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工人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举行罢工。他们最后推翻了沙皇。
彼得堡的纺织女工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俄历2月23日）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罢工。这绝不是巧合。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小时，而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还在前线打仗。这些妇女独自负担着养家的责任，还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中排队几小时，希望能获得面包。正如津吉·长谷川在他关于二月革命的权威著作中所说：“这些妇女不需要政治宣传煽动，就会展开行动”。
沙皇政府没有能够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富人和俄国社会其他所有人之间存在着的经济鸿沟，导致了俄国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独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着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经常解散杜马。杜马是一个无权的选举机构，而且根据法律是由有产者所主导的。
在战争前夜，罢工活动与1905年革命时期相当，工人们还在首都的街头筑起了街垒。战争给了沙皇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不断加剧的军事失败和七百万伤亡，使得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指责政权的腐败。这种腐败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未来的总理李沃夫公爵领导了一场密谋（虽然没有采取行动），企图驱逐沙皇，把皇后监禁在修道院里。对沙皇宫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骗子修道士拉斯普廷，在1916年被君主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杀。
在左派这边，布尔什维克是更广泛的革命家圈子中的主导性力量。这个圈子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支持战争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经常避免采取罢工行动。
许多年来，革命者们一直在与沙皇斗争。1912年，莱娜金矿270个工人遭到谋杀。自那以后的五年来，一共举行了30场政治罢工。而且他们还勇敢地面对了沙皇秘密警察（奥克瑞那）一轮又一轮的逮捕。1915年和1916年被逮捕的革命者的细分情况显示出彼得堡左派的相对力量：布尔什维克743人，无党派人士553人，社会革命党98人，孟什维克79人，区联派51人，无政府主义者 39人。在维堡区的金属、机械和纺织工厂中，有大约600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因此维堡区是战争期间最为激进的地区。
1917年1月9日是点燃1905年革命的流血星期日的12周年纪念日。十四万两千工人举行了罢工。当杜马在2月14日重开时，又有八万四千名工人走上街头，这一行动是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领导的。
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使得政府在乡村实施粮食征用。当彼得堡的面包房关门，而供应也减少到只能满足几周需要时，沙皇当局却宣称不存在任何短缺。这一做法无疑加重了危机。奥克瑞那报告说，在彼得堡购买面包的队列上，发生了许多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母亲们“看着他们生病的孩子处于半饥饿状态”。“相比各位先生们、米留可夫和罗季切夫，布尔什维克与她们也许更近一些。当然，他们也危险得多。”
在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Kaiurov）在维堡区妇女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力劝妇女们不要在国际妇女节罢工，叫她们听“党的指示”。让卡尤罗夫十分懊恼（他后来写道，他对布什尔维克妇女无视党的指示感到“愤慨”）的是，5个纺织厂的女工们第二天早上就举行了罢工。
妇女鼓动者在涅瓦纺线厂大声呼喊：“上街去！停止工作！我们受够了！”她们推开门，把几百名妇女领向附近的金属和机械工厂。许多妇女滚雪球般地涌向诺贝尔机械厂，挥舞着手臂喊道：“出来啊！停工！”。妇女群众说服了工厂的工人加入她们。妇女们还向埃里克森工厂进发。在那里，卡尤罗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与工厂里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短暂会面，大家一致决定说服其他工人参加罢工。
警察报告说，成群的妇女和年轻工人要求“面包”，还高唱革命歌曲。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妇女们从男人手里抢过红色横幅。她们说，“这是我们的节日。我们来举横幅”。在Liteinyi大桥，虽然受到示威者反复冲击，警察们还是把他们挡住了，使得他们不能向市中心前进。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数百名工人跨过冰层，遭到警察的攻击。在市中心，“一千人，主要是妇女和年轻人”到达了涅瓦大街，但是被驱散了。奥克瑞那报告说，示威者是如此具有煽动性，以至于“有必要在各处加强警力”。
七万八千名罢工者中有六万名来自于维堡区。尽管提出了反战和反沙皇的口号，但最主要的要求是面包。的确，沙皇当局认为这只是另一场面包骚乱，虽然他们信任的哥萨克军队犹疑不决，不愿意攻击罢工者，这让当局感到惊恐。当天晚上，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会面，投票决定组织三天的总罢工，并且向涅夫斯基（Nevsky）进发。第二天，罢工运动的参与者增加至十五万八千人，使其成为战争期间最大的政治性罢工。七万五千名维堡区工人罢工，彼得格勒、Vassilevski和莫斯科区各有两万人参加，另外还有九千人来自Narva区。工人阶级青年街头斗士一马当先，在街垒与警察和军队对抗，试图控制市中心的涅夫斯基。
在Aviaz工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演讲者们号召政府免职，呼吁工人不要有不负责任的举动，力劝他们向塔夫里达宫进发。而在塔夫里达宫，杜马成员正拼命劝说沙皇政府做出让步。在埃里克森的布尔什维克们则要求工人们向Kazan广场进发，并且用刀子、武器和冰块武装自己，准备即将到来的与警察的战斗。四万名示威群众在Liteinyi大桥与警察和士兵战斗，但又一次被驱散了。两千五百名埃里克森工人在桑普索尼耶夫斯基大街与哥萨克交锋。军官们冲过人群，但哥萨克们小心地按照军官们打开的通道前进。“他们中一些人还笑了”，卡尤罗夫回忆道，“还有些人给工人们善意地使眼色”。在许多地方，妇女们主动对哥萨克们说：“我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在前线……你们也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孩子们。我们在要求面包和结束战争”。
示威者们并不试图对讨厌的警察表示友善。年轻人们拦住街道上的汽车，高唱革命歌曲，向警察扔冰块和螺栓。在数千名工人跨过冰层之后，为控制涅夫斯基，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同时，在喀山的传统革命地点，以及在起义广场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河马”雕像前，工人们设法举行了集会。由于演讲者不仅要求面包，而且谴责战争和独裁，群众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在25日，罢工变成了总罢工，超过二十四万工厂工人参与罢工。白领工人、教师、服务员和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加入到罢工队伍中来了。出租车司机宣布他们只搭载造反的“领袖”们。
工人们又一次开始在他们的工厂集会。在维堡区帕尔维艾宁工厂里一个喧闹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者力劝工人们向涅夫斯基进发。一个演讲者以这样的革命诗句结束自己的讲演：“快闪开，从上到下腐烂了的旧世界。年轻的俄国正在前进！”
示威者与警察和士兵发生了17次激烈交战。工人们设法释放了被警察抓捕的同志。造反者占得上风，在许多桥上和跨过冰层前往市中心的路上，他们压倒了沙皇武装。控制涅夫斯基之后，示威者又一次在起义广场集会。警察和哥萨克鞭打人群，但是当警察局长冲过来时，他被一个哥萨克给砍倒了。女工们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她们敦促道，“放下当你的刺刀，加入我们”。
到了晚上，维堡区这边已经被造反者控制了。示威者洗劫了警察局，从沙皇政府的岗哨手里抢过来左轮手枪和军刀，并且迫使警察和宪兵逃跑了。
造反者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推向崩溃的边缘。“我命令，首都的骚乱在明天结束”，他正式宣布道。他还给彼得堡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哈巴罗夫下令，让他用火力驱散人群。哈巴罗夫表示怀疑（“明天怎么能够阻止他们呢?”），但是接受了这一指令。在市政厅，内政部长普罗托波波夫要求独裁政府的捍卫者们镇压骚乱：“祈祷和希望胜利吧”，他说道。第二天一大早，禁止示威并且警告武力执行法令的公告张贴出来了。
星期日26日早上，警察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核心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工厂被关了，桥也被升起来，而市中心则变成了军营。哈巴罗夫向总部发电报说，“自早上以来，城市一直很安静”。就在这个报告发出来后不久，几千名工人跨过冰层，出现在了涅夫斯基。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口号，但士兵们有组织地朝他们开火。
来自沃伦斯基团的分队负责防止起义广场的集会。骑警鞭打人群，但是没能够驱散他们。指挥官随后命令部队开火。虽然有一些士兵朝天上开枪，但是在起义广场里面和周边，有50名示威者被杀死了。被驱散的工人们躲在屋子里，或者冲进咖啡馆。多数屠杀都是由训练有素的效忠沙皇的分队实施的。这些分队过去时常培训士官生。
然而，杀戮并没有平息叛乱。
一份警方的报告叙述了造反者们令人震惊的韧劲和牺牲：
在整个骚乱期间，人们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骚乱的暴徒对武装人员表现出了极端的蔑视。当武装人员要驱散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从街上挖出来的石头和冰块扔向士兵们。在军队向天上开火预备射击时，人民不仅没有散开，反而报以笑声。只有当子弹射向人群中间时，才有可能驱散这些暴徒。骚乱参与者们会躲到附近房子的院子里，而一旦射击停止，他们又回到街上来了。
工人们呼吁士兵放下他们的武器，试图交谈争取每个士兵的心。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在冰枪和机枪嗒嗒作响之下，男女工人和士兵之间的这些接触，决定了政府、战争、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在26日傍晚，维堡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在城郊的一个菜园子举行了会议。许多人建议，现在是时候停止造反了，只是需要投票通过。最支持继续战斗是的人后来被发现是奥克瑞那的特务。从军事的观点来看，革命应该在26日就停止了。但是没有数千名士兵的支持，警察是无法镇压叛乱的。前一天下午，工人到帕夫洛夫斯基兵营说，“告诉你们的同志，帕夫洛夫斯基也朝我们开枪——我们在涅夫斯基看到穿你们军服的士兵”。士兵们“看起来全都很苦恼和无力”。其他团的军营也回荡着类似的请求。当天晚上，帕夫洛夫斯基的士兵第一个加入了造反者（尽管在意识到处于孤立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军营。39个领袖立刻被逮捕了）。
27日早些时候，反叛者接触到了沃伦斯基团，该团的教导队曾在起义广场向示威者开枪。400名叛乱的士兵告诉他们的中尉，“我们不会再开枪。我们也不希望在让我们的兄弟白白流血”。当他以宣读沙皇镇压反叛的命令的方式来进行回应时，立刻被士兵们开枪打死了。其他沃伦斯基团的士兵们参加了造反者的队伍，然后向附近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军营进发。这两个团已经发生了兵变。
其他参与者后来这样描述这一场面：“一辆满载着手持步枪的士兵的卡车，在驶过桑普索尼耶夫斯基（sampsonievsky）时把人群一分为二……卡车带来的军队已经兵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了”。当Kutepov率领的惩戒队经过几小时不受约束地向示威者和载满工人的卡车开枪之后，到了傍晚，Kutepov写道，“我们的部队里很大一部分已经与人群混在一起了”。
当天上午，哈巴罗夫将军阔步走在城里的军营里，威胁士兵们，如果他们叛乱就用死刑予以惩罚。当天晚上，伊万诺夫将军发报与哈巴罗夫评估形势。此时伊万诺夫的部队正在前往支持沙皇支持者的途中。
伊万诺夫：城市的哪一部分仍然有秩序？
哈巴罗夫：全市都掌握在革命者手里了。
伊万诺夫：所有的部都正常运转吗？
哈巴罗夫：各部都已经被革命者逮捕了。
伊万诺夫：当前有哪一支警察力量受你支配。
哈巴罗夫：一个都没有。
伊万诺夫：现在，陆军部里哪些技术和后勤机构受你控制？
哈巴罗夫：没有。
知道情况之后，伊万诺夫决定后退。革命的军事阶段就结束了。
二月革命的悖论在于，当它搞垮沙皇政府之后，却用一个未经选举的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来代替它。而这些自由派们却被让他们掌权的这场革命吓坏了。在27日，“屡发叹息……直白地表达了对生命安全的担心”，一位杜马代表这样写道。“骚乱很快会被镇压下去了”，这一让人高兴但不太准确的消息短暂地打断了这种情绪。另外一位观察者写道，“他们恐惧，他们瑟瑟发抖，他们感到自己是敌对分子的俘虏，在未知的道路上穿行”。
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一方面想要与革命保持距离，向沙皇出卖革命，而另一方面，又为着自己的目的利用革命。”这是苏汉诺夫的评估。苏汉诺夫是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对孟什维克持同情态度，在将权力移交给自由派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他从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孟什维克领导人斯科别列夫（Skobelev）找到第四届杜马主席罗将科（Rodzianko），想要在塔夫利达宫中得到一个位置。他的目的是要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维持秩序。罗将科担心苏维埃可能会比较危险，克伦斯基为了减轻他的担忧，告诉他说，“得有人把工人看管起来”。
1905年的苏维埃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的，而2月27日建立的苏维埃则有所不同，它是在起义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其执行委员会中的领导成员几乎都是没有积极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月革命后的苏维埃还有其他的缺点：彼得堡15万士兵在工兵苏维埃中的代表过多。代表们多数是男性，女性代表少得可怜。在1200名代表（最终达到3000名）中只有极少数女性代表。苏维埃甚至没有讨论3月19日妇女关于普选权的示威。一共有两万五千人参加了这场示威，其中有几千名工人阶级妇女。彼得堡苏维埃的确批准了著名的一号命令，这一命令赋予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的权力，士兵委员会管理作战单位，而军官和临时政府的命令只有在与苏维埃的命令不冲突的情况下，士兵才予以遵守。但是，一号命令之所以通过，是由于激进士兵们自己的自发创造。
不管怎样，苏维埃的建立迫使自由派和他们的社会革命党盟友克伦斯基采取行动。罗将科认为，“如果我们不掌权，其他人就会”，因为已经有人“在工厂里把一些恶棍选出来了。”克伦斯基写道，“除非我们立即建立临时政府，否则苏维埃就会宣布自己是革命的最高权威。”按照这一计划，一群自我任命的人称自己为临时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作为苏维埃的对立面起作用。但是，密谋者对于自己的计划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让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去干那些下流的勾当。
孟什维克的革命代数学强制规定，“取代沙皇的政府必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苏汉诺夫如此写道，“整个国家机器只能听命于米留可夫”。
苏维埃执委会和未经选举的自由派领袖们在3月1日进行了谈判。“米留可夫充分理解了，执行委员会可以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交”，但是苏汉诺夫补充道，“注定要代替沙皇的政权必须是资产阶级政权……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这条原则行事。否则起义就不会成功，革命就会瓦解。”
为了让自由派掌权，苏维埃领导人们甚至愿意放弃最起码的“三驾马车”纲领。“三驾马车”是指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大地产和民主共和国，而这三项诉求是所有革命组织都认同的。因为害怕掌权，米留可夫固执地坚持为保留君主制做最后一搏。
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者们退让了，允许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决定是否继位。由于没有得到个人安全的担保，这位大公委婉地拒绝了。而所有这些幕后谈判当然都是背着工人和士兵进行的。
从这些讨论中出现的“双重政权”的制度——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临时政府——将会持续八个月之久。
Ziva Galili将这些谈判描述为“孟什维克的辉煌时刻”。托洛茨基将其比喻为一分为二的杂耍剧，“一边是革命者请求自由派拯救革命，而另一边是自由派请求皇室拯救自由主义。”
那么，为什么英勇战斗推翻沙皇的工人和士兵们，会允许苏维埃将权力交给一个代表有产者的新政府呢？首先，多数工人尚不能分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
另外，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应该争取什么也没有清晰的认识，部分是因为他们仍旧把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很快就过时了），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临时革命政府会进行统治。在实践上，尤其是在临时政府建立起来之后，这就意味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虽然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这么做经常是违背领导意愿的。纺织女工党员在二月罢工时就受到党的领导的反对。领导们认为，激进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的领导们（什利亚普尼科夫、莫洛托夫和扎卢茨基）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在2月23日的罢工之后，什利亚普尼科夫还说，呼吁总罢工的时机尚不成熟。布尔什维克领导甚至没能向军队散发传单，也拒绝下命令让士兵们武装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多数的措施来自于维堡区委员会和基层党员们。维堡区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了彼得堡市党组织的领导。尤其是在第一天，妇女们不顾党的领导们的意见，在点燃罢工运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3月，混乱和分化让布尔什维克动荡不安。当彼得堡苏维埃在3月1日将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时候，执行委员会中的11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当苏维埃中左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苏维埃组建政府的动议时，只有十九人投票支持，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在3月5日，彼得堡委员会支持了苏维埃让工人回去工作的号召，即使八小时工作者这一革命的主要诉求，都还没有实行。
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向维堡区的激进分子接近，而这些激进分子号召苏维埃掌权。但是当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等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并于2月12日执掌俄罗斯局之后，党的政策迅速右转。这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感到高兴，却令工厂中许多党的激进分子感到愤怒。这些激进分子中的一些人强烈要求驱逐新的三人领导小组。
列宁也是愤怒者之一。在3月7日，列宁从瑞士写道，“新政府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掠夺束缚住了手脚。”加米涅夫则恰恰相反，他在3月15日的《真理报》上写道，“自由人民”会“坚守岗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3月下旬，斯大林在谈话时倾向于与孟什维克联盟。他说，临时政府“已经担当革命保卫者的角色”。
列宁很担心领导层的右倾，以至于在3月30日，他写道，他倾向于“立即与我们党内任何准备向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社会爱国主义妥协的人分裂。”列宁的话的含义和他所指何人不需要任何律师来进行澄清。“加米涅夫必须意识到他肩负着世界历史的责任”，列宁写道。
自1905年以来，列宁主义的精髓强调，不能信任自由派，要将其看作是一个反革命力量，同时尖锐的批判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对自由派死心塌地的让步。然而，列宁自己在1905年的构想是号召建立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与托洛茨基的构想不同。列宁把托洛茨基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说成是“荒唐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自己现在转向了这一荒唐的设想，而保守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却理所当然地指责他为“托洛茨基主义”。
在很多方面，3月早期的政变是上个世纪政变的典型——一小群未经选举的人，为了本阶级的目的，以牺牲将其推上台的运动为代价，篡夺了政权。不过，主要的区别有二。第一，有一个为了本阶级利益不屈不挠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党；第二，有苏维埃。
俄国革命才刚刚开始。
（作者凯文·墨菲在麻塞诸塞波士顿教授俄国史。他的《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五金工厂中的阶级斗争》获得了2005年的多伊彻纪念奖。）
- 作者：凯文·墨菲
- 翻译：海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