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蜗居》及其时代处境

每个社会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公共文本”——主流人群通过阅读这些公共文本，达到分享经验、交流情感、形成共识的目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序”中所谓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指，既是那一时代取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体裁，更进一步，也是指那个时代主流人群的公共文本。广阔的生活内容通过选择那个时代最适合的体裁形式，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最广泛的传播。在公共文本中，最集中地汇聚着时代的典型人物、集体心理、价值诉求、社会症候以及公众的期盼和意志等。晚近以来，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公共文本是中短篇小说，那么，90年代以来的公共文本则首推电视连续剧。

90年代，经过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社会高度世俗化，即从“国”回落到“家”，从政治生活退缩回日常生活，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们辗转于、奔波于婚恋、亲情、生计、消费以及职场、商场和官场的繁琐细节中。从体裁类型看，电视剧景别相对简单，即以“中近景”镜头为主，贴近生活和日常视角，并往往采取以家庭为环境的观剧方式。应当说，这种文艺体裁的形式特征，更适于表现上述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内容，即高度世俗化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使是历史题材，也一般采取世俗的日常角度予以呈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电视剧往往并非以纯粹娱乐或休闲为目的，而经常包含严肃的生活内容，有时，甚至包含严肃的思想内容，从而区别于许多国外电视肥皂剧。与倍受耻笑的中国电影大片不同，电视剧的整体质量较高，其中的优秀作品往往受到观众的交口称赞，成为家庭、办公室和互联网热议的话题。因此，中国电视剧经常能顺利地走出国门，不仅在海外华人圈中传播，而且出口到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传统儒家文化圈国家，就并非偶然。可以说，电视剧是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蜗居》，再次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是因为它直接触动了我们时代的那个枢纽和关节点——这个枢纽和关键点牵动着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并多向度地联结着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商品房，这里是财富和利益的集中点，因而也不能不是欲望和情感的集中点、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和戏剧冲突的集中点。住房，自21世纪初以来，便从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逐步异化为特殊的投资品，住房市场，即楼市，成为超越股市、汇市的最大金融交易市场。实际上，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沦为富裕阶层投资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远离普通百姓。这一事实，在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领中产”阶层的瓦解。

追溯历史，80年代，国家是将农民从体制内剥离，使之从集体公社回归于小农经济。90年代，农村基层的去组织化，作为多种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这些海量的廉价农民工立刻造成了城市工人严峻的就业环境，推动工人与企业之间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新世纪初10年，由于城乡广大人口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逐步形成的“白领中产”阶层，便成为资本积累的新财源。因此，他们受到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银行这个“铁三角”所创造的高房价的狙击，在短短几年中便沦落为“负中产阶级”。从农民到工人到白领中产，如果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走下去，那么，更进一步，一旦国内楼市泡沫彻底崩溃，资产大幅缩水，则将导致大批银行和企业面临困境，外资可能大举登陆。届时，大批民族资本将可能被廉价收购。

这个历史过程当然不是《蜗居》所能揭示的，也根本不在《蜗居》的视野之内。《蜗居》的贡献，在于用许多真实的细节，惟妙惟肖地呈现了这一代“白领中产”阶层的梦想、奋斗、挣扎、焦虑和困顿；它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完全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层面，并且完全认同于剧中那些男男女女们的立场和价值观，甚至认同于造成了剧中人物困境的无情的社会法则和现实逻辑。《蜗居》中的主要人物女白领海萍，鄙夷地称她的市井邻居如徐阿姨们为“井底之蛙”。其实，处于“蜗居”中的海萍之辈的人生理想也无非是打拼、赚钱、住别墅、做人上人。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完全丧失了另一种历史视野和价值参照的她们，又何尝不是“井底之蛙”呢。更重要的是，作者也并不能超出“蜗居”的狭隘格局。视点很低、视野很窄，这使《蜗居》的创作者无法获得一种长远的全局的观点，即无法站在“蜗居”之上审视我们这个时代，而只能蜷缩在时代所给定的“蜗居”之中。这当然不仅仅是《蜗居》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创作界的通病。

因此，如果说《蜗居》也是现实主义，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白领现实主义、市民现实主义、“蜗居”现实主义，而绝非批判现实主义。

何吉贤：“这一代”的宿命和诅咒

这几年，电视剧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07年热播电视剧是《士兵突击》，2009年则是《潜伏》和《蜗居》。《士兵突击》通过一个“阿甘”式的农村少年在军队里成长为“兵王”的经历，讲述了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励志故事。《潜伏》则是在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关于信仰的挽歌，是在大政治的时代关于微观政治的细致展示。如果说《士兵突击》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对抽象的人的生活的描述，《潜伏》也仍然是讲一种激情燃烧的革命故事，那么《蜗居》则不同，它以罕见的直面“现实”的品质，激起了观众对自身所处“现实”的自我反思。

网友普遍认为《蜗居》“非常真实”；评论者也认为，《蜗居》是“刺进现实的一根刺”（肖复兴），或者是“现实主义的复兴”（张宏）。“现实”成为围绕《蜗居》评论的一个关键词，但究竟表现了一种怎样的“现实”，却人言人殊，各有所指，也颇费思量。

电视剧首先引起热议的是有关“小三”的内容。网络上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网民开始议论郭海藻“小三”之路是否可取。在这里，是否愿意做“有情有义”的贪官的情妇并不重要——也许如毛尖说的“人民不怕贪官”，人民庞大的胃已能消化贪官分泌的那点胃酸——问题的关键是，借着“小三”的那点“桃色”，07年即已出版的小说和之前在地方电视台已零星播出的同名电视剧终于“大火”起来。人们猛然从电视剧中照见了 “现实”：房奴的悲惨处境、中产阶级家庭夫妻和恋人关系在房价节节高升之下的脆弱和贪官与房地产商的沆瀣一气。在这期间，又有人出来批评该剧“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加上随之而来的北京电视台的“停播事件”，《蜗居》最终在网络和碟店里大热。

这也许就是“现实”之一种：以某种变异的方式，或者“现实”链条中的某个微小的环节的断裂，突然促成了“现实”爆发式的涌现。20世纪末，以“疯子”形象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者”说道：“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在他的纵窗一跃中，“现实”的各种可能性一一展现。

近些年的文学和艺术中，“现实主义”（或许称之为“写实主义”更为妥当）的“回归”已成一个总体的趋势，“底层文学”沉潜于底层的各个角落；电影在第五代导演的“好莱坞式堕落”之后，也出现了第六代的“现实救赎”，甚至“官场小说”也在试探“现实”的肌理。但促成这种“现实的”涌现的契机是什么呢？

对于与“现实”的认同关系，《蜗居》充满了各种暧昧的暗示。无论是对郭海萍式“个人奋斗”的无力褒扬和对郭海藻/宋思明“关系”的津津乐道，还是对权力和资本勾结所形成网络的妒恨交加，这都显示着创作者对“现实”认同的含混态度。导演滕华弢说：活在当下，就要做出选择。是的，“活在当下！”这也许就是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的胜利”。

而与网上许多年轻的男性网友一样，我从电视剧中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甚至是一种“宿命和诅咒”。曾几何时，高房价成了几乎所有活着的普通城市居民的“宿命”，几代人积聚的财富被席卷一空，积压在城市中一个个“小区”和“楼盘”之下。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掠夺”的过程中，一代人的情感价值系统被这个“房事”“无情有恨地摧毁了”（肖复兴）。这种“宿命”是时代对活着的中国人的“诅咒”。

与“蜗居”作为流行语几乎同时出现的是“蚁族”。青年学者廉思带领学术团队撰写“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调查报告《蚁族》（2009年9月出版），书中展现了“蚁族”群体艰难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据作者调查，“蚁族”人群正在不断扩大，目前，仅北京一地就超过了10万，全国则有100多万。“蚁族”的出现是多年教育产业化发展引发的后果之一，也与产业发展政策、城乡分割、地区发展差异过大等原因有关。在现实的社会构成中，他们可以看做是《蜗居》者的“前传”，由“蚁族”进化到“蜗居”，共同构成了当今社会青年恶化了的生存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预示着80后青年由接受高等教育到找到稳定和报酬优厚的工 作再到晋升社会中产阶层的梦想的破碎。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恢复高考制度几乎同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和收入颇丰的工作，从而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曾是几代年轻人共同的奋斗之路，它为城市不断吸纳和积聚新鲜的血液，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塑造了新的“中国梦”。这条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随着像滚雪球般日益高企的房价，如今却出现了堵塞，而美好的“中国梦”，却更近乎昙花一现。

胡鹏林：幻想的《奋斗》与现实的《蜗居》

2006年，一部《奋斗》让蜗居者幻想连篇、信心十足；2009年，一部《蜗居》却让奋斗者跌入谷底、绝望万分。仅仅三年，两部青春电视剧的反响如此之深、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从《奋斗》到《蜗居》，就是从对现实的超脱到屈从于现实，从理想主义文化过渡到现实主义文化。通过把人们的牢骚和不满呈现出来，来让人们认命，认同自己目前的生活，尽管没有希望，但只要努力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蜗居》更像主旋律，因为它可以说服人们认同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和位置。例如郭海萍和宋太太，同为知识女性，郭海萍由于身处社会底层的缘故，不得不重复着读书、考试、大学、工作、租房、结婚、买房等既定人生道路，每一步都来之不易，走错一步就会前功尽弃，因此这个阶层的文化取向本能地屈从于现实需要；而宋太太却出身高贵，她不需要太多的奋斗就拥有了读书机会和学历文凭，很轻松地获得了多次爱情和成功的婚姻，并且以自己的身世帮助了丈夫的升迁，为自己、为丈夫、为女儿都轻松地获得了一个相对高端的平台。郭海萍和宋太太两人都认同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也不会质疑这种生存状态，以一种现实的方式遮蔽了这种现实的不平等，在这种现实主义文化氛围中，早已没有了幻想，甚至没有理想，只有一种现实的需要。

如果说《奋斗》中那些年轻人还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还有对当下生存的思考、对未来命运的探究、对人生价值的反思，那么在《蜗居》中则逐渐丧失了这些基本的人生哲学，从这些自省状态过渡到了自觉状态，自觉地追求物质欲望、精神出轨、身体刺激和价值分离，这些并非《蜗居》杜撰的，而是对社会心理的总结和呈现。例如《奋斗》中的陆涛、向南和华子等三位男主角，他们的心理都是矛盾的、自省的，都保留着某种精神空间——陆涛对生父的矛盾心理，对突如其来的房产设计及两千万投资回报，都存在着幻想和矛盾，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奋斗状态才是他所追求的；向南对女友的态度也是矛盾的，爱情的魔力、生活的琐碎和现实的压力，让他无所适从，但是他终究没有让自己的精神屈从于现实，即使离婚也不是因为现实的生存压力，更多地是对爱情的追求和思考；华子是一个虚幻的无辜者，被向南撬了女朋友，被露露欺骗，感情失意、事业失败，但是天生厚道的人性始终支撑着华子的奋斗，这种在错误中奋斗才是一种虚幻的真实。因此，观众不相信虚幻的《奋斗》，不相信陆涛的幸运、向南的幼稚和华子的厚道，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观众不相信社会应有的纯真和人性美。

“通往精神的路很多，物质是其中的一种。”这是《蜗居》中的宋思明所说的经典名言，这就是社会现实，这就是观众从心理上所能接受的现实。《蜗居》中的宋思明、小贝和苏淳等三位男主角，都是在这种现实的压力之下生存着，逐渐走上一条通过物质通往精神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人们沿路抛弃精神，唯存物质。宋思明无疑是最理性的，一切以权力、利益为中心，即使是为了郭海藻，他也是把郭海藻当作属于自己的一件东西，一件可以爱抚、珍藏和体现男性魅力的东西，仍然是把她当作一种物质，当作一条通往精神的道路而已；小贝是背时的、倒霉的，但是他也仍然是现实的，为了自己未来的房子可以背离亲爱的女友，为了自己未来的家庭可以忍受女友的背叛，一旦未来的房子和家庭都无望时，小贝非常决绝地选择了离开，这种理性让观众从心理上认同和赞同。苏淳的现实如同祥林嫂，一遍一遍地数落着：“如果回到我家乡，我或许早已是处长了。”处长意味着物质需要的满足，意味着可以以此为借口屈从于现实，哪怕是被现实强奸，也只能忍受甚至享受，这就是一个而立之年的小人物的现实生存观。

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毫无疑问地与社会文化及其文化心理相契合，从虚幻的《奋斗》到现实的《蜗居》，都极其恰当地契合了其时的文化和心理，也十分明显地预示着一种时代文化心理的变化：人们逐渐远离了精神平台，趋向于现实的物质需求，试图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重回精神平台。我们的疑问是——当人们无限制地追求物质需求，精神平台何在？如何建构精神平台？由谁来建构？最后谁又能够重返精神平台？我们期望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最终解决。

萧武：《蜗居》照出的社会与人心

有人说，《蜗居》是这十年来最好、最能反映社会现实的片子。虽然未必是十年来最好，但可以肯定的是，《蜗居》确实是个好片子。它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照出了当下的社会与人心。

《蜗居》前十集主要叙述高房价给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轻人带来的生活压力。一般的看法是，高房价是中国在高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但《蜗居》却给观众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个电视剧在不经意间揭露了不少房地产商与官员勾结、操纵房价的真相。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10年中国经济蓝皮书》的估计，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有85%的中国家庭买不起房子。以上海为例，12月第一个星期，上海的住宅每平方米的周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两万元。在这种压力之下，在上海生活的普通年轻人买房的压力之大不难想象。《蜗居》中的女主角海萍就被这种压力压得精神变态了。为了买房，她节衣缩食，尽可能地节省一切能够节省的开支，甚至到了经常饿肚子的程度。换句话说，她和丈夫努力工作，拼命赚钱，一切都是为了房子，他们的所有收入都完全贡献给了房子。

房地产业实际上不仅挤压海萍这样的都市白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如经济学家郎咸平所说，2007年的房市和股市爆炸式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越来越好，而是因为相比于房地产和金融的利润，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微薄了，实体经济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了为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打工的地位。因此，近来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提醒过，中国原本就说不上强大的中间阶层正在被房地产压垮，越来越多本来已经进入中间阶层的人，又被高房价挤压到社会下层去了。这样，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在变化，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由于房价之高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所能承受的限度，所以许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很低，至少在毕业三年内不大会考虑买房结婚、成家立业的事情。“80后”本来就是一个成长背景很特殊的群体，已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高房价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几乎绝望，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就变得更加游戏，更加消极。

对海萍来说，有房子是为了让家庭变得更好，但她很清楚，家庭的本质是人，而不是房子。房子是承载家庭的空间，但家庭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由人组建的。一个家庭可以没有房子，只要人还在一起，家庭就仍然是完整的；人不在一起了，即使有房子，也不再是家庭了，而只是房子。正因为海萍的价值观里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房子和人出现矛盾的时候，她的反应就是首先要保住人。这种价值观背后是对爱情的朴素坚持和对生活的认真态度。而海藻的价值观却与此相反。她之所以会劝海萍离婚，是因为她对爱情、对生活所抱的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在她的价值观里，人是次要的，而物质是最重要的。她可以没有爱情，但是物质生活必须要有保证。但是在海藻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她与宋思明发生关系意味着在道义上背叛了她的男朋友小贝，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小三”，但她的良心对此毫无反应。更值得担心的是，在这部电视剧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海藻不仅没有加以道德谴责，反而都显得很理解、很同情。有网友评论说，如果他是海藻，也会和海藻做一样的选择。因为如果在海藻四十岁的时候，小贝变成了宋思明，那么海藻虽然失去了爱情，但至少还有一套房子；如果她与小贝分手，而她最终也与宋思明分手了，那么她仍然有宋思明给她的钱和房子；但如果守着小贝，而小贝在四十岁的时候仍然一无所有，那么海藻就要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既没有爱情，也没有房子和钱。海藻这样的选择，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 作者：祝东力、何吉贤、萧武等
•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
• 何吉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胡鹏林：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 萧武：青年评论家
• 来源：《艺术评论》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