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海

1989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里曾经震动世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宣告自己的失败。虽然在中国这样的拐点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得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已经市场化。历史仿佛在这一刻已经终结，曾经对立的两个世界现在成为一个世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就是西方式的工业化，是大型的工厂、新式的军队，以及后来逐渐提倡的西方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说到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代名词，以至于在中国近代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倡导全盘西化，说到底他们想实现的也就是全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中国逐渐扩张了自己的话语范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是民国知识分子内部的玩物，但是自由主义在当时所包含的西方式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事实上，问题不是在于是否要现代化，而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实质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赢了第一回合的。 more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从西方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思想动力。马克思批判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方案。而在中国，经过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和十月革命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转而成为一种建设现代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中显示出的巨大的政治力量使得人们看到了在现实中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希望，而这种政治动员力量是自由主义做不到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的选择。（有必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旨在批判现代性的理论最终变成建设现代社会的理论，故他们认为这是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幼稚的错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理解。）

这两种思潮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图景，当然，这种交织在1989年之后的中国，甚至在1978年之后的中国又一次展现出来。当然这一次，自由主义似乎又一次旗开得胜。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逐渐出现了在官方口径中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从《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整个八十年代一直都存在零星的学潮和抗议，这种学潮和抗议到1989年借胡耀邦先生逝世达到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思潮在其中起到了思想组织的作用。这一点官方也认可这种定位，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事件虽然未能导致如东欧发生的事件一样的结果，但是在此之后中国似乎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大力地推进市场化、私有化，进行农村和企业的产权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几乎个人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国人已经和美国人不相上下。上海已经逐渐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

这样的一个过程导致了1989年前后版本的“自由主义”的解体，网络上出现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意味着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曾经的社会意见整合能力的下降乃至消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在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了大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原有体制所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本身的结果。正如中国一位经济学家所说“二十年前我们认为只要是市场就是好的，二十年过去我发现我们错了，市场也是有好有坏”。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逐渐亲密，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本身的调整，试图从“法治”的角度重塑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在自由主义解体的过程中，曾经与之相呼应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分道扬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89年学生运动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与传统道德价值观相配合完成社会动员。这一方面是政治策略，一方面也是必然的选择。通过所谓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观的重塑，将敌人在道德上妖魔化。但是问题在于当私有化和市场化逐渐推行开来，人们逐渐发现自由主义曾经所期许的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天堂，相反龌龊的人从曾经的所谓“官僚”扩展到“资本家”，“仇富心理”逐渐产生，自由主义的道德感召力逐渐丧失。相反，所谓“新左派”逐渐把握了这一道德资源重新崛起，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

之所以要简单的回顾这些观念史，不在于说明其中的来龙去脉，因为上面这样简单的说明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常识。叙述这些常识的目的在于，说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1978年之后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我的一个朋友向我提出，为什么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摆脱了所谓“不言而喻”，走向更为精细化的分析，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还在如此低级的层面以至于边沁今天如果复生一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抽象层面上无从解决，除了说中国人过分的沉迷口号或者忽视西方学理发展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历史和所要面对和实践的既有社会。除非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否则这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难题。

正如上文已经说到的，自由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就是伴随着中国寻找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之中的一个事件。自由主义在中国自然包含了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诉求和理想，但是在中国追求国家整体现代化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自由主义在中国通过设定了西方式的国家为现代化的标准模式，从而完成对现代化问题的回答。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的是，当自由主义将西方国家设定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那么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像西方那样。这种设定在1978年之后对于文革的反思中达到一个高峰。自由主义认为正因为我们未能完成——特别是政治的——现代化，才导致了文革的悲剧。通过将反思文革政治错误的话语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主义思潮重新点燃了近代以来的西化式的现代化理想，以至于80年代出现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运动。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掌握了反思文革的话语权，从而塑造了社会舆论的空气。这种塑造也是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之前出现了错误，那么矫正错误的方法就是发现另一个阵营的现代化蓝本。无论如何，当自由主义掌握了整个话语的时候，出现了只要是谋求政治民主化，反对文革威权政治的，都被试图借助自由主义的话语表达其诉求和理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在中国就被“稀释”成为另一种“大众哲学”。同时，当时出现的学潮使得掌握自由主义话语的知识分子也希望团结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主观上也通过传统政治道德和其他中国式的话语解释自由主义的现象。这样就导致了自由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潮中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这个大杂烩之所以能够形成，是通过塑造所谓“官僚集团”等等的他者完成的。

那么很显然，当这个大杂烩面对的敌人逐渐分散化，政府将很多曾经是它管理的事务交给社会的时候，这个阵营必定出现逐渐的分化。最终在“市场”这个他者面前，所谓“新左派”找到了自己的资源所在，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故而，我们从上面的那些政治观念史的常识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处境，绝非像西方那样是通过官僚制度自上而下的完成塑造，而是一种政治动员力量，是一种社会意见整合力量，是一种“大众哲学”，这样的处境就必须让自由主义的话语尽量简单明了，容易被人们接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罗尔斯是何许人也，单凭两句“不言而喻”就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根本所在。简单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自由主义的事业，而是一种广义的“发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