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曼谷邮报》2008年3月29日号刊登了菲律宾大学社会学教授、聚集全球南方组织主席瓦尔登·贝罗题为《资本主义能从气候变化中幸存下来吗？》的文章，认为气候变化既是危害，又是机遇——一个能够使先前长期脱轨并遭破坏的经济重入正轨的机遇。同时作者指出，要使这一机遇变为现实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文章内容如下：

目前，科学界已达成坚定的共识，认为如果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变化超过24摄氏度的话，全球气候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大规模的灾难性变化。而且，人类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倏忽而逝，仅限于下一个10到15年。

然而，发达国家却普遍强烈反对改变引起气候问题的消费和生产体系，就是这种生产和消费体系催生了对那些技术修正式能源的偏好，此类能源包括所谓的清洁煤、碳固存和储存、工业规模的生物燃料以及核能。

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和其他的一些私营机构都不愿履行政府强制的一些应对措施，诸如最大排放量标准等，反倒更愿意利用市场手段，如购买或卖出“碳排放额度”，批评家称“碳排放额度”等于向污染企业颁发执照，以便其继续排污。

而不发达国家的精英人士也不愿改变他们从发达国家借鉴过来的高增长、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同时考虑到各自国家利益，他们坚信，应该由发达国家首先作出调整，带头作出改变，然后不发达国家才采取有效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挑战的基本内容

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各方都认可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发达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做出表率，因为正是这些发达国家开始的经济发展引发了气候危机。同时，各方也同意，全球应对气候危机不能剥夺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权利。

然而真正的麻烦出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正如第三世界联盟的马丁·科尔（Martin Khor）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兼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承认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权利”两个原则，当前很多人认可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从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80%的幅度，其实这应该被解读为：发达国家至少要减少150%—200%的排放量。

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国民真地愿意并准备这样做吗？无论从心理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发达国家是否已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都值得怀疑。

当前通行的一种设想是，如果这些富裕国家转向使用非化石能源的话，就可以在经济继续增长、国民享有高生活标准的同时致力于减少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况且，谁说各国政府多边签订的排气削减协议在执行时必须以市场方式运作，即以买卖排气许可方式实施？

潜台词即是，技术修正和碳市场会使应付气候危机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没有痛苦（何乐而不为？），同时还有利可图。

然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很多这样的技术离付诸实践还差几十年，同时，在中短期阶段，由现有的能源转向依赖非化石能源替代物不可能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事实日益明显，如果把耕地转为制造生物燃料的场所，那么代价就是耕地减少和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粮食危机。

日益明显的还有，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精力就是将有生命的鲜活的自然物转变为死的无生命的商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浪费。

然而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就是消费，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过度消费；同时它所追求的就是利润或者说是资本的积累，简言之，即资本主义。

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发达国家广为采用，并且在过去300年中从发达国家传播至不发达国家，从而加速了化石燃料诸如煤炭和石油的消耗，加速了对森林的砍伐，这正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两项人为因素。

发展中国家的困境

还可以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全球变暖问题，即视其为扭转历史进程的最新阶段。气候危机相应也可被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中及被边缘化的国家那里征用生态空间。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两难选择：在遭受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破坏以前，发展中国家只能逐一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注定要带来生态大战。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大国，而中国及其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仍然试图复制美国式的过度消费驱动型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

因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一致的有效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含义不是仅限于多吸收几个国家到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协议中来，虽然这点很重要：例如，在当前一轮气候问题谈判中，中国就不能借口它是发展中国家而选择不加入到强制协议中来。

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也不该如同发展中国家自己在巴厘岛会谈中认为的那样，仅局限于如何让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或资金，以便帮助它们缓解及应对气候变暖问题，这些步骤都十分重要，但是在更广泛的含义下，依据重新定义的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规范，这些都只是最初的几步。

尽管这需要作出很多调整，对发达国家而言，调整还要更大更快，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作出的调整也基本一样：即暂停那种高增长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而选择能够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的模式。

与发达国家的精英人士准备采用的战略相比，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其实应该采取先进的通盘战略，即在减少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同时，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

这意味着在所有的因素中，应该将经济公正与公平放在新的衡量标准的中心位置。不仅依赖化石燃料生产销售的经济体需要进行转变，而且依赖过度消费驱动的经济体也需要进行转变。

最终目标必须是采用低消耗、慢增长、高度公平的发展模式，从而提高全人类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并对生产进行高度民主的控制。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太可能赞成这项通盘提议，他们顶多也只能就技术修正和凭借市场调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等应对方式达成协议。归根到底，经济发展和全球的资本主义系统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世界末日，人类不能自我毁灭。

这也许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们确信大多数人不会为了保留少数人的特权而付出毁灭整个生态和社会环境的代价。

但人类应对气候危机和更大范围的环境危机的最终结果将是彻底重组生产、消费和分配模式。

机遇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气候变化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上个时代，精英阶层们为了保留或者增加自身特权，破坏社会和经济改革并使其脱离原有轨道。现在，借助应对气候变化，被搁浅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可以重新走上正轨。

不同的是，今天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取决于经济系统这样的制度化：这种经济系统并不是以封建血统、资本积累或是阶级剥削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的。

这段日子最应受关注的问题是人类能否团结起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尽管在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不可能下什么断言，但是我希望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期待在那个即将由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中，市场经济仍能有一席之地。

可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在那个系统中存在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生产、消费、分配的系统，能够经得起气候危机的挑战，提出一个针对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