之前三十年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家庭医护人员与药物供应发生短缺，而作为国际项目的一部分，家庭医生还经常在海外工作。
病人甚至不得不带自己的床去医院，而给医护人员“小费”也变得愈加平常。教师纷纷从教育领域逃走以寻求更高薪水的部门比如旅游业。政府曾经一度尝试用电视机取代这些教育者，并且迅速培养高中毕业生，造成了可想而知的负面结果。
随着比索（古巴货币单位）占统治地位的退休金的贬值，曾经在1960年代由于全民覆盖的退休计划而取得巨大进展的国家保障系统亦遭遇了强烈的危机。
最重要的是，在自苏联解体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该政权的支持已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公开反对政府，而是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个体方法。
他们宁愿离开岛屿而不是政治上面对一个这样的政府，它尽管释放了大多数政治犯，并允许一个显著的社会自由化（例如，在宗教和移民方面），但仍然保持一党执政和一套压迫机器。(虽然它通常采用密切监视、骚扰和频繁的短期逮捕的不同政见者，而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统治下的长期徒刑)
来自左翼的批评
政府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国外的支持者，继续保卫着这个系统，就好像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并继续指向贫穷的国家，如海地——它比在1959年革命前的古巴更糟糕——作为封闭古巴会更好的一个证据。但对大多数古巴人言，并没有将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欠发达国家比较。
老一辈的古巴人更容易把当前的困难与在他们经历过的特殊时期之前的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来做对比。同时，他们怀年开放了农贸市场的80年代，自1980年春季马里埃尔港口的大规模出走后，古巴人达到了或许是60年代以来的最高生活水平。
对于许多古巴人，尤其是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他们深知当代文化的时尚、音乐和舞蹈潮流），南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人社区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参照对象。
古巴新生的批判左翼，并不像官方共产党和国外的支持者那样，而是采取类似40年代、50年代的反对派的方式，不赞美古巴在HDI中的优秀表现。相反，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进行组织，作为政治自由的行动，以维护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为一个受欢迎的、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开启可能性。
- 原文标题：Cuba’s Challenge
-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6/cuban-revolution-fidel-che-raul-castro/
- 作者：塞缪尔·法伯
- 译者：兰豆冰
- 校对：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