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后，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克服了一时出现的动摇，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之下，党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1876年党拥有23种报纸，到1877年就集中到41种，并有14个党的印刷机构。 在1876到1877年的议会竞选中，党所得的票数有1874年的351000多张增加到493000多张，即增加了36%。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恐。以俾斯麦为首的帝国政府早就处心积虑的企图扑灭德国工人政党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1878年5月和6月，接连发生两次谋刺德皇威廉第一的事件以后，俾斯麦便把它归罪于社会民主党。[1]1878年10月间，议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2]这一法令规定：任何团体报刊以及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系“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一概予以禁止； 对这种团体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放逐被他认为是危机安宁的“危险”分子。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这项法律一直实行了12年。在实行“非常法令”期间，大约有1300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被禁止， 332个工人的组织被解散， 900人被放逐， 1500人背叛处监禁和劳役。

“非常法令”的实施，表明统治阶级策略的转变：俾斯麦政府摄于工人运动的力量而加紧实行高压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事先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在斗争条件急剧改变的情况下，一时陷于政治动摇和惊慌失措。一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不住考验，纷纷宣布脱党。党内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立即纠合一起，形成一个小集团，高唱投降主义的论调，祈求统治阶级饶恕，并且胁迫党的领导自动宣告解散党的组织。而莫斯特，哈赛尔曼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因愤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要求采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策略。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一时也动摇不定，未能及时辨别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不能同机会主义特别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然而，广大的下层工人党员群众却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们独立地逐渐恢复了联系，建立起秘密组织，继续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他们的行动对于纠正党的领导的错误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党正处于混乱危急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支持工人群众的斗争，帮助党的领导纠正错误，并且狠狠的批判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写信指出：俾斯麦实行的高压政策，并不表明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强大，相反地表明他们对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的恐惧；它虽然给党带来困难，使党遭受损失，但是也能更加启发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促进他们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恩格斯教导党应该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斗争，“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回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3]适应变化后的新形势党就应该采取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充分利用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保持和发展党与群众的联系，同时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秘密刊物，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贯彻党的革命策略路线，就必须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机会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879年9月中旬，他们联名写信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又名《通告信》），对当时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集中反映在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共同署名发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他们鼓吹说，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热爱精神的人”的“全面” 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该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革命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法的，及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者合作，社会民主党还应当把党的纲领无定期的延缓，而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的目标，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竟然要党向俾斯麦表示忏悔，承认罪有应得，“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4]

苏黎世三人团的论文，实质上是鼓吹取消革命，取消革命的党，向工人灌输“关于正义平等和博爱等女神新神话的机会主义的纲领，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的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绝不应该等待“仁慈”，“博爱”的资产者的“恩赐”。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改良和合法的斗争，但他们需要利用改良与合法的机会，积蓄力量，以便在革命形势到来时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战，绝不能像机会主义者那样，立誓要走合法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机会主义者所以热衷于鼓吹走合法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要使党以温顺态度和驯服行动来证明它不会越出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严峻的阶级斗争，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是不会如此客气的，要上当的是无产阶级！鼓吹这种投降主义策略路线，丝毫不能改变俾斯麦的反动本性，只能证明他们是迷恋议会斗争的“议会迷”。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机会主义者主张把党变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就是取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便于“有教养的和财产的资产者”钻到党内，领导党，把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苏黎世三人团这批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赫希伯格原来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5]在他出钱主办《未来》杂志时，做过银行职员的伯恩施坦担任他的秘书，并写文章宣传社会改良主义，而施拉姆不过是一个“好心的庸人”。[6]这些人钻到党里来不是立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要按照他们的观点来改造党，来指导工人运动。他们是工人阶级，工人政党中的“冒牌货”。[7]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党不能再容忍这些人，特别是不能让他们来影响党的领导，不能让他们创办党的报刊，代表党说话。

在把主要力量集中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放松对莫斯特、哈塞尔曼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批判。

以莫斯特为代表的一小撮人，虽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可是却走上另一个极端，即否认利用议会和合法机会的必要性。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是在自己的报刊上玩弄革命词句，对党的领袖进行诽谤，恶毒地把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争端暴露于敌人面前。他们不顾局势的变化，拼命鼓吹“愚蠢的密谋计划”。[8]马克思指出：莫斯特的这种行径“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9]因为他们丝毫也没有给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应当如何聚集力量准备进攻。按照“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只能使党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实际上同样等于取消党和无产阶级革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很快克服了在“非常法令”初期的动摇，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通过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或养金丝鸟协会等各种合法组织来掩护党的活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相继恢复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于1879年9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并秘密地运到德国散发。党还准备在帝国议会新的选举中积极展开竞选活动。

1880年8月，在维登（瑞士）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党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的动摇和混乱时期，大会对《哥达纲领》做了一点很重要的修改，删去“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一段，决定今后将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宣传党的革命策政策，大会还决定把半无政府主义集团的首领莫斯特和哈塞尔曼等人开除出党。但是大会放松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对伯恩施坦等进行公开的谴责并作出应有的结论。

自维登大会以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议会党团为据点，时常抬头，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政策代替革命的政策，把党变成俾斯麦的御用工具。1881年底，俾斯麦慑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威力，被迫采取社会改良政策，允许工人有较多的政治活动自由，于是，以哈森克莱威尔和布洛斯为代表的议会党团中的右翼多数趁机大肆活动，企图利用统治阶级策略的变化来推行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方针，他们准备停办坚持革命方针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遵照恩格斯的指示，立即予以坚决回击。他们发动各地的党员和工人群众，在党报上和机会主义者进行辩论，不断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阴谋，结果使得议会党团不得不公开谴责哈森克莱维尔等人的错误立场。1883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党的议会党团要在党的纲领的基础上进行议会活动，并服从党的纪律。会后党又把违抗大会决议的右翼领袖之一李廷豪森开除出党。

1884年，由于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议会党团中的右倾分子重新抬头。他们主张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旨在为殖民政策服务的新航线补助金的提案，[10]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则要求对是对这提案投反对票。机会主义分子恼羞成怒，再次提出要中央机关报服从议会党团的指挥。在这党内斗争紧要关头，恩格斯又出面教导党的领导者应该坚持发动群众斗争的办法。于是党的机关报连续刊登了许多党员和各地党组织的来信，一致声讨议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行径，迫使议会党团公开声明放弃了他们的错误主张。1887年在圣加仑（瑞士）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决定解除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凯泽尔和费列克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所以能够在“非常法令”时期贯彻了革命的政策，巧妙地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使理论、政治和经济三条战线上的斗争，相互配合，既反击了俾斯麦的高压政策，也揭露了他用来欺骗工人阶级的社会改良政策。党不但保持了和群众的联系，而且还扩大了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在议会斗争中，党的力量不断增长。党的候选人的票数，1881年由于“非常法令”的影响，比1877年有所减少，只获得312000票，但在1884年又增加到了55万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增至1427000票，在议会中拥有35名议员，成为德国强有力的政党。

恩格斯后来回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令”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活动时，曾经指出：“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德国党在这一时期获得的成就，博得了欧美先进工人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普遍赞扬，从而更加巩固了德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先锋地位。同时也要看到，机会主义势力的不断不露头，就是德国党后来蜕化变质的先兆。

注释

[1]实际上，这两次谋杀均与社会民主党无关，第一次是一个叫亚多夫斯托克的基督教宫廷传教师指使赫台尔(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党籍的坏分子)干的，第二次是一个叫做诺比林的资产阶级青年干的。

[2]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自1878年10月21日开始实行，原定有效期为两年半，但俾斯麦政府几次延长，直到1890年9月30日才被迫废除。

[3]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5页。

[4]转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68-371页。

[5][6]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6月17日-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4页。

[8]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7页。

[9]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9页。

[10]德国政府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于1884年曾提请议会拨款4，400，000马克补助参与殖民地贸易的轮船公司。

• 节选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