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这一两年来，左翼中关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同志越来越多，相关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去年，卢荻和潘毅等几位老师就中国是否为“世界资本的中心”的问题在破土网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最近几个月，包括卢荻在内的几位左翼同志撰文纷纷撰文，就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显然，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之所以在左翼中不断出现，绝不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而是现实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
事到如今，左派中估计没人会否认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变化，也不会有人否认这些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增加了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这些资本主义因素。这些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发展到了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程度，还是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因素的补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与民粹派论战时指出，“《资本论》一出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同样，中国左派一开始追问改革姓资姓社的问题，就无法回避整个社会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左派中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必然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如果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那就必然坚持“保”和“救”；如果承认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走向帝国主义，那么从马列主义原理出发，“推墙”和“沉船”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争论非常重要，对运动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左派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准备点评一下左派中出现过的主要几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认识，希望能对读者们有所帮助。
走错路了，但还是社会主义
所谓改革开放，从其实际轨迹来看，就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对象自然就是以国企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其特殊性。和苏东等发生了颜色革命的国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施了市场化改革，但国有经济没有一下子被私有化掉。国有经济单位的市场化私有化是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分步骤逐渐展开的。而且，对于一些基础性行业如能源、通信和金融等，国家并没有打算放弃控制。这种渐进改革的战略，同样反映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和理论上。
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左派，多数来自于受改革损害的群体如国企工人，以及执政党内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老同志。他们跟所谓的“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在形式上的延续，国家在经济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上领导人在某些场合下表现出来的“不忘初心”，都不可避免地使得许多左派对体制内左转抱有强烈的愿望。而“左转论”要成立，有一个起码的前提，那就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亲自操刀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执政党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党。任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左转”为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幻想，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经过暴力革命，就“左转”回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左转”派眼里的中国，只能是受到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反对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导向，但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是中国左派中的主流观点，在左派兴起的初期更是如此。我们不妨看看老左派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这与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关，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所以就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歪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简单说来，中国容许市场化、私有化的发展，不是很彻底，还有一些保留。比如，在关键重要领域保持了相当强大的国有实力。又比如这些年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家控制的财政金融资金实力，包括保持大量外汇底存等等。又比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保持了国家计划调控的余地，如继续编制执行年度计划，五年十年中长期规划，保留发改委这样庞大的计划机构等等。应对这次危机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就展示了这种出手快、出拳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调控的能力，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称道。另外，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比较谨慎，如资本帐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少，处置的表现也较好。总之，中国的经济并没有照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我国经济中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实际上我们还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出色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都在起作用，两者一方面水乳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因为执政党已经明确表示不改旗易帜，庄严宣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还有起作用的广阔余地，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发展来协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发挥尽致，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作用消极后果的泥淖。要以我为主地参加公正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自主掌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陷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在国家宏观计划导向下，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两极分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浊流中，高举社会主义的红旗不断前进。”（刘国光《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
老同志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对照书本没有什么用，得看现实。关键是看改革开放已经改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改革改到社会主义因素已经所剩无几了，或者社会主义因素已经与大多数人绝缘了，那老同志的说法无论多好听，都是没道理的，因为脱离了现实情况。
老同志强调中国的国家调控比较厉害，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体现。其实这种看法不太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消失了，劳动者是在自己联合所有的企业中上班。一个社会越接近社会主义，那么其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在全体职工里的比重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数量占比低于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自然就很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经济类型的就业人数来评判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数字中有城镇不同类型企业的人数，而且统计局的网站还提供图表功能，能直观地显示全民所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职工在城镇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之初的数据在统计局网站上查不到了，但我们知道，那时候几乎没有私人企业主，最多有少量的个体户，大多数人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上班。到了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企业上班的就只有54%了，占一半多一点。城市的劳动者多数都在国有企业上班，不管这些企业是不是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精神改造过了，至少从形式上看，认为社会主义因素为主还勉强说得说得过去。这也是左派兴起之初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占主导的现实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私有经济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2015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4亿城市就业人口中，仅6208万在国企上班，非公经济中上班的劳动者人数占绝对多数。
城镇职工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的人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反映到左派中，就是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老年人由于经历的原因，难以转过来，但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跟这种观点基本上都划清界限了。毕竟现实教育人，当大多数年轻人毕业后都只能在非公企业打工时，要人相信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自我洗脑的难度不小。
当然，思想对个人的影响仍然是强大的。只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不变，国家对经济实施强有力控制的基本状况不变，“左转派”就不会消失，而是适时改变说法，继续影响运动。
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
现实发展到这种程度，要证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变得很难了。但如果退一步，不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只论证中国尚未变成资本主义，就容易很多。毕竟中国有大量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这些遗产必然会使得中国的经济运行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差别，而这些差别就可以用来证明一点，那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在与潘毅等人辩论时，卢荻老师就用了这种逻辑来反驳中国是“世界资本的中心”的说法。在一系列文章里，他试图论证，中国经济有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说明了，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何谓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辨认，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的标准——在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系统性的利润导向、在较特殊的历史资本主义是霸权资本的积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现实是‘掠夺性积累’。
“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实，应该是判定不了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应该得出的判断是‘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根据是：直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剩余的拥有或至少是运用，是操控在国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润导向的强制。
“更明确而言，中国的经济剩余的运用，主要是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率（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发展），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说是系统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积累’、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而高投资率在总体利润率、生产性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时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断，这其中是有系统性的抵抗资本主义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们可以说：迄今，中国的社会构成仍然是混合性质，资本主义因素与反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在拉锯，仍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是不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社会。”（卢荻《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看中国》）
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手里控制着大多数银行资本，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虽然已经不大，但也绝非无足轻重，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在干预经济方面比西方国家的政府要强有力得多。老左派看到这一点了，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卢荻老师也看到这一点，他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混合经济，放到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来说，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型经济。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方向倒过来了。
卢荻老师认为这一点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上是根本性的，而其他的社会现象如工人斗争等，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具体现象不足以否定他对中国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性质）的判断：
“燧鸣及其观点相近的论者，在诉诸政治-知识立场的同时，往往还会以‘鲜活的在地经验’来肯定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么一句：‘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对抗资本的集体抗争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更是不争的事实。’是事实，大都是正当的抗争，这没错；但是，要从这些抗争上升至对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否定，显然就是理据远远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体现实之后才作出判断、指导实践。”（卢荻《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回应燧鸣等的商榷》）
卢荻老师认为，国家能够直接进行大量生产性的投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说明了中国和完全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多数左派，甚至是最革命的左派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判断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为主，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呢？以新自由主义这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为判断标准，当然不妥，因为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那如何超出各种资本主义的具体模式，一般性地定义资本主义呢？
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参考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是否符合马克思说的这两条。中国企业和个体户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商品，这一点恐怕中国人都没有什么疑问。而我们在前面展示的图表，很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劳动者多数都沦为雇佣劳动者的现实。所以，马克思说的第一条是满足的。
至于第二条，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不同类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大致推断。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占比仅24.86%，少于私营企业。从趋势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私营企业和其他非公经济的投资占比逐年增高。谁都知道，非公经济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利润。如果非公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主导，说明中国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卢荻老师可能觉得中国的国有经济很强大，足以决定中国社会生产的性质。但实际上，国有经济虽然技术水平和集中度很高，但规模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当私有部门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就变弱了。比如，201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低，只有8.1%。其实国有部门已经逆流而上，做了很多投资了，但无奈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太低，下滑的基本态势仍然无法改变。
来源：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8.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1/t20170120_1455946.html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已经远大于国有控股企业了，因此无论国有企业在国家的命令下多么疯狂地投资，总的投资率还是比较低。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大方向，它能做的，无非是在过热的时候适当降温，在经济寒冬时适当加温而已。但是，热还是热，冷还是冷，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消除了。在整个社会生产已经主要由剩余价值生产驱动的社会里，也只能是这样。
所以，马克思说的第二点也是符合的。马克思主义讲究实事求是，是从现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如果马克思的两条标准都符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而是某种“混合经济”或者说过渡社会呢？
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在点评卢荻老师的观点时，我们列举了一些经济统计数字来说明中国可能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了。这一观点在革命左翼和青年左翼中比较流行。
所以，当卢荻撰文提出“混合经济”论和“资本主义占主导证据不足论”时，立马招致了一大波批评。破土上发表的卢映西老师的文章和红色参考公众号发表的“燧鸣”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
“卢荻老师看来很不同意中国已经变成‘资本的中心’这个说法。他认为，中国在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我可能比较愚钝，看不出我国的顶层精英有什么顽强抵抗的壮举，只看到中央的新精神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话估计连奥巴马都不敢说，因为在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资本吗？奥巴马敢公然宣称自己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吗？”
“事实已经非常明显，当代资本主义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而中国搞的则更接近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是资本掌握决定性话语权的资本主义。”（卢映西 《中国不是资本的中心？》）
“根据今天众多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统计（北京大学《中国民生报告2014》与Piketty团队2016年中国报告），中国社会中前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前10%的人口掌握着约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更不用说在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住房与医疗上（在绝对发展的背景下）的相对差距的扩展。国有经济占社会整体经济比重日益下降到30%以下（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下降（大部分劳动人口参与到市场化就业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口20%以下）等现象。我们姑且不论已经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但目前整个中国内部整体上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政权的阶级代表是否符合上述的社会主义特征呢？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今天的独有现象。早在19世纪时，德国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质次价低的产品推动经济增长，此后还有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而今天，“富士康模式”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中东欧国家（如波兰与斯洛伐克等）通过建立不遵守基本劳动法律的经济特权大量引近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富士康、三星、仁宝等跨国公司服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卢荻老师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但是这到底是非资本主义成分的抵抗，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参与者的竞争呢？今天我们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竭力引导‘本土生产导向’，其中包括近期宣布的富士康将在美国建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并且或者是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而并非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为重新掌握产业资本与实体生产’以巩固其衰落的霸权呢？（燧鸣：《“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很明显，这些左派同志和卢荻老师的着眼点有很大的不同。持中国资本主义论的左派同志，基本上都是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劳动者中雇佣劳动的比重来做出判断的。而卢荻老师的判断依据，则是中国经济中“超出利润逻辑”的国有经济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比欧美国家大得多这一点。我们下面就来谈谈中国的国有经济，分析其性质。
坦率地说，中国毕竟还有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摆在那里，多数银行资产仍属国有。相比西方国家那种私人金融资本家主导一切的局面来说，中国的情况的确有所不同。否认这种不同，硬说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一个样，那当然是不对的；但夸大这种差异，认为这种差异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却明显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与眼里只有利润的私人资本家不同，资产阶级国家是为整个阶级服务的，要考虑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一些基础性行业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很大，资本回收周期很长，私人资本家不愿意进入，而这些行业对于经济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所以为了确保长远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往这些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同样，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私人资本家不愿意投资，大量裁员，极易造成社会矛盾冲突，甚至危及统治秩序，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有序进行，国家必须利用手上的经济资源，大量投资刺激经济。
国家拥有大量基础设施，国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搞这些投资而中国政府搞了就说中国这是在抵抗资本主义。实际上，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如美国，长年不搞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发现本国的道路桥梁落后老化严重，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此类建设。国家必须保证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能够具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称职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的确要优越一些。
小政府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大政府的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针对国有经济，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个标准：
“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 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同上）
如果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来看的话，国家控制铁路是进步的，左派应该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有铁路公司代表某种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即使存在，也是潜在的，意味着“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但其他的一些国有经济，如烟草专卖，就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总的来说，恩格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有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消灭或者抵抗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保护和巩固资本主义。
就中国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是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官僚控制的国有经济要与其他资本家控制的民营经济实现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逐渐向“管资本”转变，强调盈利。国企改革效果明显，利润迅速回升，是如何实现的呢？当然是跟所有亏损中的私人资本一样，搞减员增效、关闭不盈利的企业之类的动作。
我们都还记得去年的大裁员，号称要裁180万，不知道最后实际裁了多少。但是从效果看，还是不错的。
以武钢为例，搞掉几万工人之后，利润就上来了。估计其他国企也差不多是这个路数。
如果国有经济的存在只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在对待劳动者方面跟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没有本质差别，那么，这种国有经济即使有一定的进步性，也并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谈到过，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同样地，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也应该反对将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私有化的反动妄想。但是，在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反动性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一思潮和力主大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绝不应该过分拔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特殊反动性的斗争，将保卫国企上升到保卫社会主义的高度。
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
如果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有很多同志肯定会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了。我们后面会谈到这种观点。不过，中帝论的出现其实是比较晚的，是在2008年以后。在那之前，左派中最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
这一观点的最重要鼓吹者是著名左派旗手张宏良。2006年的时候，张宏良曾经在一篇纪念主席诞辰的文章里大肆渲染这种中华民族马上要亡于帝国主义之手的恐怖氛围：
“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
“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张宏良《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说法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但在当时，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曾经有一篇文章特别火，标题就叫“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21个被外资控制”，里面谈到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状况：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重要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文章还详细说明了各个行业的情况：
“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
这篇文章现在还有很多网站在转载，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马上就要亡国的感觉。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以汽车工业为例，文章里说自主品牌的占有率不到10%，这种情况在2001年刚入世的时候也许是如此，但是到现在，情况已经变化很大了，国产品牌的占有率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
“2016 年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总计约 1050.39 万辆，增速 20.75%，远高于 2016 年乘用车市场的整体增速 14.93%和同期日系、德系、美系、韩系、法系等品牌销量增速（分别为 12.70%、12.81%、13.89%、6.74%和-11.82%）。同时，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持续回升，由 2014 年的低点 38.31%快速上升至 2016 年的43.24%。
“已披露 2016 年销量数据的上市车企中，自主品牌普遍获得了高增长，其中广汽乘用车、江铃驭胜、上汽乘用车、东风乘用车、吉利汽车 2016 年全年销量增速均超过 50%，分别达 90.66%、90.05%、89.23%、57.40%、50.21%；仅长安汽车、力帆股份、一汽夏利的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下滑。”（《2017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及市场占有率分析》）
电梯行业也是如此，以前是外资的天下，如今国产品牌的占有率也占到40%，而且仍在增长中。
来源：《2015年中国电梯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文章里面提到的手机行业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国内手机市场中，国产手机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尤其是低端机，完全是国产手机的天下。
其他的方面如PC机和通信设备等，也是如此。虽然有部分行业如化妆品仍然是外资为主，但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国内市场的所有行业都是本土品牌主导，中国虽然是大国，但也没有理由非得成为例外。
经济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反映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上来。张宏良为代表的乌有之乡左派们持有的中国经济殖民地论，已经与现实相悖，认同的人越来越少。但这种渲染外族威胁的说法，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生物学领域，从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用转基因灭中国人的种。不过本文聚焦经济领域，就不展开多谈了。
帝国主义国家
卢荻和潘毅、卢映西等老师去年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资本的中心”。而最近卢荻老师与其他左派同志（反驳文章发表于红色参考、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激流网等公众号）之间的论战，则聚焦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已经迈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问题。
中帝论由来已久，而且如卢荻所说，这一观点首先产生自青年左翼，也主要在青年左翼中流行。笔者于2006年左右接触左派，那时候左派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论、殖民地论和资本主义论等等，而且多数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前途，没人站出来说中国会成长为帝国主义国家。大约是在2008年之后，由于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而中国仍然维持高速发展态势，对外投资爆发式增长。此时国内国外就有人开始讨论中国取代美国，不少作者跟风出书。比如马丁·雅克就在2009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探讨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像摩罗这样知名自由派人物，居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跳槽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一边当起五毛来了。他出版《中国站起来》一书，受到自由派集体批判，多人与他绝交。
左派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比如新左派旗手汪晖在2010年的《文化纵横》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中国崛起的世界性意义：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平洋地区或者东亚的主要经济体转移，世界性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快的。这一增长速度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尽管单纯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结构调整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孤立的现象，相较于其他地区，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快速增长的区域，而且这个区域的经济融合也是迅速的。中国的兴起并不等于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和这一区域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上升将改变传统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为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作出贡献。这次金融危机是标志性的事件，它不是一般性调整，而是大的结构性变迁的一个环节。”（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
左派整体上对中国崛起是持正面看法的，但也有一部分左派，主要是对乌有之乡持批判态度的年轻人，提出了中帝论。所谓中帝论，就是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彻底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成长为帝国主义国家。不过中国尚不具备全面挑战美国的实力，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曾经很活跃的“马列毛论坛”。这个论坛的管理员和主要写手对民族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提出“中国二流帝国主义论”，彻底挖掉了左翼民族主义的正义根基。赤眉发表的《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文，集中阐述了“中帝论”的主要内容。
“中修是帝国主义国家，即垄断资本主导的，独立的并且参与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争夺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中修又是一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它的二流性表现在：综合实力仍逊于欧美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具备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霸权地位，势力范围还较小并且是不稳固的；作为世界工厂相当程度上仍处于老牌帝国主义经济的下游，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仍有相当部分中修要与老牌帝国主义分享；在帝国主义从全世界掠夺的超额利润中中修只占了较小的份额，与老牌帝国主义还有较大差距。
“但是由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寄生性越来越大，越来越腐朽，使得老牌帝国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实力日益衰落。而中修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环节，相对于老牌帝国主义，仍相对具有活力，实力相对处于上升期。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不是说中修真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而只是指由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极端腐朽和逐步衰落，使得后起的中修帝国主义相比之下实力相对上升。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夺。
“而中修的内部矛盾也逼得中修资产阶级要‘上升’——即与老牌帝国主义争霸。正是由于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中修有着庞大的、遭到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有着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中修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只能努力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地位、争夺超额利润，不这样做他就始终摆脱不了严重的革命危机。
“但中修“上升”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首先必然要遭到老牌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击，老牌帝国主义绝不会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是会为了捍卫霸主地位进行殊死搏斗。其次，在争霸的过程中也必然导致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
“因此，我们说中修帝国主义处于上升期，并不意味着中修真能‘上升’到一流帝国主义，取得世界霸权地位。恰恰相反，中修必然在‘上升’过程中激化内外矛盾，陷入深重危机，从而为工人阶级创造伟大的革命机会。中修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蕴藏着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有着极其伟大的革命前景。”
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但实力比美国弱。从趋势上看，美帝国主义走向衰落，中帝在崛起，二者之间冲突乃至战争都是难免的。帝国主义必然在争霸过程中深陷矛盾，而这正好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
同时，该文还强调了中帝与美帝的最大区别在于，官僚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正是因为中修帝国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复辟而来的，所以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转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篡夺无产阶级政权）就成为了中修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攫取了庞大的原国营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把国营经济转化为官僚垄断资本，随后又通过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成了国有垄断资本。正是这个阶级扶植起了私人资产阶级，引进了跨国资本。复辟30余年来，它始终牢牢把持着中修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其他资产阶级只能在它的恩赐下分享一些权利。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和国有垄断资本的特别强大，这是中修帝国主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一方面造成了中修统治阶级相对而言的‘强大有力’，在应付各种危机中体现出较强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就连资产阶级中也有许多人对官僚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满。官僚资产阶级的独霸地位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官僚资产阶级表面上非常强大、不可一世，实际上却坐在火山口上。而工人阶级就是那潜行的地火。”（赤眉《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不过，文章并没有提供详实的经济数据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也为卢荻等人的批判提供了便利。
卢荻的反对理由是，中国对外输出不是金融掠夺，也没剥削多少当地劳动力，因此不是帝国主义扩张：
“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诸如商业服务、批发零售、金融、建筑等等，都是为贸易服务的，反而雇佣当地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投资是直至近年才渐为增加，意味着资本剥削劳动的活动远未构成系统现象。又，在这同一期间，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是持续的巨额逆差，这也是抵触以争夺市场份额问题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表现为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是属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再者，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迄今还是以生产导向为主，这就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危机趋向。也正是这个本质，通过促进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成为抵抗全球范围的投机导向的重要力量。”（卢荻《中国面对“新帝国主义”》）
针对卢荻的辩护，《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上举出了一系列实际情况予以反驳：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剩的中国资本如果不能承受比欧美投资者更低的利润率，不愿意进行一些额外的经济援助，就可能难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项目，从而连那一点利润率都拿不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遵循着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充分暴露出来。
“比如有报道称：‘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之初，曾签订协议称将在未来三年再加投1.5亿美元，以促进铁矿及其社区的建设，但实际只投资了3500万美元，因此遭到1400万美元的罚款。曾有当地人投诉称，‘首钢秘铁对于开矿之外的社区建设并不上心’。……一份报告曾指出，自2001年开始，首钢秘铁与其雇员及周围社区居民的关系持续恶化：工人抱怨工资低、健康有风险、劳工事故频繁……马尔科纳当地居民称，首钢秘铁剥削劳动力，污染周边海岸，对社区发展不尽责。’
“在中国资本的扩张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呢？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霸权的作用。《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将为俄开采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铁矿提供巨额贷款……成了一些俄专家担心的问题。他们声称，吸引中国投资的代价可能会使远东地区变成中国的资源供应地。俄没有钱向这个地区投资，因此，只能向中国贷款。这就意味着在价格上将不得不向中国做出让步。’据《卫报》报道，厄瓜多尔政府财政紧张，向中国申请贷款，中方则要求获取开矿的资格。由于开矿要破坏许多原始森林，当地环保组织和土著举行了抗议。结果，政府把环保组织取缔，三名土著领袖离奇死亡。“（郑姿妍《评卢荻：资本是“好”是坏，国家主义者说了算？》）
不过，我们觉得，即使卢荻所说的中帝的对外输出是生产性投资为主的确符合事实，中帝也的确比美帝国主义要好那么一点点，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不是帝国主义的结论。就以铁路为例，似乎中国在非洲修建铁路是帮非洲人民搞建设，跟帝国主义行径毫无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出人出钱给埃塞俄比亚修铁路，表面上是为了发展埃国的运输事业，其实是为了方便中国资本家过去投资。财新网前不久还做了一个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报道，其中浓墨重彩地谈到了中国资本在当地复制血汗工厂：
“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华坚国际轻工业城，是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轻工业制造的标志性项目。财新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不少投身制造业的埃塞俄比亚年轻人。这一还在建设期的工业园，官方宣称的总投资额达到10亿美元，占地总面积137.8公顷，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计划于2020年建设完成。在正在建设期的工业园内，建成的白色厂房有不少空间仍然空置，等待企业租用进驻。而在已经开工的厂房内，华坚集团自身雇佣的大批当地工人正在从事制鞋加工。他们代工的主要是GUESS这类欧美国际品牌。基础流水线上的加工工作，由非洲当地工人完成，中国员工则主要负责上层管理。
“和中国早年发展加工出口区、产业园以引入外资或中外合资的经验类似，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对这个中资投资的工业园提供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除所有资本货物和建筑材料的进口关税；鞋类鞋材免税进口；出口企业享受出口退税，工业园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10年等。
“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挑战是得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他称，华坚准备在2030年解决当地10万人的就业，并称这些发展趋势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谈及华坚当年率先赴埃塞投资的经营决策时，张华荣说，‘华坚不是为了政治而做企业，而是做好企业，服务政治。’”（卿滢《参考中国模式的“非洲版中国”走了多远》）
中国要向埃塞俄比亚进行产业转移，中国资本要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自然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确保资本积累能够正常进行。源源不断地把埃国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运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国家，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这就是铁路的最重要的功能。所以，列宁才这样评价铁路：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近十年中国海外投资的情况已经表明，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利润，而不是增进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显然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任何善良愿望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半外围资本主义强国
在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里面，有一些人既反对中国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的说法，也不同意中帝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外围的大国。
就在洞朗对峙结束后，“红色参考”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中帝论。文章认为，中国主要还是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并不能挑战美国霸权：
“就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来说，中国是一个半外围国家（其在经济方面则仍有相当的外围的特征）；就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职能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比较优势’是在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基础上的出口制造业。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高度一致，在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方面，中美资本主义不仅不冲突，而且中国资本主义对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还高度依赖。远航一号预言，不仅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就是在中国与美帝的仆从国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远航一号《“中帝论”可以休矣——评洞朗事件告一段落》）
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有什么区别呢？“红色参考”的另一篇回应卢荻的文章提到，半外围国家对外围国家是存在剥削的。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半外围国家一边被美国等中心国家剥削，给人打工，另一方面又剥削外围国家。
“与卢荻老师理解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为缺失对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陲’的视野，而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剥削广大外围国家’的现实，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对今天中国是否是可能的现实的道路？而假如这一道路在现实中可行的话，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国家性质、阶级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其内部秩序又将意味着什么？（燧鸣：《“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这种认为中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稍好，但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打工仔的说法，在左派中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非常流行，还自称左派的韩德强曾经在2011年的一次讲座中说将中国崛起说成是“长工崛起”：
“在我看来，‘中国崛起’的说法本身不见得成立，只能说中国经济总量肥大了，我们总量增加了，这没错，但是结构摧毁了，结构高端被跨国公司占领了。这究竟是中国的崛起还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崛起，这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中国本来他是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经济和社会有机体，但现在呢？我们却成了世界经济的‘长工’。那我们是这个世界经济的长工，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则是世界经济的地主，我们这个长工是干着活的长工，印度、俄罗斯、巴西，他是失业的长工。他们的地位就更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个长工还有活干，还吃得饱饭，所以这个叫‘长工崛起’。”（韩德强《“中国模式”的人间正道》）
但是，中国崛起真的只是“长工崛起”吗？中国人也许习惯把自己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低端打工仔，但事实并非如此，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杜建国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谈到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
“除了大型客机等个别领域，像贾根良先生所说的那样、西方跨国企业占据甚至垄断中国市场的现象，在整个高端制造业领域并不多见。当前，中国企业不仅占据着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也是日趋扩大。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石，进口中国的矿山采掘和运输机械；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增加了卫生筷子这类产品，进口的则是越来越多的机电产品；挪威的石油公司使用中国的深海采油设备；以色列引进中国高铁技术；旧金山的新港湾钢结构大桥，正由中国企业承建，以上这些实事，更能反映出中西方工业实力此消彼长的大趋势。这一大趋势背后的原因或动力，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是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得正视。”（杜建国《别低估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实力》）
笔者专门查了下一些重要制造业行业的情况，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中低端产品国产品牌已经占主导，高端产品在突破，部分关键零部件仍需进口。
以机床为例，我国数控机床中已经是国产机床占主导，而且外国机床的比重在降低。
“2016年1-12月我国数控机床进口量为11330台，同比下降16.7%；进口总金额为26.12亿美元，同比下降13.1%。同时，2016年中国机床产业产出总额约为229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数控金属成形机床产量为31.8万台，同比增长4.3%。数控机床进口数量的下降和本土产量的上升标志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进口替代的趋势日益明显。”（《2017年机床行业市场需求及市场份额分析》）
中国高端机床甚至已经开始销往德国这样具有发达制造业的国家：
“昨天上午11点，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在新建的15000平方米面积，全国最大的地藏式工厂内，举行了VGW400-U高速高精度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出口德国启运仪式。简单的仪式后，一部高精度五轴立式机床开始启运。据悉，这部机床的购买方是德国克努特机械与工具公司。这是中国首次向德国出口此类设备。工信部装备司副司长王卫明表示：‘这一高档数控机床销往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国机床制造行业的重要里程碑。’
“在启运仪式上，北京航天科工集团31所副所长杨继平，手持一个航天设备的核心部件告诉记者：‘这个部件过去要用进口数控机床加工，现在有了科德的自主创新设备，我们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而且加工效率比进口同类机床提高了一倍以上。’”(《中国五轴联动机床首次出口 德国机床将由“中国母机”制造》 观察者网)
其他高端制造业行业也是如此。譬如芯片行业，中国一直被视为手机组装车间，但芯片均需进口。但这几年随着华为海思等企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国产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占有率已突破20%。
西方国家在许多关键技术上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这没错，但这种垄断地位正在迅速被中国挑战。越来越多技术已经被中国突破，而某项技术一旦被中国公司突破，西方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一般都会急剧缩减。这当然主要归功于中国物美价廉的工程师劳动力队伍。
正如团中央微信公众号转发的这篇知乎文章所谈到的，有许多中国公司具备了与西方国家竞争的实力，其中不少实际上已经称霸世界，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山东的化工企业万华化学集团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是继聚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和ABS后世界第六大塑料(现已经超越ABS成为第五大塑料）。
由于投资金额大，技术难度高，具有相当高的门槛，MDI行业呈现垄断格局，万华化学、德国科思创（原拜耳科技）、德国巴斯夫、美国亨斯迈、美国陶氏，三个国家五家企业合计占据全球85%以上产能份额，当然也可以加上第六名的日本NPU，六家企业合计占全球90%。
2016年，全球MDI产能为858万吨，中国MDI产能达309万吨/年，占全球总产能的36%。其中万华化学MDI总产能达到180万吨/年，世界第二德国巴斯夫56万吨/年，世界第三德国科思创50万吨/年。
万华化学不仅掌握世界市场定价权，而且领先优势在不断扩大，2016年，万华实现销售收入301亿元，同比增长54%，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129%，净利润率高达12.3%。
2017年4月，中国化工圈里最热的新闻之一，“万华化学将斥资9.54亿美元在美国新建40万吨/年MDI装置项目”，该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建成。”（宁南山《除了华为，还有哪些中国公司在争霸全球？》）
而中国正不断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有时候这种突破还来得很快。这反映了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水平和技术潜力。
“从10月初到12月初，短短两个月时间，航天科技四院西安航天动力机械厂下属的铜箔装备分厂获得了2亿元的产品订单。这个仅仅60人的小厂，赢得市场的秘诀在于将高端的航天焊接和旋压技术转化到民用产业，其研制的用于铜箔生产的关键设备——2.7米阴极辊打破了日本产品对国内市场形成的垄断。”（《陕西航天技术转民用打破日本垄断 60人小厂两个月获2亿元市场订单》 ）
虽然现在有许多高端技术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的企业手里，但如果当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中国完全有可能会绝大多数高科技领域赶超西方国家。而仅仅就中国当前的高端制造业水平而言，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实力，虽然在半导体等技术领域与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跟墨西哥等仅仅承担跨国公司组装车间职能的国家毕竟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沿海有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加入了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很低。这些公司的确就是韩德强所谓的“长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几千万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业企业上班，同时又有几百万人在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工作。几百万人在这几千万人中当然只是个零头，但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零头，因为日本整个制造业所雇佣劳动力总数也就这个规模，比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少不了多少。也就是说，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规模跟西方制造业大国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中国在给发达国家打工当马仔是事实，但是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快速崛起，中国正在挑战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也是事实。
反对中帝论的同志的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中国依附于美国的一面，看不到中国挑战美国的另一面，而且过于强调军事霸权。面对中帝论，他们轻巧地反驳说，“你见过这么怂的帝国主义吗”。但是，任何稍稍懂得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那就是美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史，就是美国不断清洗原来冷战对象的历史。我们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以及现在打得火热的叙利亚所看到的战争，都是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政府背后的跨国资本在对相对独立于自己的势力进行围剿。目前能维持自身独立性，不加入美国团伙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中俄伊朗等少数几个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评判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呢？非得敢跟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干一仗才是帝国主义？还是说，能维持自身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并且向全球扩张，就已经算是帝国主义国家了？如果非得干一仗才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可能不算，但比中国弱的俄国却可以算。如果能保持独立性才算，那可能只有中俄了。反对中帝论的同志可能会说，中俄都是被围堵，哪有成天被人围堵的帝国主义国家？但目前美国不敢发出官方军事威胁的应该只有中俄这样的军事大国和核大国，对其他有独立性的国家，不是摧毁，就是扬言摧毁。
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有一个现实的政治目的，那就是说明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必然性，揭示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根源。而我们现在的世界中，必须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时代变了，帝国主义的具体形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分析现实，而不是简单对比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能非要看到中国能随意挑战美国才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非要等到中国真正发起或者被迫参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才惊呼中国早已是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