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上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从直接的原因来看，是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主动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而在这些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带领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模式是否有助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从这种疑问出发，就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想法。有些人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多党制。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行大民主才能保证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感到迷茫。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从理论上走出失败的阴影，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一事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途的问题，也往往成为左翼各派争论的中心。所以，有必要做一番讨论。
本文准备就这一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资产阶级专政下是否需要无产阶级政党？
在反对先锋党的左翼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比较旗帜鲜明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新鲜事物，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搞革命那会儿，就异常活跃。随着国际共运的全面失败，无政府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更是大大地发展了起来。无政府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但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推崇绝对自由。马克思的主要论敌之一，法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普鲁东就号称，要“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1]在第一国际时期，另一位无政府主义大师巴枯宁，与马克思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两派的关键分歧之一就是，工人阶级是否应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阶级是否应该参加一般性的政治活动。
1871年第一国家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发言反对巴枯宁分子宣扬的“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革命导师的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2]
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政党？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完善的政党和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就无法与资产阶级对抗。其次，由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多数工人头脑里并不具有社会主义观点，而是充满了资产阶级观念。因此，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组织起来，掌握本阶级运动的主导权，不断教育帮助落后分子。否则，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将会主导运动。最后，即便是无产阶级的某种非政党的联合形式能够开展选举和罢工等斗争，但谁都知道，仅凭这些斗争推翻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史也已经反复表明，剥削阶级不会和平移交政权，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才能夺取。如果无产阶级不建设自己的独立政党，而且是由先进思想武装的、与工人阶级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政党，就无力发动与资产阶级政权的战略决战。正如列宁所说：
“工人阶级只靠总罢工和采取‘观望’策略是不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举行武装起义。谁懂得这一点，谁也就应当懂得，为达到这个目的，光有不定型的工人协会是不够的，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必须建立。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常常说，坚决革命的少数能够起巨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中坚决革命的少数，即立志采取行动，具有纲领，决心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少数，只能是共产党。”[3]
当然，有些人这样反驳：我们不是一上来就反对政党的，但是请睁眼看看吧，现在的工人政党又哪一个不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呢？有哪一个政党还认真想要实施任何革命呢？如果我们听从你的劝告，再一次相信政党，万一这个党又一次蜕变了怎么办？如果蜕变是必然的话，是不是应该在政党政治之外探索更好的道路？
尽管我们十分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和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群众对国家、对政党（包括所谓的工人政党）的失望，却坚决不能同意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超越政党政治”。因为这种做法降低了自己力量的组织性，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只会有利于剥削阶级击溃劳动阶级的反抗。仅仅由于革命政党会变质就不要政党是荒谬的，这就像恩格斯打的那个比方一样：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的确，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过较大作用的工人政党，领导层中往往只有少部分人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多数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叛徒。在多数情况下，忠诚的革命者往往抵不过叛徒。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各个大党似乎都没有例外。但是，任何敢于抛弃幻想面对现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要变政治上的被统治者为统治者，除了把自己最先进分子组织为政党并把整个阶级置于这一政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别的路可走。革命导师反复教导我们，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不仅需要思想上的团结，更需要通过组织和纪律性把人们绑在一起的那种团结。这种团结的最高形式就是革命工人政党。这样党应该时刻保持与本阶级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吐故纳新，防止自身变质。
当然，任何党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自身一定不变质。在党不幸变质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健康力量重新集结，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揭露变质的老党，把群众争取过来。而共运史本身也已经表明，这种革命工人政党反对改良工人政党的斗争，工人政党内部革命派反对改良派修正派的斗争，往往比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要重要得多，意义深远得多。
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先进的革命工人政党即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须的。
革命后，应该实行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
如果说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先锋队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那么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人政党了呢？
在共运史上，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乎都是共产党自己，而不是普通群众。所以一些同志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经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实施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
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也自称是列宁主义者，但这种观点恰恰是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批判过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早就提出这样的疑问：“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4]
对于这种提法，列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左派”分子标新立异，“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列宁指出：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5]
说阶级需要政党来领导是常识，也就意味着非政党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不成熟的形式。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才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当然，列宁也强调，如果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6]
在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尤其是是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者，阶级斗争有时甚至会很尖锐，如果放松先锋队对群众的领导，以普通的（或者说平均水平的）无产阶级的觉悟，难以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
“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7]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消灭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国家最终会消亡，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个阶级在专政另一个阶级，意味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存在就意味着政党的存在。谁如果提出“党专政”，把它与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要无产阶级在二者中间取一个，这实际上就是在否认政党，就会使整个阶级动摇涣散，不能团结一致，必然断送革命运动。
多党制可行吗？
列宁认为，群众分为阶级，每个阶级的群众又由各自的政党所领导。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往往不止一个。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存在着多个工人阶级政党或者说工人阶级政治团体。《共产党宣言》还专门解释了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区别。[8]
在资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机器，因此没有办法确保工人阶级中仅有一个政党。事实也是如此，在大多数国家里，都存在着两个甚至更多的工人政党。而到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通过取缔其他政党（其中当然包括非共产党的工人政党），就事实上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往往被写入了宪法，如苏联1977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国1975年宪法也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决定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斗争往往是在党内进行。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往往都不是民主的。如果中央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基层党员的反对，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一场高层政变，就把整个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了。而执政党的政治路线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一些同志提出，如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多党制而不是一党制，情况会大不一样。反对修正主义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以组织成新党，广泛地揭露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启发群众思考，让人民自己通过选票阻止走资派。
这样做可行吗？
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过一个老同志。这位同志是解放前出生的，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积极参加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对毛泽东时代是相当怀念的。他也支持大民主，认为只有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落实普选撤换制才能够解决党的干部蜕变为官僚主义分子的问题。他这样的人，应该是对人民群众的觉悟很有信心了。但是，当我问他，在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对抗的时候，如果刘和邓带着党的一大批干部党员建立新党，鼓吹“分田到户”，反对人民公社，老百姓会选毛主席的党，还是选刘少奇的党？他沉默了一会，告诉我说，恐怕多数人都会支持刘少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了积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剥夺”农民。自然，不少农民在加入集体经济后，生活水平不见得比以前高，甚至会变得更差。苏联农业集体化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没能够恢复到集体化以前的水平，而国家所征收的粮食却很多。虽然农民最终也会变成工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农民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里一直为工人阶级出力，某种必要的强制是必须的。这种强制就包括不允许非工人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
如果实行多党制，如果农民有机会组成政党，或者更可能地，走资派可以组成一个表面为农民说话其实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党，那么工人阶级政党将会输给具有数量优势的农民。而且，工人中的许多人也是刚刚由农民转变过来不久，仍然带有浓重的小生产意识，当无产阶级国家出现政策失误时，也容易受到修正主义分子蛊惑。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列宁和毛泽东都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一党独大。这是俄国和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甚至到了大多数农民都转变为工人的时期，实行多党制也会是危险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对劳动群众来说，无非是隔几年在两个坏蛋之间选一个。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不会演变成隔几年在两个官僚主义集团之间选一个呢？资产阶级懂得制造虚假的两党之争来愚弄群众，官僚主义者们不懂吗？从文革时官僚特权阶层的表现来看，他们从统治阶级那里学到了很多“驭民术”。分化瓦解，制造对立，转移视线，把实质问题掩盖起来。只要群众是以被统治的身份在统治者之间做选择题，这个问题就始终会存在的。只要社会主义经济还没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没能展现出自己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优越性，走资派都可能利用群众的不满，通过选举斗争夺取政权，然后通过复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进一步壮大走资派的势力。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多党制不可行，还有什么办法保证群众可以确保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列宁晚年作了思考却没来得及实践，毛主席发动文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却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所指出的方向都是，让更多的群众来监督检查党和政府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生产和社会管理中来。毛主席对于民主的理解，非常符合参与性民主的政治理念。
所谓参与性民主，就是群众不是简单地选择谁来统治自己，而是直接参与到政治中，参与到党和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乃至日常事务中。具体的形式可以很多样。比如，可以要求原来中央委员会自己就决定的事情，经过“工人委员会”通过才可生效。或者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是基层的工人党员。如果劳动者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在政府和生产单位的各级职能部门设置专门的委员会，一切事务需要经过委员会通过方可生效，而委员会成员有权检查职能部门的一切工作，也就是说，把普通工人嵌入到官僚体系之中，往官僚的各级衙门里掺沙子，监视和限制官僚，使得以权谋私的特权者难以产生。
在上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有过许许多多参与性民主的初步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多数仍然是处于萌芽阶段，但由于它们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生长出来的，其可行性和优越性往往表现得更充分。如果我们想尽量避免党的官僚化和特权化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就应该深入地挖掘这些宝贵经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政党消亡的社会条件
我们在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也赞成消灭国家。消灭国家的条件是消灭阶级。而阶级一旦消灭，阶级斗争一熄灭，政党就不需要存在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如果回答说，等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而且全部的生产资料多转变为社会所有时，阶级斗争就彻底停止了，国家开始消亡，政党也消失了，这一定是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如果在一国之中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实现了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我们能宣布阶级斗争消灭了吗？
历史证明还不能。因为还有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种斗争使得国家的存在成为必须。但这种必须是多大程度上的必须？如果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所有的小农也都转变为跟工人一样的劳动者了，在这个时候，难道国家组织形式不会发生变化吗？
这一问题超出了历史本身所提供的经验。我们所经历过的社会主义，其生产力都没能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这些国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实行计划经济时间最长的苏联就可看出来，虽然计划经济能够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在劳动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积极性不仅通过正向激励，而且往往还通过反向激励即失业来确保这种纪律）、生产对需求的反馈、价格制定等方面，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9]在工业化初期，尤其是充满了革命精神的时期，这些问题影响还不大，但是到了工业化已经完成，生产的规模扩大很多倍，而革命精神又渐渐消退之后，这些问题不仅会表现到经济增长率上，而且会反映到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任何新制度的建立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制度还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传统势力总是很强大。因此，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总是会有一个带有“专制”色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阶级中最先进的少数比阶级的其他成员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样的过渡时期只有在新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后才能结束。
当未来的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国甚至是大洲规模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他们将会有更好的条件——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群众的觉悟水平）——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建立起民主的计划经济，重大经济决策由全体人民进行（即使是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大议题的直接民主变得可行），落实按劳分配，并且用公社取代传统家庭以彻底消灭私有制观念的最后藏身之地，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将表现出经济上和道德上的全面优越性，新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全部落实下来了。
无政府民主（Demarchy）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从无产阶级专政初期就一直发展着的参与式民主将会往前演进成为“无政府的民主”即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成熟形态。“无政府的民主”制度下，重大决策如税率等采取全民公投的形式，而各种群众机构如随机选取形成的委员会（具体的形式当然是由当时的人自己来创造，但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随机选取变得更公正更科学也更可行。）将会直接取代各级政府部门。党可以继续存在，但其作用不是作为法律规定的执政党，而是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教育本阶级成员的组织，作为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公民教育全体人民的组织。党只能在思想上影响人民，让更多公民在重大议题公决上按照党的号召作出选择，让随机选取产生的各个职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多一些党员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任何决定，都必须通过全体公民，或者通过全体公民中随机选取的代表承担管理职能的部分公民作出，任何政党和组织都没有权力包办替代。
这里要谈到一点。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全部事务都由全国人民一起决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齐泽克在前段时间的演讲中为“官僚社会主义”辩护，似乎认为这是人类最好的可能。这自然也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直接民主造成的。）。最重要的一些事情由全民直接民主决定，而其他的事务，当然可以由代表来确定，但代表的产生必须是随机的，而不是能选举或者科举取士的老办法。为什么要强调代表是随机选取的呢？因为无论资本主义多党制，社会主义多党制，或者其他的选举改革，都无法系统性地确保被选举人一定能代表选举人，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选举出来的人不会背叛选民。只有直接民主才能保证这一点。但从效率出发，却必须实施代表制度。如何调和这二者呢？统计学告诉我们，样本是可以代表总体的，但一个样本要能搞代表总体，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样本必须是随机抽取的。这也是民意调查所遵循的原则。随机选取的人民群众的代表的决定，实际上相当于全体群众直接参与决策。一旦建立起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制度，就能避免一切代议制所具有的那种把大众的权力托付给少数精英的缺点，因为人民群众会犯错误，也会被骗，但绝不会主动背叛自己的利益。
不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环伺四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卫，还必须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谁都知道，打仗是不可能通过抽签决定的委员会来指挥的，那么军队是不是会成为官僚制最后的藏身之所呢？我们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的科技实力未能取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军队仍然必须是讲究效率的职业军队。不过，可以通过削弱军队作为潜在政变工具的威胁。比如，服兵役时间缩短，仅2-3年，当兵和做工轮替，削弱军人的职业性。另外，可以发展强大的民兵，使其在数量上十数倍于正规军，对正规军形成制约。等等。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的科技实力已经具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倒性优势，那么即使仍有外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仍要维持庞大的官僚制国家。常备军也将全部（或者说大部分）被武装的民兵所代替——发达的科技将会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在技术上远超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得民兵足以对抗技术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正规军。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幻想家，当然知道国家的消亡不可能在一天之中完成，这需要一个过程。但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国家消亡的经济条件一旦具备，未来的人们一定会想到各种办法来尽量消灭国家这个“古董”。到这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长久以来的理想就彻底实现了。
注
[1] 普鲁东：《革命家的自白》，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4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450页。
[3]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选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M]. 1988年11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98—708页。
[4]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196页。
[5]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197页。
[6]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06页。
[7]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0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72年版第264页。
[9]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提到过价格失真的现象，他举了一吨面包价格等于一吨谷物的例子。80年代西方广为流传的所谓苏联经济秘密报告中指出：“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报告中指出：“一些专家在分析经济下降趋势时，指出了形成这一趋势的各式各样的原因，强调这是由于矿物资源采掘条件的恶化；频繁出现的干旱年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例如，投资结构和运输体系的落后）；人们对劳动成果漠不关心；劳动纪律的松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形成上述趋势中的确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关系体制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国家管理经济的机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苏联领导人以及一些经济学家都公开地用不同表达形式宣传过这一论点。（可参考《1984年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第141-142页）我们知道，苏联特权阶层把这一个改革引向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