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尚途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于是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媒体报纸上这类字眼层出不穷，连这如火如荼的五月的毕业季校园里，也到处悬挂张贴着大红的横幅打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八个大字。影响如此广泛的话题有必要来谈一谈它的前世今生，或许有助于刷新我们对创业的认识。
最开始在原始社会里，公社的人们每天辛勤地采摘狩猎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创业。而奴隶社会的贵族和平民身份由血统决定，各安其命不需要创业。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们把为建立自己的王朝开疆扩土称作创业，这时“创业”这个词第一次具有了意义，而随王征战的武将谋臣们只能说是帮助君王创业而不是给自己创业，和平时期十年寒窗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只是助人守业而非创业，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只有王才能创业，其他人都是围绕王的业进行工作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无所谓自己创业，不然就是谋反是逆臣贼子要株连九族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创业这个词的应用才变得普遍，似乎是只要你有能力就人人都可以干的一项事业，而我们也听到了诸多有关普通人创业成功发家致富而获得社会承认的故事，这些故事吸引着我们也使得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像那些人一样通过创业来使自己的人生辉煌、完美，不再担心那只是王的事业而与己无关，不再害怕因为忤逆而遭受惩罚，我们都被赋予了公平公正的权利去为自己争取一个美好的明天，所谓“人人平等、生而自由”。
资本家的业是怎么创出来的？
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说那些成功者都是白手起家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或是聪明才智方才取得这番成就的，然而这样的话语和那些说皇帝之所以贵是因为天之骄子真龙转世一样虚假，他们制造出这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和皇帝们一样，是在暴力的征服和野蛮的掠夺之后给自己涂抹的万金油以说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早在中世纪末期，大航海时代就开启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序幕。欧洲的国王们出于经济竞争的需要，纷纷资助人员进行航海探险，争相想要把控更为有利可图的和亚洲进行贸易的航道，寻求新的大陆进行征服、一路上插满了自己象征着占领的国旗，疯狂而贪婪地奴役着原住民，用铁链和皮鞭迫使当地人开采出本土矿藏资源以供掠夺，开始上演为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海外殖民主义浪潮。而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了，一手为后来罪恶的黑奴贸易以及印第安文明的毁灭打开方便之门的哥伦布却被资本主义社会冠以富有冒险精神、坚强勇敢的美名大肆吹捧，为了金钱而屠戮同胞的人竟然被当作英雄来纪念。除此之外还有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圈地运动，这都是早期资本家和封建权贵势力相勾结用暴力、法律等手段强行夺取本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的历史明证。原初资本家们获取用来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批资源，即原始积累过程，是和当时掌握着社会权力与资源的封建主合作采用暴力的手段得来的，他们和封建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或者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封建主等上一个社会形态里的统治者在未来社会形态的延续，毫无公正公平可言，在时间长河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冲刷得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便营造出一种似乎自己是在人类都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胜利者，掩盖了他们曾借力于（而现在已被他们抛弃并唾骂）封建君主力量发家的事实，仿佛自己的出身是那么洁白无瑕，用无形的金钱关系的锁链代替了可见的锁链就仿佛自己是解放者一般的存在了。然而马克思早在《资本论》里就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藏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捕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产生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然而仍然有人会说可不可能有一个人是真的依靠自己的劳动然后合理合法地赚取财富再通过积累而成为一个成功而且清白的资本家。其实只要懂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个道理，那就是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只要知道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是不可能的，如何才能让人相信一个人仅凭自己双手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能够等同于大自然成千上万年的伟力所创造的一座矿山、一片森林、一条河流、广袤的土地的肥力等等自然资源所蕴含的能量而可以通过等价交换占有它们这一谬论？这样的人物只存在于原始人不明白自然科学所以充满了臆想的神话传说的头脑中，我们只有在头脑里想象出一个不死的力量超穷的超人，这样的理论才能成立，超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样巨大的价值：它等同于一座煤矿、油田并通过等价交换，超人可以占有它。但实际上大自然所创造的丰富的资源是由全人类所有的，并由于地域因素首先是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的全体人民的，没有一个单个的人有权利拿这些自然资源作交换，因为土地和矿藏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是大自然的，没有人的时候就有了土地和矿藏，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利代表大自然去和任何个人做这种交换，这种交换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所以任何私人占有自然资源来向他人收取租金都是不合理的，这种行为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欺骗。
有人可能会说以一个人一生的能力当然不可能，但是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通过世世代代的劳动，积累财富，终有一天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足矣匹敌一座矿山，然后占有它成为成功的资本家，很多家族企业就是这样通过世代不断的努力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有可能的，希望总是不能抹杀的，然而这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那些通过血腥原始积累的资本家们早已完成了积累，他们不会在路上等你通过劳动完成积累再和你公平竞争，而是会立马控制了生产资料并慢慢地淘汰掉你，使你变成丧失了劳动工具一无所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世世代代劳动着的无产阶级。当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产生的时候，相对应就会产生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一根据生产资料的掌握与否划分的两大阶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产阶级几乎不可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奋斗而成为资本家，正如圈地运动造成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成为一无所有的工人一样，在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同时，资本家就把无产阶级与自己牢不可分地绑定在一起了，资本家一面先夺取了保证无产阶级能够自主生存的生产资料，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家所给予的仅仅用于维持阶级再生产的工资而生存，一面却伪善、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衣食父母因为是他们提供给了穷人工作的机会。盗亦有道的匪徒也不会抢了你的钱财再因为害怕自己以后不能继续抢劫你而留你一条性命来宣称自己是你的恩人！资本主义的机制正是通过不断再生产出工人阶级，也就是让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只能当工人阶级来维持自身的运转的。如不然，工人阶级挣点工资就能自己做生意，大家都能做资本家的话，那资本家去剥削谁呢？如果大家果真如主流媒体所说的人人都能成为老板的话，那谁来做劳动者进行生产呢？须知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到现在创造出这么一个物质丰富、辉煌灿烂的人类世界来，都是成百上千年的成千上万名广大的劳动人民挥洒汗水的结果，而统治阶级只是寄生在劳动人民身上吸取劳动果实的寄生虫。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进行了说明：“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
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家把工人带到殖民地，想要大干一番，结果刚到没一会，工人就跑完了。资本主义生产也就中断了。”也就是说不用到成为资本家去剥削别人自己安享生活这个地步，只要人们有可能自给自足地过一种小生产的生活就不会愿意去为别人打工，资本主义生产就中断了（这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来源，用回到前现代的小生产社会的幻想来对抗资本主义大工业下的剥削关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大众创业、人人都能成功这类言词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资本主义社会要维持下去就需要有一无所有的人的存在来提供剥削对象，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最后要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消灭了阶级，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条件实现之后，我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创业。不然，不论无产阶级再怎么拼命劳动也只是像封建时代的文人武将的努力是在帮助君王创业一样是在为资本家创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因为异化的存在，无产阶级的劳动不属于自己谈何为自己创业，大众创业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就是个伪概念。
让我们再设想一种情况：假使真有一个人或者家族通过自己的劳动奋斗出了一份产业成为了一个所谓清白的资本家，那同样也不能否认剥削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简单再生产时做过这样一个推论来说明：
如果１０００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２００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５×２００，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１０００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品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平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资本家最终会消费掉自己劳动所赚来的那些原始资本，而在这之后他的消费并不具有之前劳动所得的合法性而是纯粹对于他人无偿劳动的占有——即剥削，也就更没有权力把财富传给下一代，因为这财富根本就不属于他而属于劳动者。所谓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完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背叛，机器属于过去劳动时间的物化，它是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只能发生价值的转移而不能产生新价值，只是价值形态的转换而已，如果说作为机器的原始资本是这个假设的资本家自己劳动赚取来的，那么在随后的劳动中，机器的价值会慢慢转移到产品当中，根据等价交换的规律他只能拿和原机器同等的价值而不能拿工人生产的价值，那么他必然是要消费的就迟早会坐吃山空完自己创造的那份价值，而现实中的资本家却能不断地存在且积累财富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拿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可能还有人说资本家本人也从事管理工作，这也是劳动，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家还从事一点管理的话，现在很多资本家都是作为股东而直接获得利润的，管理工作早就交给经理等等拿着高薪的企业官僚、这些资本家代言人了。就算是资本家也从事管理工作的劳动，那其工资也必然是根据作为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定的，可以说他用工资能够满足其消费，但既然社会要素分配理论站不住脚也就无法解释资本家财富不断增长的事实，其中仍然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存在。所以在现实中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往往是血腥的，从一出生就带有血与火的原罪，而就算有接近于我们认为的通过自己劳动而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其实是剥削不断加强自我劳动含量不断减少直至变成完全依赖剥削劳动者阶级的寄生虫的过程。
马克思曾说“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这应该是我们最为认同的励志创业方式了，它没有血腥的暴力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而是从掌握的机器厂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够雇佣的劳动者越来越多的一种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然而即使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励志的鲜有的例子也是由一点点微小的剥削慢慢积累起来的（并且如上面所说，就算成功也不能否认作为一个资本家最终是依靠剥削他人而生活的事实），只是因为其时间跨度长而且幅度小所以为人所不觉而已，并且现在流行的成功学也不会讲给我们历史上这些真实的“创业”成功个例，因为它太漫长，而往往漫长的事物对我们满腔热血的青年来说太残酷太伤斗志，所以它往往塑造了大批仿佛很容易做到的快速致富的个例给我们，而我们也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些一夜暴富的神话给自己打上鸦片般的鸡血义无反顾地向梦中的财富发起冲击直到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确实有可能因为历史进程的眷顾、好运以及个人的奋斗，从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工变成行会师傅再变成雇两三个人的小业主最终再变成拥有生产资料能雇更多人的大资本家，但这不仅为数极少且过程缓慢，很难让你能坚持到最后的时刻而不被来自其他利用了非常手段而快速完成积累的资本家们的竞争打垮。往往最为可能的就是本身就是剥削者已经掌握了一定资本的放高利贷者和商人最容易壮大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只有剥削本身才更容易去剥削更多而不是自我的奋斗，很简单的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道理那就是：只有有钱，才能赚钱。
不论是在资本主义从诞生到早期的发展还是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中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即原始积累往往是肮脏与不光彩地掠夺而来的而不是努力劳动赚取甚至慢慢地靠小业主点滴剥削发展壮大的。我们在中国文革后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实行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很多现在被我们视为励志成功人物的典型，都是首先借了政府主导的复辟政策的东风并巧妙利用各种已有的权力人脉关系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所宣称、我们所轻信的白手起家的童话。吴晓波所写的《激荡三十年》里曾有这么一组数据：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4年里，有25.7%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改制”前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7%；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在通过公有制企业改制而产生的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所占的比例高达50.66%。
书里还介绍了各种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的常用方法，因为原来是国有而今变为私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新生代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对劳动人民集体财富的巧取豪夺完成的，虽然欧洲是通过血腥暴力的殖民主义完成的，而我们是通过对人民的愚弄和欺骗完成的，但这一方式并不稍显得更为“文明”一些，况且在整个国企改制期间被迫下岗的工人家庭破裂、自杀等等悲惨的境况并不少见，如果从掠夺的规模和速度来说的话，中国的资本家比起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负责人通过各种欺骗手段将属于人民的资产中饱私囊一跃成为了中国新生的富豪，若不是那样复辟的年代若没有前三十年毛主席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勒紧裤腰带的苦干，靠那些所谓成功者自己的“奋斗”能创造出这样伟大的财富吗？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本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包括：
管理层MBO——企业家被允许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股份，有的是全数出资购买，有的赠送部分比例的干股；
曲线MBO——管理层出资组建新的公司，然后与原有企业发生种种经营或资本重组关系，最终曲线获得股权。在这类案例中，最著名的是广东美的集团的改制。这是一家创办于1968年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美的私有化起步于1999年，开始的做法是在量化净资产的基础上，拿出一定比例折成股份，分给经营者。2000年12月，美的控股与一家叫美托投资的公司签订协议，前者将所持7243.0331万股法人股以每股3.00元的价格转让给后者（当时，粤美的每股净资产为4.07元），收购金额为2.17亿元。转让后，美托投资成为粤美的第一大股东，而这个公司是由美的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控股，其中董事长何享健一人拥有25％的股份。
员工持股——组建员工持股会，以全员持股的方式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位，其中管理层获得最大比例的股份。一向以敢于改革而闻名的深圳市就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市内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员工持股制度”。
引资量化——通过引进外来资金或上市的方式，对企业资产进行重组，切出一块由管理层持有。
增值量化——以现有净资产为基础，对今后的增值部分量化到人，逐渐加大私人的股权比例。这种方案的典范是TCL的改制。1997年4月，惠州的TCL集团率先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惠州市政府与李东生团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这一方案被认为是一个“十全之策”，既保证了国有资产存量的保值增值，也为管理层的入股创造了空间。TCL接下来的产权变动情况是：1998年，李东生团队完成授权经营目标，通过增资，管理层和工会获得8.82％的股份；到2000年，股本结构为国有股62.59％，管理层和工会为37.41％；2002年，李东生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使国有股份减持到40.97％，至此，TCL集团由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公司成为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2004年1月，TCL集团上市，李东生持有5.59％股权，当时相当于12亿元的市值。
破产改制——先将企业破产，然后再出售给个人。常年在苏南地区工作的学者新望描述说，在高潮期，市县领导的桌面上摞满了企业申请破产的报告，批了“请依法予以破产”后，就转到法院，法院甚至来不及开庭就宣布破产。
这种种手法并无统一的法制依据，也没有必要的监管制度，因此出现了尘土飞扬的局面。一个叫张大典的银行会计师曾经总结过各地经营者在改制过程中发明的“增减手法”。
“增”就是增加负债，企业资产不变，使负债总额增加，原有各负债受偿率就会减少。具体手法有四种。一是虚设。即企业在改制之前，或以欠交或以未交名义，虚设应交未交项；或以应付为名，虚设应付款项，增加负债。某公司在破产之前，其资产评估为640万元，负债却高达6000多万元，其中2000多万元就是虚设的应交镇农工商总公司和镇财政所各类上交款项。二是妄增。即企业在改制之前，或以少交或以未报，或以应付未付为由，妄增应交和应付未付项；或以多报。多估破产清偿及其他费用的手段，妄增开支。三是少提。即企业预提费用中，少计提银行贷款利息和复息，直接使银行应收款利息被悬空逃废。四为宽评。即企业改制，对其负债进行评估时，即使是已经确认不需支付的或不需再上交的款项，也宽评或仍保留原额。负债的宽评与资产的低估，都是较为普遍的手段。
“减”就是想尽办法减少资产，具体的手法也有四种。一是转移。即企业在改制之前就将其资产或以“投资”、“抵债”等名义转移，或以分立形式将其有效资产划割到分立企业，即以所谓“剥离资产”的手段来悬空逃废债务。二是隐匿。即企业在改制之前或在资产盘存评估过程中，或以经营亏损，或以自然损耗为名义，或以低价变卖资产，或以隐藏实物的手段，扩大资产损失，以虚亏隐匿资产。三是掏空。即企业在改制之前或改制过程中，或以“帮扶”、“馈赠”，或以陈年老账，或本是融资却偏说投资并亏损等原因，将其应收款项一笔勾销，掏空资产。四是低估。即企业改制在对资产进行评估时，或以变现困难，或以不能全额催收等理由，对其实物资产和应收款项有意低值评估。
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转制的过程中采用过这些“增减手法”，这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谜。国有资产的大释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制造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生产线，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它被人称为一个“最后的盛宴”。
而让我们这一代佩服得五体投地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们大多也并非像他们所描述的似乎只要你努力抓住机遇就人人都可以的样子，在知乎一个提问白手起家的富翁到底有多少时有人这样回答：
王石不会告诉你他有省委高管的岳父,哎，他父是管4个省的铁路副局，在当时地位相当于省委高层,可以说门当户对;
任正非也不见得有他自传吹嘘的那么神奇，他的早期积累都是靠他副省长的岳父拿到国企巨额订单发家的。
陈欧他爸是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
柳传志爸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企担任高管，是知识产权界鼻祖，担任中华全国，亚洲太平洋律师协会理事。
马云属于最弱的了，看上去像屌丝，其实还真不是,爸是浙江曲艺协会副秘书长,一直留洋见过市面的，上世纪90年代出国就像现在登太空。
孟非也一直声称自己工人，但不会告诉你他江苏电视台高层的爸爸，不然一个非科班主持人怎么轻易能上镜机会;
万达王爸是副省级干部，26岁就成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处级干部。
任大炮爸是某副部长;唐骏没关系，只能靠胡编乱造吹捧自己，而且最终也是3流角色。
盖茨外公是美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爷爷是某大公司老板，母亲IBM董事，和IBM董事长有交情，推动将IBM的PC的DOS操作系统外包盖茨，而且盖茨当时也没能力开发DOS，是花钱从一个创业型小公司买的专利。盖茨父亲是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所长，微软几次关键案子都是老盖茨亲自打的，不然微软早完了。
巴菲特父亲是美国国会财经部议员，爷爷是当时美国很大百货公司老板,而不是他自传写的杂货店老板,交往对象都是高盛CEO这些的人，价值投资理论创始人是他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结果上世纪30年代破产，巴菲特投资中国股票回报率没有他吹嘘那么神奇，无论是中石油还是比亚迪，在中国投资家能做这点业绩的太多了，巴菲特发家史靠消息灵通买到许多潜力原始股，价值投资论只是障眼法;
李开复父亲是国民党四川省高官，国民党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员，是名副其实的政界名人。
李嘉诚丈人舅舅是香港的钟表大王，香港的规矩是有实力担保人才能做生意;
潘石屹离婚后靠现在富豪老婆发家的；
马化腾父母都是当地国企高管,和李泽楷关系很铁,马化腾做通信软件要走电信通道,关系全是老子打通的，第一笔投资来自李泽楷.
刘永行兄弟祖父是刘文彩，是旧社会大地主，而不是他声称的屌丝农民出身而逆袭;
宗庆后祖父是张作霖手下的财政部长。
盛大老板岳父是河北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发家靠岳父资金支持，当然运气也不错，赌对方向，31岁就成为全国首富。
美团CEO王兴，一直是创业明星，但很少有人知道爹王苗是一个年产值7亿的水泥厂的老板，90年代就开大奔，没有有钱的爹，哪能扛得住3次创业失败.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创业神话？
这些材料都告诉我们不是人人谁想创业就可以创的，机遇也不是你看到了就能抓住的，也要看你是否有抓住的那个能力，而这能力往往是早就决定好了的。其实资本家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个勤劳致富的白手起家形象从而欺骗底层，使底层相信可以通过拼命地劳动成为老板而摆脱悲惨的命运，只不过是为了更为深重地剥削劳动力而编织的一个意识形态牢笼。而这个虚假的意识屏障从资本主义一开始发展也就随之一起编织起来了，在一部描写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问苍茫》中曾有这么一段描写:“柳叶叶买了一本杂志，封面上的女孩是深圳著名的打工作家，好漂亮。她觉得自己的眼睛跟那个女孩有点像，所以就买了下来。杂志的封面上有句话她也很喜欢：在深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初来深圳的打工的女孩对繁华耀眼如日中天的都市充满了好奇与喜爱，懵懂地感觉这里有着无限的可能，也觉得这美好的一切仿佛都与自己有关，只要通过努力打拼就可以接近甚至可以得到。然而后面的一次失火事件使得同乡好友毁容并自杀、在维权中遇到的丑恶面孔以及随后的工人罢工运动逐渐并最终彻底地将她的意识形态蛹茧撕破，幻想与现实的交汇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创痛体验，在经历了旧意识的幻灭、自我意识的觉醒之后她破茧成蝶成为了一名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
她已经不想再争论下去，桃花还在屋里不依不饶：说妹子我还有话说把你听，快收起你那套奋斗！啥子时候你晓得那是鬼话了，啥子时候你才会讲人话。啥子时候你会讲人话了， 你才晓得这是啥子世道！
这天是个礼拜天，来医院里探望病人的很多，有送花的送蛋糕的，还有过生日的，笑声 不断掌声不断，热闹得很。但她的感受却是更孤单了，好像这样的气氛不太适合她，好像这 些人都特别庸俗。
这样想想又觉得自己其实也很庸俗，很无聊，好像是为了表现自己有爱心，为了证明自 己对毛妹有感情才跟她们争的。其实她有必要向她们证明什么吗？她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道路，她已经在深圳的天空底下看到自己的曙光了。努力奋斗，努力向上，有什么不 对？怎么就是鬼话？满世界都是这样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当太阳，不对吗？但这样一说就 好像自己高过她们似的，这又让她有一点点疑。你真的跟她们不是一样的人吗？就因为发 表了两首小诗？那一刻的心情真是好奇怪好复杂，好像鸡笑鸭子跑调，鸭子嫌鸡烧包。柳叶 叶真的没有瞧不起哪个，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说穿了也没有什么，不过就是拌了几句嘴，可 当时居然觉得无法忍受。
毛妹受伤后柳叶叶在与朋友的争论中第一次产生了自我怀疑
“被拘留的那一刻，柳叶叶突然想到了那句著名的诗：人人都可以当太阳。她笑了一下，看见眼前有白光一闪，她觉得自己终于也当了一回太阳。这个太阳里有黑洞，黑洞里有强大的吸引力，只是一瞬间，就把她彻底吞没了，融化在一片炫目的黑暗中。”
罢工失败后的幻灭与意识觉醒
之所以我们会被虚假的意识形态束缚住头脑，像葛兰西所说的成为“茧中的虫子，无法自我松绑”，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从而占有了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他们可以通过掌握影视、文艺、新闻舆论等等意识形态机器对我们的头脑进行控制，像《黑客帝国》里的Marix制造的代码世界一样，我们的意识活在大他者为我们所塑造的虚假世界里，只有与旧意识进行彻底的决裂才有可能触碰到现实从而觉醒。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正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以及雇佣劳动这一物质关系从诞生到现在仍然存在，所以资产阶级一手炮制的成功学这一碗有毒的精神鸡汤仍然拥有众多受众。五月四日发布的2016年500富人榜显示：中国最富有的500个人拥有的财富总额已经占到了全国GDP的近12%，贫富差距的鸿沟这一现实加上媒体对上层流光溢彩生活的展现，成为励志成功学甚至传销的肥沃的土壤，使得广大底层对上层生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潘维早在《农民与市场》里就谈到过农村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尴尬的经济现象：“19世纪后半叶，美国是世界上假冒欧洲名牌产品的第一大国。在20世纪末，中国也变成了假冒名牌产品的世界第一大基地，而且规模空前···我们的农民当然会造高质量的鞋，但那样的鞋在俄罗斯没市场···那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量关于耐克鞋的帅气广告，但只买得起假货。在这样一个充斥“新农民”的粗糙市场里，是不可能严格执行《消费者权益法》的。” 正如有人说心灵鸡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给勺子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描绘了一副美妙绝伦的生活画面却没有给我们能够享受这一生活的资本，我们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和自己饿狮一样的胃口，又不甘心只能咂咂舌头然后摸摸瘪瘪的口袋转身离开，所以选择毅然决然地干了这碗鸡汤文，然后开始拼命干活以为是在努力奋斗人生却只是在拼命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在异化劳动下变得越来越相对贫困。
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也使得以往人们意识中“知识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不现实，有钱人家的孩子自然可以通过上好的课外辅导班再进好的学校从而步步高升（至少可以维持本阶级地位），优质的师资力量也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下向资本密集地区集中，穷人家的孩子在一个差异悬殊的教育环境下想仅凭自己的勤奋来弥补先天的物质上的不足进而改变社会地位已经越来越成为天方夜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阶级固化局面的重现和加剧更加催生了一批执着于一夜暴富幻想的传销的底层受众（其中更不乏许多农村大学生）。
稍微总结一下前面所写内容就是说，资本家们所谓的自己是通过辛勤劳动创立家业的说法只是美化自己的谎言（在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即使有极少数通过自己劳动发家的资本家也不能否认剥削的事实不然迟早会坐吃山空），而我们之所以会相信这个谎言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他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对无产阶级引起的相应的心理落差。由此似乎可以说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有的所谓创业都无非是帝王成就自己的霸业或是资本家经历血腥积累后通过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只有统治阶级才有创业，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根本无业可创，现在所提的大众创业也只是徒有虚名，光鲜亮丽的表面下是虚假险恶的资产阶级编织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的创业
然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着短暂的二十世纪这一个多彩的片段，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仅继苏联之后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并且在这一社会制度内进行了多次大胆的实践创新，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围绕着这一制度在农村的发展，人民文学家柳青写下了《创业史》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
这部小说从年轻力壮的鳏夫佃户梁三收养落难的母子成立开始写起，“梁三小时候，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杨大财东的最讲‘信用’的佃户，一个和现在的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盖起了三间正房，给梁三娶过了媳妇。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心满意足地辞别了人间。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从梁三的父祖辈就开始辛勤劳动一门心思创立家业了，而当他收留落难的外乡女人时也夸下海口说“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说他将要把孤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他们确实也相当卖力地奋斗了，“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然而十年过去了家业没创起来，梁三老汉累弯了腰却仍然住在那个破草棚屋里。但是儿子梁生宝长大了，他在地主那里买了头太弱小地主不想要的牛犊遭到了老汉乱花钱的批评，但他说“爹！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过法，”小伙子口气很大的笑着，一只手握住疆绳疙瘩不让老汉解。“照你的样子，今辈子也创不起业来。熬长工的人嘛，要攒多少年，才有买一条大牛的钱呢？这牛犊几块钱，叫俺妈用稀米汤喂上。大了点，你就从渠岸上割草喂它。几年以后，咱就有大牛了。”老汉不但不骂了反觉得这儿子心眼灵巧，这也是典型的我们所认可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理想发展模式，然而在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了一年迎来丰收过后，交租、还债再加上保丁的抢夺，全家竟然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了。
这说明了受着严重剥削压迫的底层人民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奋斗发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种理想发展模型实则是很脆弱的，那头弱小的牛犊完全有可能像梁三老汉养的两条大牛一样死去或是生病，而一个贫困的家庭往往是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的，所以梁三的谨小慎微完全是底层人自保的本能，很多人也会说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敢于冒险而穷人太胆小舍不得自己那点盆盆罐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胆小是成不了一番事业的，风险越大回报越大这一点或许是对的，但是他们却忘了一个道理，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和本身财力的多少呈正相关的，对有些人九牛一毛的花费对一些人可能就是生存的底线，同样是拿一笔钱来冒险，有人可能只是相当于用件衣裳赌博而有人可能就相当于在拿生命做赌注，孰重孰轻？所以拿勇敢来合理化自身却不谈使之勇敢的条件就是耍流氓，若是把最勇敢的风投家置于贫困工人的环境下他或许比无产阶级显得更为胆小呢。况且来自权力上层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几乎得不到一点剩余，工人拿的工资往往只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根本谈不上积累，更谈不上获得资本。所以大家才争相想要自己做老板，而我国现在为缓解就业压力提出的大众创业的口号确实是为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当作原始资本，但这只相当于那头小牛犊，它很容易夭折，所以我们即使能够看到一些创业成功的年轻人也往往多集中在饮食、零售业等小成本行业上，属于利润链的细枝末节挣扎着求生存发展壮大的机会，然而就像资本社会常提的狼性法则一样，捕到的一头野牛营养丰富的区域已经被身强力壮者占领且因为汲取到好的营养而愈发强壮，新来的菜鸟肯定只能吃些残渣剩骨充饥所以必然瘦弱所以更容易被淘汰，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机制。即使我们在这些小型创业上能看到些许的成功者（不包括依靠了背景力量的人），但更多的是被资本的浪潮拍到沙滩上的失败者，作为loser他们无法呈现自己也就对于社会是隐身的存在，被选择性忽视的人群。
在这次创业失败后本已放弃创业的梁家父子却因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互助组的政策号召，对于集体创业迸发出新的热情来，梁生宝像以前拼命为自己创业一样起早贪黑地想着如何团结大家、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为大家一起谋福利，因为他明白了只有在为他人谋福利的同时就是在给自己谋福利两者互为条件的道理，通过集体进山砍竹做扫帚收入所得远远大于单个人力量的总和，连原来认为他是傻瓜蛋的父亲梁三在儿子做出的成绩得到大家的认可之后也感觉倍儿有面子，时代不一样了，创业的方式也变了。这是真正的大众创业的一次尝试，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的全民创业，《创业史》既是梁生宝家创业的历史，一个普通农民创业的历史，也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最美图案”的创业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然而这部记录了人类伟大历史的著作却并没有能够完成，它在第一个合作社——灯塔社成立然而却出了问题、梁生宝正要从开会的县上赶回去解决的时候中断了。后来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这一集体创业的伟业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然而却在改革开放中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再次惊讶了人们），小说在历史结束的地方结束，但却留给了我们一个开始，一个真正的大众创业、人民真正能够为自己而创业的实践开始的可能性。
《问苍茫》里在描写改革开放时期那些资本家“创业”的时候作者对自己所认为的创业也有这样的论述：“事业，那是和大多数人的福祉紧密相连的事情，像山连着山，像海连着海。是口号并不响亮，却是脚踏实地揣着理想，并且为之奋斗不惜舍弃自己一切的人做的事情，做这样事情的人才称得上有了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