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 最近精心炮制的《西路军历史遗案澄清始末》在网上闹得污七八糟：文称当时失败原因并非原来定调所称，在重新以实事求是精神研究后，公开更为可靠的历史。不想发现此文，从对手方的角度写的文字，倒很是是有些可圈可点的真实性。
在《甘肃文献》(去台甘籍人员主办)第48、49期合刊上，看到台湾方面反映西路军的文章。在下不敢私藏，发到社区算是新手对论坛的见面礼。惟因白天忙于生计，加之打字缓慢，需陆续分发，让各位老大见笑了。因其为国民党视角的历史描述，请诸位注意区别，仅作为历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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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秋，盘踞松潘（属四川）西南毛尔盖，黑水沟地区之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各股红军，因迭遭我国军围剿，损失甚重，朱毛两股仅剩一万五千余人，徐向前部尚有约八万之众。惟以四川西北，地处高原，常年积雪，异常贫瘠，无以为生，不能另谋出路。乃于九月初间向青海北窜，但青海南部多属不毛之地，非仅粮食无着，即饮水亦难汲取，更经夷民沿途袭击，红军经青海北窜，狡计未逞。中共乃于九月十日于毛尔盖召开会议，讨论此后行动，当时各军头主张不一，相互指责，毛泽东、朱德指责徐向前、张国焘西渡嘉陵江之失策。徐张两人则责朱毛在赣南久战损失之失策，最后决定张国焘率领第五，第九路军团及第四军团之第九及三十一两军，经阿坝渡黄河北窜。
先是蒋委员长为防止匪向西北窜入新疆，现苏俄联络，除命井岳秀，高桂滋两部联络绥远方面之傅作义部，封锁长城各口，并命宁夏马鸿逵军以有力之一部，推进至宁汉边境，盐池及定边一带，防匪窜犯。p>
九月十七日在包坐举行师长级会议，终以意见不一，会议毫无结果，不欢而散。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第一及第三两军团向陇南之岷县方面窜犯；朱德率领第五及第九两军团向阿坝方面进窜；徐向前所部仍盘踞毛尔盖、黑水沟一带。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之一、三两军团匪众万余，向陇南逃窜，二十日抵达岷县以南之哈达铺及小堡一带，企图岷未逞。
二十四日抵达新市镇，二十五日抵鸳鸯镇，二十六日抵榜罗镇，此时通渭因无驻军，乘隙进占通渭。旋我毛炳文部赶到，通渭遂告克复。毛匪乃向通渭以北之界铺、青江驿方面逃窜，因被沿途回军截击，乃转向东，经将台堡、马连川及瓦亭一带截断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又经我马鸿宾部痛击，匪军因长途行军疲倦，兼以食粮缺乏，中途匪损失甚重。至十月初，毛匪残余窜六盘山，后被我何柱国军骑兵第三师截击，继续经环县以东向陕北逃窜。我扼守环县之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尾匪追擎，匪军于十月十四日经黑城岔、铁鞭城北窜。我骑兵第六师频频与匪后尾接触。二十一日匪军窜至王家集，即与我骑兵第六师发生战斗，匪不支向南逃窜。至十月二十三日窜至吴起镇，与陕北刘子丹、徐海东两匪合股，时毛匪泽东仅剩残余二千余名，以上均为《剿匪战史》的记载。
七月底，蒋委员长命马步芳在青海南部布防，严防共军由川北逃窜青海。马布芳即于八月五日前往海南一带巡视，并在同仁县境之苏呼地方成立指挥部，于九月中旬返回西宁。九月二十三日在化隆县属之甘都堂地方，召集青海南部边区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彪、第二旅长马元海、第一百师骑兵旅旅长马朴等，开军事会议，命令马彪、马朴向甘肃临洮、岷县一带截击，马元海驻临夏大河家，并由马忠义率领循化县、湟源县民团，马德（明臣）率领临夏民团，准备策应，并令连夜出发。马步芳由甘都返回西宁途中，命马佐（辅臣、即矿务）自备人、马、弹拼凑一个旅，令驻防韩家集、居家集一带，为后备队，声援马彪。
匪众在毛尔盖会议后，徐向前部最后离开毛尔盖与黑水沟，两部共军于九月下旬窜至甘肃西南重镇只岷县，企图攻岷县之后，作为西窜的根据。我守军鲁大昌部奉命全力死守岷县。而我马彪部在临潭截击共军，共军不支，折向东北方逃窜。当时战斗激烈，马彪部团长马元祥、营长马秉忠等负伤。但确实达成策应岷县守军之任务，因之岷县得以解围！
徐向前率领其残余主力，向北流窜，占领漳县、渭源，再向北窜至兰州以东七十公里的称钩驿，该驿在定西之西，楡中之东，是西安至兰州公路——西兰公路的主站之一，因之西兰公路西段部分被截断，兰州告警，张学良鉴于情势严重，两度前往兰州坐镇指挥，（并指派毛炳文将军由华家岭一带向会宁推进，第一军胡宗南部由兰州向靖远会宁等地推进，扼驻豫旺、固原一带之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与骑兵第三师何住国部竭力阻止毛泽东残余部与徐向前合成股，骑兵第五师马步青部在黄河左岸之景泰、一条山一带加强河防工事，阻止共军渡窜，宁夏方面马鸿逵部在甘宁边境一带与青海方面马步芳部均对匪军严加戒备，防共军流窜，驻防川、陕、甘边境天水之第三军王钧部，适时向南戒备，防共军残余向东南流窜。陕甘边区总司令部驻节天水。
由以上国军部署看，对流窜陕甘地区的共军，采分进合击，冀将其入围之全部共军，一鼓而歼。就当时情势与双方兵力，以及装备的对比衡量，大局全胜的可能几近百分之百。但因国军不能切实配合，包围痛剿，乃至形成围而不合，合而不击，击而不猛。因之徐向前部逃出包围圈，向靖远逃窜。
共军在毛尔盖会议时，毛泽东与张国焘意见分歧，分道扬镳，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资格，对毛泽东（北方）张国焘（南方）两个共产中央进行调解，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须化除歧见，谋取团结，共同执行统战新政策。其政策第四条：各个方面军应配合行动，向北发展，目前以宁夏、甘肃为发展方向。十月下旬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明为了执行进军甘肃、宁夏计划，决定组（西路军）渡过河西，其所理由如下：
1、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我共军应向宁夏、甘肃发展，其目的在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
2、陕北地脊民贫，物资缺乏，经过多年战争已无法供养三个方面军。宁夏战后计划，不宜局限于河东。而应在黄河西岸夹击敌军，以创造甘宁新根据地。
3、除一方面军照原定计划就陕甘边境向宁夏进军，四方面军之一部及二方面军向宁夏同心城配合北进外，四方面军之主力决定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配合行动，相机向甘肃（河西走廊）发展。
西路军之编组，以第四方面军的主力第九军、第三十军及原属第一方面军的第五军所组成，总兵力将近三万人，多年来是第四方面军的精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第五军长为董振堂，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向靖远前进，计划在靖远渡过黄河，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另外张国焘把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以及第二方面军之零星残部加以编整，总数约有两万左右，亲自率领支援并掩护西路军渡过黄河，冀图窜入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俄直接联络，接受援助，因其时盛世才勾结苏联，新疆已赤化了。
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徐向前率领西征军三万余众，窜至靖远以南地区，我毛炳文军于十一月五日克复会宁，胡宗南部亦向靖远挺进，马鸿逵亦由宁夏边境向陇北推进，十一月五日攻克靖远之打拉池，将匪第四师师长陈东升击毙。
毛炳文军克复会宁，马鸿逵部克复打拉池，当时胡宗南所部四个师，连同并肩作战的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共计五个师，配合毛、马友军，我方兵力近十万人。就当时情势言，国军是处于绝对的优势，其兵力、装备、士气、补给各方面而言，超过共军甚多，倘能合力猛击，在北至打拉池，南至会宁，西至靖远之三角地带，合力围攻，将徐向前部消灭，易如反掌。可惜胡宗南以以四个师之众，误蹈共军虚张声势虚伪宣传，自相恐吓，乃至逡巡不前，惟关麟征度情剖理，判定共军人数虽众，自川北毛尔盖会议后，长途逃窜，未得喘息的机会，其所经的地区，皆地瘠民贫，给养之供应，装备之落后，均皆缺乏，已成强弩之末，其目的在逃命求生，绝无恋战緾斗之可能，而且他所得之情报， 徐向前所部并无十万之众，只有三万多人，因此关麟征把握战机，便不顾胡宗南部的观望不前，自行采取了主动，断然而有力的向徐向前猛攻。此是徐向前看准了国军缓慢而迟滞的行动，以及胡宗南部的观望不前，惯用大吃小的战法，向关麟征猛力反扑，想把关麟征吃掉。正在双方拼力激战之时， 毛炳文军、马鸿逵军、亦进逼共军，共军不支败退，把张国焘与徐向前切开。 张国焘向北逃窜， 徐向前处于三面包围之中， 关麟征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此一战役的经过，在国防部刊行的《剿匪战史》中为了掩饰胡宗南以四师装备优良的国军师老无功，未予记载，殊属不公。
当我各部向匪围剿进展时，残匪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其势日益衰竭。不意十月九日忽有我方商人由兰州运输羊毛皮筏数十艘， 前往包头出售，行经靖远附近(中泉子)时，突被共军截获，徐向前所部利用是项渡河器材，于十月十二日由靖远以北地区，以羊毛捆防护掩体，向景泰一带施行强渡。
羊毛皮筏是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最古老的运输工具，是以每十六只或二十只牛皮胎连接而成，胎内贯以空气紧紧系于粗木扎成的木架上，成为一座排筏，筏上可装载羊毛两吨左右，从羊毛产地的青海西宁，沿黄河顺流而下，经甘肃、宁夏两省，到绥远的包头，将羊毛卸下，交羊毛行店出售。次再将牛皮胎及木架解綑放气，牛皮胎雇驼队运回西宁准备再用。
这种皮筏运输工作每年有春秋两季，春季在春末，谓之春筏，利用上游雪水融化后，水位升高的机会，顺流而下。西北各省入秋即为雨季，秋雨连绵，河水因秋雨暴涨，利用时机由西宁搭载羊毛，顺流而下，谓之秋筏。操这种行业的人，俗称筏客子。这次共军截留的羊毛皮筏，是秋末的秋筏。
西宁羊毛在国际上颇有名气，是编织第一流地毯的原料，因毛质粗而有弹性，纺织出来的地毯，无论怎样践踏，绝不会黏合，始终松软而有弹性。西宁羊毛在原产地由毛商用手搓成很长的粗松毛绳，然后缠绕成捆，每捆约一百市斤至一百二十市斤，装载在皮筏子上，共军就利用这种羊毛捆做成防护掩体，施行强渡。
当时我骑兵第五师韩起禄及步兵旅祁明山部，守备黄河左岸之景泰、五佛寺一带，师前进指挥所位于景泰，由师参谋长马廷祥担任前进指挥官。
马廷祥指挥官获悉共军渡河，即令第一线河防部队竭力拒止，由于我守军缺乏重武器，仅用步枪及转盘机枪射击，对羊毛捆所连成之掩体集中火力制压，其效力甚微，故共军先头部队轻易完成强迫渡河，迨占领桥头阵地后，掩护其主力陆续西渡，至十月十六日共军主力之二万余众，全部渡河至黄河左岸。
共军在靖远附近被关麟征部队击败后，已成强弩之末，其势衰竭，但自强渡黄河得逞，且冲破骑兵第五师步、骑两个旅的河防阵线后，又复裹胁扩张，并招集靖远一带被击溃逃散的残部，人数激增至三万以上，其势复张。
兰州绥靖主任兼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鉴于河西地区情况危殆，电令守备青海之第一百师马步芳及守备永登之骑兵第五师手枪团马呈祥，星夜驰援景泰。
与此同时，蒋委员长派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骑兵第五师及新编第二军，马步芳即遵设指挥部于西宁，并派代表马*臣、马丕烈、马骏良等分往马鸿宾、马鸿逵及马步青等处联络，希采取一致行动围剿。并调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马全义部带领民和民团，新编第二军骑二旅马忠义部带领互助民团前往增援。其余上五庄、湟源、鲁沙尔、贵德、循化、化隆等县镇之步骑民团，陆续开往河西走廊。
十一月四日，骑兵第五师韩起禄部，步兵旅祁明山部，向景泰、一条山、大拉排带猛攻，在一条山激战中，骑兵第五师少将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阵亡，共军在千钧一发中乘机脱逃西窜。此时海南边区警备部第一旅马彪部、马忠义及马全义部赶到，在干柴哇发生激战，白刃肉搏，更番轮战，共军不支，且战且走，在红梁山猛烈战斗中，海南警备部第一旅第一营营长韩进忠阵亡。我空军战斗机十二架配合轰炸，共军不支，向西逃窜，二十日共军乘虚占领古浪。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东端门户，也是该地区的交通要冲，东向兰州，西去武威，南走西宁的重镇，共军自景泰、一条山失利后，于十一月二十日乘虚占领古浪，并在南北两高地构筑工事，企图休整。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骑兵第五师手枪团马呈祥部，一百师补充团及青海地方团队的一部，西北补充旅杨德亮部，以及马元海、马彪等部抵近古浪近郊，由马元海、马彪分担指挥官，二十四日拂晓马元海所部由古浪东北方、马彪所部由南方，分头猛攻。徐向前的西征军总部在古浪城内，因之以精锐部队防守，拚命抵抗，恶战两昼夜，始攻古浪南北两高地，共军退入城区固守。古浪城墙于民国九年十二月大地震时全部震塌，没有城墙，共军无所凭藉，利用民房掩护昼夜构筑工事，二十六日晨，我军集中火力，四面环攻，中午我马彪骑兵首先将城南区突破，发生激烈巷战，共军利用民房，逐幢战争，我军利用手榴弹猛击，共军死伤枕藉，徐向前眼看就要被俘，心生一计，将携带的银元抛出数千元，地方团队突见银元，争先抢拾，前线秩序一时大乱，徐向前乘机脱逃。是役计毙匪二千余，俘获一千余，掳获步枪千余支，机枪百余挺。
古浪剿匪战中，共军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和第九军参谋长陈伯稚被击毙。当共军在靖远中泉子强渡黄河之时，骑兵第五师马廷祥旅、韩起禄旅作战失利，马廷祥阵亡，我军对共军情况完全不大明了，在这次战役后，清点战利品时，发现重要档案及电台等，始得悉共军到达河西的编组、军种、人数，因此才算掌握了敌情。
在战争激烈时，中央空军第十五队派出飞机三架助战，在古浪上空表示要通讯布板，飞机下放适值民团担保防守阵地，不熟悉陆空联络技术，我空军投下三枚炸弹，炸死士兵十余名，马三十匹，是一不幸事件。
当共军渡过黄河，驻防河西的骑五师韩起禄的骑兵旅、祁明山步兵旅被冲散，前敌指挥马廷祥阵亡，只剩马禄的骑兵旅、手枪团等直属单位，武威城防因之空虚，马步芳调一百师二九八团刘呈德团，由嘉峪关驰援武威，马得胜、陈嘉科两个骑兵团由永登星夜赴武威、新城防御。二十六日我军克复古浪，共军向西逃窜，经过边堡于二十九日抵武威南关，得悉青海步、骑兵已抵达武威布防，共军未敢攻城，仅在旧城略在接触，不再恋战，一直向西逃窜。
马步青与马步芳经过电报会商之后，在武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步青、马元海、马彪、马朴、马禄、韩起功等军事首领，首先由马彪报告克复古浪的经过，继由马元海报告共军的编组、军种及人数，接着检讨河防失败的原因，马元海说：“这次河防战役吸取的经验，拦截的办法绝对无法取胜，在古浪所获的案卷中，得悉共军渡过黄河的计有三个军，即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人数在渡河前约有三万，目下因古浪失利，伤亡较多，还有二万五千左右。徐向前部是共军中作战及长途流窜中最凶悍的一股，如果我军与共军面对面的正面作战，在实际的兵力装备上我们比不过共军，也斗不过共军。这次战役，是我们求生存，保家乡，维护教门的战争，只能险中求胜，万万不能失败！我以为河西走廊这个地方，走廊二字非常恰当，过了乌鞘岭，一直到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蒙古戈壁，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通道，共军要想越过祁连山南下，困难甚多，实在无法克复；想穿过蒙古戈壁，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惟一的一条可行之路，只有一直向西逃窜。以我的看法，对共军不宜再迎头拦截或围堵，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的机动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去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去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共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所用兵力不多，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共军经过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因为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之结果，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和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大家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推马元海为步骑全军总指挥，以马彪副之。总指挥部下隶青海南部第一旅，新编第二军马步瀛骑兵团第一百师刘德呈团，循化八工民团，由韩进忠率领，西宁东南川民团，由马华荣率领。
马彪为骑兵第一路指挥，下属新编第二军马忠义团、陈嘉科团、青海南部边区警备旅马元祥团、马得胜团、临夏旧洮庄民团，由马霓率领，湟源民团之一二三团，由马永岭率领。
马朴为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一百师骑兵旅，西宁鲁沙尔民团两团，由马兴泰、马贵分别率领，西宁上五庄民团，由马宝库率领，湟源民团，由李增荫率领。马禄为为骑兵第二路指挥，下属骑兵第五师马禄旅及韩起禄旅。
韩起功为步兵指挥，下属第一百师三百旅手枪团、西宁市民团、张掖民团，以及骑五师马呈祥、祁明山等旅。第一百师马步康、马全义等部，以及民和、互助、乐都、贵德、同仁等县民团为总预备队。总之，以骑兵为主，准备分三路作战。
总指挥部成立后，编组既定，就分三路追击共军。十二月一日共军乘虚占领永昌和山丹。张掖因韩起功防守严密，无隙可乘，共军未敢轻举攻城。此时新编第二军第二旅马步銮旅，第三旅马忠义旅，尾追共军，自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民国二十六年元月底，在武威以西的四十铺，永昌以西的二十铺，红庙墩和永昌东南的八坝及水磨关之间，展开激战，鏖战缠斗，形成拉锯战，我军抱着宁死一万人不失寸土的牺牲精神，英勇战斗，勇猛作战。
在当时西路军的策划者，张国焘所写的《我的回忆》中有：我当时最注意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马氏）骑兵旅苦战，虽会获得几次零星的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
“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中，每日都有谈话会，毛泽东、张闻天似乎因为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辞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
缘因河西走廊正在鏖战方甘之际，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成在西安劫持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张、杨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河西共军前线喊话，“蒋委员长已在西安投降，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对于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青海方面分两方面分别表明态度：第一，马步芳会同马步青和中国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李天民、马绍武、郭学礼、书记长李晓钟，青海省政府委员李乃芬、谭克敏、魏敷泽、杨希尧、魏敷滋、姚均等向南京专电表示；“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第二，在河西加紧作战，以实际行动打击共军。我军则因蒋委员长精神感召，对共军喊话置之不理，反而积极作战，愈战愈奋。十二月十四日，在永昌四十铺之役，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永昌城外北海子及南渠之役，勇猛痛击共军，一度发生白刃肉搏战，共军不支败退，我军乘胜追击，我刘呈德团、马忠义团、马元祥团各部，于二十八日力克永昌，共军向西逃窜，且自动放弃山丹、集中残部于临泽及高台两城顽抗，希图休整。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底，共军在永昌失利后，其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率残部占据高台，在高台构筑工事，希图顽抗。我马彪部于二十六日年元月十日抵近高台近郊，十二日开始猛攻，共军拚死抵抗。在高台城西有一碉堡，与高台成犄角之势，其中驻有共军一排，掩护共军防守高台。该碉堡周围以栆树树枝做障碍，无法通过，若不先克此碉堡，则高台实难克复。自十二日开始猛攻，一连七日毫无进展，我骑兵团马团长得知，于十九日亲自率领冶占林、杨占林两传达兵，手执大型扫把，冲至障碍，拉开栆树枝，进入碉堡底层，点燃扫把，碉堡的椽木因为年久，实实在在非常干燥，一见到火就燃烧起来，顿时碉堡便成一堆火堆，一排共军全部烧死。高台失此凭借，我军与二十日拂晓集中所有步骑兵力，奋勇猛攻，是日中午我马彪部首先攻入高台，发生激烈巷战，以大刀肉搏，前赴后继，双方伤亡非常惨重，共军第五军歼灭大半。是役共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二十四师吴代朝，第九军三十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及特务团团长均被击毙。
战役刚结束，我马忠义旅长登城巡视，发现在两个女墙之间横着一根粗木中间系着一根粗绳向城外垂下去，他判定必定有人经此下城墙逃脱，用望远镜向远处瞭望，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黑色人影在移动，急派骑兵数人，指明方向，迅速弛追，半小时后果然追到那个行动踉跄的人，当时即被逮捕，那人自动承认“我就是共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不愿再走，就地坐下，结果就地枪决。
二十一日，在临泽以南的沙河堡，与共军混战终日，其骑兵师政委秦贤道被击毙，自次日起临泽之役，鏖战一昼夜，共军骑兵师师长秦俊彦被击毙。
共军在高台、临泽失利后，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已失去西进能力，因之放弃通过兰州、嘉峪关大道，转向南移，由张掖以南之龙首堡，窜入祁连山。
青海各届闻讯，我军在河西战役中大获全胜之消息，欢腾鼓舞，派党政军代表郭学礼、马德、马师融、魏敷滋等，由西宁专程前往河西慰劳。
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张学良、杨虎成劫持，共军在陕北及甘肃河西一时十分嚣张，此时东北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北回民处境危殆，内外情势至为不利，，但西北同胞，上郅军政人员，下至一般贫民，莫不拥护中央，爱戴领袖，继续在河西坚决而勇猛的进行剿共的军事战争，与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作殊死斗争，迨张学良悔悟，护送蒋委员长回京，而杨虎成置中央善后命令不顾，形势复杂趋紧张，西北回教领袖马鸿逵、马步芳等二十六人，于民国二十六年元月二十日通电全国，陈述三点：
（一）内战固须避免，然剿匪并非内战，真正之和平，当于秉承天地之正气，整饬国家纲纪中求之，始有济耳。
（二）侮御固须集中国力，然危害国本之危险份子，仍当别论。
（三）戡定内乱，系中央大权，政治不能解决者，自当以武力解决之，此为立国之常经，对于陕变，岂能例外？
原电云：以上三点，鸿逵等认为平定陕乱，国人应守之概念，并且盼杨等及其部属，凛遵国家善后命令，在中央指挥统一下，挽救危难之国运，使西北不致惨遭蹂躏而丧国家之元气。若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西北人民，拥戴国家，爱护桑梓，决不与杨等叛部及万恶赤匪同戴一天。
通电发出之日，即高台惨烈战役大获全胜之时，马步青在所著《河西走廊歼灭战》中说：“高台之役，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战”。共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在所写《走出祁连山》一文中说：“高台血战七昼夜，第五军又几乎全军覆没。”通电中说：“西北人民，拥戴国家，爱护桑梓，决不与杨等叛部及万恶赤匪同戴一天”。高台战役之辉煌胜利，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与正面的答复。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共军自认为主力已被歼，在实际与形势上，已失去取胜的条件与因素，因之发出哀鸣，致函我总指挥马元海商洽和平解决战端，总指挥置之不理，未予答复。他认为：共军在高台惨败，军头被击毙甚多，踪象显示，已放弃通过兰州、嘉峪关大道西进的企图，转向南移，窜入祁连山区之可能性很大，诚如此，则为孤军深入，陷于狭长崎岖山峦层叠，路径狭小的山岭绝地，给养补给都是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且該地区是祁连山的主峰所在地，高度海拔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曾融化，在此严寒季节，匪军窜入毫无人烟的的山区，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匪军大多是南方温暖气候中生长惯了的人，对于严寒刺骨的气候，绝难适应，因此天时地利对于共匪绝对不利。现在乘未完全窜入祁连山之前，把握时机，将留在张掖以南倪家营子的一股匪军予以聚歼，则河西走廊之战，很快就可结束。
马总指挥调马元彪、马禄、马朴各骑兵旅以及马步銮、地、韩高功、刘呈德等部，连同湟源、循化上四工、西宁等民团，参加此一决定性之战役，胜利公算甚大。总而言之， 是投入河西战役全部兵力百分之八十，以绝对之优势兵力，以高山压巅之势，猛烈一击，一举荡平此一共军的残部，永除后患。于二月二日对从倪家营子发动猛烈攻势，奈因共军于走投无路之际，作困兽之斗，顽强死力抵抗，双方伤亡惨重，至二月下旬，我军休整三日后，于二十二日集中火力，密集射击，并全部军力，发动猛烈攻势攻击，继续激战五昼夜，更番轮战，我循化上四工民团司令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营长马学良、马朝选等英勇牺牲！第二路骑兵指挥马朴臂部负伤。二月三十日倪家营子及附近堡寨十余处先后克复，残余共军逃出重围，在龙首堡与河调堡之间，我西宁民团遇伏，发生遭遇战，结果阵亡多人。
元月四日，共军第九军残部，由山丹以南之凤凰山、西流沟、南流沟，占据了梨园堡，同时我军尾追不舍，于八日进至梨园堡近郊，集结三个骑兵旅，围攻該堡，继鏖战整整三个昼夜，共军二十九军政委陈海松和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被击毙，我马彪部团长谭应德、马占成、英勇牺牲，十二日克复梨园堡，共军残部经龙首堡窜入祁连山峡谷的康龙寺一带。
龙首堡是由河西走廊向南越过祁连山山谷，是青海极北面的一个堡寨，是甘州河流过祁连山山谷之口，是甘州河谷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其南方为黄番寺、康龙寺、红湾寺和二寺滩， 黄番寺在河西民乐县南方大雪山之阳，甘州河之南接近青海祁连设治局所属扁都口。该地区为西北名驹骏马的著名产地。共军残部逃到龙首堡的不到两千名，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右支队由军长孙玉清率领，左支队由军长程世才率领，总率领为徐向前本人，分别逃窜。我马忠义部、刘呈德部，以及部分民团，在甘州河谷黄番寺、康龙寺、红湾寺一带的大坂、山峦、峻岭之间，节节扫荡。三月二十五日，在牦牛山麓激战中，其右支队大部被歼，共军第30军88师师长熊厚发被击毙。同时，共军第9军军长孙玉清经梨园口失利，率少数人逃窜，在草岭大坂的三道沟脑流窜时，被肃州民团发现，正在设卡防守，我马忠义旅长下令围捕，激战数小时后，孙玉清被俘，右支队被扫荡肃清。
左支队约计一千人，由30军军长程世才率领，在甘州河谷流窜时，为马忠义部及湟源民团李增荫团尾追，正在共军打尖休息时，徐向前向当地土著问询，这个地方叫什么？土著答道： 红湾寺。徐向前吃了一惊，啊的一声，红、完、死，完了，完了，红军完了。又说，只有逃命一条路了。便决计向西逃窜！我马忠义部及李增荫部之骑兵追至甘州河谷野牛山原始森林地带，共军窜入原始森林，判断共军脱逃者为数不多，且我军给养补给困难，所以没有追击，返回甘州防区。总指挥马元海派第100师刘呈德团兼程开往嘉峪关外，在玉门、安西一带部署，以堵截窜往新疆之路，四月底共军残部在安西附近窜出祁连山，即为刘德呈截击于安西、五营村、王家园子、红柳园子、白墩子一带，共军残部死伤多人，又窜入戈壁滩、嘉峪关外，截击行动就此结束。
河西走廊之役，始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至次年四月底安西截击止，以整整半年的时间当中，最惨烈的战争有四次，第一是克复古浪，第二是鏖战高台，第三是倪家营子拉锯战，第四是扫荡梨园堡。
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是共军的第四方面军，在毛尔盖会议时，原有8万多人，附在青康草原水土不服，生活困难损失甚重。在甘南改编为西征军时，尚有3万人多装备优良，是共军的精锐，且为久征惯战之师，强渡黄河之后，企图在河西走廊盘据，扼甘新之要冲，西进打通新疆，希图取得国际共党的援助！
青海是马步芳统辖的新2军第100师，海南警备第1、2旅，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其总兵力不到3万人，武器装备，远较共军低劣，民团方面谈不上训练，只是在保卫家乡，卫护宗教自由的大原则下，以血肉之驱，持着长矛、大刀以及十九世纪陈旧的枪支——套筒、铅丸火枪，借凭着武器不顾一切，牺牲肯战、力战、死战、与共军缠斗、硬斗、决斗进行惨烈的殊死战争认为只有胜利是一条生路，没有胜利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决心与共军拚斗到底。
列宁说，回教是共产主义的绊脚石。这话一点没说错，回教的信仰中心是宇宙间只有唯一无二的主宰，他是全能于万事，而且是仁慈公道的，他创造了大地万物并养育之。共产主义坚持无神论邪说，反对一切宗教，到了毛泽东当权后期，刻意神化自己，《毛选》成为大陆人民遵奉的经典，家家供奉毛像，对一切宗教无不横加禁止，使大陆人民不但物质生活贫乏，精神亦无所寄托。中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乔连升说，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的，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经上述讲话可以明确的看出，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扼杀一切宗教直到消亡为止。
河西剿共战役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战，西北民风纯朴，宗教信仰极为浓厚，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因为共产思想，在理论上遵奉马列主义，坚持荒谬的无神学说，否定宇宙间唯一主宰的存在。在这思想冲突的情况下，以宗教奉献，牺牲的信念与决心，激发了无比的奋勇与斗志，在任何困难与情况下，奋斗，牺牲，不计一切的为卫道而与共军周旋到底。
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河西走廊战役，是青海与河西四郡的全民，不计一切的参与了战争，汉、藏、回都没有例外奉献了一切。汉族、藏族信佛，回教信仰真主。一位汉族同胞听了共产党的无神论后说，既然人类是猿猴变的，把老天爷创造的万物之牲为后代。藏族同胞听了共产党的无神论之后说， 人类是猿猴变的，我们大家都不例外，那么我们的佛爷如何归属？那个藏族同胞说：啊妈妈！ 佛爷也是猿猴变的！那我们顶礼膜拜的是牲畜，把佛爷糟蹋到这种程度，是可忍，还有什么不可忍的呢？
除了思想问题外，其次是天时与地利对共军极端不利，十月是冬季的开始，共军大多是南方温暖地区的人，从南方流窜到河西，都是穿着轻便的衣着，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高达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得融化，北为蒙古戈壁，气候寒冷异常，冬季最冷时候，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共军没有厚暖的衣着，而且河西走廊的物资贫乏地区，补充不易，这一天时的困难确实无法克服。
谈到河西走廊南为祁连山，若共军越过山峦重叠，险峻难行的祁连山，向南求生，既无可能，环境亦不允许。向北横过蒙古戈壁，向宁绥逃窜，不要说给养无着，连饮水的供应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共军只有在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前进，这样就遭青海骑兵尾追、截击，无法避免了。
第三的兵种性能的差异：青海是著名的产马区，所以青海以骑兵著称，这次河西战役，青海编成三个骑兵指挥单位，发挥骑兵的机动性能，用来对西侵的共军。马步芳在其自编的骑兵歌中有：突前线，扰后方，像闪电，似疯狂。真的在机动性能上的确一等一的灵活。同治初年陕甘回民反抗清庭统治时，陕甘总督杨岳斌在奏折中说：每值接仗，千群万骑，以相抗拒，一经击败，狼奔豕突，行走如飞。我军多系步队，日行仅数十里，纵倍道驰骋，亦仅百余，未及数日，辄复疲劳，往入出截前，竞乃反落其后马步之势异，饥饱亦复相殊。左宗棠致其子孝威信上说：贼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不见踪迹，遇暇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长毛所能。可见河湟骑兵机动灵活，自古已然。在这次河西战役中，的的确确，骑兵发掘了极大的机动性与灵活性。比如共军刚刚驻营、休息、做饭、准备住宿，青海骑兵一见共军炊烟，急驰而至，共军来不及吃饭，将做好的饭食倾倒后即行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真是马步之势既异，饥饱亦复相殊了！在青海骑兵飙疾如风的追逐下，共军经常饥腹行军，岂有不疲惫之理？
第四是共军情势判断的错误。共军在强渡黄河之前，有一个敌情研究与判断，参加意见最多的是共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董是河北新河县人，北京清河预备学校及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毕业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过职，孙连促将军在青海省任第一任主席时，董任团长之职，在青海驻过防。民国二十年，随孙连仲将军有江西剿共时，在江西宁都投入共军，此次在西征军任第五军军长之职。
民国十七年凉州镇马廷勷反抗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向西宁镇马麒求援， 马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暗中派马伏良(外号七大柵)、马朝佐(外号仓大人)、马子龙(外号八营)等三个营，前往攻取永登，与西北军作战过，这三营一听见机枪猛烈扫射，便逃回了西宁。因此董振堂对马麒的军队训练认为平常作战能力不强，他认为渡过黄河，打垮青海军队没多大问题。董的判断当在民国十七、十八年时确实如此，西宁马麒的所有军队，三日一操练，春秋二季各会操一次，多半数的士兵把给养合拿到家中生活，所以当时有“我只吃粮不当兵”之谚，但自西北军进驻青海后，对青海军队的训练，起了示范作用，尤其是马麒之次子马步芳对军队训练非常认真，仿效西北军的训练方式，因之军队的素质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一点董振堂没有料想到。对青海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估，是共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主因。
共军窜入河西后，张国焘致电毛泽东与张闻天，说明组织渡河西进之理由：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军应向宁、甘发展，其目的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其最终目的，在取得与新疆之联络，接受国际援助。那时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有3万多人，渡过黄河，到河西的人数，只有3万人之数，而且共军第四方面军的精锐，是久征贯战的一支有力部队。马步芳的新编第二军所属的第100师，海南警备旅以及马步青的骑5师等，共计兵力2万多人，其武器装备，远较共军恶劣，其训练亦不及共军精良，照当时有形的战力来说，实在不能与共军相拼、相斗，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可是，为了保卫家乡及卫护宗教信仰的两大前提下，发挥了至高无上的牺牲精神，为国家，为桑梓，为宗教自由奉献一切，以血肉之躯，拼死决斗，在“不牺牲绝无生路”的决心下，力战强敌，在艰苦中求胜，在危险中求生，付出了空前的牺牲代价之后，换来了惨胜。从靖远渡河，到古浪克复，我将、校阶级的军官、佐，为国殉职者70余人。且看马步青在其所著《河西走廊歼灭战》一文中说：如果说古浪之役，是这一整个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张掖、高台之役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战。我军防守张掖的部队是韩启功旅长，而匪军进袭该县的是程世才的第30军，高台地区进袭的匪军是董振堂的第5军，当时兵力既然是旗鼓相当，所以在张掖地区形成拉据战一直持续了1个多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而且都濒临精疲力竭的地步。从青海调来了几个地方团队，投入战场，于是起到了预期效应，不久急转直下地结束了这场战争。
据共军第30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写《走出祁连山》一文中说：“古浪一战，9军兵力折损一半，高台血战7昼夜，5军又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英勇牺牲，最后又在梨园口、康龙寺作战失利，30军遭受重大伤亡，政委陈海松同志战死，30军杀出重围之后，部队已溃不成军。至此，西路军的3个军及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已大部断送。追兵向乌云似地卷来，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好把不到两千名的部队，编为左右两个支队，跑到深山打游击。当时红9军剩下的五百多人，编为右支队，红30军余部千余人，加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的一些干部编为左支队，自石窝进入祁连山。我们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西进，，整整走了47天，才从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我军攻安西不下，在王家园子又陷入了重围，激战了一整天，当晚才突围。突出了重围之后，我们涉过寒冷的黑水河，一口气跑了90里，第二天黎明才到达白墩子，刚到那里，那知道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我们且战且走，在红柳园子又遭包围。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战，我们砸碎了电台，守着一片起伏地，准备和敌人拼到底。入夜，我们又突围出来，进入了戈壁滩。当时我们有统战关系的新疆部队，把我们接进了星星峡，五一节，党中央的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带着几十辆汽车，载着衣服、碗筷和哈密瓜来迎接我们，我们向一些虎口余生的孩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一时百感交集，热泪横流。悲壮的西路军结束了，活着回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
徐向前率领的西征军3万人，在河西走廊失利，逃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其中包括徐向前本人，政治部主任曾传六，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
这次战役，青海军以劣势之兵力，孤军奋战，力克共军精锐，歼敌3万余众，战果丰硕，战绩辉煌，其对国家有如下的贡献：
张国焘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编组西征军，企图挥军向宁、甘发展，与外蒙或新疆取得联络，打通国际路线，接受国际援助，如果我军不以劣势的装备，对共军作殊死战斗，以屡败屡战的顽强斗志拚个你死我活，绝对不会有辉煌丰硕的战果，将共军全部被歼；假如共军得逞，占领广大的河西走廊地区，扼甘、新通道，盘踞该区，与新疆取得联络实在不堪设想。自古“保西夏以固关中，固关中以定中原”，顾祖禹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绝，酿天下之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可不畏哉！”。顾氏时代所说的陕西包括甘肃在内，陕甘两省虽在西北边隅，而一治乱，关系中国的命运甚巨。左宗棠亦谓：“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抵减亡”。
二十六年四月底，河西走廊战争结束后，共军全部被歼，时隔两月之后，七七抗日战争开始，邀天下幸，西北大后方得到了安全与巩固，屏障了西南川、黔的平静。西北和西南两大后方，是支持抗战到底的两大支柱，有了安定的后方，所以八年抗战，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假使我军在河西走廊失利，共军得逞，则形势突变，局面全非。例如抗战胜利后，林彪在东北接收共产国际之直接援助后，入关扩大叛乱，则国军节节败退，以致播迁来台，是其最佳说明。
当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窜至吴起镇，与陕北刘志丹、徐海东两匪合股时，毛泽东仅剩余二千余人。这是国防部剿匪战史的记录，当时担任西北剿共的几十万大军，如果有通心协力，切实配合，包围痛剿，以毛泽东率领的二千余残共，一鼓歼灭，绝非难事。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围而不合，合而不击，击而不猛”，留此后患，使我全民受史无前例之空前浩劫，居今思昔，感慨良多！
平心而论，青海军队以劣势之装备，肯战、力战、死战，仅凭坚强之斗志，孤军奋战，力克共军之精锐，将其全部3万之众予以歼灭。可惜当时的东北军情切抗日，自然不肯认真作战，就是嫡系的中央军，何曾力战过？共军长途流窜，国军仅在数十百里之外尾随，和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民反清，清军尾随的情况颇相似，刘蓉说：“每一进攻，辄虚其数面，以似之走，以故此剿彼窜，殄除之数无几，而蹂躏之地转多，朝廷览其奏报，以为克城破垒，收复地方，勋业卓著，安知其流弊至于此哉？”又说：“如环节、攻而歼之，剿一股了一股，则逆势挫伤，不过数四大举（原文如此），余党兽散。然而各统将不肯出此者，不但虑合围鏖战，胜败难期，而且旷日累时，无赫赫可见之功，不如击之使走，则捷报频闻，可为倖功邀赏也。”很惋惜的是，一日纵敌，百世为患，势穷力蹙之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如毛泽东之二千余残共，几十万担任剿共之大军，未能殄灭，使残共绝处逢生，虽与曰天意，岂非人事之未尽其责哉？
- 作者：高文远
- 文章来源： 反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