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 | 我们需要的党(一)

3/21/2017 posted in  中流击水  

编者按:

在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都有代表被选入议会,主流政治生活中和媒体中也多多少少能看到社会主义者的身影。即使在冷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大背景下,仍然如此。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在美国政坛,不仅长期见不到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都寥寥无几。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传统上实施改良主义的偏左的民主党也逐渐与工人阶级相脱离,在重大经济议题上赤裸裸地代表大公司利益,而且还通过玩弄“身份政治”,自我装扮为进步政党,骗取劳动人民的选票。

不过,经济危机以来美国政治上的变化似乎表明,社会主义在美国兴起是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在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极少数,但“占领华尔街”却让人们认识到,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人数众多。自我标榜社会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政治自杀的行为,但民主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桑德斯的竞选却让全社会认识到,人们不仅不排斥社会主义,甚至有数百万人热情洋溢地为之宣传和斗争。尽管桑德斯选举失败,但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一个比民主党左翼更左的激进的左翼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形成。

那么,这个激进左翼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他们准备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代替美国现有的制度呢?这应该是全世界左派都想要了解的。美国著名左翼杂志《雅各宾》在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汇集了激进左翼圈中多位学者和活动家的文章,就经济、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详细讨论。本网站将其翻译成中文,供读者朋友们参考。原文较长,分三次发出。


想象一下完全不同的就职典礼,如果我们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党应该为什么而斗争?

没人能够预测这个过山车般的大选年。但在所有这些戏剧性事件中,出现了某种有力量的东西,那就是千百万美国人要求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一个把人放在利润之上的社会。

民主党通过的纲领中部分表达了这些要求,而这一纲领也成为民主党几十年来最进步的纲领。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党远远未能提供变革的现实愿景。为了应对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环境崩溃,我们需要大思想。社会主义能够提供这样的思想。

当然,我们在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政党。我们还没有工人政党。我们离形成一个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给工人阶级赋能的政治的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的势头正不断发展,也不断地提出要求。

在下文中,《雅各宾》杂志的撰稿人们详细阐述了一套具体和可实现的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得到实施,能够向着鼓舞劳动人民的方向重塑世界,并且为未来更加广泛的转变铺平道路。

工作

  • 作者:Mike Beggs

对于重塑劳动力量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保障。

“充分就业已经成为保守党政策的目标,以及他们对付社会主义批评最强大的论据。”著名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1962年对她左右两边的人们如是说。战后以来,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在2%以下,而且没有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解决了失业问题,转化了保守党人,也偷走了共产主义者最好的论据。毕竟,资本主义显然不需要一个劳动力后备军。

仅仅在十五年之后,就像《星球大战》的开场字幕一样:“伴随着凯恩斯革命而来改革资本主义以保障持续繁荣和充分就业的希望,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重新将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思想确立为国内和国际的传统观点。”食利者反击了。

自那以后,已经有两代人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了。在这个世界里,获得一份工作和成就自己的事业,意味着反对自己同龄人的激烈的竞争。即使胜者也焦虑不安,舒适的地方是危险的。而失败者也只能责怪自己的履历不佳。在一个买方市场中,似乎是雇佣者带来了产品。他们创造了就业,而我们只是在这些岗位上工作而已。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中,对充分就业的要求再次浮出水面。

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不只是说,当人们的基本生活依赖于出现劳动力时,事业糟透了。如果这就是全部,减少百分之几的失业率会是有价值的改革,但没法围绕它建立一个平台,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紧缺影响到整个工人阶级。

紧缺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它翻转了事情的正常秩序。正如Chris Maisano所说:“充分就业经济在短期内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议价权和生活水平,削弱了资本的相对力量,并且打开了激进社会转变的可能性。”

要求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美化工资奴隶制:这一要求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休闲时间是完全相容的。充分就业只是一个劳动的需求和劳动的供给相符合的状态。如果劳动力供给减少是由于人们挣到的钱已经足够多而减少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好极了。实际上,这两个目标是相互支持的:充分就业给予工人足够的议价权,使其能够得到生产率增长的好处,而受控的工作时间削减扩大了对劳动的需求。(工作共享和自愿减少工时的纲领是Dean Baker和Jared Bernstein的《2013充分就业计划》中的核心内容)

左派中的一些人把充分就业的观点看作是倒退的,因为自动化已经稳定地减少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需要。更好的是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对剩余进行再分配。但是机器就要取代工人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跟资本主义自身一样古老。这种说法一致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此多的特定的任务都被自动化了,而新的奇观即将出现。也许这一次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学习真的会不一样,但是把政治赌注压在上面是愚蠢的,尤其是这一趋势在生产率增长统计数据中有所表现之前。

技术变迁能够对特定的工作和特定技能的价值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在最近几十年,人们失去了制造业中稳定的地,报酬不错的工作,而代替这些工作的都是不确定的底薪工作。199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的工作净增长都是来自低生产率增长的部分: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医疗、教育、政府部门和金融。就工人们在一个行业内被取代,然后又被另一个行业吸引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模式而言,最近这几次也并不例外。这十年来,工作净增长集中于教育、餐饮和零售,这些行业的平均小时工资和周工资比全经济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在金融时报的Matthew Klein看来,这意味着“人为创造就业是防止大规模失业的主要手段”。

但是,这些工作低收入且不稳定,并不是技术原因所致。不是说美国人进入了本来工资就低的行业,而是行业的转换发生在劳动长期弱势的时期。工作从有组织的行业,从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方面有长期的标准的行业,转换到临时工的荒地。长期的问题在于,被替换的工人没有被淘汰,而是为人生赢家们提供不稳定的服务。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来了又走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失败了,但是却完成了打碎工人运动的历史使命。弗里德曼的遗产也是一套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危害很大的假定——把失业重构为一个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同的技术问题。其贯彻始终的信息是,我们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要接受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富余。这种现象如果不是自然的,那么至少对于价格稳定来说,也是必须的。

对劳工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美国,中等实际工资25年来几乎没有涨过。只是在1960年代失业曾经短暂的达到真正的充分就业状态,而在1970年代后,只有间或几次出现5%以下的失业率。经济复苏的时期,就业增长比较慢,2010年以来尤其如此。只有在1990年代末期的几年里,劳动力市场才真正可以算作是紧缺的——而也不出意外的是,这同时也是实际工资上涨、贫困减少和收入不平等增长变缓(不是逆转)的短暂时期。

尽管美国的失业率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但是劳动参与率却比那时低了三个百分点:这部分反映了人口趋势,但更多的是由于许多工人放弃找工作了。劳动统计局广义的失业包括那些想要工作但是并没有积极找工作以及想要全职工作但兼职工作的人。去年,这一失业率一直停在10%,仍然比危机前的水平高2%。而且,尽管耶伦的美联储持明显的鸽派立场,但只要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紧缺开始提高期望和议价能力,货币之鹰确定无疑又会崛起。在这一背景下,对左派来说重要的是,要记得当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乐于接受更低的“自然失业率”时,这一预期是基于劳工长期的弱势。

左派必须有更高的目标。恢复劳工的经济权利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意义所在——而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利益与自由派技术官僚不一样。

这一分化是好事。真正的长期的充分就业对重新焕发活力的左派来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目标。要给大众解释强势的经济需要合适数量的焦虑是很难的,而这一直是技术官僚的立场。在这里,我们应该将其叫做自由派的故弄玄虚。在一个富有的技术发达的社会中,所有人的基本经济安全——免于恐惧的自由——似乎并非很高的要求。但是自由主义实现不了这一点。

有许多措施可以达到充分就业,而这些措施自身都有可取的政策的优势: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就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这些措施组织的具体方式,取决于运动的偏好和环境。(有两本书草拟了美国充分就业的计划。一本是Robert Pollin写的,另一本是Dean Baker和Jared Bernstein合著的。)

战后的经济繁荣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充分就业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幸运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而这些条件不是政策所能控制的。一旦运气耗尽,或者说一开始就没有运气,充分就业就要求分配和生产自身的政治化。用安德鲁·高兹的话说,这就是“非改良主义的改良”,制度的功能失调。这样的改革或早或迟会遭遇危机,而要么资本主义制度终止这一改革,要么资本主义制度围绕着这一改革而被重塑。一旦到了这个时候,一场全新的游戏就开始了。

住房

-作者:Mashael Majid & Karen Narefsky

每一个人都应该能买得起房子。

在新自由主义和房价飙升的时期,要想象真正变革性的住房纲领是很难的。部分问题在于我们讨论租房的方式。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使用抽象的市场语言:住房被想象为“单元(unit,即独栋小房)”,而不是有人住在里面的家。这就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驱逐和搬迁,而把人放在第二位。

这一框架还假定,自由市场不受政治繁文缛节的束缚,能够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足够的住房。但是,我们只需要看看纽约市,在那里,曼哈顿某些区域有1/3的高档住宅单元都是空置的。可见许多住房单元都是用来满足投资者不是居住的需要的。

1940年以来的城市改造计划把劳动人民拆迁,给精英们需要的服务让路。今天同样是在这些城市,其实行的除外分区制(exclusionary zoning)、红线标示(Redlinings)、住房协议(housing convenants)剥夺了有色人种社区的公民权,现在又正在实施“复兴”衰落区的措施,这经常加深了这一进程中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的压力(即修建了很多商业设施和高档住宅之后导致房价上涨,使得穷人们被迫搬走——译者注)。

选举上台的官员们不是为公众利益工作,而常常起着房地产中介的作用,扩大了他们社区中的被迫搬迁。有时,这一效应不明显,但是即使当穷人们不是直接以为新的交通线路或者体育场所而搬迁,但是他们付不起上涨的房租,意味着最终只能搬走,而新的便利设施便会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

激进的住房政策制造加强工人阶级社区,而不是增加总的住房单元的数量。

租金控制和“正当理由驱逐(just cause for eviction)”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方式。租金控制限制租金的年增长,有助于稳定社区,让租户们有更多的钱花在当地的经济上。正当理由驱逐法案防止对租户的任意驱逐,并且与租金控制政策是相互促进的。

如果住房是为了人,那么租金控制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尊重他们的基本尊严,允许他们发展和维护自己社区的根基,不用一直担心遭到强制搬迁。

保守意识形态和自由派都喜欢争论说,租金控制不会起作用——这一政策压低了资产价值,使得房东没有激励对房屋进行维修,而且呢,旧金山和纽约市尽管都有房租控制,但他们不还是美国房价价格最高的城市吗?但是,这些论证都忽略了外部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及房租控制实施的方式。在旧金山和纽约,租金控制仅仅适用于1970年中期以前修建的房屋,所以当前的住房建筑繁荣并不受租金控制管理。旧金山的房租控制还得遵从艾利斯法案(the Ellis Act)。按照这一法案的规定,房东为了出售建筑或者将单元改造为公寓,可以驱逐租户,.

我们需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房租控制,而不是将这一政策抛弃。穷人曾经能有一些机会获得离工作地不远的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而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样的机会。新的住房贵得离谱,只有很少一部分留作“经济适用房”。统一适用的房租控制会迫使当代的开发商按照相同的规则作为长期房东行事,而且会让房东没有机会通过重签合同或者公寓改造等驱逐租户。

在旧金山海湾地区,对更强的房屋管治和租户保护的需要,正在点燃一场有组织的区域响应。那里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住房负担能力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造成了严重的种族隔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强大的房地产游说团和不负责任的政客们所驱动的。

由于这些市场从来没有想要去保护的人正在对市场感到失望,因此海湾地区的租户和倡导者们都认同可伸缩策略和进步政策如房屋控制和正当利益驱逐等,通过这样的政策来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涓滴中产阶级化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修更多房子的方式来走出危机。在整个辖区内进行十年的运动结束之后(同时也缺少本地的政治意愿),六个海湾城市将要在今年11月进行关于处理房屋稳定问题的投票。在最近三十多年来,这尚属首次。

不过,房屋空置中就是保留了这样一种模式,私人和公司都能从租金中获得利润。这一模式减少了危害,但是我们变革性的要求必须是通过大规模公共住房和社区土地信托(commuity land trust)等方式,实现住房和土地归人民所有。

在数十年的侵占和强制搬迁之后,居民们必须重新获得对房租的控制,让利润动机服从于住房的普世权利。

社区住房信托是一种能够创造长期住房可承受性的可行道路,但是仍然需要在这一战略上进行大量公共投资。今年夏天发布的黑人生命运动平台(Movement for Black Lives platform,其网站URL为 https://policy.m4bl.org/platform/ ),倡导将土地合作所有权作为在黑人社区中构建财富、稳定和力量的一种方式。所以平台号召联邦政府“使用公共资源——资金和土地——来实施公平发展,把基于社区的由传统上被排斥在外的社区和社区成员所管理的合作实体放在首位”。

要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必须处于最突出位置:联邦政府必须投资修建和维护供全国所有收入水平的人们所使用的公共住房,把居住看作是一种基本需要,而不是商品。我们必须追求“充分住房”政策,就像我们讨论充分就业一样。

当人口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生活在政府资助的住房中,私人房东敲诈、骚扰或者驱逐房客的能力就小很多了,租户们在社区中的力量日益增强。正如David Madden和Peter Marcuse所说,“租户和房东之间的力量平衡,或者房地产拥有者和社区之间的力量平衡,不可能通过中立的非政治的方式来决定”。优质的公共住房要求政府积极转换力量平衡,使之倾向于我们当前住房市场被边缘化的人们。

有许多人与美国住房活动家们同行,像巴塞罗那的“受抵押贷款影响者平台(Platform for People Affect by Mortgages,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其网址为:https://pahbarcelona.org/ )”,开普敦的“敢于求知(Dare to Know,Ndifuna Ukwazi,其网址为:http://nu.org.za/ )”,都在要求获得有尊严的家的权利。而在巴基斯坦,充满活力的人民工人党(Awami Worker’ Party,其网址为:awamiworkersparty.org/ )正围绕着伊斯兰巴德的拆迁占屋问题组织起来。以平民区非暴力抵抗著称,人民工人党正在扩大巴基斯坦无地人口的要求,把这种要求作为该党激进的支持劳工,反帝国主义和再分配愿景的一部分。

中产阶级化和强制拆迁系统性地排除了穷人们获得经济适用房和其他资源的可能性。唯一真正的替代选择是系统投资穷人们的计划。左翼必须参与到草根组织工作中,将住房重新视为真正的公共品——而这只有通过有受影响社群领导的变革性的、破坏性的和解放性的斗争才能确保。

构建争取房屋空置、公共住房和留在自己社区的权利的运动,对于维护我们所有人的各个层次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是时候采取大胆的立场,不仅要回应或者改革坏政策,还要把已经在想象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的需要提出来。

教育

  • 作者:Megan Erickson

真正进步的教育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政治斗争取得。

自1990年代以来,慈善资产阶级NGO比如盖茨、布罗德和沃尔顿等家族基金会已经使用了不可计量的资源以实现公司化愿景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将公共学校承担教育机会平均化的责任,迫使公共学校为了获得资金相互竞争,同时引入从商业世界借来的改革。

同时,隔离正在增长,而能力分组(ability grouping)——根据能力,将孩子们分成不同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被弃用之后,又重新在课堂里出现了。2009年,71%的四年级老师报告说他们基于能力将学生分组,而在1998年只有不到1/3的老师这么做。这一重新隔离与公司化教育改革直接相关——增加考试、私有化、去管制、分类工会、削减预算、自上而下的标准和责任。而这一改革是由慈善资本阶级NGO所推动的。联邦教育官员对这些NGO越来越重视。

公司化改革方案除了带了严重的道德和实际问题,而且其作为一种政策来说,是存在根本缺陷的。公司化改革已经驱动了美国教育政策长达十年多之久。然而,2015年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出现全国标准化考试中数学分数下降。而且在主要的国际考试“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美国继续远远落后于经济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教育自身并不能带来更加平等的社会——我们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才能实现这一点。但是,值得问一下,在一个孩子们的权利——以及所有人在成年后继续学习的权利——被严肃对待的社会中,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1、为了提高所有人的教育结果,我们必须对公共教育去商品化,使其成为一项基本的普世人权。这意味着废除特许和追求利润的学校,去掉私立学校的公共补贴——包括慈善税收漏洞。k-12(即幼儿园到12年级——译者注),公立学院和大学必须是免费且向所有人开放的。

2、必须丢掉教育的主导性象征比喻。当前把学习者看作是教育消费者,将教育看作产品,将教育管理者看作是经理的偏见——无论在k-12教育或者更高的教育中——必须被教育质量中有意义的改进所替代。今天上私立教育使人青睐的那些特征如小课堂,美丽的空间,以及合作性的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等等,应该让所有学习者都能享受到。

进步的教育改革远不只是想出技术解决方案。教育是政治性的,而教育制度如何运行的细节远不如谁在这个制度中有说话权重要。真正的改革需要有实现全社会所有人在各个层级的结果平等的,真正的改革需要有实现全社会所有人在各个层级的结果平等的广泛的政治决心。

3、在当前的教育政策中,孩子、父母和老师只被允许发挥非常边缘化的作用。在我们认识到孩子、父母和老师是真正的专家之前,任何有意义的系统性的教育改革都是不可能的。越来越多的孩子、父母和老师上街抗议表明了,跟智利、墨西哥和魁北克的家长一样,他们受够了教育的现状了。

家长和老师一直倡导小班教育,学生也喜欢。所以,像Malcolm Gladwell这样的观点塑造者可能会驳斥小课堂的好处,但研究明确无误地显示,减少美国相对较大的课堂规模会对学生的学习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

4、这些改进会要求更多的资金。孩子们走进校园时,他们是出生在经济条件非常不平等的家庭中,而这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成功的影响,比教育或者学校大得多。新的资金必须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来进行分配。其他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我们可以用已经欠下的钱来支付这一支出。

美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税收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赋税。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联邦税收收入中公司税的占比已经减少了2/3。从2008年到2012年,23家美国企业(通用电气,波音、Verizon等等)缴纳的联邦收入税比最穷的家庭的税收——0美元——还少。美国企业每年成功的逃掉了900亿美元的税收,同时还把2.1万亿美元的利润放在国外。

事实是,美国有足够的钱让每个公民都能得到高质量的政府资助的教育,如果教育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的话。尽管这是前所未有的扩张,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激进变革的时刻到了。很明显,当前这个应该来保障社会福利和向所有人提供平等教育的制度没有发挥作用——不只是对像教师工会或者有色人种穷人孩子等特殊利益群体而言是如此,对于整个99%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制度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是基于一系列存在根本缺陷的假定,而且是由慈善资产阶级和公司管理顾问等控制和塑造的。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我们不能削减福利、摧毁劳工权益,然后让学校来收拾残局,更不用说想要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如果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清算,就不会有任何进步的教育改革。在我们身后有一大堆经过同行评议的关于我们在学校中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研究,而在我们前方,是这样一个未来。在那里,“自由”的含义远不止是免于被政府干涉:“自由”意味着建设这样的学校,在学校的人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有用而且快乐的地方。“自由”意味着我们要把教育从一个发生在五岁到十八岁的人的个体身上的事情,重新设想为一个信奉终身学习的集体事业。“自由”意味着通过行动将其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只是语言。

真正进步的教育——就像更加平等的社会一样——不可能,也绝不会由亿万富翁给我们带来。他们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来赢得。谈到学校教育和入学等问题时,我们没有多少可失去的,得到的却是全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