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A按: 校清洁女工,估计这是对大学生来说最为亲近最为熟悉的一个无产阶级群体了,这些阿姨大妈们每天辛勤的劳动在校园的教学楼,宿舍,食堂中,她们用双手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洁净的环境,换来的却只是微薄的报酬,甚至还有学生的责骂与白眼。然而这在我们眼里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我们面对这些劳累的身影时有过感激和惭愧?希望你读完这篇文章有所思考。感谢苏联主义论坛李捷同志的工作,特此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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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我参与了有马研社所组织的针对我校清洁工工作及生活基本状况的小规模调研活动。一共有六人参与,以老带新的形式分成了三组,分别对主干道和教学楼中的清洁工进行了调研,方式主要为访谈。我与另一位同志负责主干道的清洁工,一共调研了两组共六名清洁工。后又在机电楼对两名清洁工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在调研工作中,我们主要从工人家庭、工作、思想和所在村庄村况这四个方面初步摸清了工人们的情况,也为以后可能的进一步调研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工人基本个人及家庭情况
从我们调研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我校清洁工均为妇女,基本年龄应在三、四十岁之间,年纪小的有二十几岁,大的有五十一岁。从受教育状况来看,她们基本未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很多人根本未上过学,其中还有一些工人是不识字的(这一点,我是始料未及的),我们完全可以说她们的文化程度是极低的。
她们都是我校附近村庄的失地农民,从家庭收入来看基本属于无权无势的中下层的农民,生活和工作对她们而言是艰辛而苦涩的。她们许多人都育有两个子女,儿子一般在读完初中后就会因无钱交学费或成绩不合格(“我们又帮不上他们什么”,一名女工如是说。)而不再上学、出外打工,从这一方面来看,现今教育在资源配置上的城乡和贫富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丈夫也基本以打临时工来赚取收入。据女工们所称,在打工的收入方面,在我校是最低的(500多元左右),校外商店次之,接下去是南昌市里,最好的就是去外地打工,月工资可以有1000多元。由此,从家庭的经济来源来看,她们和她们的家庭已完全脱离了小农经济,而成为服务业和产业工人。
她们的收入是十分低的,因此除了日常基本花销外,基本就没有多少积蓄了(这一点在后面会详述)。有女儿的家庭可以把女儿嫁出去,而由于当地比较高昂的结婚成本,儿子的婚姻问题父母们则是无法考虑的,只能让儿子自己找不是本地的媳妇。生活的困顿反倒让婚恋上的自由权利得到了极佳地落实。而外出打工的儿子们,也极少寄钱回家,按一名女工的说法,“他们还要交朋友”,“不向家里要钱就不错了”。
在居住条件方面,她们基本上是住在十分简陋的平房中。而一些房屋被拆的人只得在自己村中租房度日。
二、工作情况
1、她们是如何成为工人阶级的
这些女工原本都是些地道的农民,靠种地为生,基本上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我校建起后,便将她们村中的田基本全部占去了。对她们来说,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她们家庭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她们失去了食物来源,不得不转向市场中的二贩子购买粮食和肉菜。这样,她们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就彻底被崩溃了(不仅是她们的,而且还包括村里一切的失地农民)。我校本来是按每亩一万多元的标准付给她们失地补偿的,但是经过村干部之手,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到这些中下层农民手中就所剩无几了。按女工们的说法,只有通过大家去村里“闹”,才能分得一点残羹剩汁。而有的农民的地是被政府征用的,用于电力建设,政府补贴是17万每亩,但经层层克扣,到农民手中就成了1万3千左右每亩,而且要分十年递减付清。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些农民就不得不四处找寻生活的出路。其中一些人就进到学校成为清洁工。据女工们所言,进学校还是得和原来就在学校里的本村人有关系才能进到学校做工。比如,如果和原来就在学校做保洁工作的村里人熟的话,等到清洁队有空缺的时候,她们就会通知你有工作空缺,这样方可进得学校干清洁工。自然,送礼是在所难免的了。
经过这样一番波折,这些人就完成了农民——失地农民——服务业工人的转型。
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破落农民,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工人阶级在经济层面的起源就是始自农民失地的。我校清洁工的沿革便以浓缩的方式给我们呈现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起源史,只不过这次吃人的不是羊,而是学校。
2、工作及收入
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清洁工们几次用“苦”这个词来形容她们的工作。她们的上班时间是:上午7:00—11:00,下午13:30—17:00,一天工作七个半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星期日单休。无论何种天气,她们都必须工作,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在一大块地方,负责的清洁工却是很少的,这样每个人的工作量便十分大了。
至于合同问题,这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女工给了我们三种回答:没签过什么东西;签过一些东西,但内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签过一些东西,但其中的内容却从未实现过。对于第三种情况,一名女工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刚进来时校方承诺干到一定年数(似是三年)后,每三个月工资会涨10元,但实际上从未有过。
在工人被组织方面,据我们从工人打卡处得到的情况,校方有关部门将工人分成了一下几组:
南主干道组、北主干道组、一食堂组、南教学楼组、北教学楼组、机电楼组、行政楼组、以及机械楼组。(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差池的,比如机械楼和机电楼,打卡处显示的是一个组,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组;学生公寓实际上有清洁工的,但打卡处却未显示)。
每组设组长一名,由工人担任(显然不是由工人选出的),组长在工资方面会比普通工人高80元,而且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第一、组长都不会配合我们的调研,或装聋作哑,或佯装不知;第二、普通女工在组长视野范围内是不会讲多少情况的。每组内部每日具体工作范围是由组长分配的,当然组长也要从事劳动的,有的甚至干得更多。学校会不时召集组长开会,会议内容有时候组长是不会讲的,有时候则是抓工作质量等等。组长是由部长领导的。而所谓部长,则是按清洁工的工作场所设置的,比如两个教学楼就有一个负责的部长,学生宿舍也有。部长的身份则是学校后勤部门的行政官僚。
普通工人工资是580元左右/月,按月支付,每月中旬支付,基本会延期发工资。组长的工资是620元左右/月。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机电楼调查时,发现那里的工人(共两人)工资是700多元/月。当我们问及原因时,女工告诉我们,机电楼原有4名清洁工,建起机械楼后,便将两名工人调到机械楼去了,于是学校便将调走的工人的工资平摊到她们身上。但,我们可以算一下,机电楼原有4 人,每月就要支付580×4=2320元工资,而现在,按750元/月为标尺,则是750×2=1500元,在工人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未变的情况下,月总工资却出现了2320-1500=820元的差额。果然巧妙的开源节流之法。
对于推垃圾车的女工而言,还可以通过捡垃圾中的牛奶袋、白纸以及硬纸盒来赚取额外的收入。从一名推垃圾的女工口中,我们得知,她们这样如果被学校抓住,是要扣工资的;而另一名捡垃圾的女工则说学校里是不会抓的。综合这两种说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想:作为行政官僚的管理人员,或是由于不愿自找麻烦,或是由于心慈手软,一方面不会那么勤快地抓女工的“灰色收入”,互相都心知肚明;但另一方面,一旦抓住,便严厉处罚,以显示自己的威风。
在加班方面,工人不太加班,变但即使加班后,月工资实际也是不的,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加班工资,加班加了白加。至于保险、奖励以及其他福利就更是没有了。在请假方面,是没有病假的,如果病得实在无法上班的话,就需要在以后补假,并要扣工资。所以如果是一般的小病,工人都会带病上班的。在养老金方面,女工们提供的是这样的情况:第一,年轻的才可以交;第二,要有关系,上面才会叫你去交。每年女工还要交30元的体检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清洁工们的工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就从未涨过。她们多次提过涨工资,但校方始终未予回应。而另一方面是,菜价、粮价以及电价却连年上涨。粮价现已是1.5元/ 斤,电价则从原来的5角左右/度涨到了6角左右/度。而且有些女工家庭还要担负孙辈的教育费用。据另一组同志调查的情况,有一名女工,要负担孙子在幼儿园(包一餐饭)的费用,每个月是240元。
而从夫妻共同收入来看,如果夫妻双方都在校内打工的话,则每月加起来共有1000元的收入;如果丈夫在外地打工的话,则一共基本可以拿到1500元左右的月工资。这样看来,收入就基本仅够维持生活了,虽然肉还是可以经常吃上的,但积蓄却基本没有,她们也就自然经营不起中产阶层人士所热衷的财产性营生了。
在村里,是没有任何福利和补贴的。即使是理论上应该有的,实际上也没有。这样,上面的惠农资金被基层干部做了何种分配,就耐人寻味了。
3、管理及工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管理人员,我们从不同的工人口中得到了不同的回答,推车和扫地的工人觉得上面的管理官僚管得很严,并且也很坏。但捡垃圾的工人却觉得,有好的,管得也不算太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工人干的稍微不好,或者她们刚打扫完学生就随地扔了垃圾,管理官僚发现后,经常就会辱骂她们,但打人是绝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有的工人认为是自己没有干好,表示要“理解别人当官的”,有的则很是有意见。而对于,学生干部的检查,在主干道上作业的工人表示管得并不严;但在机电楼的工人则表示管得很严,老是扣她们的分。可以看出,官僚们是管理得没那么勤快,不过一旦要去管理,就会大耍威风。
工人之间缺乏自组织。但这些清洁工中还是有几个比较活跃大胆的人,基本上是干了5、6年的工人。如果出现维权活动,她们或许会成长为工人中挑头的领导者。
清洁工们基本上认为现在的生活没有以前种地时好。一方面是收入低,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的上升。她们最大的愿望是加工资,很怕被解雇,至于退休,恐怕是从未考虑过的概念吧。
三、村庄状况
无论如何,从居住地上来看,她们依然是农民。每天工作结束后,她们就得回到家中。她们是妇女,因此繁重的家务劳动便占据了她们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
在学校建起之前,村民收入基本以农业为主,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在学校建起之后,拆迁、征地补偿以及在此之前的靠关系及权力捞取的一些资本变成了村中干部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上等收入村民的原始资本。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和资源,通过租房、开网吧等面向校内学生的商业活动,不断地赚取收入,而下层失地农民却不得不靠打工度日,大不如前。这样,有学校所带来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官僚特权制度、原始资本相结合,便导致了村民贫富差距加大的惨淡现状。原有的小私有者有的被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的则节节上升。这倒是资本主义进军农村的典型状况。
对于村干部,普通村民是痛恨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村民利益的漠不关心。按女工们的说法,村干部基本上都变成了有钱人,他们的家族也成了村中的权贵门族。面对干部们的行为,普通村民一般都会忍让,缺少为普通村民利益出头的人,因此,即使是村民和干部起冲突,也基本不是有组织的,而是短时间自发的。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干部叫警察将闹事者抓走。这样就更没有人敢维护村民利益了。
干部的选举是形式主义的,而妇女们则实际上没有选举权。没有人给她们选票,她们自己也说“选举是男人们的事”。
村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落后的,有些村甚至没有公共厕所。
在计划生育方面,有钱有关系的是不要紧的,但无权无势者多生了却要被罚款,也出现过扒房的情况。当然,如果是独生子,村里会发钱。
四、思想和文化状况
面对惨淡的现实,这些女工有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最后还是归于无可奈何的情绪。她们觉得自己是斗不过那些“当官的”的,因此维权意识并不强烈,对村干部是完全不抱希望,只对校方抱有渺茫的希望。她们缺乏阶级意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大概和她们是刚脱离土地的第一代工人有关,小私有者的思想仍然统治着她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和她们的文化水平有关系。当然,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们没有人引导和组织,生活也稍微可以过得去,而且官僚体制本身也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未来,她们之中应该会产生自发的经济斗争的意识,甚至会成为自觉的。
她们对学生的看法是,学校里学生大多是好的,毕竟都有知识。她们口中的“好”的标准就是不乱扔垃圾,这也是她们与学生的仅有联系。对于老师,则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看法,这群高级知识分子倒是对身边的普通劳动者视若无睹。
在文化活动方面,无论是学校抑或村子里,都不会组织什么文化活动。闲暇时分,她们有时会看电视,她们喜欢看的是社会新闻以及都市频道,因为她们觉得“里面讲了很多年轻人犯错的事”,会给提醒她们这些为人母者。她们不爱看小市民所热衷的娱乐节目。
对于村中的网吧,她们觉得是祸害人的东西。一方面,让她们的子女不能认真读书;另一方面,打工回来的子女,给他们钱,便全花在网吧里了。她们子女的这样一种状况倒是可以作为青年农民工的典型状况。
女工们几乎不关心时事政治,对各种政策和法规更是毫不知晓。村中有5元/人的算命先生,她们是会光顾的。对于哪里的算命灵,她们也是很感兴趣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女工身上的低文化小农的思想遗迹。她们希望摆脱生活的困顿,却又无法在自己这里发现力量,便只好诉诸彼岸世界的宿命。但起码她们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女工们的最大心愿是加工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们工作状况的恶劣。
五、结语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群体接触,虽然是第一代工人,但她们身上依然透着普通劳动者拥有的坦率、纯朴和善良的品质。对于我们,她们是信任的,希望我们能把她们的情况反映上去,给她们加工资。当然,她们也怕我们是上面派来访查她们思想的人。上面的人就曾经叫她们“嘴巴别那么大”。官僚阶层虽然在日常管理上是官僚化的,但却在剥削方面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这些女工们的境况是艰辛的,她们的艰辛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雇佣方的剥削,另一方面是村中干部的剥削。她们代表了一个集体,那就是居住于农村的失地工人。
- 转自苏联主义论坛 via 张烨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