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东
一位还未来得及谋面的“打工诗人”，急等着推出一部有关“打工诗歌”的论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著），来信要我为他赶一篇文字。我虽然向来害怕应酬文字，这一次却觉得很难回绝，毕竟自己早年也曾在泥窝里滚打过，深知那种在底层打拼的味道。
跟这班苦命的年轻人本能相通的是，自己当年那种学徒生涯，如果不比今日的打工仔更苦更累，至少也不会更轻松。那个世道，不光是完全攒不到什么工钱，每月区区十几元学徒津贴，全都要用来贴补肚子，劳动条件也是没法更恶劣了。只要催命的鼓风机轰鸣起来，那灭顶的声浪就能把人吃了，连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手势比划。再轮上三十八九度的三伏天，更是连想像一下都会冒汗：别人躲在树荫下摇扇还直喊受不了，我们却被发配到冲天炉前，去鼓捣整炉膛红通通的铁水 ——别说还要出笨力干重活了，哪怕只在炉前多呆一会儿，那灼热的温度就能把脸颊给生生地烤糊了！
当然公道地说，尽管当时的条件同样艰苦，不过跟现在的打工仔相比，我们那帮学徒娃娃却没有这般失落。那时候，广播喇叭里毕竟还灌输着一大套说辞，说我们是工人老大哥，说我们正当家做主……心里虽不敢全信，脸面上总还有助于找补尊严。此外，更加现实的对比则在于：跟那些成天拎着点心匣子托人办回城的知青相比，让我们“比下有余”的理由还明摆在那里。就此而论，虽说同样是到厂子里做工，哪怕就是去做同样的工，却只有今日的打工仔，才算是真正滑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那地方如今竟被剥离得如此光秃秃赤裸裸，就连最浅薄的意识形态涂料都懒得粉刷了。
毫无疑问，赤裸裸地隶属于这样一个阶层，也就无所遮蔽地意味着，正在为整整一个社会垫底。在这里，我忍痛写下“垫底”这两个字，来描述某种极端弱势和全然无助的状态，也想来凸现一个不可或缺的最后支撑点。在我看来，正是上亿人口在外“打工”这种现象，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基本、最重要和最诡谲的史实。中国之所以令人生畏地露出了“和平崛起”的苗头，迫使欧美国家恨不得放弃原本借以立国的自由贸易教义，那无非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举世最庞大和最廉价的打工一族。
这大概也正是外国汉学家最难搞懂中国的地方：世上居然还能有这样一支劳动队伍，不光能以其难以耐受的劳动强度，来换取少得可怜又常被拖欠的工资，而且能表现得如此驯良坚忍柔韧，极少对苦痛的运命发出不平之鸣！
每念及此，我便会默默地在心底连称“惭愧”。真的，在尽享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时，我们这些幸运的城里人，哪怕是其中最为洁身自好者，也照样脱不开潜在的愧疚。因为我们毕竟不难意识到，由于生活起点的不同，就算你跟打工仔讲好了“平等交换”的工钱，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然而可叹的是，在现行规则无所不在的包围中，特别当这些规则跟利益集团的刚性制度搅在一起发酵的时候，任何个人都是无法独力清偿这种歉疚的，哪怕你是卡尔。马克思本人。正因为这样，有时候我甚至会叨念：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当真就这么“和平崛起”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一定要为连续几代数以亿计的苦力劳工，修一座最高最大的纪念碑，来铭记他们曾经付出的超常牺牲！反过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再次发生了“现代化受挫”，那么其实打从现在就能逆料，那报应原本就潜伏在我们断裂的社会结构内部，潜伏在败落的乡村与畸形的城市之间—— 这正是打工仔们常年奔波的漫长旅途，其间充满了从未被真心倾听过的巨大落差与积怨……
正因为久存此念，当我获悉天底下竟还有“打工诗歌”这回事时，真不禁心头一惊。原来这班富于生命张力的年轻人，还编辑了不定期的《打工诗歌报》，真让人刮目相看！我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著作签名寄过去，也借机讨要了几份报纸。说真的，单是这邮来的薄薄纸页就又使我抱愧不已：瞧瞧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城里人，除了把人家当作这块日渐贫瘠的国土上硕果仅存的金矿，到底还对打工仔的内心世界了解多少？
在这个意义上，我建议都来读一读打工诗歌。先别去琢磨别的，单是他们独特的写作活动本身，就足以刺激我们麻木的心灵：还另有一些完全相同和完全平等的生命，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活生生地活着——不仅在生理延续的层面上活着，而且在生命尊严的意义上活着；不仅在抽象的人口统计中活着，而且在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活着！
读着这些诗歌，不由得记忆起某些似曾相识的快要被逼疯了的意象，那是在另一场巨大的人类苦难中挤压成型的：
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食指：《疯狗》）
而这种“狗一样”乃至“不如狗”的念头，到了打工仔们的诗册里，更是被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反复重弹着，比如：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
这一刻，有一个句子出现在我的诗里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人一样活着（郁金：《狗一样生活》）
由于当年的类似困境，我想我能够了解打工仔内心的酸楚、失落和沮丧：尽管全部生活都已无可挽回地被裹进了全球化，并由此饱尝了现代性所独有的漂泊与孤离，却迄未从这历史进程中得到最起码的报偿，而惟独看到了由其他阶层的上升所带来的悬殊对比……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找到了理由来向这些打工仔们由衷地道贺：恭喜他们终于在一个执意对其视而不见的社会里，借助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发出了某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那么，再联想到斯皮瓦克那个著名的后殖民主义问题——“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 ？）这可以被看作一种对它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应答吗？
不像我们北大那些温室里的研究生，这些打工仔的写作活动，既没有校园文化氛围的支持，也没有老师恩威并重的督导。然而，终究另有一种动力在，它催促着这些打工仔从简陋的工棚中翻身坐起，强忍着超常劳作对于筋骨的磨损，生涩地歪歪扭扭地拿起笔来。那么，这种内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基于以往的苦难经历，我本能地想像到，答案肯定没有那么浪漫。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当然是、也只能是为了生存 ——为了顽强地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了顽强地扩大自己生存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做出这种选择，也并不是为着自觉到了诗歌方面的才能。美国社会学家早就发现，并不是因为哪个种族的运动才能超常，而只是因为在黑人社区里做不起别的梦，才使如此众多的黑孩子想要尝试篮球才能。同样的道理：越是沦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部，选择文学生涯这种原本就风险很大的人生游戏，便越是表现为最无机会者的最大机会，即使由此而向上流动的几率微乎其微。
可能性虽说不大，却总有凤毛麟角会冒出尖来的。光是从这部送来的著作中，就可以读到郑小琼、谢湘南、曾文广、张守刚等名字，这些打工诗人都已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诗歌奖项。至于本书的作者柳冬妩，则更是从“无业游民、修路小工、搬运工、玩具厂和绣花厂杂工”，经由“在东莞市文联和东莞市科技局供职十年”的过渡，已然干到了“东莞市新跨越科技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的职位！
然而作者却无意“忘本”，正是这一点显得可贵。如果在社会科层的鸿沟面前，一个人的梦想只是作为个体的向上流动，那么眼下对于这位不大不小的“柳总” 来说，也许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少提自己的出身。不过看起来，本书作者的梦想却并非如此，反而坚持要做“‘打工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和理论阐述人”。如果这种自述确乎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赚取廉价的同情，那他可真是比我强得太多了！我离开往年工友的时间毕竟是太久了，虽说两年前也曾回到昔日的车间，却发现绝大多数一起进厂的青工，居然早已办完退休手续告老还家了！就算还能稀稀落落地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也很难再进行稍微深入的攀谈，甚至都不敢多言自己现在的工作，生怕彼此间的鸿沟更加暴露出来……
不过，请原谅我的直率：光有“不忘本” 的心结，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代表弱势群体来争取承认，肯定是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正当写作动机，可是如果在一位作者心目中，总是只装着承认政治学而不是美学，那也终将会给这种写作活动留下难以逾越的限定。说穿了，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这样的问题——到底打算让作者为诗歌带来什么，还是打算让诗歌为作者带来什么？
利用这种黑格尔的语式来进行概括，并不意味着来自学院的书卷气的苛责。我同样清楚地意识到：既然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又要获得其他群体的承认，就很难避免去沿用别人的表达方式。回想自己学徒时代的那些试笔，还不是照样落入了这样的窠臼——尽管内心深处压根儿未做此想，寻常说话也不可能这般拿腔拿调，可一旦把诗句落在纸上，特别是拿这些诗作去博取别人承认的时候，就总是捏着嗓子摹仿起时髦的朗诵体来……不过，正是出于往年的痛切经验，当我看到如今竟连打工诗人也在沿用时髦的翻译体时，就更对此中的不协调特别过敏——那种通行于大小诗歌节中的国际标准语式，慢说一时还很难学得像，就算将来“描红”描得纯熟了，又能跟你们“打工”经历有多少相干？
由此看来，真想正面和积极地应答那个“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的问题，还并不那么容易。它难就难在，不能只是在主题方面打打工就了事，否则就很可能跟以往那些所谓“工人作家”一样，顶多也就是往“主旋律”里边填充一些车间里的素材，而整个的调调还脱不开宣传的口径，倒反而糊弄得工人们找寻不到自我。换句话说，此间真正危险的挑战还在于：贱民们很有可能自以为在不停地开口说话，却仍然什么都没有讲出来，如果他们只是在模仿别人的语调。
那么到底应当怎么写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美学戒律在警告自己，一旦涉及未来的艺术形式，那么除了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之外，绝不要给出任何先知式的指点。因为，既然任何艺术探险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突破人类表象的极限，那么凡是有关“应当怎么写”的预想，都会无一例外地沦为荒诞。不过，不能从细节上预知那 “是什么”，却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原则上去排除那“不是什么”，从而给出某种否定性的界定。说到底，在我看来，既然“打工诗歌”的独特使命就在于——为一个独特的受压迫群体谋求生存，那么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而非在文化上急于被优势阶层所同化。只有使“阶层意识”上升到了这一步，打工诗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强烈关照，才不会仅止于社会学层面上的身份认同，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打工仔，何以偏偏挑中了诗歌这种最称精妙的文化形式，来扩张和升华生命的欲求？
要知道，即使是对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如今也不大可能留下如此困难的作业了，因为按照惯常的理解，诗歌乃是“高精尖”的语言艺术，非功力或才华出众者不办。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微妙，但尝试着去寻思它，却有可能把我们带出当代诗歌的危机。十有八九，当代诗歌的发展路径，是从根基处就错了。跟写诗的专利几乎全被小众所劫持的现状彻底相反，其实打从人类文化史发轫之初，这种纯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素朴文学样式，就呈现为最易挂上嘴边的、最不要求复杂创作条件的和最难以被剥夺的艺术形式，而且正因为此，也就必然呈现为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好理解，为什么正当城市里的小资大都知难而退，转而高谈阔论起惟独他们才能玩得起的影视、戏剧、音乐等消费形式的时候，倒偏偏是那些被命运抛到了高雅区隔之外的打工仔们，反而毫无顾忌地信手拣起了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
那么，这种自由的本能发泄，注定只会生长出低矮的灌木吗？——我却并不这样认为。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上亿人口出外“打工”这种社会现象，在整个世界史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我眼下则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漂泊流离这种生活状态，又正是现代人普遍难以摆脱的宿命，即使他们表面上更加幸运，降生到了发达国家或上流社会。不错，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的说法，已被活用为一句深入人心的广告词，但那恰恰清楚地反衬着：我们人人都无家可归连根拔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者竟可以说，其实我们哪个人不在 “打工”呢，哪个人又不是“打工仔”呢？正因为这一点，也许出外打工这种生存状态，就有可能表现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激发起善感的人类器官，以全部的生命为代价，探入人皆有之的大伤痛，并借此创造出独特又普遍的表象世界。
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所谓“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说法，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而且即使它们还存在，当我们念起这类词组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重音落到后边了。
二 ○○五年八月一日于京郊静之湖
本文来源：《读书》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