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工人党真伪辨——詹尤克洋骗术揭秘

01/22/2017 posted in 中流击水

作者： 邵勉武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中国民谚

近日，詹尤克（Onurcan Ülker）发表了题为《揭开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左翼”画皮》（以下简称“詹文”，http://www.chanyeren.com/zhengcetegao/tegao/2017/01/05/9559.html）的文章。这篇文章号称要“通过提供一些真材实料”，来向据说不明真相的中国群众揭露：其一，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专事分离主义的政党；其二，库工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卒；因而其三库工党并非左翼而是反动派。

但由于詹尤克是一个形左实右、夸夸其谈、施行欺骗术的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因而他的揭露实际上不过是一场欺骗。故此，本文将以事实为基准，对詹尤克的洋骗术进行一番揭秘，暴露他的骗子本质，使确乎不明真相的读者真正了解库工党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之所在。

下面，“请看事实”。

一、詹文的“虚像”与库工党的实相

1、分离主义的神话

詹文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库工党起初是自称信奉马列主义、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力量，但是随着苏东剧变，库工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堕落为主张“微观民族主义”、专事分离主义的党。这里的“微观民族主义”，就詹文的具体内容来看，是指主张某国内部少数民族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而放任这种“微观民族主义”，就会使得一定的国家陷于巴尔干化（即分裂为相互争斗的不同小国），并进而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利用。

在詹文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放弃马列主义，库尔德工人党日益陷入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在库工党这里，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实际上处于至少相互限制的地位。

不过其实不然。实际上，在库工党的理论史中，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与旨在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库工党的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时候，恰恰是它的马列主义时期。在当时，它不仅追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于社会主义制度，同时还追求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的库区从各国分裂出来，组建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这种要求库尔德人独立建国、实现民主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在当时库工党的理论中是二而一的，即“民族民主革命”。

实际上，到了90年代，库工党在放弃马列主义的同时，也放弃了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梦，转而寻求在联邦体制下的民族自治。这即是所谓民主邦联主义：反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试图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而在四国建立以直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在这种联邦制下，各民族具有平等地位，有权实现自己的民族权利（如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庆祝本民族节日等等），从而使库尔德人得以自治。在这种各国联邦制的前提下，四国库区结成松散的、并非国家机器亦非政治实体的库尔德斯坦邦联，以此实现库尔德人应有的民族权利。

由此可见，伴随着放弃马列主义转而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库工党同时也减少了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实际上已然放弃了独立建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过去可以，但现在就不能将库工党与分离主义、“微观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固然，库工党仍是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党，但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导致巴尔干化的民族分裂主义，而是追求国家统一与民族解放为一体的民族解放思想。

因此，詹文极力构建的一套分离主义叙述，对于如今的库工党而言，可谓罔顾事实的“神话”。

为了支持这一套神话，詹文处心积虑地编造出了不少“事实”。

例如詹文宣称：“库工党下属组织‘库尔德自由之鹰’（TAK）滥杀平民，实行恐怖主义，是库工党为着民族分裂不择手段的重要表现。”为此，詹文列举了今年TAK进行的3次爆炸案（即3月13日安卡拉爆炸案，12月10日伊斯坦布尔连环爆炸案， 12月17日开塞利公交站爆炸案）作为证据。

实际上，库尔德自由之鹰（TAK）恰恰是因库工党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妥协表现从库工党中分裂而出的组织。所以，从组织关系上来讲，它与库工党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虽然，土耳其政府以及一些媒体指称TAK实际上仍然受库工党的领导，但这种说法目前来说并未得到有力证据的支持。而在12月两次爆炸案发生后，现在领导库工党的三驾马车之一穆拉特·卡拉耶兰（Murat Karayılan）就曾特意现身表明了库工党对TAK的态度：“我们批评了TAK的许多次行动。我们公开谴责了他们过去的一些行动，不过我们不能把每一次行动都看作错误的。例如，最近这几次行动都处于战争法框架之内。我们不谴责在战争法框架内的行动。我们批评的是不符合战争法、以平民为目标的行动。在伊斯坦布尔的爆炸案中，一些平民丧生了。这是令人悲伤的。我们向遇难平民家属表示哀悼。这样的死亡不应该发生。TAK应该避免伤及平民的行动。”1

这里的意思很明确：1、TAK的行动与库工党无涉，否则库工党根本就无从指责TAK的行动；2、库工党谴责TAK造成平民伤亡的行动，但不谴责其对于军警目标的袭击。实际上，库工党本身也会使用自杀式爆炸袭击，但是由其下属武装人民防卫军（HPG）实行。此外，对于这种袭击，库工党本身是不提倡的，因此极少使用，使用时也主要针对库区的军警目标，其在与土耳其政府的冲突中主要还是以山区游击战为主。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TAK的行动虽然在库区以外的土耳其城市，但基本不以平民为目标，而是明确地指向土耳其军警机构。所以它与明确地以平民为目标以制造恐怖气氛的一般恐怖主义组织是相区别的。这一点，詹文不仅没有指出，反而通过捏造事实刻意扭曲。

比如，3.13爆炸案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随后TAK宣布对该事件负责，表示真实目标是土军警，对平民伤亡表示哀悼，同时又声明这种伤亡难以避免。2

12.10爆炸案虽然“造成40人死亡，150人受伤”，但除两名平民外，死伤者均为曾参加过库尔德聚居区治安战、屠杀库尔德平民的土防爆警察。然而，詹文在援引了这一数据之后，居然公然宣称死伤者“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而且在当时，鉴于爆炸发生后由于目标明显以及死伤者基本为警察这一特征，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将案件与TAK联系起来，并不像詹文所言，愚蠢到“以为这些自杀性炸弹袭击是由ISIS策动的”（这都是在外媒中有迹可循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此次爆炸案表示负责的声明中，TAK表示“土耳其人民不是TAK的直接目标。我们的行动小组在实施行动时是极端小心谨慎的”，并号召“土耳其人民向法西斯主义说不。因为正是正发党法西斯主义造成了这种混乱。”3

12.17爆炸案虽然是在公交站实施的，但袭击目标是运送军人的大巴，并且所造成的死伤均属于专事库区治安战、在库区多有烧杀淫掠罪行的土军开塞利山地突击旅（Kayseri Mountain Commando Bridgade）第一反恐突击队(1st Anti Terro Commando)。但在詹文中，则是仅仅避重就轻的一句“针对一辆运送军士和低衔士兵(义务兵)的汽车炸弹袭击”，就将这些士兵的罪恶行径消弭于无形。

鉴于该文要么扭曲明显的事实，要么轻描淡写地掩盖要点的表现，詹文作者到底是要向中文读者摆事实，讲道理呢？还是要行骗术，灌私货呢？在这里，我们也不难判断了。由此，詹文所谓“因为库尔德工人党的ISIS式的自杀炸弹中，已经有超过130人惨遭不幸，500多人受伤。受害者中，有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高中生和大学生，蓝领和白领工人，儿童和孕妇，进步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者）以及球迷，等等”之渲染文字可信度几何，读者可自行揣度。

除了拿TAK栽赃库工党外，詹文还举出了所谓库工党叙利亚分支民主联盟党所领导的北叙利亚自治政府在当地对“基督教亚述人（即叙利亚克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亚美尼亚人”搞种族清洗的“事实”。其证据是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北叙利亚自治政府下属武装在其控制地区将一些村庄里的村民强行迁出，并损毁了一些居民的财产和住房。报告中还提及了北叙自治政府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第一、逐一甄别，以防伊斯兰国特务；第二、排除伊斯兰国在这些村庄中埋设的大量地雷和自制炸弹。不过，报告在其最后部分表示，自治政府方面的回应未能得到证实。那么，所谓未能得到证实，也并不意味着已被证伪。而且目前看来，这份报告本身的真实度也有待商榷。

其次，即便该报告内容属实，也决不是詹文中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所谓种族清洗，必然要施以流血的暴力和屠杀。这方面，阿萨德、萨达姆以及凯末尔和他们的政权才是举世公认的专家。此外，北叙自治政府武装力量中独立的叙利亚克军事委员会的存在，叙利亚克联盟党得到过库尔德工人党帮助和扶持的历史，自治政府在其下属学校教授各民族母语以及要求一切公务机关标识和店铺标识均应用库、阿、叙三语标识，建立土库曼文化中心等等均是站在所谓“种族清洗”对立面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阿萨德、阿萨德、凯末尔屠杀少数民族，强制阿拉伯化或土耳其化少数民族，禁止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禁绝少数民族的文化存在的等等举措相较，何者可谓“种族清洗”，是很明白的。可奇怪的是，詹文作者却一面对阿萨德、萨达姆和凯末尔赞誉有加，归于“进步”，另一面又对北叙自治政府憎恶非常，仅仅根据一本薄薄的、可信度尚且未知的报告，就亟不可待地送上“种族清洗”的帽子……笔者认为，这种厚此薄彼的表现，已经不能说是有观点，只能说是颠倒黑白了。

言归正传。事实上，报告中这种迁移村民的情况至今在北叙联邦控制区都还存在。其原因也正如报告中北叙方面负责人所言。因而，一段时间过去后，这些村民会被允许回家。这一点在曼比季、拉卡等地均可看到。笔者认为，并没有对这种战乱时的常见现象大作文章的必要。即使是有，那么也显然是先要请问当今的所谓合法政府——阿萨德政权军又做了什么？

2、库工党是美帝走卒吗？

詹文作者告诉我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微观民族主义”蓝图，库工党先是仆从苏联（尽管当时库工党实际上与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反而与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埃塔、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之类同苏联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公开反苏的资产阶级左翼武装组织紧密合作），到现在则成了美帝在中东的忠实走卒。

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詹文又拿出了不少库工党言行的“黑材料”：1、库工党人物几次表示愿意与美国合作，对美国赞誉有加；2、北叙联邦与美国展开合作，甚至居然大逆不道地打击阿萨德政权；3、库工党的基地受到美国庇护；4、库工党攻击卡斯特罗。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先搁置一下这几个指责，从美国和库尔德人的关系讲起。

对于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美国是没有兴趣的。只是为了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美国才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有限地涉足库尔德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民趁着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的机会，举行武装起义。萨达姆政权调动部队严厉镇压。虽然此前美方曾鼓励库尔德人举行反萨达姆的武装起义。但在起义遭受萨达姆军队的镇压因而节节败退时，美国却袖手旁观。直到由于起义被镇压而出现大批可能涌入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后，在土耳其的首先倡议下，美方主导在伊拉克北部库区建立起禁飞区和安全区，迫使萨达姆政权停火撤兵，实际上丧失了对于本国库区的控制。于是，伊拉克的库尔德政治力量（主要为亲土耳其、控制埃尔比勒省的库尔德民主党和亲伊朗、控制苏莱曼尼亚省的库尔德爱国联盟）趁机在库区建立起了库尔德人的议会和政府，实现了库尔德人的自治。此后，美方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为了报答美方的扶持，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伊拉克库区政府与美国合作，积极参与推翻萨达姆政权。

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成了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共同的朋友。实际上，涉足库尔德问题之后的美方对于库尔德人内部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美国主要支持的是以巴尔扎尼的库民党为代表的库尔德右翼政治力量，这一股代表库尔德封建主的政治力量所致力于的“民族解放”无非划地割据，自做土皇帝。而以库工党为代表的左翼，则致力于通过发动群众、变革社会关系来实现社会革命和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毕其功于一役。由于这种社会革命所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东地区的走卒——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封建主，因此在根本利益上，库尔德左翼政治力量与美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对于这一翼，美国的态度是冷淡甚至敌视的。

综上，美国对于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大概可以归结为二：其一，美国的根本出发点是自己的中东利益，所以只有当共同的敌人需要反对时，美国才会支持库尔德政治力量；其二，对于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左右两翼，美国的基本原则是支右反左。

对于库尔德工人党来讲，面对苏东剧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是希望能够与美国进行接触甚至一定程度合作的。其原因有二：第一，因应形势利用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和技术装备；第二，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90年代以前）和民族资产阶级（90年代以后）的党，库工党固然是反帝的，但它的反帝是不彻底的，因而对美国方面自然存在幻想。第一点是政治策略的灵活性，与延安期的中共希望利用美国的道理一样，因而无可指责。第二点则是其阶级属性的直接表现，因而需加批判。

正是由于上述美国以及库工党双方的因素，90年代以来尽管库工党方面企图与美方勾连，但终究还是热脸贴冷屁股，依旧是美国的表列恐怖主义组织，被制裁，遭打击，连自己的领袖奥贾兰都因为中情局的协助而被土耳其捉去了。

而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无论俄国扶持的阿萨德政权军还是美国、土耳其等扶持的嫡系反对派武装，面对来势汹汹的伊斯兰国武装，都一触即溃、无能至极；反倒是库工党叙利亚分支民主联盟党领导的人民保卫军和后来的民主军，不仅能够坚决地抵抗伊斯兰国的进攻，而且还能反过来逐步地攻略伊斯兰国的领土。这一客观形势促使美国为了首先消灭伊斯兰国这一巨大的利益威胁，不得不对此前自己并不愿意支持的人民保卫军和民主军提供支持和援助。

但是这种支持和援助仍然极其有限。这首先表现在这些援助仅限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范围内。在此之外，甚至是当民主军与阿萨德政权军发生冲突时，美国都是抽身闪人，装聋作哑。其次，美方支援中最重要只是空袭支持，至于派出的地面部队，虽然迄今人数已至500，但却并非直接参战人员，而是负责人员训练和排雷技术培训的顾问，与同期土耳其发动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中美方特种部队直接下场作战相比，亲疏立现。最后，美国方面提供的武器装备更是可怜得很，不仅为数不多，而且基本都是轻武器，直到最近才在民主军以拉卡战役的要挟下，援助了一些反坦克武器，但其不仅保管而且日常使用都要受到美方人员的监督。所以迄今，民主军的绝大部分武器装备仍然是苏制的，其装备水平也是叙利亚内战各方中最差的（虽然如此，民主军却仍然是打击伊斯兰国最有力的力量）。反观例如“哈姆扎师”这样的美国嫡系反对派武装，美方送起东西来毫不吝啬，悍马军车呼之即得。两相对比，美国对于民主军不加信任但却形势所迫、不得不予以援助的窘态，毕露无疑。

无论对于库工党还是民主军，美方的敌视和不信任都来源于在其在向美方示好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推行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理想和实践。两方的根本意图不过互相利用，美方表态如此，库工党和民主军也同样心知肚明。

在上述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库工党的某些人物表态愿意与美国合作，甚至唱起美国的赞歌，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此，詹文的黑材料之一已然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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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詹文黑材料之二，所谓库工党勾结美帝打击阿萨德政权军，则是毫无根据的胡扯。因为正如上述，美国的军事援助范围仅限于打击伊斯兰国。不妨以詹文作者津津乐道并据漫画为证的哈塞克之战为例。此战刚一爆发，美方就匆忙将自己的人员撤出哈塞克，任由市内民主军遭受阿萨德政权的空袭，完全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最后民主军是依靠着自己的力量，才打垮了市内的阿萨德政权军。因此，显然这幅漫画（上图）本身只是战时某些寄望美方遏制阿萨德政权空袭的亲民主军人士所绘，更像是宣传而非战役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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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所谓“一些美国雇佣兵在叙利亚北部与PKK队伍并肩作战”的照片（上图），也需要在此辨析一番。首先要明确，在叙利亚的人民保卫军中，确实有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来自各国的志愿者；但这些人之所以参加人民保卫军，并不是为了钱（人民保卫军控制区实在是穷），而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理想。所以这些人是国际主义战士而非雇佣军。当然，詹文图片中的是美军特战教练人员，与国际主义战士非属同类。但也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教练人员并非战斗人员。对此，詹文却不加分辨地呼之曰“雇佣军”，可谓别有用心。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美方人员佩戴人民保卫军和妇女保卫军标志的照片流出，引发了土耳其的严正抗议，为此美方还做出检讨，批判了本方人员佩戴人保军和妇保军标志的行为。这些表现，显然和詹文臆想而出的“媾和”关系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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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中还有一幅照片（上图），其中人民保卫军的旗帜和美国国旗一起升起。这幅照片是去年9月中旬摄于北叙利亚与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城市泰勒艾卜耶德。其中的美国国旗是美方人员升起的。不过可以合理推测，美方应该是在民主军方面的要求之下这样做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民主军方面担心土耳其越境入侵泰勒艾卜耶德，于是要求美国表态警告土耳其不要这样做。而这也并不能作为什么民主军仆从美国的证据。

黑材料之三所说的库工党基地甘迪勒山区在美国庇护之下，更是无凭无据的无耻造谣。甘迪勒山区地处伊拉克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该省由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库尔德爱国联盟控制。而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与伊朗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实在不知道詹文发挥了何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库工党甘迪勒山区基地受美国庇护”这一奇谈怪论。再者，由实效来看，既然甘迪勒山区在美国的庇护下，那为何美国的盟友土耳其竟然能够几次进兵围剿，并且接连不断地轰炸该地区？原来，美国就是这样庇护库工党的吗？对此，笔者不由表示，一定要重新学习一番汉语中“庇护”的意思，才能领会詹文精奇的思路。

詹文的黑材料之四又称，库工党是骂卡斯特罗的。他的凭据是一位亲库工党记者Fehim Işık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发推大骂卡斯特罗是“库尔德人的凶手”的推文。对此，我们不妨考证一下。这位记者的原推文如此：“Fidel kastro batista’yı deviren ve ABD’ye kafa tutan devrimci bir lider. Ama kürtleri katleden saddam ile aynı safta da yer almiş bir kişi. Castro’nun batista’yı deviren, ABD’ye kafa tutan devrimciliğini de, anti-emperyalizm adına kürt katillerine olan sevgisini de unutmayacağiz.”大概意思是，他一方面赞赏作为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革命者和反帝分子的卡斯特罗，另一方面又批评卡斯特罗如萨达姆这个屠杀库尔德人的凶手一般搞政治压迫的行径。这样的观点自然是有问题的，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者的看法。库工党同情者中存在持这样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实不令人意外。不过即便如此，一位亲库工党记者的话也并不能代表库工党的官方立场。那么库工党对于卡斯特罗的真正的官方态度到底如何呢？

卡斯特罗去世后，库工党最高领导层“三驾马车”之一卡尔坎（Duran Kalkan，詹文中也曾提及此人并承认其确为库工党最高领导人之一）表示：“我想向古巴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者表示哀悼，并且希望他们在自己的斗争中追随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理想而前进。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他说过：‘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卡斯特罗借此警告了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我们相信，古巴人民和南美人民将继承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理想，继续沿着他的路线前进。他们将继续为着实现卡斯特罗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意志，他的精神和他的热忱将永垂不朽。他将永远存在于库工党的斗争中。”4

同时，被詹文称为“反革命帮派”的KCK（库尔德斯坦社团联合会，库工党的国际组织）在卡斯特罗去世后，也发表声明称：“库尔德解放运动绝不会忘记菲尔德·卡斯特罗为人类争取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做出的贡献，并且将在库尔德人民和中东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继承他的遗产，继续他的追求。……库尔德解放运动及其领袖阿叔（Apo，奥贾兰的绰号）绝不会忘记或背叛那些推动过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人或运动，我们将在自己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我们的革命中，走着菲尔德·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同样的道路，继承古巴革命的遗产，践行卡斯特罗创造的价值。”5

这些，都与詹文所述完·全·相·反。

至此，詹文的专为告知“据说是不明真相的中国群众”的“揭·露”已经陷入了一个吊诡的境地：要么，詹文赞同“辱骂”卡斯特罗的PKK的观点，同样沦为“反革命”；要么，詹文继续将这些言论斥之为“反革命”和对卡斯特罗的“辱骂”，以证明作者实际上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并不适合阅读和写作。

3、到底是谁在支持东突

大概是为了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同时也为了旁证库工党分离主义实质，詹文列出了库工党的一大罪状——支持东突和藏独势力。

詹文的论据有二：其一，“在PKK的官方报纸——Özgür Gündem（自由议程）上，所谓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被称为‘维吾尔人的政治领导人’，达赖喇嘛被称为‘西藏人民的流亡精神领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指责搞‘同化主义和殖民主义’”。其二，所谓亲库工党团体将北叙利亚的斗争与疆独分子相提并论。

詹文在这两点上都使用了真假掺杂的方式以达到欺骗的目的。

就第一点而言，Özgür Gündem（自由议程）的相关言论确乎有之，但问题是这一张创办于1992年的库尔德报刊，只是对于库工党保持同情态度，并不是所谓的“库工党的官方报纸”。虽然土官方因此指责其与库工党有关联（在土耳其官方看来，同情库工党=与库工党相勾连），但它实际上却既非库工党的机关报，也非库工党的理论刊物。因此这张报纸的言论也代表不了库工党的立场。

而对第二点来讲，所谓的亲库工党的政党、团体，并非库工党的下属组织，而是与库工党相独立但同情库工党事业的政党、团体。一个党与另一个党关系良好，这并不代表两个党的一切观点、立场都是相同的。所以，将同情库工党的政党观点视为库工党的立场和观点，那是极不靠谱的。

而且，我们可以以詹尤克同学本人为例做一番反问。实际上，詹尤克同学本人是土耳其爱国党（Vatan Partisi）的一个忠实支持者。这个党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准备放到后面再专门去谈。简单来说，这个党受到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家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的支持。6而杜金本人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势力的著名理论家，以其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色彩的所谓“欧亚主义”而著称；他控制的地缘政治基金会（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曾公开鼓吹“应该尽最大可能地把中国彻底解体”，至少也要把新疆、西藏、内蒙、满洲（即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纳入俄罗斯的控制之下。7那么，我们不妨请问詹尤克同学：按照“亲库工党团体、个人=库工党”的逻辑，您自己是否和您口中的库工党一样支持藏独、疆独等势力呢？您的所作所为是否就跟热比娅目的相同呢？很显然，这是极端荒谬的逻辑。

因此，詹文中所谓库工党支持藏独、疆独的指责，是缺乏凭据的。詹文渲染这些无中生有的内容，更是别有用心的。至于是何等用心，在这里，我们就不像詹尤克同学一样做无根据的推定了。

4、其他谎言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方面，詹文在其他问题上也是漏洞百出，谎言不断。下面仅举出几例，难免挂一漏万，权当是解剖麻雀了：

詹文认为库工党在伊拉克是以民主解决党（PÇDK）的名义活动。然而，该党其实在2014年就因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区的友好伙伴库尔德民主党的镇压而分崩离析了。库工党现在在伊拉克的马甲是“库尔德斯坦争取自由社会运动”（Tevgera Azadi）。不难发现，即便消息不灵通的詹尤克同学曾经掌握过一些真实的情况，它们也早就已经过时了。

詹文还描绘了一副“所谓的叙利亚自由军、各种伊斯兰团体以及PKK在叙利亚内战开始时就联合起来”的图景。然而，在詹文以外的现实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实。事实是，由于受到穆斯林兄弟会（所谓“各种伊斯兰团体之一”）和土耳其政府控制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反对，PKK系武装叙利亚人民保卫军一直被排斥在叙利亚自由军之外。2013年，随着伊斯兰教权力量成为了所谓自由军的主导，即自由军彻底沦为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地方霸权力量的傀儡组织之时，连亲人民保卫军的库尔德前线旅也被赶出了自由军，从此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此后，人保军虽然有时仍然与自由军的一些武装进行合作，并且如今叙利亚民主军中仍有一些部队打着自由军的旗号，以备统战自由军中的一些小派别，但基本来讲，pkk系武装如今正与自由军处于敌对状态。至于自由军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各路教权武装，更是与PKK系武装势同水火，有不少还遭受了PKK武装的沉重打击。譬如，在2016年2月，阿夫林州的PKK系武装就在俄罗斯空军的配合下，解放了阿勒颇北部大片名为自由军实为教权派控制的领地。当时，詹尤克同学所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军恰恰是PKK系武装事实上的盟友。

而詹文所谓“PYD在阿夫林州实行沙里亚法”的攻击更是荒谬绝伦，令人发笑了。毕竟，PYD之所以会成为教权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正是因为世俗主义是PYD的基本政治诉求之一。PYD在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后力行世俗主义政策更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们仅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一夫多妻制是非法的，重婚者将被判刑1年且罚款约合1000美元；而在阿萨德政权统治区，一夫多妻乃至童婚都是合法的，因为“伊斯兰教是宪法的来源”。这里还要多说一句，“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在努布尔、宰赫拉两城的守军长期以来是从阿夫林州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而在敏尼克机场战败的政权军也曾携武器逃到阿夫林州避难。如果阿夫林州像詹尤克同学描绘的那样一团漆黑，那么与阿夫林州自治政府合作的阿萨德总统又是什么东西呢？

詹文一方面充当了阿萨德政权的高级黑，一方面却又给阿萨德总统戴上了“反帝”的高帽。然而，所有对叙利亚局势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阿萨德政权事实上不过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傀儡而已。所有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点认识的人更是可以知道，称一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为反帝，是全然的无稽之谈。詹文闹出这样的笑话，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反帝=反美/反以吧。不过这样一来，照他的理论来讲，俄罗斯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反帝”的了；再推导下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又是成了什么样的势力呢？嗯，也是“反帝”无误了。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反帝”，是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的竞争；教权武装“反帝”，则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即继续用宗教、土地所有制的人身依附等手段奴役人民。然而此时，“反帝”的进步意义何在呢？显然，以詹文中“反帝”的定义来划分进步，也只是在同时糟践“反帝”和“进步”这两个代表着希望的词语罢了。

但是，似乎是嫌给阿萨德总统戴的高帽还不够过瘾，詹尤克同学接下来甚至为阿萨德政府做起了白日梦，构想出一幅“实际上，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在前几个月在哈塞克的战斗中击败了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工人党/派别。”的神武图。

但是我们知道，哈塞克之战有两次，第一次是在2015年7月。此时伊斯兰国进攻哈塞克，阿萨德政权军一触即溃，随后是人民保卫军不计阿萨德政权军压迫库尔德人的前嫌，主动出击，施以援手，出兵哈塞克，最终才将政权军和哈塞克从伊斯兰国手中救出了。第二次是在2016年8月下旬，即我们上文有所提及的“美方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迅速从哈塞克城内撤出人员”的那场战役。此时的阿萨德政权大概仗着此前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达成的秘密协定，借机挑衅哈塞克城内PKK系的公安部队，并悍然派飞机轰炸哈塞克城内的PKK武装据点。随后双方在哈塞克大打出手，此间PKK方全无美方支援，只能任由阿萨德空军轰炸。然而即便如此，由于阿萨德军腐朽糜烂、战斗力极其低下，最终经过一周战斗，PKK系武装将哈塞克城内的阿萨德军消灭殆尽，随后在俄国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停火，哈塞克城由从前双方共治变成了基本由PKK系武装控制。这一仗阿萨德的表现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典范。真不知詹同学所谓的阿萨德军在哈塞克击败库工党系武装是指什么，发生在哪一个时空？讲真，笔者觉得，詹同学不去1948年的中央社应聘真的是有点屈才。

夸完了英明神武的阿萨德总统，詹尤克同学又一头扎进了伊朗扶持的真主党怀抱，攻击库工党“甚至绑架了一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这位指挥官曾经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后来到叙利亚支持阿萨德的反恐战争和反美帝的斗争”。真主党倒确实是反以色列，但如前所述，这并不代表它就是进步的。顾名思义，真主党是一个封建教权武装。既然是一个封建教权武装，那自然是反动的，人民保卫军打击它何罪之有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库工党最初的武装就是1970年代后期由老阿萨德帮助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建立的，因此就在黎巴嫩内战中站在叙利亚一方同以色列军队交过火。按照詹文的逻辑，库工党也曾“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斗争”，还“支持阿萨德的斗争”呢。

詹文还攻击库工党贩毒。这一点颇为值得玩味。除土耳其政府之外，国际上最早提出库工党贩毒论的是1990年代初的一些国际机构，然而他们不过是风闻言事而已，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而现在所谓“库工党贩毒”的一些“证据”，也基本上都来自美国之手。2009年和2011年美国财政部的相关机构先后出版了一大堆报告，试图证明库工党贩毒，还点名了卡尔坎等一些库工党高级领导人。但是，只要稍微阅读过这方面材料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些“证据”其实大都是美方勾结土耳其军事情报机关（MIT）伪造出来的，不过是为美国最终应土耳其请求查禁库工党（这再一次证明库工党并非美国的仆从）、宣布后者为“恐怖组织”罗织罪名而已。另一方面，考虑到土耳其安全部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比如“灰狼”俱乐部）本身就有大批人涉嫌组织贩毒，所谓的“土耳其安全部队的大规模禁毒运动”也只会是在贼喊捉贼、栽赃陷害。事实上，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其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就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库工党直接涉嫌贩毒”。8我们不禁要问：口口声声反美帝、反埃尔多安政权的詹尤克同学，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就不相信大多数国际机构和外国政府，偏偏要去相信美国和土耳其当局呢？

随后，大概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左翼”立场，詹文又攻击库工党和他的合法部门（大概指的是“民主区域党”）在其执政的区域放任外包工和拆迁现象泛滥，“与资产阶级共生”。当然，库工党不是马列主义政党，不可能期望它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带来的诸如外包工、拆迁等现象。不过，库区贫困和贫富分化等等经济社会问题却不是库工党所造成的。詹尤克先生作为一个土耳其公民，想必不需要我们这些中国公民来提醒：土耳其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省长、县长等在地方上拥有实权的职务全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而民主区域党人能够竞选并且当选的，不过是市长这样单纯负责市政建设的职务而已；即便如此，土耳其当局对他们这些市长也是想抓就抓，想任命“托管人”（中央委任的代理市长）就任命。因此，库区的发展问题根本上取决于土耳其中央政府的政策、库区如今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不是库工党造成的。是谁造成了这些现状呢？毫无疑问，是土耳其中央政府（其中也包括詹文所热望的土耳其军部）。詹文的指责是毫无逻辑，不分事理的。

为了进一步攻击库工党的“无道”，詹同学还特别为我们讲述了Hüseyin Aygün律师“惨遭库工党人绑架”的悲剧。然而这个故事也只说了一半：Hüseyin Aygün在获释后表示，自己在被绑架期间受到了有尊严的对待，“那些绑架我的年轻人也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他们说他们通过这次行动想传达和平讯息以及呼吁停火。”如此表态后，Hüseyin Aygün还被党内同志指责同情库工党。

至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不能不为詹尤克同学的这篇文章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谬论据，公然歪曲以及捕风捉影的污蔑而感到震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怎样的一种立场，才能让詹尤克同学如此热忱地做出这样的一篇污蔑文章！通过对这篇文章手法的认识，笔者也算是明白各类“还原历史真相”的“地摊文”、“秘史”是如何炮制的了。但这也无疑是勾起了笔者对站詹尤克同学的好奇心。增加一点对詹尤克同学的了解，应当也对我们对各类“历史真相”的辨识有所裨益。固然，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但却务必要“因人鉴言”。

二、揭开詹尤克（VP）的“左翼”画皮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了解土耳其左翼运动的人并不很多，这是詹尤克同学这篇漏洞百出的大作得以出炉的一个客观条件。若是在土耳其本国，这种质量的文章恐怕早已无人问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外如是。

但是，这篇文章绝非詹尤克同学原创的个人观点的映射，其中的许多内容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可以说，这篇文章处处都打着多乌·佩林切克（Doğu Perinçek）及其“爱国党”集团的思想烙印。

从他的各种社交工具上，我们可以查证到，詹尤克同学是土耳其爱国党（Vatan Partisi）的热忱支持者（甚至极有可能是党员）。那么这个所谓“爱国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这就必须从该党党首说起。

爱国党的创始人多乌·佩林切克是一个大司法官僚的儿子，在60年代末参与建立了土耳其革命工农党（Türkiye İhtilalci İşçi Köylü Partisi，简称“TİİKP”）。这个党的确具有光荣的历史，曾是土耳其第一个群众性的毛主义政党，在中东反修阵营中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然而，在1970年代初革命高潮到来，特别是1971年军事政变之后，以佩林切克为首的土耳其革命工农党领导层发展出了一套掩盖在毛泽东思想辞藻下的修正主义理论，集中表现在热衷城市斗争、拒斥农村斗争，热衷“合法”（实际上在当时的军事戒严法之下也已经被非法化）的出版斗争、拒斥武装斗争，热衷于“组织工农”、拒斥土地改革，并且在国际共运基本问题（如苏联是否已经出现资产阶级复辟）上大搞调和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时机未到”来拒绝武装起义。对此，以伊布拉欣·凯帕卡亚（Ibrahim Kaypakkaya）同志为首的土耳其毛派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1年军事政变后，凯帕卡亚同志领导的革命工农党左派向党中央提交了《十一条纲领》，要求党进行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转向武装斗争，但遭到了佩林切克之流的拒绝。1972年2月，在东安纳托利亚委员会上，左派的主张占据了上风，但持右倾机会主义的佩林切克之流仍然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武装斗争的展开。3月26日，在“积极地进行宣传后马上展开游击战”的建议遭到拒绝后，左派切断了与佩林切克为首的修正主义党中央的联系。4月24日，左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土耳其共产党/马列，随后又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解放军，在东安纳托利亚的通加利省、加济安泰普省和马拉提亚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1973年1月24日，凯帕卡亚同志在通加利省山区重伤被俘，5月18日在迪亚巴克尔监狱惨遭杀害并分尸。然而，土共/马列和土耳其工农解放军至今仍然战斗在土耳其东部特别是通加利省的山山水水之间，2014年以来还派出战士参加了前往北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教权派的国际自由营部队。9

在这一时期，凯帕卡亚烈士在《土耳其民族问题》（1971年12月）、《让我们正确理解毛主席的红色政权学说》（1972年1月）、《革命工农党纲领的批判》（1972年1月）、《黎明派在凯末尔主义运动、凯末尔统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后和1960年5月27日军事政变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理论》（1972年1月）和最终集大成的《我们与黎明派10修正主义之间分歧的起因和发展：对革命工农党修正主义总批判》（1972年6月）等著作中，深入批判了佩林切克修正主义思想的实质：大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凯末尔主义的迷信和反对武装斗争。可以说，这些入木三分的批判，至今对爱国党人依旧适用；因为，如果说后者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比起过去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

1974年，佩林切克等人将革命工农党改组为工农党，继续从事所谓合法斗争，结果这条路越走越窄。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该党终于遭到解散，佩林切克也就放弃了革命斗争，转向去做《奔向2000年》杂志的编辑了。1990年，佩林切克还作为杂志主编采访了库工党领导人奥贾兰。直到1992年，佩林切克才东山再起，创立了所谓工人党。2015年，为了参加选举，佩林切克更是公开放弃了马列主义，改打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凯末尔主义、左翼民族主义”的招牌，同一众军部高官沆瀣一气，“工人党”也因此改名“爱国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凯帕卡亚同志在上述著作中正确指出的那些佩林切克修正主义主要特点，在爱国党身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爱国党坚持大土耳其沙文主义，提出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无关），反对列宁同志“压迫别人的民族不能解放自己”的教导，通过阴谋论将被压迫民族反对大土耳其沙文主义的斗争一概抹黑为“帝国主义的阴谋”；自以为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80多年前日共叛徒锅山贞亲等人“一国社会主义”（宣称日帝是东亚的“领导民族”，在台湾、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地被压迫的中国人、朝鲜人无权展开民族解放斗争）的复读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也投射于詹文在库尔德问题的评述：采取一些似是而非的手法，将库工党的民族解放斗争诬蔑为美帝阴谋。对此，我们在之前的段落已有分析，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佩林切克之流的大土耳其民族沙文主义，业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公开否认一战期间亚美尼亚民族大屠杀的存在！看来，在爱国党眼中，不但凯末尔要坚决捍卫，奥斯曼帝国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了。

爱国党对凯末尔主义迷信极深，不惜放弃马列主义也要改打凯末尔主义的招牌。詹文也是如此，甚至把凯末尔、老阿萨德和卡扎菲并列为与孙中山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密切盟友”，这是对孙中山极大的侮辱。孙中山作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争取在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实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并在后来转向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而卡扎菲则几乎没有实行过任何的反封建措施，自己也是依靠着封建部落力量上台。老阿萨德则是早年出于争夺权力的需要伪装成左派，后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叙利亚复兴党中真正的左翼领袖贾迪德而上台，因而一旦掌权就对此前贾迪德时期的反封建措施如土改和（尽管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等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把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变成了买办当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老阿萨德的儿子小阿萨德上台后，更是大搞新自由主义，鼓励私有化和土地兼并；而贾迪德派的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复兴党，在贾迪德惨遭老阿萨德迫害致死后的今天，恰恰是参加了北叙利亚联邦政权和叙利亚民主军的，还成了阿夫林州的参政党。

至于凯末尔，这里更是值得一提。詹尤克同学和祖国党党徒将他吹捧成不世出的左翼伟人，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斯大林同志英明地指出：“基马尔（凯末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它是在反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毛泽东同志也说：“所谓基马尔的土耳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1实际上，一九二零年，土耳其共产党建立后，凯末尔不仅组织假共产党进行破坏，而且还在一九二一年末杀害了土耳其共产党总书记穆斯塔法•苏布希等十多个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为了阻止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凯末尔政府用武力解散了未编入正规军的各地农民游击队。在凯末尔政权建立后，工农群众依然处于无权地位，工农运动被镇压。凯末尔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日益右倾，由对社会主义苏俄友好转变为向英、法、美帝国主义靠拢。一九三八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加入了英法联盟，同时同法西斯德国保持密切关系，实行反苏政策。由此看来，自称土耳其共产党继承人的爱国党，却把杀害党早期领袖的凶手奉若神明，这真是一大讽刺；而詹文中造谣说什么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武装“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击败了英国支持的库尔德封建地主塞伊德•里扎（Seyyid Riza），更是不值一驳。

詹文又把凯末尔、老阿萨德等詹尤克的偶像包装成为了争取“所有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战士。可是，“凯末尔争取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实在是个笑话。因为凯末尔自始至终都是大土耳其主义者，对少数民族（包括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迫害罄竹难书。老阿萨德作为大阿拉伯主义者继承了此前复兴党同志对待少数民族的一贯态度：压迫少数民族文化，用枪杀来禁止少数民族庆祝自己的节日，对少数民族强制实行阿拉伯化。

凡此种种荒谬不堪的言论，都证明爱国党及其支持者，为了美化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已将其神化到了同史实乃至逻辑完全背离的程度。然而事实上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凯帕卡亚同志在1970年代初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穿了“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是一次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在土耳其左圈内十分流行的神话。凯帕卡亚烈士正确地指出：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是由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和高利贷主共同领导的反帝革命，其目的无非是阻止帝国主义把土耳其从半殖民地彻底变为殖民地；在革命中，凯末尔的上台恰恰是这些落后的领导阶级试图抑制工农掌握运动领导权的一个步骤；至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从一开始就是买办大资产阶级掌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凯末尔在其中也无非是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凯末尔主义字面上是‘民主’，但在实际运作中，表现的却是法西斯主义”，“凯末尔主义是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混合体”。正因为如此，凯末尔一方面积极靠拢昔日的侵略者英国（临死前留给继承人伊诺努“一定要追随英国”的遗言），一方面也从未推行真正的反封建纲领：他所重用的文臣武将更是颇有成为大地主者（如詹文中所鄙视的“大毒枭”Dengir Mir Mehmet Fırat，他的祖先正是在为凯末尔服役之后当上了大地主）。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爱国党和其前身革命工农党、工农党、工人党一样，始终始终沉迷于“和平过渡”和阶级合作论，拒绝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阶级为主力的武装斗争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部统治之下，佩林切克等人坚持“合法斗争”，最终合法不下去，只好转向了事，把整个工农党都搞垮了。复出之后，佩林切克之流不思悔改，反而越发倒退，看到群众的武装斗争，就恐惧地斥其为“暴乱”、“恐怖主义”、“血斗”云云，从而将希望全都寄托在军部内部“健康力量”推出新一代凯末尔发动政变，进而领导土耳其“左转”这种不切实际的梦幻上了。

在詹文中，作者就站在爱国党的一贯立场上为额尔古纳昆案件中被“非法逮捕”的军部“健康力量”鸣冤叫屈，宣称库工党百分之百地支持葛兰运动“操纵”下的判决。然而，这一说法的可笑之处在于：库工党本身同样是这一轮清洗的受害者。在额尔古纳昆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葛兰法庭”制造了一个阴谋论，宣布库工党本身就是军部制造出来恫吓民众以利后者长期执政的工具，12被“非法逮捕”的高级警官和军官们也纷纷“供认”自己同库工党（当然，还有革命人民解放阵线/党、真主党……以及詹尤克同学支持的祖国党）有接触甚至“勾结”，13.14此外当局还强迫大约2000名库工党转向分子和叛徒出来“作证”自己跟詹文中所谓“数千名凯末尔主义者、世俗的和反北约的军事官员”有联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库工党真的百分之百“支持这些判决”，那么库工党就成了詹尤克同学的同志，同詹同学肩并肩一起支持着军部里那些高级将领们。显然，詹尤克同学不会愿意承认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明智地把这些“葛兰法庭”的胡说八道藏起来不说，因为在“葛兰法庭”的阴谋论里爱国党的名字是同库工党并列的，而与它们站在一起的还有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真主党等等所有正发党人不喜欢的政治力量。当然，库工党虽然坚决反对军部，但同样反对法庭上的这些无耻造谣，所以他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地支持案件”，与詹同学唯一不同的一点也正在于此：库工党反对葛兰运动、正义与发展党（当时他俩是亲密盟友）制造的法庭闹剧，也同样反对军部的政变阴谋；而詹同学自身则一方面否认宣称法庭的审判“非法”，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军部发动政变来实现“左转”。

詹文之所以明知道不能自圆其说还要勉强胡扯，无非是想表现葛兰与库工党关系良好。然而实际上葛兰恰恰是持强硬打击库尔德人和库工党的立场。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詹文就更加荒谬绝伦了。

在詹尤克同学的另一篇大作《土耳其马克思主义者对未遂军事政变的绝佳分析》15（以下简称《绝佳分析》）中，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作者人为地将1960年和1997年的军事政变定义为“进步的”、“有群众基础的”，而将1971年和1980年的军事政变定义为“反动的”、“CIA式”的。然而，1960年的军事政变本身不就是由CIA和北约的“后方行动”（冷战时期北约在其成员国内部署的一个反共、反民主颠覆组织）策划的嘛？政变的主谋Alparslan Türkeş是土耳其现在主要的泛突厥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运动党（MHP）的创始人，不仅极端反共而且还是美国安插在土耳其军队内部的阴谋组织“土耳其短剑”的创始人。政变后的军政府首脑Cemal Gürsel上将，更是当时的“土耳其反共协会”主席。这样的一次军事政变，怎么可能是“进步的”呢？据詹尤克说，这是因为政变推翻了反动的美帝走狗曼德列斯。固然，曼德列斯和他的民主党政府有诸多可黑之处：利用教权派、利用反希腊排外主义、投靠美帝参加朝鲜战争等等，最终也确实引起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但是，他最终是在内忧外患、走投无路被迫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的前夕，遭到军事政变推翻和处决的。可见，美帝通过1960年的军事政变除掉曼德列斯，正是为了确立一个更为巩固的亲美反动政权，而这样的政权果然是建立起来了。《绝佳分析》竟然把这种政变当做“进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虚构了这样一场“进步的”政变作为“历史经验”之后，《绝佳分析》开始吹捧涉嫌额尔古纳昆集团和“大锤”政变阴谋的将领，给他们戴上了种种“进步”的桂冠，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埃尔多安和葛兰除掉，就是因为他们“突然觉悟”后决定“左转”，尝试把土耳其带上与俄罗斯（然而苏修尚且是社会帝国主义，当代俄罗斯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了？）结盟的正确轨道。其实，詹同学是这样说的，爱国党也是这样做的：在2015年2月工人党改组为爱国党的过程中，旧军部的高级将领们纷纷当上了爱国党的要职，在各种选举活动上为爱国党登台造势。据说，“土耳其军队不是铁板一块”，而这些从幕后走上台前成为爱国党要人的“爱国军人”就是土耳其军队里的健康力量，可以带领土耳其“左转”。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控制军人互济会这个土耳其最大买办资本的土耳其高级军官们，不是土耳其买办资产阶级的一员嘛？让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来领导政变，得到的会是什么结果呢？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投奔到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对土耳其的劳动人民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呢？其结果，无非是取消阶级斗争，将被其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置于买办阶级中某一派的领导之下，为其在统治阶级内斗中充当马前卒罢了。实际上，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幻想军事政变能够给土耳其带来“左转”。早在1970年前后，当时力量很大的土耳其泛左政党土耳其工人党（TİP）就在其领袖Mihri Belli等人带领下幻想一场推翻当时执政的正义党的军事政变能够让土耳其“左转”。幸运的是，他们的确是等来了1971年军事政变；不幸的是，这场政变和“左转”全然无关，反倒是让这群领袖们不得不扔下党组织四散逃亡国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不认为，爱国党这样一个翼赞土耳其军部中亲俄集团、最高目标就是让土耳其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北约）投入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欧亚联盟）的“左翼”民族沙文主义政党和它那些有如詹尤克同学的支持者，实在是既没有立场也没有水平来“揭开”库工党的画皮，就更没有一丁点的资格诬蔑正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浴血奋战的土耳其人民解放军战士是“听命于甘迪勒山”了。

实际上，詹尤克同学在土耳其左翼问题上可谓全然没有调查，也就完全谈不上发言权。在（土耳其）劳动党问题上，詹文就完全暴露了作者不懂装懂的本质。劳动党（Emek Partisi，詹文称为“土耳其劳工党”）是在1996年成立的，那么显然，它根本不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受到库尔德工人党的强烈攻击”；劳动党也不是“革命共产党的延续”，因为它根本就是后者的合法组织；詹文宣称它是一个“霍克斯派”（这又是一个神奇的翻译），可是世界上只存在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所创立的“霍查派”。最后，詹文攻击劳动党已经沦为“一个规模非常小、边缘化的亲PKK集团”，这个说法还蛮搞笑的，这是因为：第一，虽然参与创立了土耳其人民民主党（詹同学口中的又一个“PKK合法组织”），但2014年6月该党因与民主区域党（詹同学口中的“PKK合法部门”）发生路线矛盾，已经宣布退出了人民民主党，按詹同学的理论就是“抵制PKK”了，看来詹同学的消息实在是不灵通；第二，土劳党的领袖Abdullah Levent Tüzel在2015年6月作为独立候选人在伊斯坦布尔第三选区当选了大国民议会议员，与此同时劳动党在多个城市的市议会中也有拥有几名议员；詹尤克同学可能会说资产阶级大选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是同样热衷于参加各种资产阶级选举而甚至不惜放弃党名（原名“工人党”）、放弃共产主义纲领、与军部勾结的爱国党，在同样的选举中怎么就一个席位也取得不了呢？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对詹同学口中的“边缘化的亲PKK集团”非但没有“不再抱有积极的态度”（事实上，在最近的选举中，人民民主党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势头），反倒是对那些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卵翼下披着“左翼”画皮放弃阶级斗争、无耻翼赞军部、鼓吹土耳其大民族沙文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党如爱国党之流表达了道义上的唾弃。

2016年3月，土耳其国内形成了旨在推翻正发党政权的左翼武装联盟“人民革命联合运动” 。库工党，毛派的土耳其共（马列）、毛主义共（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霍查派的土耳其/库尔德斯坦马列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亲古巴的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组乃至原亲苏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劳动党—列宁主义等均宣布参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土耳其人民的武装斗争声势将会更加浩大，而爱国党的阶级投降道路则只能是越走越窄。16

三、库工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土耳其真正的左翼政党，并不像詹文诬蔑的那样沦为了“库工党的附庸”，更不像爱国党党徒们那样依附于统治阶级中的某一派而不自知。相反，土耳其真正的左翼政党，对于库工党的性质有着相当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2016年12月22日，《向左看》杂志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对马列主义共产党（MLKP）的采访。该党是土耳其一个霍查派政党，主要在东安纳托利亚从事武装斗争，也参与了北叙利亚的革命斗争。从这个采访看，该党对于库工党的事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即：这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并不具有更高的内容。

实际上，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放弃马列主义之前，库工党也很难说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到了现在，库工党就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了。然而，无论在哪个时期，库工党都不像詹文所攻击的那样，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

只要稍许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詹文对库工党勾结库尔德族地主的攻击，不过是对土耳其当局（尽管是正发党之前的土耳其当局，或许在爱国党眼里他们虽已在“新自由主义过程”之中，却仍然是“凯末尔主义者”也说不定）官方宣传的复述。例如在2001年，时任土耳其外长杰姆（Ismail Cem）声称库工党从库尔德地主那里获得资助，进而宣称库工党和地主分享共同的“封建价值观”如“部落”、“亲属”、“种族主义”云云。

然而这实际上是贼喊捉贼：勾结地主和种族主义者的恰恰是土耳其当局自己，比如民主左翼党人杰姆外长自己就在政府里同泛突厥种族主义分子民族运动党人和大地主、大买办、部落酋长的保护者祖国党人谈笑风生。另一方面，同土耳其当局刚好相反，库工党在成立之初就把当地地主作为“库尔德人民的敌人”予以打击。1979年8月，库工党首次进行暗杀（未遂），暗杀对象正是地主分子、乌尔法省的正义党成员布卡克（Mehmet Celal Bucak）——对其的指控是“剥削农民”、“与政府合作”。1985年以后土耳其当局开始通过库尔德酋长们在北库尔德斯坦建立乡村卫队对抗库工党游击队，同时又扶植教权派的库尔德真主党对库工党人及其基本群众展开绑架和暗杀。1987年起库工党对乡村卫队进行了猛烈打击，1987—1988年间几乎肃清了马尔丁、锡尔特、哈卡里等省的乡村卫队。1987年乡村卫队人数由2万人下降到6000人。为此，库尔德民族主义中右翼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伊拉克库民党头目小巴尔扎尼公开批判库工党“在整个库尔德人民中正获得令人憎恨和恶心的名声”。当时，库工党对追随库尔德封建酋长做顺民的库尔德劳动者采取了过“左”的扩大化政策：1989年9月库工党甚至公布了13个将要实施打击的库尔德部落名单。当然打击面过宽也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导致库工党内部发生分裂：前文所提到的库工党“三驾马车”之一卡尔坎在1988年因反对“左”倾滥杀政策而一度离开库工党，1989年在德国被捕入狱，直到出狱后才重新加入库工党。到1991年，奥贾兰才被迫放弃“左”倾错误路线，并表示愿意赦免那些放下武器的乡村卫队成员。可见，詹文对库工党的阶级分析纯属胡诌。

在库工党系政党领导的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在推行一系列诸如妇女解放之类的民主改革（参见本文的“其他谎言”部分）的同时，于经济基础方面也有一番作为。仅在杰济拉一个州，民主联邦就从政权方和教权派封建主手中没收了15万公顷的耕地，其中11万公顷无偿分配给联邦的各族劳动农民（且不允许买卖），3.5万公顷被分配给了新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另有0.5万公顷收归各州政府支配。北叙利亚民主联邦鼓励公民兴办的合作社，则采取了容纳但限制“分红股东”的原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左翼“节制资本”的理想。这些经济改革措施，都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要求。

综上所述，库工党领导的革命，从民族革命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力图通过民主邦联主义改造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从而使库尔德人在上述四国获得民族自治；从民主革命的角度来说，则主要是在反封建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包括那种小资产阶级所热望的以合作社为基础的“伊里利亚式资本主义”。这种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必然带有极大的软弱性，反映到库工党身上，就是无处不在而又常常弄巧成拙的实用主义和妥协主义。这本来是库工党的一大黑点，然而不幸的是，詹尤克同学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也不可能黑到点子上。

那就让我们来给詹尤克同学上一堂免费的政治课，看看从左翼的角度该怎样来“黑”库尔德工人党吧：

1、高层的妥协路线

库工党最大的隐患，在于以奥贾兰为首的高层妥协势力。自从被捕以来，奥贾兰就像昔日的佩林切克一样，始终力图遥控库工党推行一条妥协路线，力主与埃尔多安达成“和解”。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左”倾盲动一转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右倾妥协以后，奥贾兰本人推动妥协路线的具体表现非常之多。远的有1999年奥贾兰在土耳其国家安全法庭的审判庭上“做了忏悔，对在15年内战中丧生的5000名军人表示哀悼，称库工党的出现是一个错误，表示愿意与当局能力合作，结束库工党为时15年的斗争”。此举几乎公开叛变，倒是跟詹文的逻辑十分接近。近的则有2012年下半年埃尔多安政权通过奥贾兰进行斡旋，促使库工党游击队撤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一度让埃尔多安等人弹冠相庆“库工党问题已近最终解决”。直到伊斯兰国大举进攻科巴尼前夕，库工党高层仍在张罗招安事宜。近二十年来，在奥贾兰等人的推动下，库工党更几度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不过在土军的步步紧逼下每每最终又不得不重燃战火。库尔德自由之鹰的诞生，本身也可谓是库工党内对奥贾兰等人妥协路线的一种“报复”。

2015年7月苏鲁奇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库区青年的革命热情高涨，而奥贾兰却在狱中一味泼冷水，要求库工党坚持与埃尔多安继续和谈，阻止库工党成建制的游击武装力量人民防卫军（HPG）出来领导和组织武装斗争。结果，库区青年和库工党的基层组织纷纷脱离上层领导，独立自主地建立市民防卫队（YPS）展开了街垒战、游击战，最终迫使库工党高层不得不撇开奥贾兰，重新接手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然而，在此期间中，革命力量因组织混乱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库工党对埃尔多安政府持妥协态度，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也同样如此。2016年10月，叙利亚民主军在解放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巴卜城途中遭到土耳其军队的袭击，民主军奋起还击取得大捷，随后继续向巴卜挺进。此时，库工党高层因害怕两线作战，又与阿萨德政府相妥协，通过“叙利亚全国抵抗”尝试与之联合抗土，约定所解放领土由中立武装控制。结果，阿萨德政权转手就出卖了民主军，与埃尔多安的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进而唆使所谓中立武装阻挠民主军的推进，成功帮助土军将民主军阻挡在巴卜之外。

因为库工党内部对奥贾兰存在着不正常的迷信，所以库工党高层的这一妥协路线对库工党的将来，很可能构成非常巨大的隐患。不过，由于奥贾兰已经脱离库工党领导层20来年，库工党高层已经形成了新的三驾马车领导机制，因此这方面还存在很多变数。

2、20世纪90年代对伊斯兰教权势力的妥协

詹文曾指责库工党对教权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妥协，包括20世纪90年代纪念默罕默德的生日等等。这些指责中有很多内容确实属实。但詹文对此又进行了荒谬的解读，认为库工党这是在联合逊尼派教权势力反对土耳其“世俗势力”、伊朗什叶派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事实正好相反，20世纪90年代库工党在宗教方面妥协的对象，并不是逊尼派教权势力，而恰恰是詹同学所支持的伊朗什叶派教权共和国以及老阿萨德（阿拉维派）的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当时，库尔德工人党主要的根据地甘迪勒山和哈塞克地区，一个是在伊朗支持的库尔德爱国联盟控制下，一个就是在老阿萨德控制之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受到实用主义思想支配的奥贾兰于是投什叶派教权势力所好，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妥协。其中，纪念默罕默德生日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稍有宗教常识的人都知道，纪念默罕默德等伊斯兰教圣人是什叶派热衷于举办的节日，而逊尼派特别是萨拉菲主义教权派对此恰恰是反对的。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不过，这种妥协并没有给库工党带来什么好运。1998年，老阿萨德的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对土耳其妥协，迫使库工党在北叙利亚转入地下（这导致了2003年库工党叙利亚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建立），奥贾兰本人也在肯尼亚被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援的土耳其军事情报局特务逮捕。进入本世纪以后，库工党同伊朗的关系也破裂了（这导致了库工党伊朗分支库尔德自由生命党于2004年建立）。这样一来，库工党对什叶派教权势力的妥协就宣告结束。然而，这也充分说明库工党在反封建方面的具有动摇性和软弱性。

3、库工党妥协性的来源

库工党妥协路线的背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及其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早在库工党成立之初，奥贾兰就为了争取在叙利亚建立基地而讨好老阿萨德，甚至不惜丧失原则迎合老阿萨德的大阿拉伯沙文主义，“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从土耳其来的难民（尽管事实上库尔德人早在11世纪便已定居在今日叙利亚的国境以内）。20世纪90年代，当库工党寄希望于伊朗庇护时，它又曾冷对伊朗库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同时还曾对什叶派教权势力进行了妥协（如上所述），究其原因也无非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实用主义。

这种实用主义在遇到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或是地区霸权主义时，就往往表现为妥协性：一方面库工党人特别是基层战士在同这三种力量进行着浴血奋战，另一方面库工党人特别是高层领袖却试图通过妥协退让来安抚党的敌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至今也不敢在解放区内实施彻底的土改，不但对受自己统战的“开明”封建主（其地产约占全境耕地的20%）不敢触碰，即便是通过了征用逃亡封建主田产的法令，也因为叙利亚克基督教会和某些国际组织的反对就不敢彻底实施。另一方面，因为民主联邦希望在军事上得到俄罗斯和美国的帮助，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也就不得不与阿萨德政权和亲美、亲埃及的“明日运动”之流封建势力进行妥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些妥协都是在领导力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们尚未改变库工党事业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

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妥协性，所以库工党是不太可能将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才能够领导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为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已经被上个世纪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能否诞生这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决于这一政党能否独立自主地参与到这一民族民主革命中去并逐渐掌握住它的领导权。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将革命推上新的高度，未来终究属于实践的人们，而不是那些翼赞军部的清谈客。关于这点，中国人民决非不明真相，更不会被一切“对所有的进步力量都狂吠”的清谈客们的“真（dian）实（dao）材（hei）料（bai）”所愚弄。詹同学那一套把戏，大可以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