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米亚的地下活动
当我和我的朋友扎依采夫到达克里米亚时，革命（指1905年革命——编者注）已经衰退。
克里米亚以光明的太阳、灿烂的花园，以它的整个春天的美丽迎接我们。我们离开车厢走进了西姆费罗波尔。
我们一跑到城市的街上，诱惑人的春天马上被冲淡了。贫民在克里米亚也像在全俄罗斯一样受着磨折。我们开始就碰到了痛苦的失业现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米亚工会暂时让我们住在西姆费罗波尔最偏僻的角落，在鞑靼居民区中一所秘密的住宅里，那里已经住着五个高加索人，他们是在格鲁吉亚革命运动被击破之后，从哥里逃出来的。要到这所住宅里去，就得走过一条只能容两个行人交错而过的、又弯曲又狭窄的胡同。胡同分叉开去，通向各条死胡同。必须具有很好的记忆力，方才能不迷路。夜里居住区一片寂静，旅客就得提心吊胆地走过那又黑又窄的胡同。警察很少，而且也不愿意到这里来瞧一瞧的。
秘密住宅是由一个没有窗户而有两条出路的大房间所组成的。其中一条出路掩蔽得很好，准备碰到警察袭击时用的。从天花板上那嵌着玻璃的小窗子里射进来的光钱照亮了房间。
一只大箱子代替了桌子，有几张凳子，一个煮饭用的炉子，一只给烟燻黑的大肚子的茶壶、炖锅、平底炒锅，还有这个房间的居住者用来垫着睡觉的席子，——这就是秘密住宅中全部财产的清册。
我们的新同志们过的是共同的生活。其中有一个画家，他很久地坐在小院子里桑树下面在绘画。
但是西姆费罗波尔的居民显然对于绘画作品很少感到兴趣。所以画家工作的收入给予公社社员公共钱柜的钱很少。有三个同志在企业里工作：一个是制鞋工场里的制靴匠，一个是成衣匠，还有一个在铁路上服务。我们同居人里面的第五个人是失业的。
公社社员们过着半飢饿的生活。西姆费罗波尔的党组织经济非常困难，没有余力来资助我们。
我们从彼得堡来到公社里，并没有居留好久。扎依采夫因为过去的职业是排字工，所以就到地下印刷所里去工作了。我却被派到塞瓦斯托波里去。
和我们有联系的克里米亚木匠工会委员会委员，木匠“斯捷墦同志”，把塞瓦斯托波里的秘密接头地点通知我，并忠告我到了那边以后可不要说是布尔什维克，要不然，那孟什维克领导的塞瓦斯托波里的组织就会竭力想法赶快排斥我的。
“怎么，那边没有布尔什维克吗？”我问斯捷潘。
“在起义的时候差不多全都被捕了。”他回答。
塞瓦斯托波里刚刚经历了“奥哈柯夫”巡洋舰起义的暴风雨般的日子，这个起义因为海军上尉施米德特和他的战友们的悲剧式的牺牲而结束。
“奥哈柯夫”巡洋舰，加入塞瓦斯托波里舰队海军兵团起义，企图带走整个黑海舰队。但是沙皇政府却已有“波将金”事件的教训，所以很警惕地监视着舰队。在“奥哈柯夫”放出最初的起义的信号时，要塞炮队的猛烈炮火就马上把它的号召打断了。同时步兵的步枪和机关枪火力圈子包围着起义舰队的海军兵团。岸上的起义还来不及展开，而“奥哈柯夫”上的起义就已经被炮火轰毁了。
塞瓦斯托波里十一月的起义，就像喀琅施塔得人的十月起义一样，淹没在血泊里。除了在起义时牺牲和被判处死刑的几百水兵之外，还有一千六百十一名水兵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我到了塞瓦斯托波里，并不听从斯捷潘的忠告。结果他的忠告马上被证实了：第二天，当地的孟什维克领导者就提议叫我到叶夫派托利亚去，要我在驻扎在那边的哥萨克中队里做好革命工作。我企图反对：
“我是水兵，我熟悉水兵的环境，我有在水兵中间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坚决要求，请让我做这方面的工作。”
“委员会提议要你到叶夫派托利亚去。在塞瓦斯托彼里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妥当，并且都已经有工作人员。”他们回答我说。
我不得不走。和我同走的是一位需要给我和哥萨克人接上关系的同志。
夜里输船开出去了。在海中我们遇到了大暴风。我站在甲板上，那儿一个乘客也没有。海涛的飞沬飞溅到甲板上来，轮船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去。我身上的衣服全被打湿了，但我还是不离开甲板，注视着汹涌澎湃的大海。它呈现出可怕、伟大的景象。月儿不时从乌云里透露出来，把溶银似的光辉在那浪峰上一闪，就又躲进云层里去了。大暴风也像开始来时那样，突然间停止了。天空清朗如洗，快落下去的倾斜的月光照耀着平静的海。
轮船驶近叶夫派托利亚的时候，太阳已经强烈地照射着。在海滨浴场上看见已有人在沐浴了城市处在懒散的情调中。它在白天好像已经死绝，只是在早晨，当疗养的病人出来沐浴，而渔人们从大帆船上卸下比目鱼时才活跃起来。晚上在林荫路上响起了不合调的音乐。
我在哥萨克骑兵中队那里忙碌了一个多月：组织了一个十五人的小组，把党的政纲和任务介绍给他们，对他们讲述着一九○五年革命的意义和黑海舰队水兵起义的原因。我们白天在离兵营不远的丛林里聚会。哥萨克兵认为炎热的中午是秘密集会的最安全的时间。军官们这时候都呆在自己的公馆里睡觉或者赌牌。
哥萨克兵们用心听着我的讲述，并提出了那使他们成受痛苦的问题：
“革命者要不要把哥萨克人的土地拿去？”
“谁的土地太多了，那就要拿谁的土地，”我回答，“并且拿来分给那些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的人。”
“据说，要把我们的土地分给‘外乡人’。我们决不给他们！我们将要用手里的枪来拼，而决不给他们！……”
我于是不得不长久地耐心地对哥萨克人说明着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政策。
对哥萨克人的工作耗去我一些时间，接着我认识了许多渔民。他们差不多都是捕鱼而又干着贩运私货的，他们和国境的守卫兵们串通、而仇视着那使他们极害怕的警察。
我不能在渔民中间长久工作下去。我得到了克里米亚党委的命令，就上西姆费罗彼尔去了。在这里他们通知我，根据委员会的决定，要我到刻赤去，听候当地的党组织分配。
这一次我要和西姆费罗波尔分别很久。我再也没有碰到过扎依釆夫，听说他已被定罪，并已被放逐到基联斯克去了。
刻赤是一个很安乐的小城市，它很使我喜欢。在静静的海湾上面耸立着岩石重叠的米特利达山。
在它的斜坡上成段地散布着房子。一部分市镇却分布在平原上。在市镇房子外面远处，呈现出一所冶金工厂。港口给市镇增添着特殊的沿海的色彩。
秘密接头的住宅的主人，五金工人哥尔恩亲切地接待我。他跟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住在一处。他的妻子款侍我午饭，而他自己却把关于我到来的消息去通知同志们。
把我安顿在铸工伐西里·彼得罗夫的住宅里，我和镒工阿维夫·米赫诺同住着一个房间。
阿维夫远在一九○五年以前就曾被放逐到同尔汉格尔斯克去过，而现在他却在淑洛塔烈夫冶金工厂里做工。这个人约有二十八岁、高个子、阔肩膀、留着淡黄色的小胡子、有同样颜色的像丝一样的唇鬚。他殷勤地招待我。
我到达之后过了两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市委员会就作出决定分派我到港口去，到濬泥船队上去，黑帮分子在那儿很有势力。
员会会议开完以后，我和阿维夫就跑回家来，他对我说：
“你的工作将是很不容易的：黑帮分子根深蒂固地槃踞在濬泥船和搬运夫中间。特别困难的将是在搬运夫中的工作：在那边管制他们的是这里的黑帮派头脑，工头别斯卡拉伐内依。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人谁也还不能渗入到他们里面去。派去的人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打一顿。你可要特别小心呀！”
在刻赤的社会民主党内大半都是孟什维克。两家机械工厂、密萨克苏箕制烟工厂的工人，码头工人和极大部分的家庭手工业者都处在他们的势力下面。
我整天在濬泥船队的码头上，在水手、溶泥船和驳船工人以及搬运工人中间走来走去，观察着码头工人的生活，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一切装卸的事情，都抓在那跟码头和船只的管理人有联系的包工头手上。包工头残酷地剥削着散漫无组织的搬运夫韦众，给他们烧酒喝，并在算账时矇混剋扣他们。包工头的靠山就是别斯卡拉伐内依。
我在码头上走来走去并和工人们谈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人们把我当作失业工人，在找寻工作。我原也可以去做搬运夫，但是我却决定到濬况船上去：因为在那边更多熟练工人，并且我好像感到从那里将更容易影响港口的一切工人。
溶泥船队还没有开始出航；船上正在进行修理。有一次，我在码头上闲游，听到从“维克托尔·洵斯基”号濬泥船上传来了声音：
“喂，小伙子，到这里来！”
我跑上了甲板。水手长接待着我。
“怎么，你是寻找工作的吗？”
“是的，找工作。”
“你能够做什么？”
“一切粗工都会做。”
“为什么歇生意的？”
“因为喝酒，”我着慌地说。
“好的。就录用你吧，但如果给我看到你闲玩或者喝醉酒时-——那就叫你滚蛋。喂，别斯派洛夫！这就是你的助手，你招呼他吧！”
别斯派洛夫正在安装和修理着船上的通水管。他和儿子一起工作着。他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看起来，他一定是爱喝酒的，但是他的工作却做得很得手、很好、又踏实又乾净。
对于水道工人的工作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显得是一个很机灵的助手。从开始的一天起就博得了老头的欢心。我拖着管子，递给他沉重的螺旋钳，并把预料到要敷设新管子的地方弄乾净。
我在濬泥船上工作了几天，决定小心地”试探”一下老头，查察他的心地。我开始谈到关于国会这件事：
“报上登载着，不久在国会里就要选举了。怎么样，我们也去选举吗？”
“这不是我们懂得的事情。你要是想得很多，那就要脑袋搬家”，别斯派洛夫阴郁地回答。
“那怎么在报上登载着，工人也要选举呢？”
“有些人可以写给他们看、而有些人却要遭责打呢”，老头意味深长地说。
到这时候我们的谈话就停止了。
我渐渐地认识了工人，认识了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的心地和对于不久之前革命事变所抱的态度，我得出了结论，工作应该从年轻人入手。
港口和濬泥船上的干部工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这儿工作了。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菜园，有乳牛或者山羊。管理当局给工人们设立了很复杂的职务等级。谁要是顺从主人的意旨，那谁就可以沿着这个小梯子爬上去。码头工人的家庭世代相传地在狭窄的工场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老人们把青年人抓得很紧，对待任何“自由思想”都很严厉。
港口的管理当局拼命装得和工人草众们“亲如骨肉”。常常邀请老人去参加各种技术问题的讨论会。我已经明自，工作从老人入手是不妥当的。我开始仔细地研究着青年人。
别斯派洛夫的儿子安德莱，在技术夜班里学习，梦想要做一个船上的机师。我和他很快就相处得很好。我们时常坐在海岸上谈论着各种问题。
我小心地使他熟悉政治生活，讲到关于革命，关于在舰队中起义的事情。安德莱就发问起来：秘密党派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他们要进行反对沙皇。我就当着他父亲的面前把这种问题审慎地含糊地回答他。老头子插进了他的反驳，如像：“有的人因为贫穷，而有的人因为吃饱饭没有事做，所以要去革命……而我们却是有工作的。”
有时火夫达尼洛也来参加我和别斯派洛夫父子的谈话。这是一个乌克兰人，是心肠很好的青年，他曾在军队里服务，差一点没有到满洲里；和日本议和之后，他就回到俄罗斯来。在路上他被革命的浪潮所冲击，便在黑海岸的刻赤地方下了车。又愉快又爽直的达尼洛非常活跃地参加我们的谈话。
老头子别斯派洛夫却骂他：“你这吹牛大王！你光会吹牛，而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在午饭休息时候，安德莱给我和老头子读着当地的报纸，别的工人们也向我们围拢来。关于俄罗斯某一地区革命事变的报导，很使青年们发生兴趣。但青年工人们并不经常正确地领会到事件的真相。通过我自己，有时候是安德莱的帮助，使他们认清了国内所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在我的周围扩大了和青年们的联系。
安德莱在和我的谈话中也得到了一些知识。“一般的”政治谈话，已经不能使他感到满意，他要求详细地讲述着革命和革命者。结果，他父亲对政治谈话警诫得愈厉害，他对这种谈话渴望得愈热烈。
有一次，我向安德莱提议，请他邀几个最严正的伙伴，在夜里到米特利达山上聚集，在那边详细地谈一谈关于政治问题。
他带来了五个人。我对他们讲着有关一九○五年的革命：关于一月九日的枪杀工人，关于黑海水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斗争，关于全国同盟罢工和关于沙皇的宣言。在第一次谈话中我一点也没有谈到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关于列宁的事情。
当我讲完时，伙伴们长久地沉默着。我也不作声。接着大家都一下子讲起话来：
“为什么革命者不来和我们进行谈话呢？……在刻赤，多半也有革命者的吧？”
伙伴们并不把我算为革命者。在他们概念中的革命者——必须是大学生，而我却是和他们的一个工人。
他们终于把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向我提出来。我一面回答着，一面还是小心地隐秘着自己，并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者。
我就这样把我周围的一群青年组织起来。我们好像偶然碰在一起似地作着简短的谈话，就走开了。在四月间，我和青年们的联系竟加强到这种程度，就是可以转到有系统的政治问题的谈话。
我们常常在草原上，在城外聚会；我讲着革命起义的光辉的插曲。在莫斯科和别的城市中街垒战斗的景象激起了我的听众的想像力。
有一次，在濬泥船上午饭休息时候，我讲到工人们同心协力的罢工可以缩短劳动日。达尼洛紧握拳头，高声地说：
“嘿，最好使我们的统治当局发抖，那劳动日也就可以缩短啦！……”
“喏，我们很快是发动不起来的，”安德莱回答。“你们只要瞧我爸爸。”
“管他什么爸爸！”达尼洛忍不住叫道。“不是爸爸，却是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呀！”
坐在我们旁边的老头子们这一次不作声了。不过达尼洛突然说出来的意念都鼓舞着小伙子们，所以他们讲来讲去老是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这样，经验证明了，我的工作方法採取从青年入手是正确的，并且我可以大胆地依靠青年人，通过他们也可以影响一切工人群众。
从青年工人中我选出最可靠最稳重的人，经过委员会同意把他们介绍入党的小组。
“维克托尔·洵斯基”号濬泥船上的所有青年们不是加入小组，就是参加了政治谈话。
有一次在工作完毕后，我和安德莱及达尼洛开始计划怎样去和别的船上的青年们谈话。
“在做完工后，要把大家全都召集到岸上来和他们谈一谈，”法达尼洛提议说。
“这是不行的，”安德莱抗议。“全都召集来，那末他们今天就要在全市里传布开去。”
“对啦，不能这样，”我支持安德莱说。“要落在宪兵的毒手中是什么时候都来得及的。不用性急，应该逐渐地把他们吸引进来，一个一个地，选择那不会信口乱讲，而是稳重的人。开始召集一个小组，以后慢慢扩展。……”
决定在最初时期每只濬泥船和驳船上各挑出一个人来，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特别小组，从这小组开始做起。派定安德莱去负责建立小组，他高兴极了。
我们就这样在刻赤的工人中间展开了政治工作。
擅自作主
在四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刻赤委员会决定在五一节前夜组织一个群众大会。他们曾请我尽可能多带一些码头和船帮工人去参加。我委托安德莱和达尼洛邀请我们所有的青年都去参加群众大会。一部分青年则分配在巡逻队里——保卫群众大会不致遭受警察的突然袭击。
群众大会的人数很多。光是码头工人就有一百多人。集会的人提出了很多问题。在群众大会上混进了社会革命党人；发生了争论。社会革命党人号召走上个人的恐怖手段，极口赞扬着他们的党及其纲领。可是他们要掌握群众大会却不成功。
群众大会在拂晓时结束。警察知道了在郊外什么地方在开工人大会，但是在漆黑一团中他们很怕进入草原。警察就决定在城边等待着草众大会的参加者转回城来。但是我们的伙伴们却带领着大家绕道跑到相反那面的城边上去。三百多个参加者边唱着歌边从山上跑到大街上去。站岗的警察惊惶地吹着警笛。被骗的警察分队飞跑来栏截示威运动。但是他们却扑了个空：原来示威者已走进黑洞洞的胡同，他们都已平安地四散回家了。
群众大会和夜间的歌唱示威运动在工人特别是在青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家把这空前的事件讨论了几天。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工人都倾心于青年们的群众大会，感受着内心的急变；显然，群众大会大大破坏了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开始注意倾听政治谈话了。
我们和一切船舶工人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我们决定逐渐培养码头工人和濬泥船船员们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斗争。我们的计划归结如下：船帮工人擅自主张把劳动日从十一点半钟缩短到九点钟。
在规定的那一天，当工人们对这件事有了准备，他们不在早上六点钟去上工，而改为七点钟；吃午饭停半点钟，晚上并不是五点半下工，却是四点半。在规定那天的前一天，在下工之前，在所有船舷和烟囱上都将用巨大的粉笔字写上：第二天什么时候上工和下工。我们召集了我们两个小组的伙伴，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们。他们都很赞成这个计划。于是就选出五人委员会，而以安德莱为主席来领导这个运动。委员会中也有达尼洛在内。
当我把要进行缩短劳动日的斗争计划报告给党委时，孟什维克并不支持我。他们说这是冒险，而不是斗争的方法，必须先教会工人“政治初步”，而后吸引他们参加运动。我回答委员会委员说，这个运动我们反正总是要举行的，有组织的行动战略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有两个孟什维克工人——阿维夫和派维尔——支持我。在这以后委员会迫不得已方才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运动就开始了。
我们加强了缩短劳动日的宣传。
我们把我们的积极分子召集在草原上，再度对他们讲了一次关于缩短劳动日的斗争计划，并决定过两昼夜后就开始行动。
准备争取九小时劳动日这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所有的船上都组织了宣传员小组。机器队参加工作特别积极。
在规定的那一天下工以前，在船舷和烟囱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白字：“明天早上七点钟来上工”。
管理当局对于这种书写好像当作闹着玩似的。水手长咒骂着，强迫水手们把写的擦掉。但所写的字早已给人们读过了。在工人中间进行着很兴奋的谈话。
第二天早晨，我比规定的时间还早就到码头上去。工人们已经聚集在岸上，但在码头和船上这时除了管理人之外，却一个人也没有。在所有的船上都敲着钟，召唤工人们去上工，但是谁也没有去。
达尼洛走近了我，很兴奋地说：
“你瞧，谁也不去！结果多么好！有些人去了，但是大家就怒斥他们，他们就转回来了。”
“那末谁去放汽笛呢？”我问。
“对啦，这可没有想到！”
“你马上对大家说明，等到汽笛一叫，就去上工。大家跑上‘泃斯基’号。”
达尼洛跳上了岩石，为了使大家全都听得见，他就大声地喊胜着：
“喂，大家听着！等到‘徇斯基’号上的汽笛一叫，我们就去上工！”
所有船上的管理人都诧异地望着人群，他们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并不像是开群众大会，因为谁也没有作任何演讲，大家都好像在等待什么似地站着。当“洵斯基”号上的汽笛吼叫起来时，人群激动着，开始望船上跑去。接着小鎚敲着，锉刀铿着，链条发响着，绞盘轰鸣着。劳动日比平常要迟一点钟开始。
在下工之前，在烟囱和船舷上重又出现了白字，但并不是用粉笔、却是用油漆写的：“在四点半钟下工” 。大家都正好在这时候雏开了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又是同样情形：工人预先集合起来，但在山岸上等待着汽笛，汽笛叫后才去上工。
码头上出现了宪兵。但他们正碰上大家在工作，所以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宪兵们走了。晚上又是比平常下工得早。
这种不平常方式的斗争，竟来得这样突然，简直叫管理人猝不及防。比较短的劳动日是工人们擅自决定的。但船长和机师也很是满意：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问也是缩短了。
我们就这样很顺利地进行着我们的第一个攻击。全体积极分子都很欢欣鼓舞。工人们也都很高兴。
……在浚泥船上已着手把电气设备进行大修，但是找不到专家。我就去向“洵斯基”号船长说，我可以给他效劳。
“你难道熟悉这种工作吗？”
“是的，我原是个电气匠，对于船上的一切电气设备我都会重新装置。”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所以就被雇作粗工。我可以给你提出电气设备的工作计划。”
“原来这样！那就来试试看。”
“但是工资多少呢？”我问。
“工资吗？要看一看。我们到船舱里去……按照工资一览表——两卢布一天。怎么样，你同意吗？”
“同意。”
这样，我就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工作上。
组识秘密职工会
争取九小时劳动日斗争的胜利鼓舞着工人们，他们的心地大大地改变了。政治性的谈话和争论成为日常的现象。
工人情绪的高涨使我发生组织秘密职工会的思想。工人们赞成了这个主意。
我们召集更可靠的工人们开秘密会议。选举工会的理事会，责成它来起草章程和考虑组织工会的工作。
建立的工会虽然是秘密的，但在工人中间却得到广大的响应。我们接受那些经过考验的、坚定的人加入工会。首先接受五十个人。为使年轻的工会巩固起见，我们暂时决定限止这个数目。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对工会会员们说明，在我们前面摆着很繁复的任务——不但要发动工人们积极参加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的斗争，并且还要参加政治斗争。
在港口和濬泥船队上存在着很复杂的工资等级，这都是由管理当局任意规定的。当我计算一下低级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时，我就发现它包括一切附加工资在内也不会超出十八卢布一月。除开这点以外，工作条件极端困苦：没有技术安全设备；甚至那认为苦役的火夫的工作，既没有工作服，也没有手套；医药帮助是根本没有的。就在这些问题上我决定让工会给予注意。
在工会会员大会上，我作了关于船队工人地位的详细报告。指出只有用顽强的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得到经济条件的改善。大会委托理事会着手拟定斗争的计划。
这时期，许多黑海港口上的水手都宣告罢工。我们的工会也响应这种罢工。我们在工人中间收集经费。曾经送去四百卢布支持罢工者。同时决定在我们的港口也开始准备组织罢工。
在很短时期中工会会员人数已增加到一百多人。工会理事会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罢工的任务的报告。准备好了包含有三十二项要求的草案。决定让港口和船队的全体工人都认识这些要求，并且在五月五日把它们提交管理当局。工会同时通过了号召工人庆祝五一节的决议。
五一节前三天，我把我们有组织的全体青年召集在草原上，对他们讲述着五一节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拟定了庆祝的计划。
两天中间青年们都为“五一”的罢工进行着毅然决然的宣传。这使管理当局很为担心。港长召开全体船长会议，命令不管怎样决不能让他们停工。他已把将要发生的罢工这件事报告市长。
要准备罢工必须好好地设立地下印刷所。必须有传单。加入党组织的市印刷所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提议去袭击印刷所，征用那边的小印刷机和铅字。一个黑桐洞的夜里，在达尼洛和其他两位同志的帮助之下，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件事：得到了小印刷机和八普特铅字。
“大胆抢劫”印刷所激动了警察和宪兵的统治当局。他们把一切“可疑的”住宅都翻天覆地的加以搜查，但是找不到盗窃的痕迹。我们的“专家”设立了印刷所。
党委员会印出号召全体工人在“五一”那一天停止工作的传单。传单在夜里都贴在烟囱、船舷和港口的墙上。
“五一”早晨全体工人都到工作地点去。在岸上挤满着人，但并不到船上去。群众大会开始了，工人们紧紧包围着我，我就对他们讲着“五一”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国际纪念日，俄罗斯工人在这一天通常都是不做工的。开完群众大会后，部分工人跑到船上去，但是工会会员却都留在原来的地方，分开坐在岩石上。四散在船上的工人们，坐在甲板上抽着烟。突然在“维克托尔·洵斯基”号上汽笛吼叫起来。别的船也和应着它。在工人中间传来了叫喊：
“到岸上去！到岸上去！”
大家全都蜂拥到岸上去。管理当局束手无策。工会会员们去解除了搬运夫和别的工人的工作。我和十来个工人就到制粉厂去了。
在一个制粉厂里，工人们立刻和我们汇集在一起了。在另一个厂里很适合召开群众大会。我们马上就把关于缩短劳动日和增加工资的请求书拟定。把请求书交给制粉厂主人，而工人就汇集在我们一起庆祝五一节了。在开群众大会时，警察包围着制粉厂。警察开始爬上楼来，但是工人就用装着麸皮的袋子扔他们，把他们推倒在楼梯上。警察退却了，就在下面等待着开完群众大会。
和我们一起到制粉厂来的还有一个水兵米哈伊尔，他是“奥哈柯夫”起义的参加者。他在起义之后被捕，但是给他逃跑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克里米亚工会派他到刻赤，而委员会就派他来到港口。这是一个对党和革命非常忠实的人。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给他在驳船上找到了工作。我警告他说，可要多加小心，沉住气，别上城里去，在那儿他可能遇到那些要把在黑海起义后逃跑的水兵一网打尽的密探。
我们很快就和米哈伊尔亲密接近起来。常常在晚上和他坐在海湾的岸上，谈着革命和分散在全俄罗斯各地、被关在牢里和服苦役的水兵们的命运。
在五一节前夜，米哈伊尔坚决地说，他要和我一起到制粉厂中去：“那边的警察还是要打你的，但是有我在一起他们却就不敢。”真的，看到这样一个彪形大汉，不是每个人都敢跟他打架的。他指挥着我们正在举行群众大会的制粉厂楼上的“防卫战”，把装着麸皮的袋子扔警察。
当群众大会开完时，我们全都跑下楼来。我和米哈伊尔马上被捕，被送到第二警察分局去。在这里检查了我们的公民证。警察局长格伏兹杰夫放走米哈伊尔，却把我扣留。第二天早晨，他对我宣布，按照市长的命令我必须赶快离开刻赤。我回答他说，我不能很快就离开城市，因为一定要把委托给我修理的船上的电气设备修理好。
“这不关我的事，”格伏兹杰夫回答。“假使你不走，那我们就要叫宪兵把你押走。”
当我读了放逐令并签了字时，警察局长就放我走，他说：
“警告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离开此地。”
我还是决定不走，但是和警察局长“谈话”之后，我就搬了家，躲到一位工人那儿去，警察在三天内到我以前住的主人那儿来查问我的行止。他回答说，马拉卡诺夫不知上哪儿去了。警察以为我已离开城市。
“五一”的罢工进行得极顺利。我们的青年们散布在全城各处，在小艇、船帆、细木工、洋铁以及其他工作坊里也都停止工作。密萨克苏箕制烟工厂的女工们也罢工了。济耳迦耳夫和淑洛塔烈夫机械工厂也都罢了工。
有一些罢工的参加者落入了第一警察分局局长高耳巴赫的手下。他们在那边曾遭鞭打，但是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五一”纪念节后，在夜里曾举行各企业联合群众大会。集合在米特利达山上。到了一千多人。警察打听到群众大会的地点，就决定要把它赶散。警察分队在警察局长高耳巴赫指挥下向峭壁挺进。我们的武装革命工人部队和一部分水兵在群众大会周围很有经验地布置着两道防哨。警察从三面进行攻击。第一道防哨让他们进去，但是，正好他们走近第二道防哨时，武装革命工人们就用手枪开火。警察退却了。这时候他们后方就遭遇到第一道防哨的射击。警察丧魂落胆地四散逃命。武装革命工人们高喊着“乌拉”从埋伏处冲出来。敌人更加惊惶失措了。有几个警察已被解除武装。在副警察局长身上夺下了马刀和手枪。警察被赶跑了，因此平安无事地开完了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结束以后，我们决定到城里去示威游行。武装革命工人部队走隐秘的道路，而所有的群众却沿着山脉走着。示威者从山上下来到了广阔的伏郎卓夫大街。警察等待着我们，打算向我们攻击，但是看到了广大的人群，却就不敢了。
“五一”的发动得到极大的成功。
在五一节以后第二天，工会理事会开会讨论关于准备同盟罢工问题。
理事会决定成立秘密的、由五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指定我担任罢工委员会主席。选出了那必须把要求提交管理当局、并代表全体工人进行谈判的固定的公开的代表团。我们首先决定要求庆祝“五一”合法化和八小时劳动日。此外还决定要求管理当局承认那监督解雇工人的工人委员会的经常活动，并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跟管理当局谈判的代表团是由最坚强的工人组成的。我也包括在代表团的成员之内。为了监视警察和宪兵，而同时也为了要和卫戍部队联系起见，成立了特别的青年民兵队。派定米峆伊尔为民兵队队长。
罢工
五月四日，工作结束后，我们的请求书已交给港长和各船船长。
代表团把请求书交给港长，并声明说：“明天十二点钟前，必须给我们回答。如果全部要求不能满足，工人就要停止工作。”
港长着急说：
“并没有预先通知，怎么就这样呢？你们可知道，过一个星期外国输船就要开进海峡来，而我们却要阻延扫清航道吗？你们想想看，彼得堡为了这件事可会对我们说一声谢谢吗？！”
“这完全由你决定，”代表团主席回答他说，“假使一切要求都能满足，那工人们就可以继绩工作。”
代表团走了。
夜里召开了全体工人群众大会。演讲的人说到罢工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怎样克服，说到假使管理当局只答应部分的让步，那大家必须坚持到底。工人毅然决定坚持自己的要求。“我们已经达到缩短劳动日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其他的改善，”演讲的人说。
第二天清晨，船长叫我到他的船舱里对我说：“由于港长的要求，我必须解雇你。你来算账吧。”
我回答说，在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解雇的理由以前，我不来算账。显然，管理当局认为我是工人的组织者，所以决定赶快叫我走，这样就可以把将要发动的罢工击破。船长说关于我的拒绝他要报告港长。
到十二点钟在“洵斯基”号上出现了副港长——工程师鲍依可。他召集代表们并对他们宣布说，港长在细看“请愿书”，一切可以接受的条款都可以使大家满意，但是他命令工人们继续工作。
聚集着的工人们大声地表示着不满。代表们声明，要求必须全部满足，港长的回答是不能同意的，工人们将要停止工作。
我给达尼洛一个暗号。他马上拉着长时间的汽笛。别的船也响应着。在五月五日十二点钟，码头工人和船队都停止工作，并跑到岸上去。鲍依可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惊慌地唠叨着说：“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我站在不远的地方，很高兴地瞧着工人们都一齐离开了船。
“鲍依可先生，第一个胜利是我们的，”我说。“请把这转告港长。”
鲍依可突然朝我转过身来。
“你是什么人？”
“这是电气匠马拉卡诺夫，”船长急忙回答。
“马拉卡诺夫？为什么不把他解雇？”
“他不愿意算账。要求合法的根据。”
“立即解雇！”
“来得及的，鲍依可先生，罢工结束后就可以算账的，再见！”我举起便帽，稍稍鞠了一躬，就和工人群众一起到岸上去了。
过了两天，我们的代表团到港长那儿去探听，他是不是打算满足我们的要求。港长并不接见代表团，却派工程师鲍依可代他接见。副港长对我们说，港长认为并不需要答覆工人的无理要求。因此我们就走了。
安德莱在电报局里有一位朋友，我们和他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通知我们说，工商部打电报来责问港长，为什么还不开始疏濬海峡的河道。
罗斯托夫和亚速海的港口从春天起就开始了对外国输出小麦的航行。外国船只经过刻赤海峡前往各港口。但是海峡在冬天淤积着泥沙，所以必须把它疏濬一下。
在进一步和管理当局谈判时，我们决定利用这种形势对他们施用压力。在得到电报的下一天，港长来请我们代表团去。我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去探听一下，为什么要叫我们代表团去。派去的人转回来传达说，港长希望对所提要求进行谈判。我们就去了。
港长请我们到办公室里去。
“喂，让我们来谈一谈。我研究了你们的要求。其中一部分我可以满足你们，但是很多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满足你们。”
我马上回答说：
“港长先生，请你想一想，我们在等待着。”
港长面色发紫了，但是忍耐着，问道：
“你是哪一只船上的？”
“是‘维克托尔·洵斯基’号上的，”我回答。
“你姓什么？”
“马拉卡诺夫。”
港长突然大怒说：
“你已解雇！我不愿跟你谈话！”
但是代表团的主席镇静地说：
“马拉卡诺夫并没有解雇，他还是算在做工的。并且他是由全体港口和船队工人选举出来的代表。假使你不跟他谈话，那我们就拒绝进行谈判。”
港长就不再争论关于我的代表权问题。谈判开始了。
港长说，他准备满足我们大部分要求。代表团回答，它受全权委托，只有全部要求都能满足时，才能表示态度。港长企图引我们捲人争论，但是我们躲开了，再把我们的要求重复一次就走了。当我们走开时，听到鲍依可激怒地对港长说：
“最好让哥萨克骑兵来对付他们！”
当我们走出了办公室时，我问代表们：
“你们听到了关于哥萨克骑兵吗？”
“那是吓人的。在城里并没有哥萨克骑兵。”代表团主席伐修可夫镇静地回答。
“但还是必须注意到这种威胁，”我警告着。“虽然没有哥萨克骑兵，却有士兵。千万别让他们给安排任何挑拨离间！”
我们的侦察报导说，港长曾去请求市长干涉并禁止罢工。但是市长回答说，现在他们并没有胡作非为，他认为不能加以干涉。港长就转向卫戍队长求助，但那一个也是拒绝，他说，就在他自己卫戍部队里情况也不安稳。
市政和军事当局的犹豫不决却加强了工人们的士气。
所有濬泥船的机器和驳船都停着不动了。零零落落几个工人——监视者，默默地坐在船首甲板上。他们的任务是报导管理当局的行动，并预先防止可能出现的工贼。
我们尤其对于那停在海峡中的溶泥船“里索夫斯基”号非常不放心。惟恐它的船员们在管理当局的劝诱下，可能在夜里偷偷地开始工作。
代表团决定到这艘濬况船上去，把船开到岸边来。港长的小汽艇停在码头旁边正预备出发。我们决定利用它。但是碰到工程师鲍依可正在那边，他断然地拒绝给我们汽艇。当我们企图用强力夺取它时，机师开动了机器，因此小汽艇就离开了码头。
“来吧，到划艇上去！”米哈伊尔提议说。
我们坐上了划艇，于是三对划浆就很快地划向“里索夫斯基”去。
鲍依可一发见这样，他就猛地转过船来向那停着军用守卫船的停拍处驶去。他这种机动的应付却使我们不放心：假使鲍依可去劝诱守卫船队长，那后者可能不让我们到“里索夫斯基”号上去。我把这一点告诉了主席。
“我们到守卫船上去！”他决定说。
我们也跟着鲍依可登上了守卫船。队长在船梯旁边迎接我们。
“今天怎么来了这样难得的客人！”他高兴地说，跟我们道好。
我们对他说明，想让那只停在海峡中的濬况船系留到码头上来，但鲍依可先生却想干涉我们。
“对啦，他请求我来阻止你们，但是没有首长的命令，我可没有权这样做。只有遇到在‘里索夫斯基’号上有人加以强迫的时候，我才能够加以干涉。”
“嘿，在那边可有什么强迫呢！‘里索夫斯基’号反正也是在罢工。只是它那么老是停着很危险，会给淤泥埋住，我们可不愿让它这样。”
守卫船队长转身对鲍依可说：
“我应该对你抱歉，我可不能干涉这件事。”
颓丧的黑帮分子走下自己的小汽艇就上港口去了。我们就划向“里索夫斯基”号。
在我们和濬况船船员和船长谈判之后，濬泥船就起锚并把它的縴索撒去，驶近了码头。工人们在码头上鼓掌欢迎着“里索夫斯基”号。
从电报局又收到了新的消息。工商部来责问，为什么不开始濬妮工作。港长回答说，工人正在举行政治罢工。我们决定用电报把我们的要求转给工商部，我们坚持要获得全部满足。
罢工已经继续了八天。罢工者开始感到缺乏经费。工人们受着飢饿的威胁。罢工的最困难的时刻到来了。还在开始罢工时，我们就寄信给黑海和亚速海港口工会，请求在物质上支援我们。工会代表从敖德萨和大托克马卡来到了我们这里，并带来了大约五千卢布。
这种支援鼓励着我们。在大会上工人们一致决定继续罢工到完全胜利为止。
敖德萨的客人
我们得到从敖德萨海员工会理事会发来的电报说，由四只濬泥船和八只驳船组成的敖德萨浚泥船队要到刻赤来了。罢工被破坏的危险到临了。我们就召开罢工大会，并决定去劝说敖德萨的海员们加人我们的罢工。为了要和行将到来的海员谈判并欢迎他们，选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夜里，我们夺了一只汽艇就去迎接敖德萨的船队。
敖德萨的海员们在自己船上开会并决定加入我们的罢工。船队进入了海湾，接着所有的船只就在严整的秩序下下了锚。
在联合会上我们和敖德萨海员们作了决定，在罢工没有结束之前，敖德萨的船队决不离开刻赤海湾。
从敖德萨来了命令叫船队回转去。但是海员们宣布，他们只有等到罢工结束时才能起锚返航。
这样一来，罢工的力量就更加强了。
从马利乌波尔那里也派来了两艘浚泥船，但是，一知道敖德萨的海员们加人了罢工，船长就让船转回去了。
这时期外国轮船开始来到刻赤梅峡。它们停拍在海峡的入口处，等待着什么时候可以通过海峡到亚速海去。到罢工的第十二天，在海峡近旁已聚集着八艘轮船。
外国船的船长要求通行和赔偿停船期间的损失。领事的电报和抗议书纷纷投向部长。港长接到
部长第三次电报，命令立刻解决跟工人们之间的纠纷，开始疏浚海峡。港长坐立不安，不知要怎么办。
工程师鲍依可不再露脸了。大家感觉到统治当局已失掉立脚地。在港口附近的岸上出现了警察的哨岗，在码头上出现了宪兵。但是他们并没有逮捕人。
罢工进入了第十五天。清晨，我们的电报局联系人交给我一份电报。我念着：“……给港长。副本给马拉卡诺夫。按照部长指示，命令在要求的基础上处理纠纷，并即开始工作。总务处长奉部长命办理。”
代表团、理事会和罢工委员会都被急速召集起来。电报引起了我们全体欢呼。我们胜利了！
我们接到通知，说港长希望和我们谈话。我们去了。港长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认真地来谈一谈。要结束这种无谓的罢工的时侯已经到了。请坐吧。”他说。
大家坐下了。港长从桌子抽屉里抽出我们的请求书。
“要对你们说清楚，什么要求我不能履行。就像‘五一’：这是政治问题，这并不是我能过问的事。八小时劳动日——也办不到。工人委员会——要知道这是干涉管理处事务。我想，你们自己也不会坚待它们的。”
“不，要坚持它们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港长皱着眉头，但是全部要求除了三项之外，他都让步了。
对于庆祝“五一”合法化我们并不坚持，但是对于火夫的八小时劳动日和承认工人委员会的权利却要坚持到底。所以并没有达成协议。
我们走出来时，代表中有些人说：
“应该同意他的。要知道港长差不多满足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关于委员会就让步吧。”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对代表们说明自，我们决不能放弃委员会，因为没有委员会，那我们的一切胜利将都要被夺回去，并且很多的工人都要被解雇。
代表们同意了这种论证。应该召开罢工者大会，并得到他们批准继续罢工下去。决定首先进行准备工作，对大家说明白必须达到承认工人委员会。
我召集青年们，把着重在最有权威的老人们中问进行宣传的工作委託给他们。青年们果断地作着这项工作。夜里召开大会。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些工人坚持要接受港长的建议。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要求差不多都已经得到满足了。关于委员会可以让步。”
经过很久的争论之后，大多数决定在管理当局不同意成立工人委员会以前，继续罢工。
港长又请代表团到他那儿去。
“嘿，你们胜利了，我同意你们。”他说。
“怎样‘同意’呢？”我问。
“同意委员会，去你的吧！”
“但是对于火夫的八小时劳动日呢？”
“也同意。明天就开始工作。”
“不。首先应该把你接受我们的要求签字。签署一式两份。”
主席拿出预备好的协议书放在桌上。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吗？”港长伪装恼怒说。
“还是签署的好。将会更牢靠一些。”
港长拿起了两份协议书，仔细地把它读完，就问：
“你们将由谁来签字？”
“委员会主席。”
港长签了一式两份。之后委员会主席伐修可夫也签了字。一份他自己拿着，而把另一份交给港长，说：
“港长先生，一切问题，凡是与订立的条约有关联的，你必须和工人委员会主席一起协商解决。请注意听取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条款：‘船队和码头工人从自己队伍中间选出工人委员会，使它有权监督解雇船队和码头工人。如委员会不同意，管理当局就不得解雇工人。如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开除工人中的任何人时，管理当局必须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将注视着由于罢工的结果所达成的工人和管理当局之间协定的执行程度。’”伐修可夫接下去说，“港长先生，请注意到，工人大会给与委员会全权，如遇到管理当局破坏所签订的条约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宣布罢工。”
港长望着文件默默地点着头。他返转身来对我说：
“马拉卡诺夫。希望你并不适用这种条约。因为我们在罢工之前就已提出解雇你了。”
“我并不坚持，何况我已答应在罢工后接受解雇。”
晚上我们已经公开地在码头旁边的岸上集合。罢工委员会把斗争的经过情形作了详细的报告。
把港长签署的要求告诉了全体工人。我引用了敖德萨海员们的实例，指出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意义。敖德萨海员的代表们也出席演讲。他们说到关于刻亦人的坚忍不拔和遵守纪律。
罢工委员会免除了自己的职权。大会全体一致赞成把它改组为工人委负会。通过了一项决议：“遇到管理当局破坏关于工人委员会这一条时，委员会立刻宣布罢工，并且大家都要服从委员会的命令。”
第二天早晨，我就去算账。在所有船上工作热烈进行着。港口和船队在停滞了十七天之后又活跃起来，“里索夫斯基”号也慢慢掉转了船头，驶进了海峡。在它后面拖着几只驳船。在敖德萨的船队上锚链轰响着，发化了口令：船准备出发。
很快给我算好账。我和朋友们告别了一下，就沿着舰板跑上岸去。我们的侦察员向我跑近来。
“快到草原里去。宪兵在找你！”
我跑进了草原，体验到完成了伟大工作的快乐感觉。我在约好的地方等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他们就来到并通知我说，宪兵到“洵斯基”船上去找我。船长回答他们说，马拉米诺夫已经解雇。党委员会决定，我今后逗留在刻赤不免有危险，所以提议叫我到西姆费罗波尔去，听俄国社会民党克里米亚工会支配。但我还是不急于动身：我想看一看，港口管理当局的举动究竟怎么样，终于使我确信工人们保持住自己的胜利。
市党委的选举日期快到了。在这时期有很多船队和码头工人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带进了布尔什维克的情绪。很多孟什维克工人愈来愈倾向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策略。
党会议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开得安静了。工人们充满了战斗的情绪,要求发刊传单，组织更多的群众大会和广泛地说明摆在工人群众面前的事变，引导他们参加政治斗争。在委员会里擅作威福的孟什维克们明白了，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受我指导的，所以他们急于要赶快设法把我摆脱掉。
党的总结工作和改选大会参加的人数很多、很热闹。对于委员会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一些普通工人的演讲尖锐地批评着委员会的妥协政策，批评它在工人罢工期间毫无作为。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法产生出委员会的人员。我也被选了进去。大体上委员会的人员很多都是新选的。老委员们说：“现在委员会中的关系很复杂，它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安静了。”
我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没有得到接受。过了一星期我就离开了刻赤。
我在动身之前召集了工会理事会和工人委员会，谈谈关于他们今后的活动。
我拒绝到西姆费罗彼尔去，而拿了上密里托彼尔的秘密接头地点，指望以后能潜到故乡西伯利亚。
- 节选自尼基福罗夫著《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第二部
简介
《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是老布尔什维克尼基福罗夫的自传体小说。他一生曾当过富农的牧童、木材厂的上油工、商店学徒、电气匠、水兵……
沙皇黑暗统治迫他走上革命，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终于成为坚强、最勇敢、最忠实的布尔什维克。
书中描写他一生最惊险艰苦的遭遇（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一七年）：曾几次领导罢工；长期潜伏在水兵中作地下革命活动，曾几次被捕，几次逃脱；当时搜捕很急，党曾一再劝他避居国外，但他决不肯离开火热斗争中的祖国：结果终于被捕，并曾被判死刑；他在监狱中仍时刻想越狱逃跑，并不断发动囚犯对监狱制度，对残暴的狱卒，以及对孟什维克等革命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月革命后，他从监狱出来，又投入了新的革命风暴，继续为社会生义革命而斗争。
书中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几次大革命之间的各大事件，在书中差不多都有简要生动的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