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子
1955年成立的中医研究院在去年11月改名为中医科学研究院，特地加了“科学”两个字，据称这表明结束了多年来中医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如果靠这种文字游戏就能结束争论那就太省事了。美国的神创论者成立了“神创科学研究所”，但是生物学界仍然不认神创论是科学。同样，美国生物医学界虽然对中医的某些疗法（例如针灸）是否有效有争论，但是对中医是否是科学却是没有争论的：不是科学。例如，美国国家卫生院和美国医学会都把中医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民间医术一起归为“另类医学”，不属于医学科学。著名的反伪科学组织“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则干脆认为中医是玄学、巫术、伪科学。
中医支持者在面对批评时常见的一个反弹是批评者不懂中医，似乎只有中医从业者才有批评中医的资格。按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星相师才有批评算命、风水、星相的资格了。要批评某一种学说是否科学，无需演一出“敌营18年”再反戈一击，甚至无需了解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对其思想和方法加以衡量即可。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做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
如果用科学哲学中一些被广泛接受的检验标准，例如逻辑的自恰性、可检验性、可证伪性、可测量性等，对中医进行一番分析，我想不难认定中医不是科学。我不想在此做这种枯燥的“科学是什么”的理论分析，而只想从另一个角度，反过来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现代医学的学生除非是本人对医学史感兴趣，否则没有人会去研读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苏里、哈维等等历代医学大家的著作，不熟悉经典著作丝毫也不影响他们行医。现代医学的论文也没有人会把前贤语录当论据，靠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的论文往往只是对这些经典的阐明、验证。所以，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虽然现代科学是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融入了东西方各国科学家的贡献。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不存在一个与其他学科都无联系、甚至相互冲突的独立科学学科。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而生物学又建立在物理、化学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为中医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一门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经验积累的结晶。虽然经验有时候含有科学因素，但是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所以“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历史是否悠久也与一门学科是否科学无关。有的科学学科（例如现代医学）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有的非科学学科（例如算命、巫术、星相）的历史甚至比中医更悠久。
事实上，中医主流历来是看不起经验的，鄙视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民间偏方、验方。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认为是中医药经验的集大成，充斥其中的却是天人感应的谬论，例如它声称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这显然不是什么经验积累，而是因为“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中医之所以相信虎骨、虎鞭、熊胆、犀角是良药，是因为这些动物凶猛、强壮引起的联想，所谓取象比类，类似感应巫术。水蛭会吸血，中医就让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够活血化瘀，蚯蚓（地龙）在土壤里钻来钻去，中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以生物的习性附会其死物的药效，这显然不是经验结晶，而是变相的感应巫术。
没有科学的指导，宝贵的经验也很容易走偏。以抗疟良药青蒿素为例，它的研发是受到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疟验方的启发：“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显然是一个验方，与中医的辨证论治、复方配伍的理论无关。后来的中医医书例如《本草纲目》虽然都有青蒿可截疟的记载，但是现代研究表明中医所说的那种芳香可食用的青蒿（香蒿）并不能治疟疾，青蒿素是从中医并不认为能截疟、辛臭不可食用的另一种植物臭蒿（黄花蒿）提取出来的。我们只能推测葛洪说的青蒿指的是臭蒿，被后来的中医家搞混了，所以现在往往就把臭蒿改叫青蒿了。
为中医辩护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有效。但是有效性并不等于科学性。科学固然会有效，有效的却未必是科学。中国人大约在明朝的时候已发现通过种人痘能够预防天花，这应该是一种经验结晶，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医却把天花当成是小儿先天就有的藏在命门中的“胎毒”，而种痘是为了把胎毒引出来。甚至在更安全、更有效的牛痘术于19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后，中医家也要来个“中西医结合”，对种痘后的反应进行辨证施治，认为是“脾经毒甚，血热违和”。在今天看来这种与有效的经验相结合的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
何况，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中医的疗效，是因为相信自己曾经被中医治好过，而中医家也在医案中津津乐道如何巧治某个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不幸的是，患者的证言和医生的“医案”并不被现代医学认为是疗效的证据。许多疾病都能自愈，在受到心理暗示时更是如此，患者的痊愈不一定是所接受的治疗导致的，因此某个患者被某个中医用某种疗法治好了病，并不能做为该中医医术高明、该疗法确实有效的证明。一种疗法、药物是否有效，是必须经过严格设计的临床试验才能确定的。现代医学是迟至上个世纪40年代才确立了这个原则，古人迷信名医医案本无可厚非。但时至今日，一些“中医泰斗”仍然拒绝接受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标准，碰巧“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就大肆吹嘘，没治好的病例则只字不提，连把自己的亲人治死了也不知反省，这和江湖医生有什么区别？
为中医辩护的人经常说，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实践证明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确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个诉诸民族感情的证据根本不值一驳。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并不需要靠医术来维持，这证明不了其医术的科学性。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几千年来也都在繁衍生息。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高于其他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到七十多岁完全拜现代医学之赐。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又如，历代中医都认为女性受孕时间为月经净后六日内，还胡说什么单日受孕为男，双日受孕为女，而那段时间恰恰是女性最不容易受孕的“安全期”，如果古代中国人为追求多子多福真按中医的指导择日“敦伦”，反而是无意中在搞计划生育了。
否定中医是科学，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中医理论没有科学价值，但是可以有人文价值，中医的某些经验疗法（特别是偏方、验方）也可能有其实用价值，值得现代医学去挖掘。所以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废医验药”，抛弃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的指导下检验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们也不必因为中医不科学而妄自菲薄。毕竟，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各国、各民族的医术（包括西医）也都不科学，并不比中医好多少，甚至更糟糕。有人声称中医是“超科学”、“人体科学”，未来科学的发展会证明其正确性云云，这和那些“算命先生”、“风水大师”宣称算命、风水是超越现代科学的“预测科学”、“环境科学”并无不同，不过是一厢情愿。现代医学接受中医的某个疗法是可能的，接受中医理论则完全不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古人的智慧能够超越现代科学。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可能重归蒙昧。天文学不会重归占星术，化学不会重归炼金术，生物学不会重归神创论，同样，医学科学也不会重归玄学、原始医术。
能否超出朴素的民族感情科学地看待中医，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素养的试金石。
2006.10.2.
（《经济观察报》2006.10.28.）
**本文来源：**方舟子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