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学价值

1/10/2010 posted in  理论视野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两卷本的巨著。其中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尤其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它部分所采用的是对论敌进行逐条批判的方式,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主张只有一些片断性的论述,与此相对,“费尔巴哈”篇中作者的主张是以一个非常完整的形式展开的。如果说“费尔巴哈”篇几乎承载了作者的诸多理论命题的话也是毫不为过的。但是,这一巨作并没有最终成为印刷稿而以未完成的形式留给了后世。这个未完成的遗稿应该怎样进行编辑奉献给读者呢?这就是“编辑的问题”。不同的编辑方法会给文本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费尔巴哈”篇的多种编辑版式

“费尔巴哈”篇有多种编辑版本。在广松之前以原文出版的主要版本有下列四种:

(1)梁赞诺夫版(以下简称“梁版”)。发表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机关杂志《马克思恩格斯资料》第一卷(1926年)中,由该研究所所长梁赞诺夫亲自编辑,是“费尔巴哈”篇最初的活字版本。

(2)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简称“阿版”)。1931年2月梁赞诺夫被捕,莫斯科的研究所也改组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 阿多拉茨基担任了新所长。阿多拉茨基接下了由梁赞诺夫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旧版MEGA)的编辑工作,他将梁赞诺夫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并应该在1931年年底出版的MEGA第一部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返回到白纸,进行了彻头彻尾的重新编辑,并于1932年出版。“新编辑版本”的完成只花了一年多时间。斯大林时代所编辑的这个“阿版”,收录了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一段时期内该版被视为“决定版”。但是,那个“费尔巴哈”是将文本进行随意剪贴的产物,广松先生认为该版本事实上是一个“赝品”。

(3)新德文版(以下简称“新德版”)。该版发表在当时的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10期上,由“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附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辑。文本的排列与前一年用俄语发表的巴加图利亚版本基本没有差别。

(4)新MEGA(试行)版本(以下简称“N”版)。该版本是1927年为新版MEGA发行所作的“样本”,是供研究者专用的试用本,属非卖品。收录在由苏联、东德的党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编辑的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新版MEGA)试行版中,实质上的编辑者是英格尔•陶贝特。

在上述诸多版本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则是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广松版在组版上的三大特点

在“费尔巴哈”的手稿上可以看到恩格斯和马克思多次进行增补和删改的痕迹。这是探寻作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及唯物论史观的建立过程的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分工合作的(也就是说他们各自在书中所占的部分)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过去各版本的编辑方式实质上使得如此贵重的资料丧失了其价值。广松为充分发挥手稿的文献价值所作的编辑努力是一种划时代的编辑方式。

有关编辑上的问题,如果将其分为组版方式和排列方式来讨论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广松版本在组版上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1)手稿中的增补和删改一目了然。为了与经过增补或删除后的最终文句相区别,被删除的字句,用标有删除记号的小活字体恢复至原处,写在行间以及栏外(正文以外的空白处)的添加的字句用斜体(日文译本与中文译本用波浪线)印刷,因此,在读文本的时候可以很直观地、视觉性地了解到作者进行了哪些修改、增加了哪些内容。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笔迹的区别一目了然。恩格斯所写的部分用罗马(日文版本用明朝)字体,马克思所写的部分用粗体(日文版本用黑体)来显示(中文译本则用宋体和粗楷体来加以区别)。

(3)写在空栏外的增补的文句、注释、笔记一目了然。手稿中间有一条折线,将页面分成左右两栏。在当初的执笔过程中,左栏被用作正文写作,右栏被用以增补、做笔记等。广松版的印刷是,翻看面的两页相当于手稿的一页,左栏的文本在左边的页上,右栏的文本在右边的页上。

那么,在广松版之前的诸版本又是怎样的呢?新德版完全无视添加和删除的过程以及笔迹上的区别,只给出了最终的成文,在文献学上没有问题。梁版将删除的部分收在< >中,用小的活字还原到文中,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增补的部分与各自不同笔迹的情况合在一起,用脚注的方法加以说明,但都做得极不完善。阿版,只将最终的文句作为文本正文,而诸如删改、增补、笔迹等事宜则都在卷末的“异文明细”(Textvarianten)中提了出来。N版与阿版基本相同,不过该版中用“附属资料”(Apparat)代替了“异文明细”,这部分内容变得十分详细。但是,用各种记号所作的标记方法十分繁杂,阅读该版本需要花费读解拼图板般的功夫。无论是阿版还是N版,如果只读正文的话,不能了解增减的过程以及笔迹的区别。不用说一般的读者,即使对于专家来说,如果不是对编辑问题特别关心的人,不会一一对照“异文明细”、“附属资料”来读。事实上,阿版以后的数十年中,只有印刷在正文中的文本被引用,根据这些文本展开争论。在将后期的恩格斯与初期的马克思加以对立讨论中人们说,“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样说的……”,而那些人实际上是将恩格斯所写的句子当作马克思所写的句子在加以引用。如果增减的过程,以及恩格斯、马克思各自的笔迹不是与正文的文本一样能够一目了然的话,那么,是很难加以实际利用的。

N版是在各页上分成左右两栏印刷的,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手稿的右栏中所增补的文章在印刷物中组合到了左栏上,如果不去看“附属资料”的话就不知道那是增补的文章,这种情况常有出现,那么就不能说它很好地利用了两栏的功效。

为了理解广松版的三大特点,下面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例一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鞋匠>打猎,<中午>下午<园丁>捕鱼,傍晚<演员>从事畜牧——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或者牧人”[1](p.34)

上面是在马克思增补之前恩格斯写就的文字。恩格斯在这里之所以以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作为主语,可以认为是由于他考虑到了施蒂纳的有关议论[1](p.168,注69),现在想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增减的过程。恩格斯最初写的是“上午鞋匠,下午园丁,傍晚演员”。这也可以认为是恩格斯针对施蒂纳批判共产主义只是他者成为为我的劳动者(裁缝、喜剧作家、渔夫、农夫等)。看一下增减的过程的话,“鞋匠”这一表述变成了“打猎”,也就是说名词性的职业名称的表述,变成了“干什么什么”的动词表述,可以清楚地理解那是对不会成为“猎人”等的强调。名词的形式,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持续存在着职业的固定化。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反复主张废止固定的职业分类,因此被施蒂纳的议论所引出的当初的文章确实存在着不合适的地方。从名词到动词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停留在修辞学意义上的改动。

对于我现在的发言,也许会出现这样的反击,“那只是解释上的问题,与编辑上的问题无关。”确实,那属于我的一种解释。解释得正确与否也应该有个争论。我想说的是,作为有实际意义的争论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客观性、使人能够“发现”争论焦点的文本,而为了提供那样的文本,对增减过程进行复原是必须的。

这里来举一下无视增减过程,只阅读最终的文章而无法把握文意、文脉的例子。

例二:“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程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大事件和国家的行为,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上的斗争,特别是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1](p.52)

在最终的文句中是这样写的:“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大事件。”这里的“因此”(daher)意思不明。为什么“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就“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大事件”?“因此”之前的句子(历史总是……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恩格斯增加进去的。增补之前的文脉表述的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大事件。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疑问。增补的句子不是十分明确地标示出来的话,哪怕是诸如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句子也会使人产生理解上的混乱。

例三:“这一设问和解答的纯粹的民族性特征……”[1](p.56)“这一设问”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如果只读最终的文句也是无法明白的,因为在该文句前面,从前一页起增补了很长的一大段文章。广松版由于增补的部分一目了然,所以很容易找到当初的文脉,因此,就能很清楚地知道这里指的是前一页中所说的“人,究竟如何”“从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这一“近年来反复谈论的重大问题”。

此外,由于区别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笔迹从而能够看出一些实事,举例说明。
例四:“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尤其具有‘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将自我>作为‘意识’<而‘外化 >。”[1](p.26)

恩格斯所写的“人<尤其具有‘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将自我>作为‘意识’<而‘外化>”的地方,马克思改写成“人还具有‘意识’。”“精神”、“意识”、“外化”之所以标着引号,并不是恩格斯自身的主张,而是使用了黑格尔左派的用语,是一种讽刺性的用法,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感到了不满吧。这里的增减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这一表述的拒绝。顺便提一下,虽然只能在这一处见到“外化”这个词,但类似的表述,如“疏远的”(fremd)这个形容词却经常为恩格斯所使用([14][17][18][21][22][59]页,只有[19]页的一处使用的是名词“疏远”(fremdheit)。马克思虽然也使用这个形容词,但一共只有两处,一处是用括弧括起来的([17]页的栏外),还有一处他自己删除了([18]页)。

下面的例子是有关如何对待栏外增补的问题。

手稿栏外(右栏)增补的内容,离开了正文(左栏)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被删除后的文字,不被作为文本来刊载的话,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无法被认识。

例五:“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将‘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1](p.59)

这段文字是在右栏中加以增补的。左栏中这段文字的前段位置(接前页)所写的是黑格尔左派的“纯粹民族的特征”,接着上述的文脉下面变成了“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这意思无法理解。“这些争论……”这段文字,并不是左栏的前端文章,而是与在这一增补文边上的左栏的文章相呼应的,即一直到后两页的文章,该文由于第Ⅱ“圣布鲁诺”完成了誊清稿而全文被删除。那段文字中谈论的是有关施蒂纳与费尔巴哈的争论,以及鲍威尔对该争论的回应。鲍威尔称之为“费尔巴哈的诸归结”而批判了“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因此而出现了问题。文中所说的“看出围绕‘共产主义者一词’的费尔巴哈的‘错误’”是栏外增补文的意思。由于被删除了的而不编辑在正文中,这种编辑方法使得栏外增补的意思和文脉发生了断裂(N版,由于将栏外的增补印刷在左栏上,加大了混乱的程度)。

三、编辑中的排列方式问题

编辑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排列方式。我们先来大致地看一下手稿的状况。手稿可以分为大小两束。大束中有恩格斯所标的纸张号码和马克思所作的页码的标记。纸张号码可以分成三大块,即{6}~{11}、{20}~{21}、{84}~{92}。第2、第3块中原本只写了第Ⅲ“圣麦克斯”,由于以后移入了“费尔巴哈”,所以纸张号码不是连续的,但页码的各个块[8]~ [29] 、[30]~ [35]、 [40]~ [72]几乎是连续的。只要根据马克思标的页码,大束就可以按顺序排列起来。事实上,除了强行剪贴的阿版之外,以往的诸版都是将大束合在一起进行排列的。

小束由七张手稿(准确地说是六张和一张纸片)。没有马克思标的页码,只有恩格斯标的号码{3}和{5}({1}{2}{4}的号码为伯恩斯坦所标,{3}也有可能是伯恩斯坦所标),只根据这些号码是无法进行排列的。再加上,有两张没有号码({1?}{2?})。这两张如何进行排列是一个疑问,不存在“必须这样排”的唯一答案。大束,总体上是早期执笔的基底稿(Urtext)。小束,总体来说是新时期执笔的稿件,但稿件的性质并不统一。除此之外,还有1962年发现的纸片。广松版称作[ア]的这张纸片(中文译本为“附录Ⅰ”)上有马克思所标的1和2的号码,但应该怎样排列还是个问题。

广松版在排列问题上同样以如何发挥手稿的文献价值为其基本方针。为了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手稿内部的关联,他活用了翻开本的方式。

{[1?]}的前半部分(a~b面)用于草稿,{[1]}是誊清稿。广松版{[1]}放在左页上,{[1?]}前半部印在右页,可以对两者进行容易地比较。{[1?]}的后半(c~d面)和{[2?]}可以作为一连的文章来阅读,从R版到现在所有的版本都是将它们连起来排列的。{[1?]}d中放入了大束[11] 页上马克思写在栏外的文字,从内容上来看可以推定是[11]页之后的修改稿。进而,{5}也可以与{[1?]}cd~{[2?]}一起作为连续的文章来阅读,内容上也与[11]页之后的讨论内容相关。于是,广松版将{[1?]}cd~{[2?]}~{5}印刷成翻开本的形式,用于与[11]页之后的叙述相对照。

将相关的手稿用翻开本的形式排列,其用意在于让读者能够研究草稿与誊清稿的关系、基底稿与修改稿的关系。这样的排列方式在广松版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地认识到广松版的存在意义。

四、广松版之后值得注意的两个新版本

广松版之后,值得注目的有两个新版本。一个是涩谷正编译的《草稿完全复原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这是一个翻译本,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与用德文出版的版本区别开来,但从内容上来讲该版不仅一点不输给以往的诸版本,甚至远远超过它们。涩谷对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ISG)的手稿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在涩谷版中有着许多必须对手稿进行直接调查才能获知的珍贵事实。非常遗憾的是,涩谷版没有德语文本。该版本由日语文本和“注记•题解”(别卷)共两册组成,有关文献学方面的报告收在后者中。据说利用保存在IISG的手稿的话,在发表研究成果时有一定限制。涩谷版之所以没有德语文本,据说是因为有这个限制的缘故。我期待着在新MEGA版出版之后能够看到涩谷版德语文本的出版。

涩谷版的组版方式沿袭了广松版的方式。手稿中删除的部分,用带有记号的小文字还原至正文中。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笔迹分别用明朝体和黑体来加以区别。恩格斯所作的增补用斜体来表示。用翻开本印刷来对应手稿的左右两栏,这一点也与广松版相同。有关手稿状况的详细报告中纠正了广松版中的不准确以及错误之处,因此可以作为对广松版的补充。涩谷版的排列,除了{[2]}的所在位置做了移动之外,其余皆与阿版相同。对这一点我有些异议。对于一些译词及译文我也存有疑问和批评。另一个新版是新MEGA的先行本(Vorabpublikation)。该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年报2003》,分成“文本”和“附属资料”两分册(2004年出版)。编辑者是英格尔•陶贝特和Hans Pelger。

这个先行版的组版方式与N版(该版也是英格尔•陶贝特编辑)基本上没有区别。尽管有一些改进之处,如N版中左栏上印刷的增补文被复位到了右栏,但组版的基本方针还是旧态依然。正文中只印刷了最终文句,删除的文句全部收录在“附属资料”中。增补以及笔迹上的区别如果只看正文的话是无法知晓的。也就是说,该版继承了广松版之前的各种版本的缺陷。先行版的“序言”中提到了广松版。其中有关组版方式这样说道:“它在文献学上的功绩留在‘Ⅰ.费尔巴哈’的编辑史上”,“该版的文献学价值不可否认”。但并没有说明新MEGA仍然采用旧组版方式的理由。

先行版中全面撤回了N版的排列,全新地采用了“时系列”(chronologish)式的排列。这可以说这是陶贝特的“自我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具体指出N版在排列上的问题。苏联和东德解体以前发行的新MEGA诸卷,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1993年制定了新MEGA的新的整体的“编辑方针”,先行版解释说其排列方式遵循的就是这一编辑方针。这个解释,只能让人感觉到官僚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学术态度。总之,称作“时系列”的先行版的排列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对手稿各部分的执笔顺序的推定是否准确也存在着疑问——是否能够完全确定原本就是个悬念,在此就不加讨论了。最根本的疑问就是,早期执笔的手稿如果不以执笔当时的形式刊载的话,那么就会给“时系列”这一排列的基本方针带来矛盾。转用至第Ⅱ篇、第Ⅲ篇、誊清稿的同时,在此之后在编辑上被删除的文章,作为正文的文本加以复原,这不正是“时系列”排列所具有的意义吗?以后所增补的内容加入到旧的文本中,这可以说是忠实于“时系列”排列这一基本方针吗?

先行版会以现在这样的形式加入到新MEGA第一部第五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去。也许在技术上会有一些修改,但在编辑问题上,总体上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改变。
我在岩波文库版的“解说”中这样写道:“河出版的原文文本,现在还是最具有国际性水准的。它的地位,即便最近预告即将出版的新MEGA问世也不会发生大的动摇吧。河出版仍然并持续地具有它的存在意义——作为补充译者,我期待在本译文版的出版之际,河出版能够迎来它的新的读者。”我的这个意愿越来越强烈。先行版的水准超出了我的预料。现在,广松版又在中国的大地上迎来了新的读者,我的期待超越想象变成了现实。英国也在计划出版广松版的英文版本。

参考文献:

[1]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作者:小林昌人
  • 作者单位:日本情况出版社《广松涉选集》编辑委员
  • 赵仲明译
  •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