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下文是法国共产党熟悉苏共情况的几位党员对苏联经济的评价，原文发表于1977年。此文写于国际共运的转折时期，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欧共产党人对苏联以及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定参考价值。
许多人关心社会主义，特别是关心法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民主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效果及其经验产生疑问：经过了六十年以后（原文发表于1977年——邵钟萍注），苏联经济有何成就？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为什么取得那么多进步，却又有那么多障碍？能不能解开这个谜？
本章试图对几个常见的问题做出回答，这不是图表，也不是研究成果，仅仅是一些很不全面的看法。
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右派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散布一种十分简单化地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干活也拿钱的经济。这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奖励懒惰和散漫的经济的“官化经济”【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用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工作】的说法，从前就流行过。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不干活而照样拿钱，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既然出现通货膨胀，有了钱买不到需要的商品，于是就要排长队，生活就发生困难。工人生活困难，就不想干活。
此外，所有永远不知满足的工人都有不干活的坏脾气。这样，就得有人来反对这种恶习：要么是“自由”社会中的资本家，要么是“官僚主义”社会中党的官员。
于是，一切均靠恐吓来保障，因而使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驯服的经济”，“听从指挥的经济”。那些按上级眼色行事的“不负责任的官员们”在工作中只是消极地执行命令。这样自然就会产生浪费等现象。
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举行议会选举时，人们用同样的理由来散布对左翼共同施政纲领的恐惧。特别是雷蒙·巴尔【作者写此书时，雷蒙·巴尔任法国政府总理】和米歇尔·罗卡尔【米歇尔·罗卡尔是法国社会党少数派领导人之一。一九八一年法国总统选举后，密特朗当选总统，罗卡尔任现政府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在他们看来，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是国家经济所无法承担的损失。
而苏联是一个取得了第一流成就的经济强国，它目前遇到了某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但根据我们对法国前途的看法，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但其责任不应由工人来承担，而应该是他们的对立面，因为工人的特权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经济或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民主。
这一点尚未为大家认识。我们愿意尽量加以阐明。
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
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否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确实有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否就是真正的变化？这些问题在法国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苏联的生活中，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几个月起，在困难最严重，战争最激烈的日子里，苏联的经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象沙皇统治时期那些垄断资本家和商人所做的那样，为了尽快地掠夺利润而浪费资源，关闭或停办企业，以及投机倒把。人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生产一切商品，利用一切资源，动员所有人都来工作，把一切能利用起来的都利用起来，杜绝一切浪费现象
从那时起，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社会的道路：这是一个逐渐使任何劳动都能发挥其价值的社会，换而言之，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劳动者迟早都将发挥他的作用。在这个社会里，再也不允许有产者向穷人进行敲诈勒索。
苏联经济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能不能说，苏联从那时起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社会主义呢？不能。可是，那也不是旧的制度了。
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了阻碍
然而，在斯大林时代……；假如法国已改变了社会制度，我们是否会受到威胁？
这里有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让我们先回答关于斯大林时代的问题。
在苏联，政治和社会的衰退产生了罪恶和专制，阐明造成这种衰退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原因是并非不可能的。
庞大落后的农民队伍（生产率低，收入少，在社会上和文化方面备受歧视，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首先对工人阶级的结构和组织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得大批没有技术，不稳定，容易受工团主义蒙骗，对民主毫不关心的劳动力涌进工业部门和重点工程。
此外，由于农民群众本身在经济上，文化上一贯落后，所以他们对于全国整个经济生活也有严重影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
从总的方面来讲，生产的发展是缓慢的，它与技术进步所具有的严格性形成鲜明对照；劳动力流向重点工程，在那里，为工业生产做准备的体力劳动占优势；在矿山，冶金等部门的固定资本中维持和优先推广笨重的技术，所有这些情况都扩大了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同大量劳动力之间的鸿沟，这些劳动力缺乏真正的创造性，他们只是用笨重的劳动来为迅速和长期的积累尽自己的力量。
在苏联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形成了社会主义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力量逐渐削弱，并且不时地损害劳动者的权利，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法国不可能有这些条件。因此，害怕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会对人们敲诈勒索，无异于对当前真正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
然而，苏联发生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在考虑，如果法国也执行这样一种倒退政策，如同德斯坦和斯托莱卢【斯托莱卢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一年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法国总统时期的政府国务秘书】所执行的那种政策，它会给社会造成怎样的损失；人们也在考虑，当那些宗派主义者发表工人阶级不需要发展生产力的谬论时，他们该负怎样的责任。
对于在苏联社会中使用专制手段，工人阶级是没有责任的。相反，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手段以及它的政治，经济作用受到了限制，所以才出现那种情况。历史的发展说明了，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加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滥用专制手段的倾向受到了严重打击。
最巩固的成果
历史是残酷无情的。但是，有一个变化被保留了下来。
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是一个人人都进行有意义的劳动的社会。就这点而言，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是同所有商品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的彻底决裂。
这个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很具体的。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像样的，他们不必吃了上餐愁下餐。在企业中，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很有限，社会各阶层之间工资差别也并不大。
但是，主要问题也许还不是这些。
随着国家的发展，一个人数众多，技术熟练的工人阶级诞生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同，苏联工人可以依靠制度的真正力量，保证他们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收入，以便加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苏联工人有能力使国家的发展不损害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就拿现阶段来说，这一点还是清楚的。尽管目前经济方面存在问题，但是谁也不能采取一项旨在停止社会进步的政策。
可以说，工人归根到底已经掌握了新的，重要的斗争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已证实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级。
向高效率推进
苏联拥有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
许多读者看了反映钢，水泥等的产量的增加数字统计后说：“你的数字说明不了问题！“他们还会说，判断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不能根据钢的吨数，云云。
的确，我们也不打算从苏联经济增长的数字中一一去分析，哪些东西在浪费和污染重受损失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而是要说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各种变化，进步和民主化的强大力量，贯穿着苏联的整个经济领域。
这一事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要到苏联经济领域中的所有改革中去寻找。
人们往往把情况说成是，似乎这一运动仅仅局限于一九六五年的“改革“，以及自那以后对改革的实施。这样的看法忽视了改革的深度。
事实是，六十年代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改革，新措施或变化从未间断。
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变化就可以看出其意义。
极其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对待企业经济效果的问题，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根据行政领导认为完成的产品来计算，而现在是根据出售的产品来计算。因此，必须生产能赚钱的产品，是为使用者生产，而不再是为了达到计划部门为满足总额的需要而给各企业规定的某种相应的数量而生产。
为了加速经济现代化，鼓励企业集中，方法是建立工业“联合企业“，即包括一个大的为主的工厂，加上其他一些企业，往往还有一些科研，技术和教学机构。开始时，集中几百个企业，随后扩大到全国的主要企业。而集中本身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内部互相联系的，具有足够数量的工业联合企业，以达到原料来源和交货的稳定，使企业集团内部的投资合理化，调整技术政策和引进新技术。归纳起来就是：满足需要，节约资金，利于革新。
人们努力改进企业管理，使之少点行政气味而更具有经济价值，减少强加给企业的指标，改变其结构。为了提高效率，不仅将利润作为管理的指标，而且把奖金同企业盈利的情况联系起来（问题比较复杂，只能部分地联系起来）。工资总额的计划不规定很死，便于企业根据生产率的提高不断给予奖励。
人们努力改进企业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刺激企业节约生产资料。对于那些长期得到国家优先照顾的企业，则要通过征收生产基金税来减少它们的经济收益。
从企业的拆旧基金和一部分利润中，抽出属于国家计划之外的，相当于平均投资百分之五的追加投资，交给企业自由掌握，便于企业发挥更大的积极性。
国家还放宽了获得贷款的条件，使企业在为现代化投资和购买原料时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简化了生产中的行政结构，以减少企业之间的行政来往手续，明确各自的责任，加强工作效率。目标是根据情况，把庞大的行政层次压缩到两级至三级（包括企业内部，或者一般地讲，指企业合并后产生的工业部门内部）。
鼓励以合同为基础制定计划，以便消除计划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尽量把生产品种限制在计划之中，即按企业之间所订的合同，具体落实如何交货，如何使大批产品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
鼓励企业之间在订合同之前，先行联系。尤其鼓励在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和销售网之间进行联系，这样才能既打击官僚主义，又防止产品质量低劣和积压滞销。
人们努力改革价格政策，尽力控制一系列生产资料的价格，使生产“重”产品（原料，燃料，设备等）的部门能赚钱，同时，控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如车床，电气设备等）。这些都是为了克服部门之间利润率的不平衡现象，减少在价格和国家津贴问题上的混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烦琐的手续
向民主化推进
苏联当局锐意改革报酬制度。一种旨在更好地鼓励生产成绩优异者的颁发奖金的基金制度业已建立。应该说，工人的奖金更多的是采用年终奖的形式（他们还拿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金，对于能够如期完成指标，或推广新产品，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工人予以奖励）。干部的奖金差别更大一些（如果工作成绩不佳则予以取消），它的目的在于使干部更关心企业，推动企业能真正地在经济上很好的运转。
计划民主化的倾向有几种表现，如出现工人的“个人计划”，他们保证在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主动改进生产工具，提高效率；在改进计划的时候，这种倾向还表现在工人对使经济更为合理化作出贡献的才干。
其他的例子还有，如在一些车间里，把工人的报酬和节约原料的多少结合起来考虑，其效果就很好。所谓“超产”运动曾经在全国广泛开展。某些产业系统或某些企业，在自愿超额完成上机规定的计划数字的基础上，还提出一些相应的组织措施（其中特别是原料和资金方面的协调供应）。
对如何实现管理民主化方面，人们进行了切实的试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筑业和其它行业中，出现了某种称为兹洛宾包工队【苏联某兹洛宾包工队发明的工作方法，以此队名命名。其方法是，由包工队按经济核算制同上级单位签订合同，在保质保量，节约和提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把工程规定的造价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额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既鼓励了工人的积极性，又降低了成本。此方法被推广】的自治企业。它们在招聘工人，组织生产，使用劳动工具，执行纪律，付给报酬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从这方面来讲，在事先规定的生产定额范围内，由于生产效率高而带来的好处，可以使工人受益。与其他企业相比，这类企业生产效率更高。
总的来说，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个人作用上升的倾向。
众所周知，苏联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提倡向打破生产记录的工人学习。现在则强调，每个人的劳动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得到合理的承认。劳动的报酬形式应该越来越考虑每个人不同的工种，效果和效率。
过去那些简单化的观点本来是想在生产不断社会化的基础上，让个人的劳动融化在整体劳动之中，成为其中默默无闻的一小部分，所以，那种突出个人劳动的思想与上述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事实上，提高对个人贡献的承认却又是劳动社会化的一种进步。
此外，要求提高销售的产品质量，是广大群众的愿望，应该予以满足，而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也已愈来愈使社会不能容忍。
社会文化设施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适用，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这些设施利用率很低，不能吸引省内工业中心的劳动者。这些中心往往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劳动者大量涌向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城市。在建立社会文化设施时所采取的政策不是 从日益增长的居民的需求来考虑，而是依据对生产资料的预测，因而造成这种不良后果。目前，国家正在调整公共费用开支。问题是要减少那些过于集中的产品分配点，以便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改善劳动者的境况的问题，也可以是解决劳动和需要，劳动和产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些迫切的需要
所有这些改革的尝试，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包括有民主的内容。
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使所有有关部门都能更有效地运转，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些改革同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用国家的资本来帮助私人垄断资本去追逐利润，采取欺小扶大的歧视政策，是明显对立的。所以，改革的性质本身确定；改革是在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范围内进行的。
这些改革，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目的都是减少或消除官僚主义，使管理和计划化更加精简有效，从而使它们更易于被劳动者接受。
如果仔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和尝试极其雄辩地说明了苏联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达到的水平，也证明了苏联的未来充满了潜力。它们还反映了一系列社会历史问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接近的问题，推广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的问题，生产发展如何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问题，克服商品交换所产生的矛盾的问题，等等。
障碍是如何出现的？
上述措施并非像人们有时风闻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它们是付诸实行了的。只不过执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完全付诸实现，有的则只在进行试点。
然而，试验说明，实际情况的变化同人们预期要达到的要求，距离很大。虽然那些最糟糕的行政弊病有所克服（如减少了领导干部中副手的人数，更多任用技术负责人），但是原本打算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如故。不仅如此，随着国家的发展，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往往是采取措施，不见效果，或贯彻不力，或同样的问题在另一种形式下重复出现，“在基层中进行的运动”遇到了障碍和实际的矛盾。
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可帮助我们澄清问题。
实际上，改革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有局限性，而且存在互相矛盾之处。鉴于这种尝试往往只是单方面的主观愿望，所以，遇到带有根本性地矛盾，就无法加以克服。
把这些半途而废的现象归结为一种不可克制的官僚主义的狂热，这是错误的，也是完全讲不通的。下面我们就要解释，事情的发展是如何遇到具体障碍的。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已经在建筑业中显示出良好效果的兹洛宾包公队，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深入推广。为了保证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能协调一致地进行，兹洛宾包工队的流水作业线的确在逐步形成中。可是，不久，就出现了经济领域中其他环节跟不上来的现象，如材料的交货，供应以及工程配套等等。独立的包工队的利益立即同生产的其他环节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于是，独立的加工队的数量下降了。一方面，这些工作队开始了工作，又遇到了障碍，另一方面，它们的地位确定后，国家对它们的活动加强了监督，并通过了企业领导任命责任人（不是经过选举）。包工队的职权纯属对内，它们的外部活动受到限制。
实际上，劳动者的主动权始终禁锢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构之内，不允许管理体制向民主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经济结构改革的例子：关于实行“谢基诺”【“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为苏联某先进企业。该企业创造出一种工作方法，被称为“谢基诺”管理方法，即采用一人兼顾几个工种的工作，用较少人员完成较多的工作，把裁剪人员省下的工资的一部分以奖金形式发给留厂人员，以提高生产效率。】管理方法的情况。
这种管理方法的内容是鼓励某些企业中裁剪人员，然后将部分工人调离工厂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工资，以各种奖金的形式发给留在厂里的人员。
毫无异议，这种方法若是在法国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一定会激起工人的愤怒，因为离厂人员的前途只能是失业。但是在苏联则显然不是这种情况，调离的工人能另行安排工作。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这样的措施有其民主进步的一面：工人会对劳动组织的变化采取更密切合作的态度，也会从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得到实惠，从而增加他们对人员流动的控制权。
不过，这个措施从一开始起就是不彻底的。
由于它是在企业现有的范围内执行的，所以它只是解放了劳动力，而没有解放生产资料；留厂工人要开动更多的机器。增加其劳动强度，而不是提高生产率。离厂工人——他们的工作自然会得到安排——同时又对生产资料提出新的要求：当然又构成了对需求的压力。
留厂工人不能全部享受某一个生产项目所节省下来的工资：事物的进程规定了，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慢。因此，把节省下来的工资以奖金形式发给工人的做法，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相比之下，工人们更为随时可能改行而惴惴不安。
这种方法引进后试验了好几年。最终它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企业工人并不能从中受益。
节省下来的工资并未全部付给工人，因为一部分被用作购买不足原材料的费用了。
尤其是因为，苏联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企业不断地增加购买量，它和节省工资是对立的。企业最关心的是增加某生产资料，得到足够的工资总额和足够的工人来对付国家下达的不断提高的生产指标。企业并不执意要解放劳动力和削减工资总额。这种后退似乎是一种发展生产的障碍。但是，上述方法本身也并不能真正提高生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为这样一个既不彻底，又注定要碰壁的方法进行试验呢？因为，一方面感到有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则要求同经济，技术改革有关的全体劳动者一起来进行非常密切的协作。这就要求重新考虑管理的标准以及当前企业和国家所起的作用，扩大工人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全体工人本身，是否已经作好准备去积极地负责进行这样的改革？人们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苏联工人“抵制进步“，而是社会结构要排斥这些不够严密，不足有成效的措施。
企业生产了可以出售的产品，就要将它们千方百计地销售出去。这样使许多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同时，企业也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尽可能多的收入：它们宁肯不顾顾客和消费品在供应上的需求，只生产赚钱的产品，不顾计划乃至合同，任意选择对企业有利和企业所熟悉的顾客。这样，“生意经“上的考虑就同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
企业之所以会这样去追求眼前的利益，增加它的收入，正是因为这个利益是同工人的劳动和利益不发生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企业还追求一种与工人的利害不相干的货币方面的好处；而这正是追求利润的动力。其结果是制造了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质量低劣，供应不足。
曾经试图用每完成一定数量的利润，或提高利润率，就发放奖金的办法，去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但这个措施不能避免矛盾（特别是同工人的报酬会发生矛盾），也没有像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管理。
原因是苏联的企业不追求利润和资本的利率，它们关心的首先是增加它们的活动资金，即增加它们的费用，主要包括工资的费用，而工资的费用甚至还少于物质资料的费用。
虽然苏联企业只生产最赚钱的产品，但它们又不将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全部投放出去，也不充分扩大企业的生产资料。这样，企业就能永远维持顾客对产品和设备的需求，使自己在一个密封的弧圈中不断旋转。
因此，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营业额的“增长“始终是企业行政领导追求的目标。原因是什么呢？这同企业本身的地位，所有制的类型以及社会关系有联系，而不是因为官僚主义思想作祟。
再举一个例子。简化行政手续的确可以避免官僚主义复杂性的弊病，但是，手续一经简化，由计划经济集中起来的需求则会对大企业施加更为直接的压力。从而使计划规定的产品数量指标成为所有企业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的首要任务。这种需求紧迫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政府内某些十分注意按时完成任务的部，加强了对企业生产成绩的监督，甚至于发展到天天听取这些企业的工作汇报。
目前的效率下降
采取上述错书就说明苏联经济迫切需要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同时表明，这些措施还不能针对苏联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产生广泛的作用。事实是，苏联的经济状况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
尽管苏联的生产机构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企业的集中程度也有了提高，与技术进步的联系也有了改善，行政机构也确实得到了精简，但是总的生产效率却在不断地下降。
主要应该看到，经济效率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这反映在，与生产资金的支出相比，国民收入的总额减少了。近年来，国民收入的增加速度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供应仍有困难，有时因为材料和生产资料的长期积压，工人的就业不充分，困难就更加严重。生产力得不到发挥，生产和建设项目半途而废的现象屡见不鲜。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倾向始终存在，价格混乱的现象也一直未能纠正。
增加生产是企业日常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但是现在，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生产的速度明显减弱。
在生产结构中，不平衡现象始终存在。特别严重的是，尽管国家已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但许多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仍跟不上整个经济的增长。
结果人们就看到一种倾向：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放慢了。
但是不能认为苏联当前这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进行深刻的分析，这一点是不难说明的。
国家主义从何而来？
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摆脱了资本家的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是什么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给条件较优越的社会发展设下这种障碍呢？
有一段时期：继加尔勃拉脱【美国经济学家。】和戴高乐关于人已机械化的演说之后，那些被《费加罗报》和《新观察》捧出来的时髦的理论家向我们反复地唠叨：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破坏民主，并创造技术优先论的是大批的生产。
但是后来，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思想，真正的自治思想在工人阶级和领工资劳动者的广大部门中，逐步深入人心。尽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危机，要求经济民主的呼声还是得到了普遍的响应。因此，必须找到别的方法。目前，人民指责国家，把这个创世纪的国家说成是一切罪恶之源，而且认为，劳动的过分专业化，生产者和指挥生产者之间的鸿沟，好大喜功，生产率至上的倾向，官僚化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等都是国家的过错。
用这样的观点去估计国家的作用是一种误解。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任何细心的观察家都可以根据在苏联观察到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不错，垄断的法国的国家是使社会生活向无法容忍的官僚化发展的工具。所以，还必须加以揭露，但不能把责任推到办公室里的职员的头上，而要追究推行政策的实际负责人。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化的真正原因显然是因为现政权执行垄断政策，为垄断资本追逐利润。我们认为，在国家和雇主们勾结下所产生的制度，一般来说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在苏联社会中，没有任何魔力可以赋予国家以非凡的权力。在这方面，国家只是贯彻政策的途径和使其得到实施的工具，而政策的基础是生产。国家主义的根源不在国家本身。国家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如果我们的批评不仅针对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行政的，专横的形式，而且也针对那些同苏联社会保守势力有联系的官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就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系统了。通过批评，我们的头脑可以得到必要的武装。这样，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不是无休无止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是去及时地拔除不管在思想上表现为何种形式的真正的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根子。
苏维埃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权威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职责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处理苏联经济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生产集中的，又竭力想发展的大企业提出来的，仲裁起来颇为麻烦。国家本身面临着一系列勉为其难的事情，所以它只能采取不彻底的办法，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在调拨原料或设备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对于价格，工资政策，土地整治问题的仲裁，也是这样。
在苏联政府机构中，政府的各部起着枢纽作用，一方面是来自企业的各种要求——这些企业从属于有关的某个部——而这些需要又使那些企业“发展起来”，使它们能在部一级互相较量；另一方面是由政府各级机构考虑，由国家委员会这样一些大的中央行政机构制定的各种措施。鉴于政府各部对需求起一种缓冲，调和的作用，故它们犹如一块屏障。
冲突主要是在政府机构内部解决，必要时，政治部门也可出面，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进行日常管理。
在制定计划的初期，企业求助于科学鉴定以避免技术上出现差错，后来，科学鉴定的功能渐渐变了，转而赋予行政手段解决困难的任务。
计划的作用，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首先是克服生产中出现的比例失调。尽管采取许多措施，但是对国家委员会来说，首要的问题还是如何满足资源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如何满足增加资源，增加生产的要求。实际上“集中计划化”面临的局面是先要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今后的问题。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强调“把生产搞得比过去好”作为企业的任务(所谓完成“超过现有水平“的计划)。
其他重要的国家工具，国家预算机构和银行系统也以各自的方式，去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
发展银行系统原则上可以节省向企业提供的预算基金，这些基金目前尚占企业投资基金的三分之一。借贷在原则上也能扩大企业自主活动的余地以及计划外的投资基金。
但是，由于目前的结构未变，所以企业扩大了自主投资的活动余地之后，由于它们热衷于扩大自身的能力，进一步分散力量和资金，从而影响效率，增加了原料供应上的新困难。为此，决定把很大一部分预算统一集中在国家手中。
在究竟是由银行支付投资还是由预算支付投资之间犹豫不决，实质上反映在扩大企业或一批企业的活动余地和加紧控制这两者之间的犹豫不决——前一种作法便于监督，但容易分散资金；后一种作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刹住任意分散资金的歪风，但同时会造成过分集中，出现比例失调的老问题。
因为，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行政权力集中还是权力下放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国家活动和企业活动中出现的整个矛盾。
在苏联的企业中，厂长是国家根据他们的能力，担任领导工作的资历（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任命的，只有厂长有最后决定权。
他们的权力之所以大，不仅因为他们在企业内部享有特权，还因为他们掌握强大的手段，足以使各级行政机构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活动的目的很清楚，他们所领导的企业除了通过增加生产，增加货币收入，从而增加购买手段，以便长期存在下去，发展起来，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企业的压力推动国家的行动，生产中的交换风气也推动整个经济体制向增加生产资源，向积累生产资料发展。
所以，企业本身对滋长官僚主义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发展类型首先限制了国营企业的自主权。
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的根源不在行政机构内部，也不在权力代表机构内部——它们只是起接力的作用。官僚主义的根源主要在生产体制之中。而这个体制自然取决于劳动者在这个体制中占据什么地位。
究竟是谁占有？
在我们这里有人说：苏联有阶级，有剥削阶级，也有被剥削阶级，所以有阶级斗争；由此出发，他们又说:“改革没有用。“这也就等于说：”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根据这些简单化地论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解决苏联的问题，只要像过去驱逐资本家那样，把官僚主义者赶走就行了。这种看法未免离开了问题的症结吧。
现在来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苏联的经济问题。我们是否发现在苏联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呢？没有。相反：一，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状况已经不容置疑。劳动者因此得到了工作的权利。二，生产资料不能私人买卖，私人经营。企业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无故关闭……既不能组织银行集团，也不能搞货币，金融，地产投机，等等。
肯定不存在有产阶级。因而，也没有占有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
但是，我们发现，社会财富通过以下形式被冻结起来了：收效甚微的生产资料的积累，过于昂贵的，利用率很低的机器，卖不出去的库存品，无用的商品以及中途下马的工程……
还有，工人创造的一部分你财富被预先扣除和糟蹋，从而遭到剥夺。他们至今仍然处于出卖劳动力的地位。但有一点我们大家完全都可以肯定：造成苏联这种“雇佣现象“的，不是国家，官僚主义，也不是过细的劳动分工，或那些头头们，而是经济交换制度。
可是，究竟苏联工人向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呢？如果不是工人占用生产资料，又是谁占有呢？
事物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制还是公有制，是属于“全民所有“，并不属于”任何个人“（这在过去许多社会中也存在过），而国家的各级机构负责管理这些资料【原注：不管某些苏联经济学家怎样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没有真正掌握全部生产资料，它只是管理国家的财产。如果它真正掌握全部生产资料，那它就可以利用国家资本，剥削工人来填满国库。苏联经常遇到财政困难这一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苏联经济学家的上述看法】。
这一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还不是建立在管理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治和合作基础上的“集体“所有制。
这种所有制虽在形式上比较先进，但也遭到了长起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四处产生的，具有共同体类型的，不可分割的集体所有制所造成的困难。
管理这样一些不可分的整体使个人对劳动和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冷漠感。所以，在这个不可分的所有制范围内，苏联的企业虽各有相异，但它们面临的问题最终还是相同的。劳动者不是国家发展的活跃的真正主人翁。
把劳动者在经济方面默默无闻的情况继续在生产中维持下去的这种所有制，与社会的真实需要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它在生产率的发展中造成了混乱，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周期性的商品短缺和生产资料积压。它埋没了人的贡献，助长了生产上的浪费。
社会主义所有制还会发生变化
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企业国有化了，所有制改变了，生产提高了，可是，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因此说明，经济中的变革不够。
的确，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经济部分的内容远远不够充实，不能就此认为可以结束了。其实，经济变革和政治，文化变革是互为联系的，如果硬要将三者分开必然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但同时最好防止作下述两种带有结论性的解释：
——所有制变了，而且变化相当大，足以使其他方面（如人，机构等）也发生相应变化。
——所有制变了，但其他方面丝毫未变，或几乎未变。看其变否主要根据文化和机构这个“第二灵魂“而言。
上述两种事物的看法完全是断章取义的。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的变化尚未完结。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制还不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制。将来，必须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规定，也为苏联的历史所规定。
这样是否意味着，只要对（经济）所有制改造工作补上一课就“足以“使万事皆顺了呢?这样做是不是经济主义呢？否。
我们的意思是，仅仅“增加民主“，”像对待村社和社会团体一样，给国营企业以同样多的民主权利“还不足以形成一个享有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改变社会关系。
发展不均等是社会落后的根源
在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内，企业的发展在经济上是默默无闻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完全相同，这种发展容易使工人之间的眼前利益发生矛盾。
为了扩大技术力量而进行投资常常不能如愿，间接地增加了许多技术性不强和可有可无的任务。这样，虽然花了同样多的钱，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却千差万别。
面对这种情况，劳动者必须保持和捍卫他们目前的地位，尽管并不容易。因为有了这个地位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如职业稳定，劳动时间和劳动节奏有一定限度等），也有希望通过民主化改善他们的情况。当然对于民主化在当前情况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很不一致的看法。
例如，技术水平最高的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按照他们出色的劳动成绩给予他们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惠条件。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技术性较差的部门中，如建筑，运输，装卸，工人要求企业不随意减少他们的劳动报酬——不管这种劳动的技术要求如何低——因为他们的劳动很艰苦；在近期内又没有很大改变的希望。工人们的要求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很大一部分也得到了满足。因为技术落后的责任不能推到工人头上，何况目前他们的劳动还是需要的。
消费品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但在许多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中劳动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级别却很低，文化和卫生工作者亦然如此。所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未能相应地得到保障。这不仅损害了熟练工人而且也损害了人民的真正利益。
工人被剥夺了真正负责管理的权利，他们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要使他们的共同利益得到重视则更为困难。
许多工人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他们无法起作用的外部现象，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成为法定不变的成果。
所以，目前的情况使他们看到，新的民主演变是危险的，它会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目前形势恰好说明，民主演变是必要的，它可以为社会主义在社会成就方面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这样他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可观上存在包括先进工人在内的强大力量，促使人们维持企业和国家的现行的管理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工人们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共同掌握和管理生产，建立先进的管理方法，节约生产的物质手段，如机器，原料等。
如果苏联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它就将走上当代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
苏联的例子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行使工人成为主要生产和交换资料的共同主人和管理者的自治方面（即非国家性的自治组织）是落后的，而这种落后状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主要障碍。反之，向自治方面迈进的每一步都能使社会主义得到巨大的进展。这就是苏联经济成功和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即使不同，但它们的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需要进行斗争以争取更多的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真正困难是如何把工人动员起来，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协调一致地朝更民主的方向发展的看法，自然也不相同。
苏联的经验证实了法国民主主义者在斗争中得到的教训，民主不是全体工人的自发要求。对民主的需要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民主是靠争取赢得的，并将不断发展。
苏联社会中包含有先锋力量，首先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但在人民中也有社会，经济和思想方面落后的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就此一成不变，也不可说民主演变的道路前景暗淡。相反，我们发现存在强大的先进的社会力量，它们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使苏联社会取得新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并朝社会主义民主方向演进。
我们曾经指出，在苏联经济领域内，人们对民主化的要求极为深刻，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这种对民主化的要求反映了先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化已日趋成熟。
所以，尽管经济上有严重困难，民主受到侵犯，但我们还是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潜力以及社会进步的希望是巨大的。坚持认为苏联社会还不能发扬民主，难道不是低估苏联取得的真正成就和它的能力吗？难道不是觉得苏联要得到必要的进步更加困难了吗？
苏联的例子证实了法国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取得的经验，在生产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社会上可能产生一股阻力，反对将各种类型的工人集中在一起。这种情况，加上经济上的根源，会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造困难。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也是产生困难的因素之一。但是只要先进工人在政治上有团结广大工人进行必要改革的权利和力量，这些阻力是可以克服的。
因此，指出经济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不是低估政治的作用；相反，当这些改革在政治上真正能动员全体工人时，经济改革才能真正得到全面实现。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对苏联经验的另一个教训就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一方面，在民主经济中，先锋党的作用不完全是进行具体管理和行政干预。同时，为了不断地进行必要的变革，使经济行动的主要社会内容更好地符合工人的社会利益和民主利益，通过日常的政治行动来团结人民是很重要的。
目前社会主义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哪一阶段？社会主义是已经诞生了，还是正在诞生？社会主义是否已经接近成熟了？苏联是已成形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
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七年以后，苏联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肯定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否认这一点是徒劳的，也是有害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加以说明。
驱逐资产阶级占有者，建立新的公有制形式，这都不是抽象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具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生变化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结构，以及当时社会力量所确定的政治目标。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初几年的革命变化，开辟了社会，政治改革的道路。在这些改革中，也许还有些重要的内容至今尚未实现。苏联社会演进的特点之一是：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个社会落后了，它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尽管苏联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它仍然要到五十年代中期才恢复到一九一三的（平均）生活水平。
难道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从事剥削的大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和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称作“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互为重叠，同时并存，它们混合在一起，在互相渗透和抵触中互为影响？而人们在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对付那些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引起种种障碍的资本主义的痕迹，残余或现象？
如果我们把两项不同的历史任务混为一谈，实际上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一项任务是：通过团结人民力量，夺取政权，建立新政府的政治基础；从而为在政治上改造旧政权，把这个政权从剥削阶级手中解脱出来而斗争。另一项任务是：为工人本身的团结而斗争，以便让有组织的工人掌握生产和交换资料，去改造社会关系。
这两项历史任务显然是不同的。苏联和别的国家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那种认为第二项任务不过就是第一项任务的看法是多么的错误。这样，他们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在一个已经没有资本家的现有社会范围内，劳动者们自身的团结。
对于以下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两重性我们无法解释：一方面，苏联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历史，想在苏联寻找阶级敌人的残余来作为大肆打击的对象，那是枉费心机的，也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自主，自觉的行动和他们的团结迟迟未能实现，可能会使制度的进步受到严重剥削。在苏联和别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发展前途的。
没有也不可能有通往社会主义的平坦大道，而通过简单地实现首批社会主义缔造者的理想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每个国家的人民有责任根据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采取独立的行动。
外部和内部条件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前的世界形势是否会严重影响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
谁也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侵略使苏联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也不会忘记冷战使人们付出的代价。
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然，军队和军费的开支会加重一个国家的负担，分散精力，但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
的确，苏联也面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同地帝国主义国家有直接的贸易来往（至于数量，那对苏联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因为国际价格的波动，市场的混乱，许多不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尤其是货币和金融体制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对不发达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但是，一系列由于危机而产生的现象也反映了与社会主义相比，帝国主义的地位在下降。因为，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得到了加强。此外，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当成功地抵制了帝国主义从经济和金融方面侵犯它们的利益，限制了赤字和债务。所以，我们不能把造成主要困难的原因归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
与外部发生关系（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它们无时不在伺机侵犯）对所造成的困难部分地转变成为国内的不利条件。在投资方面，总的效率本来就不高，又加上进口设备方面遭到了挫折（如“成套设备”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大量购买农产品或化学制品在财政方面造成的弊病，同国内总得商品供应困难碰到了一块。
这样，国内发展的落后或多或少带来了和外部打交道中的某些困难。
苏联与帝国主义集团相反，进口商品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搞投机，也不是为了再出口，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它对外部的依附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使国际垄断集团感到很不痛快。同时，苏联也未能免受危机的影响，这就证实，真正的独立是持久斗争的目标。
法国共产党的分析同那些反动的谣言毫无共同之处，那些谣言堕落到只知编造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什么反对人浮于事只是小人之举，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大官僚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工人们在生产中有犯罪感，断定法国人民在面目狰狞的苏联面前只有屈从的义务，等等。
我们不能把苏联的困难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混为一谈。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全世界各国愈来愈迫切地要求社会进步。反映这种要求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它们（无论是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工人阶级（在不同背景下）的实践是产生这种联系的根源。工人阶级要加强它的团结，把工人管理社会生产资料作为它未来的远景，这一切都是以全世界工人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
苏联的经验和法国各界人士的分析
我们的看法可能会使人觉得相当武断，因为我们在本书中所阐明的对苏联经济的观点，虽然大部分是以在苏联发生的事实和在苏联看到的分析为依据的，其中甚至包括在辩论，讨论，批评和许多评论中所听到的内容，但是却和许多苏联经济学家的观点并不吻合。
随着经济计划在苏联这种特殊条件下的不断实施，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变成了苏联一些专家和负责人的经济思想。
苏联在取得它特殊的历史经验的同时，自然要传播它那些独特的思想方法。可是，法国斗争的教训并未说明，我们必须接受别人那些不适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的劝告和观点。这些涉及一系列概念，我们只能简略地列举一下。
例如，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混为一谈（根据是，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这种看法好像不是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概念中引出来的。还有，把国家作为管理一切的“主宰”，采取重要决定的唯一中心，这种看法似乎并没有推动当代正在逐渐形成的“人民自治管理”的思想。总得来说，由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原来那种把社会主义的目标设计为一项单一的巨大企业，只有一个单一的躯壳和单一的前途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前另一种倾向的反对，这种倾向赞成多样化，赞成互为补充和在一切活动中贯彻自愿参加的原则。
强调计划经济（秩序和理智的源泉）和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和自发现象以及由此产生一切困难的源泉）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想法尚未被实践证实。
某些专家竟然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似乎搞好管理和计划经济只有一个办法。“要么靠计划，要么靠市场”。切不能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事物。
事实上，单靠计划根本不可能解决主要困难。计划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只是一种借以缓和和拖延矛盾的权宜之计。行政管理的工具一向是救助一种日益过时的经济制度的手段。与人们通常的许多看法相反，苏联的所谓“统一计划”部分，以及这种“统一计划”思想所具有的分配性质，是苏联“商品”关系的延长和得以生存下去的手段。由这些关系所形成的整个制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前发展。
不能认为，形成了“基本规律”，有了一整套论点以后，如“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规律，或“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动力等问题做出回答。
有些实际的概念在苏联是流行已久的：如企业中的一长制（这是内战时就做出的决定）或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思想，但是我们看不出这些概念到底有些什么科学根据。
以苏联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作为借鉴，总结法国自己的斗争经验，从中获得必要的思想工具，来及时分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中的各个阶段。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无论在哪里，一切事实都已证明，理论上的幻想，抽象的概念总是同面对现实问题时对政治上的消极同时产生的。相反，明智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一项先进行动的最得力的支持者。
- 本文节选自《苏联和我们》，原书出版于197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