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密按

“奴才”说的是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左派，“傻子”说的是刘晓波一类，“聪明人”说的是张宏良一类。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一语道出了左派的一贯作为。

毛泽东时代，小资就没满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让“毕业即失业”的小资们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干部”，他们没理由不“山呼万岁”，但对于后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农再教育”等社会主义举措，就不再那么情有独钟了。1976年春天，他们聚集在天安门写出“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扬眉剑出鞘”等激烈诗句为即将到来的 “十月政变”和 “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这也是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是“新民主主义复辟”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才是小资们的黄金时代。新民主主义复辟后，小资们个个神采飞扬“美酒飘香歌声飞”，个个当仁不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个个憧憬无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就开始抱怨“造核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了——小资们是最看不了和劳动人民缩小差别的，更别说被赶超了。

90年代后，新民主主义遭遇发展瓶颈，总设计师总财会师突破了一些新民主主义的框框；于是，小资分裂了：在其中得到好处的那部分小资要求更大胆地突破——于是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称谓：“右派”；另一部分则把抱怨升级为“当不上公务员、买不起车、买不起房…”要求退回到纯正的新民主主义；于是，他们成了“左派”。

“寻人诉苦”并不总是坏事；诉苦，莫非不过是为了寻求改变，这倒是不悖于“左派”的称谓。然而，一个疯子出现了，疯子手持一本叫做《多窗通风宪章》的上古秘笈，振振有词地说道：屋子仅仅有门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东南西北每堵墙上各开一扇窗户，才有利于空气对流。然而，左派们一哄而上把疯子扭送辖区派出所，有个叫“红旗”的左派还四处征集签名要求法庭重判。

于是，左派们继续着他们的抱怨。这时，一个聪明人出现了。聪明人深明大义地说告诉左派：想当初，30万红军被国民党杀得只剩下2万，白区的共产党人几乎被全部杀光，可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设定的口号依然是“北上抗日”，而不是去推翻蒋介石报仇，从而使日本人希望国共两党相互厮杀的目的完全落空。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共产党、选择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于是，左派们齐声应道：“可不是吗？”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窝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转自：鲁迅《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