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加坡学者董玉振
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就要到了。作为新中国创建人的毛泽东至今受到各种议论、批评、甚至指责谩骂。当今日的中国面临什么困难时(如城市住房紧张在于毛泽东没搞计划生育等)，人们还象八十年代那样将毛泽东作为代罪羊。至于这些指责的合理性已没有人深究了，因这些指责一般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辩护；甚至中共中央也不会正式出面为毛辩护，因担心这可能导致外界对改革开放方向的误解。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电脑网络上照例是一阵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多年要还毛泽东本来形象的冲动，为毛泽东，也为自己和千百万人的感受和尊严辩护，为本来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荣耀辩护。也为了纠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历史。而扭曲这段历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至于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则很少人细究。就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时期来说，在中国也算是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满足几十万军民的生活和战争需要是一项艰巨more的工作。没有成功的经济管理能力，要确保根据地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当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冒/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很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台湾、日本、南韩美军基地，东南方有菲律宾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紧接着珍宝岛战争，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台，港，东南亚至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则只能进来苍蝇。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邓小/平前十多年开放的成果。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者在此也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令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主导的“洋冒/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邓/小平却对“洋冒进”低调处理；华国/锋因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无意间背上了这口黑锅。
“洋冒/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冒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的经济真要被邓小/平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冒/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半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冒/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如果说“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弥补的话，那么，“洋冒进”的影响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当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责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毫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区，“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邓小/平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二千五百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邓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共产党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毛泽东本人虽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实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环境；对中国人来说，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参政重要。在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普遍的廉洁奉公使人民对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及民主体制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也认识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泽东太高的个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文革”后检讨五十年代政策失误时，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曾说：“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也是举手赞成过的”，这决不是谦词，原因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当对某问题有不同意见时，最终都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主席看得比我们远”。《毛泽东传》形象地描述为“当毛泽东思考时，他的人民已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相应的一部分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谈。“一言堂”和家长制作风的出现将是必然的。很显然，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更多地属于历史的必然。
当邓小/平在《决议》中批判毛泽东家长制作风时，他自己也将犯同样的错误。以军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内撤换两个党的总书记，不能说没有家长制作风，而且更严重，至少毛有家长制作风时自己正在“家长”的位置上。但在邓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处理“六·?四”问题上，谁能说他全错了？这就是历史。
毛泽东拥有民主开明思想的另一例证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首次提出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两岸各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将“一国两制”的发明权毫无疑问地送给了邓小/平。如果说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一失误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则是令人费解的。作为毛泽东时代主要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一重要精神。但他面对群众误送上来的荣誉，并没有作任何的纠正。
当然，邓小/平作为第一位成功实践了“一国两制”的领袖，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历史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如果回忆一下“六·?四”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识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如北大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国营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对经济学的认识和在多种公司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厉基本不了解国营企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共产党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产党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四”对中共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共某在位的顶级领导人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内部会议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头看“文革”，将得出(与《决议》)不同的结论。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搞个人崇拜”是被写入《决议》的毛泽东的另一罪状。作者曾试图寻找这一罪状的证据。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作者对《决议》内容的怀疑，也是由《决议》通过后不久一篇法国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太低了。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