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格瓦拉的马黛茶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金钱和权力可以购买一切，包括人和国家的尊严。富商、军官和殖民官员，操纵着橡胶、黄麻、石油和棕榈油的交易，享受着日本妓女、印度舞女、菲律宾女佣甚至是泰国人妖的服务。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金字塔尖位置的永远是少数精英，只要有分配不合理的市场关系和财富制度，蝴蝶夫人的悲剧就不会停止。

一

《蝴蝶夫人》，是一个拥有美丽而吸引人的名字的歌剧，由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创作于1904年。即使没有“世界十大经典歌剧”的光环加身，这个抒情悲剧依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剧中的女主角巧巧桑，正如她的称号“蝴蝶夫人”一样美丽动人，天真无邪，她为爱情忍受贫穷，为爱情自杀而死。在1900年前后的日本长崎，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娶了一位日本新娘巧巧桑（蝴蝶夫人），可平克顿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婚后不久，平克顿应召归国。三年后他携美国妻子再次来到日本。平克顿得知巧巧桑给他生了个儿子，遂决定认养他。忠于平克顿的巧巧桑悲痛欲绝，她让平克顿半小时后再回来要孩子。她把一面美国国旗放在儿子手中，蒙住他的双眼，自尽身亡。

这部戏剧有两个原型，一个是美国小说家约翰·路德·朗的同名小说，一个是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菊子夫人》的年代最早，故事大概内容是法国军官花钱娶了日本姑娘菊子，然后在日本消遣，四处玩乐。这本小说虽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讲故事上，重点是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迎合当时法国巴黎的流行风潮“日本热”，但是暗示了菊子最后被抛弃的命运。

在《蝴蝶夫人》诞生84年之后，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个情节相似的音乐剧《西贡小姐》，和《蝴蝶夫人》首演时受到的冷遇不同，后者一问世便大受欢迎，在美国百老汇演出次数高达4092场，时间跨度将近十年，被赞誉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

在《西贡小姐》里，故事背景被移植到1975年的南越首府西贡，当时正值越战结束前夕，南越权贵、美国大兵、投机商人、皮条客陷入最后一夜的狂欢之中，美国大兵克里斯与越南女孩金闪电般地相恋，并且承诺把金带回美国。不料第二天北越军队攻占西贡，克里斯随着美军仓皇撤退，把金一个人撇下。随后，金生下了克里斯的儿子“谭”，并且在周围人的白眼和谴责中潦倒中度日。金的表哥，越南政府干部“岁”和她从小订有婚约，金却违抗他的意志，并且在儿子“谭”被表哥胁迫后，用克里斯留下的手枪杀死了表哥，并且逃亡到泰国。五年后，克里斯带着美国妻子来到泰国，绝望的金用手枪自杀，克里斯十分伤心，把他们的儿子带回美国。

从小说《菊子夫人》，到歌剧《蝴蝶夫人》，再到音乐剧《西贡小姐》，三个故事主线相同，都是殖民者凭借最直接的金钱优势对弱国女性的占有，法国军官以每月20皮阿斯特（法属印度支那的货币）的价钱的租婚形式娶了日本姑娘菊子，美国军官平克顿以100日元的价钱娶到了日本没落贵族的女儿巧巧桑，美国大兵克里斯更是扔了“一堆钱”给越南雏妓金，而且三个人毫无例外地是职业军人，代表着殖民宗主国、世界强国的武力威慑和财富炫耀。无论是漫不经心的法国人，还是阳奉阴违的平克顿，或者是闪电般恋爱的克里斯，他们与“蝴蝶夫人”们的婚恋关系，天然地具有不对等关系。并且，军队纪律会成为一个禁忌，进而推动情节发展——男主角的军队调动，他必须服从命令离开。

女主角虽然出身不同，但是形象很相似，她们在男主角面前十分谦卑，头颅低垂。巧巧桑和金更是在男主角抛弃她们之后，忍受着贫穷困苦，独自把儿子养大成人。在发现真相之后，巧巧桑和金都选择成全男主角，牺牲自己的生命。她们是几千年来东方封建古国女性的完美形象：顺从、含蓄、隐忍、依附于男性，一如徽州贞节牌坊上浮现的守节寡妇们，一如戏曲中称赞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不仅在封建王朝被文人墨客称颂，而且被资本主义时代和殖民时代认同。毕竟，哪个赵家人不喜欢顺民呢？

二

而《菊子夫人》是以一种殖民者欣赏东方珍玩的眼光，殖民审视与男性审视的态度随处可见，即使法国军官对菊子有若有若无的怜悯，但是这种心情终究被自己的玩乐心给取代了。

普契尼对巧巧桑倾注了同情与喜爱，虽然很难说是出于人物本身悲剧命运，还是殖民者自上而下的同情，但是他让巧巧桑唱出了《晴朗的一天》等欢快活泼的曲子，《光荣的牺牲》等悲惨的曲子，表达了她的天真和不幸，借美国大使馆领事夏普莱斯等人之口，表达对男主角克里斯的谴责。

而《西贡小姐》则把责任推到越共头上，金的父母是被美国飞机炸死——当然，是因为她们的村子包庇共产党游击队，金和克里斯生离死别——当然，因为北越军队要打进西贡了，金被人们谴责，犯下杀害表哥的罪行——当然，要挟她谴责她的表哥“岁”可是越共政府的官员。

在“龙之晨 – Morning of the Dragon”这一曲目里，西贡已经改名“胡志明市”，人们都走到街头，举城欢庆打败美国暨越南统一三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幕中，舞台灯光灰暗和血红来回交错，背景上悬挂着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巨大画像，身穿军装的人们，或头戴斗笠，或脸戴狰狞的面具，他们动作机械，举着枪和旗帜挥舞，在混沌中如同西方神话中长着角的恶魔，铜管奏出的冷酷而混乱音乐贯穿全局，音乐动机为“威胁”和“不祥”。之后，越南女兵凶狠地欺辱金，金的表哥也谴责金。

而“不许你碰他 – You Will Not Touch Him”这一曲目里，金的党员兼干部表哥“岁”，简直就像美国抗苏反共神剧《007》《第一滴血》《空军一号》等片里的苏联和北越军官，而绝不会是《白毛女》中不幸的喜儿的恋人大春，他声音冷酷粗野，举止厚颜无耻，用女主角、小孩、俘虏等弱者来胁迫男主，然后自作孽不可活地被杀死。然而美国人显然对东方文化一知半解，“岁”自身的条件很好，年轻有为，身为党员和部队干部，曾经获得战斗勋章的英雄，又年轻未婚，不愁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在深受儒教影响的越南，如果他思想保守，就不可能去娶一个未婚怀孕的性工作者。相反，如果他真的思想解放而且不在乎别人看法，就不会用“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要挟金和他成婚。

在这个故事里，越共就像《蝴蝶夫人》里诅咒巧巧桑的日本和尚，但是和尚不能算是反面角色，而越共是，平克顿是反面形象，而“坐上最后一架离开西贡的直升飞机”“绝望地呼唤金”的克里斯不是。尽管克里斯明知道西贡指日可破，却还要去酒吧买春，尽管他宣称和金的爱情就像“太阳与月亮 – Sun and Moon”，但是返回美国后又娶了体面的白人妻子艾伦，并且权衡利弊后在金和艾伦之间选择了后者。美国在越南的恶行，更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

包裹上“伟大的爱情”的感人外衣，善恶关系就这样被颠倒置换了。似乎女主人公堕入妓院，被美国大兵像挑货物一样挑选，以几美元的价钱出卖初夜，是因为可恨的“红色盗匪”——北越的军队打到了西贡城下，即将推翻南越政权，而不是因为她的父母被美国飞机炸死——如果南越游击队不反抗美国，朝美国大兵放冷枪，烧美国汽车，偷袭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心地仁慈的美国也不会给他们扔让像金的父母这样可怜的顺民无家可归。克里斯等人仓皇撤离西贡，紧紧巴住直升飞机，是因为越共；金不能拿到移民资格，生活穷困潦倒，也是因为越共；金被拉皮条的酒吧老板威胁勒索，还是因为越共；金的表哥用包办婚姻拿捏金，谴责金和美国大兵生孩子当卖国贼，要杀掉美越混血的“小杂种”谭，最后被忍无可忍的金开枪打死，是因为他是越共军队的干部，又是因为越共；之后让孩子跟随父亲去美国，自己开枪自杀，这自然还是因为越共嘛。越共破坏了爱与和平，越共狼子野心，挑起战争，而美国是个白璧无瑕的小清新，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大兵吃喝嫖赌的责任，商人投机倒把的责任，屠杀越南居民的责任——一切都撇的干干净净。

在1945年9月2日至1975年4月30日的越南战争中造成了800万平民的死亡。战争结束时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100万孤儿、200万寡妇、50万残疾人、70万妓女。然而，主使者美国的文人，却在歌颂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战争中的伟大爱情”。战争期间与美国大兵生下孩子的越南女人，的确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往美国，那是长期被战争破坏的祖国越南，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而不是美国这些右翼势力幻想的“拯救”。

与之相似的是，日本侵华期间，拍过一些“亲善”电影，美化己方侵略，如《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等，用“中国姑娘爱上善良正直的日本青年”的桥段，美化侵略中国的行为，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传统故事的桥段，如妓女遇到了日本军官或工程师，随后从良结婚，或是失去双亲的孤苦姑娘，被日本青年拯救。然而，这种故事却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触和反感。在日本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他们日本人讲究“位份”，既然已经给中国人一个位份，为什么中国人还不服从呢？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者的视角。要知道，不幸的根源是日本帝国的侵略和掠夺，是日军把灾祸带给东亚地区。而且，日本本国长期输出妓女下“南洋”换取外汇，在中、韩、印尼等国强征慰安妇，在本国征召的慰安妇，甚至被美称为“女子挺身队”。

三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是一种东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论调，反对殖民和侵略，强调民族国家的价值，但是对“蝴蝶夫人”现象的思考不应该止步于此

1993年由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电影《蝴蝶君》，是对这种思维的嘲讽。1964法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伽利马爱上了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后者其实是男扮女装的花旦。宋丽玲利用他的感情获得了大量机密情报，并且移民法国，期间一直向高仁尼隐瞒自己的男性身份。而后两人被法国以间谍罪逮捕，高仁尼无法接受自己心中的“蝴蝶夫人”是男儿身的现实，选择切腹自杀。

《蝴蝶君》编剧黄哲伦在剧本后记中写道:“在大众文化中，“善良”的亚洲女性是那些人，她们为白人主人公效力，在战斗中反对她们自己的人民，在此过程中她们还常常和他上床。史泰隆的《第一滴血》（Ⅱ），西米诺的《龙年》，克拉维尔的《幕府将军》，凡·鲁斯特贝德尔的《忍者》，都是广为人知的例子。”

但是，宋丽玲并不是“蝴蝶夫人”，他对法国人伽利马的利用多于感情，“当他卸下粉黛，西装革履地站在伽利马面前时，二人的权力关系登时掉转了过来”。这场战争中，他才是优胜者。而伽利马他可能早已猜出宋丽玲的男性身份，但是宁愿自我欺骗，而宋丽玲却在法庭“步步紧逼，用刻薄到近乎残忍的语言对这个已经失去一切的可怜人肆意挑逗凌辱，不将他最后残留的一点作为男性的尊严和力量凌迟殆尽决不罢休”。伽利马从深爱对方到绝望自杀，他无意中才扮演了“蝴蝶夫人”的角色。

编剧对伽利马和人物原型伯纳德寄予了同情，并且把希望寄托在“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的面对对方”。但是，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生活的人，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向往。宋丽玲的真实原型时佩璞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云南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本来已经是人人羡慕的上层，但是他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奢侈生活，在北京期间，伯纳德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他身上，从北京华侨商店购买高档商品。时甚至从人贩子手中购买了一个新疆男孩，谎称是自己生下的伯纳德的儿子。这种物质欲望，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西方对东方的控制力来源之一，也是社会上层对贫穷底层的诱惑。即使是在发达的美国，也有《美国悲剧》里工厂主的侄子克莱德·格里菲斯为了娶富家小姐，抛弃并杀害怀孕的贫穷女工罗伯特（有真实原型）的故事。

近几十年来，希望嫁给“外国男人”（欧美）的东方女性，不在少数，而希望嫁给“霸道总裁”的更多，例如我们所熟悉的许多香港女星，她们追求着嫁入豪门，移民海外，并且不惜做试管婴儿、高龄产子、忍受家庭暴力。即使是本国的黄种人精英男性，也会当陈世美和西门庆。即使外国精英男性，是像美国大兵克里斯和法国外交官伽利马，本身没有作恶的意图，但是他们仍旧服务并受惠于这个不平等的体系，而日本电影中那些“正直善良的日本青年”，更是在进入中国时，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使了。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金字塔尖位置的永远是少数精英，只要有分配不合理的市场关系和财富制度，蝴蝶夫人的悲剧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