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原刊地名] 京
[原刊期号] 200304
[原刊页号] 26～40
[分 类 号] K5
[分 类 名] 世界史
[复印期号] 200311

[作 者] 吴恩远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 档案材料/苏联/30年代大清洗/夸大的数据

本文依据详细档案资料，分析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长期以来被夸大的原因。指出，以往或者把整个苏联30—50年代都视同大清洗时期(实际特指1937 —1938年)；或者把所有被关押人犯都当作清洗对象(实际仅指政治犯)；或者把受大清洗影响的人也统计成直接镇压人数等情况。考证了以往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大清洗问题具有影响的著作所列举的数据，证明其中大多由于缺乏档案资料的支持而呈现不可靠。文章最后驳斥了研究苏联大清洗问题上的“不可知论”；指出统计被镇压人数必须坚持“论从史出”，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以下简称“吴文”)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历史研究》第5期上，11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摘登了其中的要点。郑异凡先生就拙文中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并与我商榷(见同期《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笔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达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二是认为由于被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压人数被当作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那么，关键就不仅在于说清楚被镇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考”者，追根溯源也。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搞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本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的观点似乎与郑文中所说的“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不同。他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注：《苏共中央通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年第3期。顺便指出，笔者这里引用的是赫鲁晓夫报告原件。而中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中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恰恰漏掉了他的关于事情发生年代这句话(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56页)。)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注：《真理报》(Правда)1987年11月3日。)。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注：《俄罗斯历史1917—1991》(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17—1991)，莫斯科1997年版，第 3页。)。尽管关于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年、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注：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 2002年第5期。)，但是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其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注：原文为：“从1937年6月开始的整个大清洗时期大约一年”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的《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注：周尚文、叶书宗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这个提法的(注：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第517页。)，而没有像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镇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镇压无辜者的问题，也不是说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镇压行为就可以冠之以“镇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20世纪30—50年代都称之为“镇压时期”，甚至“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镇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

拙文认为大清洗人数主要统计的是政治犯，并对此做了初步论证。这里补充一点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关于政治犯的“确凿的证据”。

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注：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反苏维埃分子》(Реш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 П 51/94 от 2 июля1937г.94.-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хих злеметах)，1937年7月2日，第51/94号；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作战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риказ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Р.№ 00447 об операции по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ию бывших кулаков，уголовннков и др.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злементов”.30 июля 1937 года)1937年7月30日，第00447号。)。这两份文件被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郑文所说的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法律词汇：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 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法律词汇：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苏联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27—32页。)。所以，郑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义的刑事犯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 (法律词汇：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内务部决议打击的第7—8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法律词汇：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语这个词由前缀“政治的”加名词“囚犯”构成)。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纪念碑”协会：《关于1922—1960年镇压情况文件总汇》(Большая коллекция реиесси й1922—1960 гг.)，1998年莫斯科版。)；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被郑先生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书中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注：德·沃尔戈科诺夫：《胜利与悲剧》(Д.Волкогонов，Триумф и трагедия)第2卷第2册，莫斯科1989版，第70页。)(顺便指出，郑文引用了这句承认有政治犯的话，既如此，怎么又否认有政治犯?)。更为郑先生推荐的亚·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责某人降低了被镇压人数，是因为“没有分析政治犯集中营死亡人数”(注：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顺便指出郑文也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删去了“政治犯”几个字)。所以1999年俄学者阿·利特温在《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一文中总结道：“在苏联‘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确定的。”(注：原文：“в СССР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ъ з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определялсаъ Уголовным кодексом”，见阿·利特温：《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А.Литвин：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болышого террора)，见俄文网站 www.his33.htm。)因此，如果查对一下档案原件，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那么，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如果这样做，甚至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政治犯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比例，大清洗人数也被夸大了3.3—4倍。

2.大清洗统计人数应当包括的范围

郑文写道：“吴文提供的是被判处死刑的准确人数(80万左右)。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文指出：“不仅要统计被处死刑者，还要统计包括被流放的、劳改营死亡的、被处决的富农等等；不仅要统计通过法庭判刑的，还要统计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吴文没有统计这些人，所以指责吴文“人为缩小镇压规模”。

我怀疑郑先生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吴文第一节专门列有一段：“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节“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段论述了“被判刑的人”、“关押在劳改营的人”、“处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第三节则对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农、劳改营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考证。这些人难道不都在郑先生所指范围内?完全可以不同意吴文有关数据，但怎能把“以80万死刑人数代替全部被镇压人数”的明显错误观点先强加于人，然后对这个“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以证明自己正确?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观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注：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反苏维埃分子”，1937年7月2日，第51/94号；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作战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1937年7月30日，第00447号。)，不仅确定了镇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镇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镇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下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ъ；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镇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镇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的。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镇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 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注：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如果郑文觉得吴文这个统计范围太小，还没有包括郑先生所确定的统计范围，显然不应当指责我，而应当与他们去商榷。但我很怀疑，任何中国或外国学者，能有这个资格去指责苏联、俄罗斯政府的公安部等权威机构所确定的本国镇压范围是被“缩小”了的。这里我同意郑先生的观点：事情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体化运动中的受害者

郑文列举的镇压数据里还包括集体化中离乡背井、客死他乡的人(1000万)；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600万)……他们是否属于镇压对象?

吴文明确指出30年代大清洗运动包括了所谓的富农，这部分人数已经统计在吴文关于被处死、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镇压形式的人数中。

至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富农——必须指出，当时并没有大清洗运动——他们仍是以被处死刑、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形式被“消灭”的。尽管吴文并不研究集体化运动及整个斯大林时期被无辜镇压人数，但在吴文所引关于20、30—50年代甚至整个70年代被镇压人数中，包含了这方面一些数据(但不是1000万)。

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镇压者?郑文给予的是一个模糊答案。又说，“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又说“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曾经专门撰文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多少牺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镇压者”和“制度的牺牲者”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的人并不是被镇压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流放。”(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有多少牺牲者?》(“Каково количество жерт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ССС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纪念碑”协会：《关于镇压政治犯的基本问题》(Общиевоиросы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иресспях)，1998年莫斯科版。)文章出于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的目的，把这些人称之为制度的牺牲者，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集体化尽管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在当时特定历史的条件下，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成就，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等也是相互联系的。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国家教委审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萨哈罗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写道：“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条件。”(注：《20世纪祖国史》(Истоｏｐия отечества ххвек)，莫斯科2002年版，第162页。)仅仅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挽救了苏联(甚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度的牺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就连这个组织也认为，不能把这些人统计成直接镇压对象。

二、大清洗人数与档案资料

郑文最后总结：斯大林时期被镇压总人数为2000万。但笔者对这个结论有点不甚理解：

其一，这里“镇压”是什么意思?俄文“镇压”，前述包含了处死、监禁、流放等几种形式；中文“镇压”，按照郑先生所引词典，也有包括处死(口语)、强力压制等二三种释义。郑文一方面说“镇压”概念的具体内容“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同时又强调“镇压”等同“被处死”，可见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偏偏用一个多义词，让读者去猜测“镇压”指哪一层意思(注：吴文曾引用郑先生在2001年2期《俄罗斯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苏共丧权的教训》中的一句话：“被镇压人数在2000万左右”。由于不明确“镇压”含义，只好多引他一句话：“斯大林……大开杀戒”，用这个“杀”字证明其“镇压”等于“处死”。不料引起郑先生误解，指责吴文似乎不把枪毙80万人看成是“大开杀戒”。特此说明。)?

其二，更主要的是，郑文对自己这个数字没有具体论证。按郑先生说法，他是从引用不同学者的数据中概括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问题在于这些人各自认可的每种镇压形式的数据都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郑文引用德·沃尔戈科诺夫的数据：“从1929到1953年有150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此人被郑文称为权威人士；同时又引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话：“1920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并说由于其身份“这个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两者都是说镇压总人数，所指时间段一样(后者甚至还比前者多9年)，具有可比性。但后者统计人数竟少于前者1080—1780万。那么，郑文的2000万到底引自其文中各种说法中哪个数据?为什么要引用某个数据、而又不引用另一个数据?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来自哪些档案资料?没有说明。郑文给的是一个囫囵数字，其中死刑、监禁、流放人等各是多少?政治犯、刑事犯各是多少?没有说明。

怎么敢相信这个2000万的数字?

公正地说，郑文所列举的这些人，确是传布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而在全世界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数字进行辨伪和考据，意义远远超出吴文与郑文争论。我们把郑文中一些主要数据与吴文中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些数据的可信度。

(一)被判刑及判死刑总人数

对郑文这方面所引的以下数据，我们来逐一进行比较、考据：

1.引用拉达教授的话，认为“有5000万人被斯大林杀害”。郑文认可的镇压人数是2000万，可见连郑文也否认这个数字，当然不值得再去考究。但郑文引用这个与己数差距达整整3000万人的数字，又不说明这个数字是错误或者正确，反提出“可以作为参考”，读者该从那方面参考?

2.郑文写道：“波利亚科夫教授说，1936—1939年有100多万人遭镇压”。按郑文对镇压的一个解释，即有100多万人被处死。

这是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路透社记者10月9日报道“苏联一位高级历史学家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的谈话。但教授真是这个意思吗?让我们读原文。教授说：“估计在1936—1939年斯大林掀起的逮捕和枪决浪潮中有100多万人遭镇压”。很明显，他说的“镇压”包括逮捕和枪决等不同惩罚形式。这一点连路透社记者也看出来了，该记者写道：“波利亚科夫没有具体说明他提出的100多万受镇压的估计数字是专指那些被处死的还是包括全部被逮捕并送进劳改营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直至50年代中期才获释。”(注：新华社《参考资料》1987年10月14日。)显然不能把这位教授的话理解成100多万人被处死。

往下读，波利亚科夫还说了另一句话：“所谓有多达1900万人‘遭镇压’的估计‘纯属想入非非’。”(注：新华社《参考资料》1987年10月14日。) 可见教授不仅不是郑文所说的2000万数字的意思，而且还严厉批判了那些对“大清洗”夸大其辞的人的行为。这句话恐怕也可作为参考。

3.郑文还引用以下人的数据：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此外，还有兹·布热津斯基：总共2000万—2500万人被斯大林处死；雅科夫列夫认为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

这些材料是否可信?不管什么权威、甚至什么领导人，关键看其数字来源于何处，以判断其真伪，恐怕这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引用的大清洗数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正如郑文指出，这里他是借用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书的数据。《大恐怖》一书1968年出版后，曾被译为31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后来各国学者关于大清洗的数字大多引自该书。该书自称资料主要来源于30 年代、60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受害者本人资料、苏联叛逃者在国外所写回忆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及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掠走的部分档案资料(注：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纽约1973年版，第749—757页。)。但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档案资料。可资证明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 “直到1985年春天，无论谁都没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档案资料分析30—50年代祖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注：阿·杜金：《用档案说话：古拉格的秘密》(А.Н.Дугин，“Говорят архивы：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УЛАГ”)，《社会政治学》(Социально-иолитичесхие науки)1990年7期。)。阿·利特温写道：“1991年8月后，随着部分早期秘密档案的解密，才开始真正研究大清洗问题。”(注：阿·利特温：《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俄文网站www.his33.htm。)同时，在涉及成千上万人、长达若干年的数据时，仅凭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是当事人，并非就都能客观、准确反映当时情况。曾经被关押十余年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在监狱关押了2000万到3000万人。后来他承认，“关在监狱里的人容易夸大被关押者的数量”(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1990年第3期。)。原因何在?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中写道：“因为我看不到档案资料，所以没有写古拉格历史的企图”(注：阿·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Архпиелаг ГУЛАГ)第1卷，莫斯科1989年版，第9页。)。

再来看郑文所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关于“1936—1938年有至少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的几个数字。“600 万”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德迪耶尔的著作(注：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702页。)；“300万”同样是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莫沙·皮亚德1951 年8月6日的讲话(注：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705页。)；“200万”则是转引索尔仁尼琴的数字(注：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 709页。)。这些无非都是相互转抄的数据，根本不是引自第一手档案材料。但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据多次被我国学者引用(注：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页。)，因此吴文说一些学者以前受“西方学者影响，夸大镇压数据”，怎么就被郑文指责为这个说法“太轻率”?

雅科夫列夫说出镇压人数差别达1倍的两个数据，本身就显得不够严谨(2000万和4100万，到底是哪一个)。郑文中所引其数据均没有注明来自什么档案材料。何况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些人中除政治犯外还有刑事犯。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就是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所计算的比例，雅科夫列夫的数据也会减少2/3 到3/4。如是，还会认可郑文所引的雅科夫列夫的数据吗?

《共产主义黑皮书》关于大清洗时期有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0—80万被判死刑的统计人数与吴文一样；所写600万关押在集中营等地的人，仍然没有明确其中的政治犯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维尔特2000年5月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一个学术报告，指出，以前流传的苏联大清洗被杀害、被流放的统计人数被大大夸大了：被杀害者实际上只有原来所传数字的1/10，被流放者只有1/15。

德·沃尔戈科诺夫关于1937—1938年被镇压人数，又说350万—450万，又说450万—550万(见郑文)。同一问题却相差200万，原因何在? 他自己承认：“没有掌握关于1937至1938年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国家统计的数字公布出来，他的“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注：德·安·沃尔戈科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2页。)。德·沃尔戈科诺夫的著作出版于1989年，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有关资料。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吴文中关于大清洗统计数据的来源。在吴文中已经注明了所有数据的出处：

第一：国家正式认可的数据：

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数据：1930—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 778324人，被判死刑786098人(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0年2月13日。)；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 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注：《消息报》1990年8月3 日。)。

至于在大清洗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注：《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1990年第 8期。)；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注：《史料》(Источних)1995年第1期。)。

第二，来自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 3777380人，其中642980人被判处极刑”，这个材料来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ЦГАОР СССР，Коллекц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阿·杜金：《用档案说话：古拉格的秘密》，《社会政治学》1990年第7 期。)。这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数相差约10余万人，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2000年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其中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注：《祖国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0年第1期。这里作者还留了一点余地：考虑到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交叉判刑(尽管不多)，即便从判刑总人数把部分人算作政治犯，最多也就达250万人。)。

至于1937—1938年被枪杀的政治犯人数，根据俄罗斯1992年第2期《国家档案》公布的资料为681692人(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01全宗，第1目录，第4157卷宗，第201—205页；《国家档案》(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1992年第2期，第28 页；弗·泽姆斯科夫：《30年代被关押的人》(В.Н.Земсков，Заключенные в 1930—е годы)，《祖国史》1997年第 4期。)。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注：《共产党人》1990年第8期。)。这和上面提到的《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吴文所引这些数据被郑文说成是“官方数字”，似乎一提“官方统计”数字就不可靠。问题是什么样的官方，统计的是哪方面资料。以上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亲自要求统计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官方批判斯大林的第一人，他是对斯大林焚尸扬灰的人。为了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唯恐搜集罪证不全，他还会为斯大林隐瞒罪行?如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还肯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发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人；如果说前两人至少还是苏共党员，叶利钦则公开退出了苏共，甚至颁布禁止苏共存在的法令……这几个人对斯大林态度一个狠似一个，完全不存在粉饰斯大林的“主观故意”。而他们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统计渠道得出的数字竟然基本一样，恐怕没有根据怀疑这些根据是“被缩小了”的。

这不仅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俄罗斯学界也基本认可这些数据。除吴文所引泽姆斯科夫、瓦季姆、杜金等著名学者外，1999年，阿·利特温在《俄罗斯学界 ‘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众所周知，综述文章是对整个这方面研究情况的总结)中写道：“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注：阿·利特温：《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俄文网站www.his33.htm。)。

(二)劳改营死亡人数

郑文一方面断言：“劳改营中死亡人数是至今官方统计中的空白”，指责吴文似乎忽略了这方面的统计和拿不出这些数据；同时又写道：“1987年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镇压的数字：1700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家庭被流放”。不知该相信郑文那一种说法!

郑文认定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从而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苏联官方真正公布了这个材料，使这些数据无形中具有了权威性。

然而查对原文后知道，这句话并非来自苏联官方的第一手资料，而是引自1987年7月16日新华社《参考资料》所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莫斯科记者安特罗·彼蒂拉所写的一篇新闻报道。记者虽然说了“官方正式公布”，却并未说明在什么地点、通过什么媒体、由哪一级、哪一类的官方机构公布了这些数据(注：新华社《参考资料》1987年7月16日。)。

当时苏联官方是否公布这些数字?也是1987年，在郑文前引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文中说道：“现在刚刚开始对档案进行详细查阅，只有等到对赫鲁晓夫时期从劳改营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的人的名单进行彻底的分析后才能拿出一个可靠的数字。”(注：新华社《参考资料》1987年10月14日。)安特罗·彼蒂拉所写报道在前(1987年7月16日)，波利亚科夫教授讲话在后(1987年10月14日)，如果说官方真的“正式公布”了这些镇压数据3个月后，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大镇压课题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是不可能不注意到“官方”这些重要数据的，而他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数字。还可以证明的是，又过了一年，即到1988年，时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仍然承认，“1937—1938年的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现在还没有” (见郑文)。《参考资料》不是学术刊物，不能按学术规范要求它。但研究者对这位记者所写、且没有注明来源而无法查证的数字，怎么能作为参考。

郑文中还引了罗伯特·康奎斯特说的“1936—1938年200万人死于集中营”、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说的“700万人被判处死刑或死于集中营”、兹· 布热津斯说的“1200万人死于集中营”等数字。如前所述，这些数据都没有档案资料的支持，同一内容竟然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数字!

吴文已经有了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统计的集中营死亡人数。现把这些死亡人数进一步具体化：[608]

表 4. 1935-1940年在古拉格所辖劳动感化营、劳动教养营和监狱死亡人数

年代	死亡人数
1934	26295
1935	28328
1936	20595
1937	25376
1938	90546
1939	50502
1940	46665
1941	100997
1942	248877
1943	166967
1944	60948
1945	43848
1946	18154
1947	35668

根据以上资料，吴文写道：从1934年1月1日至1947年12月31日，死于古拉格所辖劳动教养营、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总共963766人，而且其中包括刑事犯。特别高的死亡率在1941—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有51.6万人死亡(注：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何来几百万、上千万人死于监狱!

这个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14全宗，第1目录，第1155卷宗，第2页；第2740卷宗，第52、60、70页；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或许可以不同意这些数据，断言官方没有这些统计则大谬矣。

(三)在集体化运动中被流放的富农及其他人等
郑文多次强调集体化中有1000万农民被镇压，并引用以下人的数据。我们逐一进行考证：

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死亡的人数总共1450万。郑文也承认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字存在“夸大”，郑文自己的数字也不同于他，足见此人的数字根本不值得考据。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郑文何必还要引用其夸大的数据?

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集体化运动中有850万-900万农民遭镇压。作为历史学家，在其著作《胜利与悲剧》中很多数字都有注释，然而恰恰这个数字没有注明出处(注：德·安·沃尔戈科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310页。)，恐怕实在是找不到有关档案资料。

雅科夫列夫认为，有120万户“富农”的生命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剥夺。据此郑文认为，如按每户6—8口人计，接近800万—1000万人。但每户6—8人根据何在?2002年出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明确写道：“集体化迁徙的‘富农’平均每户按5口人统计”(注：《20世纪祖国史》，第160页。)。笔者还有所收集的档案资料证明：1930年5月6日，具体执行迁徙富农战役的负责人普济茨基在一份总结报告中写道：“计划驱逐第二类富农121900户、合 631000人，实际完成98002户、合501290人，还将驱逐3900户、合19945人。”(注：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社会政治学》1990年第7期。)平均每户约5口人明白无误。按郑文计算方法，最多可减少400万人，可见这个800万—1000万人毫无根据。而从普济茨基报告的数字可以知道大致规模，怎么可能达到10000万?

当然，并不在乎雅科夫列夫说有多少万，更大问题在于他的数字仍然没有标明出处。

吉洪诺夫院士认为：“在集体化过程中有15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0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200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查对原文，这个数据也没有注明出自何处(或许受索尔仁尼琴“集体化中有1500万农民流放”数字影响)(注：弗·吉洪诺夫：《为了人民能够养活自己》(В.Тихонов，“Чтобы народ прокормил себя”)，《文学报》1988年8月3日。)。大概因为这位院士只是在《文学报》上发表感想式的文章，通篇没有一个注解。

引用丘吉尔回忆录：斯大林说有上千万的富农被贫雇农消灭了。我们无法断言这是否斯大林原话，很多回忆录未经当事人审阅往往歪曲原意的事情屡见不鲜。这里的问题在于对“消灭”一词的理解。吴文写道：“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理解为从肉体上消灭”——类似把“镇压”等同处死。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查阅原始资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0年1月30日的决议《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制定了“消灭富农”的措施，即把富农分为3类：第一类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富农当处死刑；第二类大富农和半地主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第三类一般性富农流放到本地边远地区。后两类占富农总数80%以上(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指令，第44/21号，1930年2月2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纪念碑”协会：《全联盟级的文件汇编》(Доументы всесоюзного уровня)。)。这就是“消灭富农”的完整含义，怎么可能把“消灭富农”理解成全部被处死或迫害致死?

那么，集体化被流放的农民以及其他被判流放的人数是多少?吴文对此已做回答。现把吴文人数再进一步具体化：

1930年—1932年初是全盘集体化高潮时期，根据古拉格所辖特别移民局报告，被驱逐农户数总计381173户，合1803392人(再次证明平均一户约5口人)。统计如下(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页；弗·泽姆斯科夫：《流放富农的命运》(Судьба，“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祖国史》1994年第1期。1931年10月12日国家保安总局副局长亚戈达给斯大林报告，1930—1932年共迁徙240757户农户，合1158986人；1932年1月4日他再度报告斯大林，共1421380人。这里关于1930— 1932年驱逐富农的三个数字，因统计时间不同而略有差别。但可以看出一个基本规模——本文作者注)：

被驱农地区	被驱逐农户数
乌克兰	63817
北高加索 38404
下伏尔加	30933
中伏尔加	23006
中央黑土区	26006
白俄罗斯	15724
克里木	4325
鞑靼	9424
乌拉尔	28394
下戈罗德	9219
西部州 7308
巴什基尔	12820
伊凡诺沃	3655
北方区	3061
莫斯科州	10831
列宁格勒州	8604
远东区	2922
西西伯利亚	52091
东西伯利亚	16068
中亚	6944
哈萨克斯坦	6765
外高加索 870

表 5. 1932-1940年被驱逐和流放到特别移民区人数及在移民区死亡人数

年代[a]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迁徙人数	201502	398407	254997	246194	164902	128047	424565	220699	137278
死亡人数	89754	151601	40012	22173	19891	17037	15961	16691	164601

[a]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216页；阿·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没收富农财产》(Ивницкий Н.А.，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莫斯科1996年版，第194页。

从1932—1940年总共发配特别移民区2176600人。但考虑到有大量因相互转移地区而重复计算的移民数，实际迁徙来的只有489822人(注：阿·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没收富农财产》，第194页。)。加上1930—1931年的1803392人，这样，从1930—1940年总共流放了 2293214人、死亡537721人。这两份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页、216页。而从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的1500万、1000万人(注：阿·杜金：《用档案说话：古拉格的秘密》，《社会政治学》 1990年第7期。)(见吴文)。必须指出，这些人并非全是富农，他们只占其中93%，其余7%包括怠工等刑事犯罪人等(注：阿·杜金：《用档案说话：古拉格的秘密》，《社会政治学》1990年第7期；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79全宗，第1目录，第76卷宗，第17页；弗·泽姆斯科夫：《流放富农的命运》，《祖国史》1994年第1期。)。这就是当年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数字。

三、有关研究大清洗问题的方法论

###(一)驳研究苏联大清洗问题上的“不可知论”

郑文说：“各国研究者一致认为，要准确查清斯大林大镇压的牺牲者数量是不可能的”。笔者确实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那些国家研究者参与共同作出了这个结论。由于方法不同、观察问题角度不同，国内外学界在此问题上可能有“一致”的结论吗?至少，与本文的争论就证明还存在其他研究者的不同意见。恐怕不能用这个似乎已经有了“一致”的结论，来否认学术界对此不同观点的研究!

此外，断言“要准确查清斯大林大镇压的牺牲者数量是不可能的”这个结论也过于武断：第一，至少某些范围的数字连郑文也认为是准确的。郑文写道：“对红军将领的镇压，对联共第17次代表大会代表及其选出的中央委员的镇压，已经有详尽的具体数字”；整个被判死刑的数字(80万左右)郑文大体是认可的。难道这些问题没有查清?第二，尽管郑文说这是“局部的数字”，但人类认识总是不断从对事物局部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体的认识，从相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因此不断探求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何况俄罗斯近年已经公布了大量有关的档案资料，出版了大量有关论著。在此学术问题上不能采取“不可知论”。第三，至于整个大清洗的全貌，实际上已有较为准确的数字。吴文已经依据官方公布资料及档案资料勾勒了30年代大清洗方方面面的情况。就连俄罗斯“纪念碑”组织也承认：“原则上被镇压者准确的数据是有的。”(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纪念碑”协会：《全联盟级的文件汇编》。)笔者的《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发表后，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官方审定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也再次证明了吴文前述的数据。该书明确写道：“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1930— 1953年，因反革命罪、国事罪经司法机构或者非司法机构共判刑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判死刑。”(注：《20世纪祖国史》，第170 页。)

即便不同意这些数字，也不能断言查清大镇压全貌“是不可能的”，由此堵绝其他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更重要的是就为那些连郑先生也不同意的、认为苏共政权杀害了5000万人、6000万人、甚至1亿人(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纪念碑”协会：《全联盟级的文件汇编》。)之类毫无根据、歪曲历史真相的话找到依据!因为既然不存在公认的“准确数字”，那么谁都可以宣布自己得出的数字就是准确的。

(二)统计被镇压人数必须坚持“论从史出”

过去有关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据，正如维尔特所言被极其夸大了。原因何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瓦季姆·罗戈温指出：第一，上述很多人都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一些是小说家，如索尔仁尼琴，一些是当事人，尽管亲历了镇压，但不一定知道全貌；第二，缺乏档案材料证明，这些从一本书转引到另一本书的统计数字竟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原始资料的出处；第三，从自己的个人目的出发，如赫鲁晓夫为了表明自己在平反方面的作用，竟说在斯大林逝世之际监狱关押了大约1000万人。实际上1954年在监狱只有467946人。在流放地只有62462人。(注：瓦季姆·罗戈温：《被枪毙的党》(Вадим 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莫斯科1997年版，第480—481、486页。)

因此，罗伯特·康奎斯特、德·沃尔戈科诺夫、罗伊·麦得维杰夫、索尔仁尼琴等这些早期研究大清洗问题的人，在俄罗斯档案材料公布后，其夸大的数据已经遭到很多俄罗斯史学家的批判(注：阿·杜金：《用档案说话：古拉格的秘密》，《社会政治学》1990年第7期；《祖国史》2000年第1期；瓦季姆·罗戈温：《被枪毙的党》，第479—481页；尤呈·波利亚科夫：《我们说不清楚的历史》(Наше непред сказуемое прошｌлое)，莫斯科1995年版，第126—127页。)。今天再引用这些人的数据时，至少应对这些批判作出回应。

苏联30年代主管被镇压者的机构是苏联内务部——1934年以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ОГПУ)、1934-1946年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以后称国家安全局(МГБ)——所辖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即“古拉格”)。只有他们掌握有被逮捕、被处死、被关押、被流放的人的原始档案资料。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主要看是否引用这个权威机构的档案资料，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当然不是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就无一遗漏。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或没有载入档案材料的事实的披露，包括郑文指出的“据说有被乱棍打死”的人，或许能更加准确地揭示大清洗真相。但必须是确凿材料，而不能依据“据说”。

(三)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吴文特别强调，纠正大清洗被夸大的数字，是还历史真相，绝非为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纪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辩护。而且大清洗不仅涉及直接镇压的人，间接影响的人恐怕就更多了。这是研究大清洗历史、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研究国际共运历史应当深刻总结的教训。但“大清洗人数”和 “受大清洗影响的人数”毕竟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一些人往往把后者无从量化，因而随意估算的人数加进前者，这就是5000万、 6000万、甚至1亿人被杀害数字的由来。

斯大林确实应当对大清洗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其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对此需要专门研究。本文不涉及对大清洗、对斯大林评价这个内容，但对郑文所引据说是国内某人评价“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这句话，由于涉及大清洗数字，也说点看法。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国内外学界因立场、方法的差异而见仁见智，让我们听听俄罗斯人的评价：2002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答有关历史上斯大林功过问题时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注：2002年1月16日人民网。)据俄罗斯独立研究所2000年民意调查，超过85%的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事件，而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工业化时期(30年代)是对俄罗斯历史发展具有最良好影响时期。前苏联副总理阿巴尔金写道：“伴随着苏维埃制度，俄罗斯存在了70多年，由于它，这个国家取得了杰出的划时代成就。苏维埃时期是，也可能永远是苏联历史的顶峰。”(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外学者论文提要》2002年，第17页。)所以不是偶然，200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俄罗斯媒体出现大量纪念斯大林文章。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问卷调查：“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完全跃居第一位”，66%的人对斯大林执政作出积极的评价(注：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4期。)。恐怕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斯大林与“历史上最黑暗、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注释：

[608]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14全宗，第1目录，第1155卷宗，第2页；9414全宗，第1目录，第2740卷宗，第52、60、70页；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