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波斯特Charlie Post

（一九九五年六月）

四十年来，埃内斯特•曼德尔，几乎是每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分子中间进行的大讨论、大争论的主要参与者。不管所讨论的题目是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长波”的特性和极限[1]、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略问题、革命组织的问题[2]、或者资本主义后官僚化社会起源和性质[3]，埃内斯特•曼德尔都从一个非教条、但是前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讨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最近，其他左派人士，已经采取了更时髦、更可被学术界接受的理论立场——新李嘉图经济学、韦伯社会学或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临界论”。曼德尔却试图把（作为在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力量的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的）历史唯物论的洞察力，发展、扩张到未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或托洛茨基所预期的新问题、新现象中去。

曼德尔最近著作的书《权力与金钱：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论官僚层》，总结了他先前对官僚层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反复重申他对否认当代世界有产生以民主方法组织工人权力的可能性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他坚持主张，官僚层——少数官员和专家篡夺了权力后所形成的阶层——并不是复杂的当代“合理”社会的“必然”产物。官僚层反而是，人类之间、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特定的、有历史极限关系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力的）产物。虽然他所涉及范围之广，时常造成缺乏观念的一致，曼德尔保卫、扩张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官僚和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官僚统治集团的传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more

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群众党、工会中的官僚层的兴起，是植根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再生。就劳工官僚和职业改良主义议员而言，“脑力”和“体力”之间的劳动分工的再生，是来自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时发时停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的要求，阻止了工人群众前后一致地参加罢工、示威游行和政治生活的活动。管理因群众活动周期性爆发而创立的机构的任务，落在一个特定层分的专职的劳工官员、议会政客的身上。这些劳工官僚，由于没有每日受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屈辱，而且可以自由地“为工人的奋斗目标”而工作，就以排除工会、政党中的基层积极分子对任何事务有真正决定权，而巩固这些（排除）和新的特权（特别是较高收入）。

至于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官僚统治层，脑力——-体力分工的再生，是由于物资的缺乏。物资的缺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已被推翻的所有社会的标志。孤立在发展相对地不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物中，二十世纪所有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都面对着在极端贫乏中——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是建立社会主义必须先决条件的富裕情形下——建立新集体主义社会秩序的进退两难。一层专职的、与工人群众分离的国家官员，首先出来从事在人口之间分配稀少物品和服务的工作。当所有反对力量，特别是从工人阶级或农民中来的，被一党专政所分散、所瓦解的时候，官僚层就巩固了对国家机构和国有生产手段的控制。

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官僚层，当它们巩固其权力和特权时，就得出一个特别的世界观——代替主义。为了恐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斗争新浪潮，或者资本主义后国家的生产者积极的、民主的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会破坏提供大多数工人阶级所没有的重要物质利益的机构，劳工官僚层和资本主义后国家的官僚层都声称，他们继续把持的、无可挑战的权力，是保卫东、西方工人所辛苦争取到的收获的必要条件。因此，“局部战利品的逻辑”（在西方是不断增大的工人组织的建立，在东方是资本主义的推翻），就产生了专职官员的特权层。这个特权层信奉“盲目崇拜组织”的思想——认为保存现有的机构比推进工人及其盟友的斗争优先。

从这里开始，就以劳工官僚的更稳重方法（选举主义、官僚化的集体谈判，等等），或者以资本主义后官僚层的更野蛮的方法（一党专政、镇压、限制罢工权和组织权、恐怖行动、等等），去代替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人民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成为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最好方法。总而言之，官僚的专权，不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机构，或者是对资本主义后社会的国家机构，都在意识形态上以工会官员或党——-国负责人的“有远见的智慧”，代替劳动人民的民主的自我组织、自我活动，作为解释、辩护。

曼德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指出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下的斗争、在建设一个切实可行的资本主义后社会时的官僚化所造成的悲惨结果。自从二次大战以来，社会民主党之用选举政治和惯例化的集体谈判来代替工人阶级和一般人民的群众行动，已经在西方有组织的劳工队伍中，导致了深刻的混乱和被动。虽然这些官僚式的“斗争”，能够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扩张“长波”中，以较高工资、改进的福利、稳定了的工作条件和增加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支出的形式，“送到货物”，但是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停滞“长波”中，这个战略却证明是完全不合适。正当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加深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代替主义就让位给现实政治——适应衰退的生活、工作条件的新“政治”。

西方的劳工官僚和改良主义政客，为了避免工人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和直接行动，别无他法，只好一方面向雇主的攻势让步，另方面则实施资本主义国家紧缩。在近二十年中，改良主义官僚之捨斗争、取改良的景象，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重复地出现，产生了悲剧的结果：从美国劳联—产联官员的让步谈判，到密特朗政权的削减预算、私有化和撤销管制规定，再到非洲国大党——-南非工会联盟所领导的后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屈从于有些人所谓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施虐受虐狂的货币主义”。根据曼德尔的说法，东方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僚化，也有同样悲惨的结果。以党一-国官员的意志来代替工人、消费者的民主决定，斯大林主义化的指令经济，就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劳动生产力的长期、继续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后的官僚层能够组织外延的增长，迫使数以百万计别井离乡的农民在只是重复资本主义西方劳动过程的工厂中工作，但是当他们面对着组织密集增长的时候，他就犯错了，因为他们既不能以新技术代替劳工，又不能生产新的消费品。由于既缺乏“竞争的鞭子”，保证每一资本主义公司不断通过机械化来减少必需劳动（因而对利润率产生有害的效果），又由于缺乏对于减少劳动时间，增加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兴趣的“协作生产者”对经济决定的民主控制，官僚经济就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强制力来发展新技术，或者经济化资源的运用。结果就是：

“一般地缺乏责任心，以及对工厂的成绩漠不关心，就成为这个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使苏联有停滞、衰退的威胁。”（《权力与金钱》，第42页）

东欧、前苏联的官僚指令经济的命运，悲剧性地证实了曼德尔的这个论断。

曼德尔，详细地讨论了东方的胜利的（尽管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胜利的）工人反官僚革命之后建设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作为《权力与金钱》的结论。虽然曼德尔承认，商品生产和交换决不会完全地、立即地被废除（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但是计划和市场的改变中的分界线，像计划的本身一样，必须服从“协作生产者”的民主决定。曼德尔的“自我管理”的经济的观念，包含了把在国际、民族、工业、公司、工厂或地区平面上的民主机构结合成一有机整体（它们的干事由全体成人人口所选出，可被立即罢免，付给相等于技术工人平均工资的薪金）。在这些民主机构中， “对各种事项的决定，应该在这些决定最容易被实施的层面上作出。这些决定又应该在极大百分比的真正受到这些决定所影响的人民能够参与决定过程的层面上作出。”（《权力与金钱》，第213页）

简单地说来，国际和民族的机构应该获授权制订经济计划（及计划、市场之间的分界线）的基本大纲，而工业、地区或者计划办事处的机构，应该在与那些将会使用其产品的人们磋商以后，决定如何实施计划的某一部分。

为了使民主的“自我管理”能够发挥效用，工人阶级必须在计划过程中，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意愿，而且还必须有机制来改正社会、经济的计算错误。根据曼德尔的意见，为了允许工人阶级的各种成份分，能够有效地控制计划过程，就需要政治多元主义——所有政治流派（包括在意识形态上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有组织政党的权利，而且为要推进它们的特殊观点，有使用传播媒介、组织示威游行游行和进行其他非暴力行动的权利。曼德尔也承认，让人口的所有部门有正式的民主机构、严格地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利，虽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统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还有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替全体人口彻底减少工作时间，以致大家“都有时间管理他们的工作场所、地区的事务”（第202页）。这样彻底地减少劳动日，以致大多数人类能够每天花3、4个小时来生产货物或者提供服务，另外3、4个小时在自我管理的工作上（在这些工作中，每个人，因此是没有人，变成“官僚”），就是以相当高水平的物质丰裕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曼德尔断言，使得这点成为可能，不但东方的官僚统治必须先被替换，而且资本主义也要在好几个先进工业国家中被推翻，它们的巨大生产潜力被释放。

虽然《权力与金钱》中的大多数观念是从他对前苏联及官僚层问题的其他著作中发展出来的，曼德尔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理论的洞见。对“绿色”团体对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的批评感觉敏锐，曼德尔对不同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的组织与物质环境的关系的分析是新颖的、激动人心的。曼德尔讨论了环保积极分子在近二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两个批评。他们的第一个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于消除物资匮乏的未来社会，不但会使地球的物质资源的供应达到无可担负的紧张状态，甚至会引致生态环境的大灾祸。曼德尔则指出资本主义和官僚指令经济对资源的极度浪费。光是废除军火工业，就会释放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对社会有用的（以可重复使用的资源对环境安全的技术等为基础的）生产。这些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就会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提供合适的生活水平，而不致于地球有限的容量，拼命提出新的要求。当身体安全与满足所需要的基本物资（食、衣、住、卫生、教育）得到满足后，“自我发挥”的非物质的需要（例如文化、知识和个人的发展）可以得到优先的满足。满足这些需要，并不需要使用有限的自然资源。

“绿色”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批评，是基于前苏联和东欧的生态灾祸的经验。这个批评是说中央计划经济不比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对生态环境更友善。曼德尔的答复是，东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从引起对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有系统的浪费的同样官僚管理不善而来的。换句话说，由于中央计划者和工业经理缺乏任何民主的控制，他们才会有系统地污损东方的生态环境。对比起来，民主的计划经济，才有潜力避免成为资本主义和官僚指令经济特征的生态灾祸。只有积极参与制订、实施经济计划的工人们和消费者们，才有直接的兴趣来发展既不破坏直接参与生产的人们的健康，又不污染大家都要呼吸和饮用的空气和水的劳动过程。

注释：

[1]他的出名的经济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2卷（1970）；《晚期资本主义》（1975）；《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
[2]他的主要政治著作有：《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1979）；《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论文集》（1994）。
[3]除了阅读他的经济著作的有关部分以外，请阅读：《论官僚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小册子，无日期）；《超越了结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的命运（1992）。或者请阅读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斗争史上的地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笔记本，1986）；《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伦敦，即将出版）。
[4]罗伯特•布勒纳在“改良主义的悖论”[《逆流前进》杂志，第43期，第42-45页]一文也对改良主义的动力作出相似的分析。
[5]欲要知道对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分析，请阅读“保卫社会主义计划“[《新左派评论》，第159期，第5-38页”一文。

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269期1995年9月号7xirrv.com1.z0.glb.cloud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