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一门奇特的科目，叫做经济科学或者干脆就简单地叫做经济学，就像我们说物理学一样。其研究范围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它立志要对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特征做出科学的解释：价格、工资与收入、利率、失业等等。

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现实，可奇怪的是经济学却采用一种对现实不予理睬的原则立场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采用以个体为核心的方法论，认为社会可以被看成是构成社会的个体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体，则因其行为的合理性而被经济法则定义为“经济人”。我们不太清楚，根据这样“科学”的意图，从个体行为互相作用出发建立起的详细那个世界应该构成一幅近似现实的图画呢？还是由它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设定理性社会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说无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其基本构成要素都是单个个体的话，那么谁还能否定这样平庸的看法呢？问题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呢：那是社会不是由个体行为的直接较量构成的，它始终都被这复杂得多。因为在它内部还有社会阶级、民族、国家、大公司、社会计划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等等的较量。可是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感兴趣。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建设“纯经济学”并发觉它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一种假想的、抽取了其他社会范畴的纯粹经济领域内，由个人计划和个人之间较量所产生的法则。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纯经济学是令人开心的某种思想的杰作，但它和现实由什么关联呢？这就好比一个医生有意忽略各种器官（心、肺等）的存在，而只从构成人体的唯一的基本元素——细胞——来着手“重塑”人体机能！还好，医生们还没有像“纯经济学家”那样也制造处一种“纯医学”。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真是万幸。不过，即使细胞经过最最复杂的互相作用能够形成类似人体的东西，这种概率和一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用爪子胡乱敲打键盘就居然凑成了莎士比亚全集是差不多的！仅仅通过50亿人在市场上的互相作用就能够达到普遍的平衡——而且还是最佳平衡——它实现的概率和细胞变成人、猴子创作出莎翁全集的概率是一样的。

为了证明以这种荒谬立场为出发点的正当合理性，社会上出现了惊人的玄学长篇巨论。哈耶克，我们这样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良师，强迫自己对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和其他社会现实视而不见，而仅满足于从中发现某些剩余的“非理性”的东西。因此，他不是尝试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醉心于创立某种虚构的合理性。

人无疑是一种理性动物，而它的行为举止——即使是最奇特的——也是可以解释的。而解释的前提是将隐藏在行为后面的特殊理性动机重新纳入与之有关的环境，然后再说明事物发生的机理和影响。换句话说，从整体事实（公司、阶级、国家等）出发进行推理、思考的立场才是科学的，才是可行的理论出发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还有凯恩斯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政治这一形容词不是无中生有的）就都采用了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

此外人类还是有智慧的，会按照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纯经济学的行为反映模型应该建立在集中各种反应后再得出的理性基础上（如果我认为价格还要大幅下降的话，我就克制不买）,而不应该建立再某些愚蠢的、暂时的合理性上（如果降价我就多买）。把所有这些个人“资料”都集中起来建设纯经济学是可行的吗？这是问题的关键呢，还是无关紧要？

如我们所知，深陷孤岛的鲁宾逊，以如何选择即时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行为启发了纯经济学。但是，我们这些新鲁宾逊并没有就此止步。经济学家们假设全球社会由50亿个鲁宾逊组成，于是就有了这样惊人的开篇。开篇写道：这50亿个配备了馈赠物资的（和鲁宾逊一样拥有一箩筐物品）基本单位都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们在一个完美的竞争市场上尝试用自己富余的东西取交换自己短缺的东西。

寓言故事的风格在这里清晰可辨。我们知道，寓言通常假借动物虚构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从中得出道德的古训教育，警示人类。经济学完完全全是以这种模式构建起来的。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引进一些合乎情理的行为假设，佐证它希望说明的事理。

这种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证明这些合理的个人行为在互相作用下，再加上预期愿望能共同导致出现确切的平衡？就是说，导致出现一种可以描述出特性（以价格、收入分配、失业率、失业率的上升等）的系统，而且只能有这么一个系统。显然，这里借用数学工具是绝对必须的。

但数学工具恰恰证明，一般情况下这系统时不可能成立的：一个这样的方程系统（这里涉及到的是几十亿个方程）先天就是不相容方程。就是说，这个方程没有解。如果加上多种假设条件的话，它还可能有几个解，但是都是无法确定的解（即有无穷解）。只有增加更多的假设前提才能得出确切的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解）。

因此，纯经济学派的专家们尽力扣除所需的假设条件，以便实现其目的。然后他们就借此做出如下结论：某些曲线呈凹陷状，某些曲线呈凸起状，根据事业的需要让收益保持平稳，上升或者下降。为了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弄个举出例子来证明其论点，他们就见机行事地编造出一些合适的寓言故事。（在中国就有丈母娘经济学和中美老太买房的寓言——录入者注）。

阿罗-德布鲁模式（The Arrow Debreu Model)是纯经济学引以为荣的典范。它表明，在放弃了前述的最佳假设后，人世间至少存在着一种普遍平衡。但是，这个普遍平衡必须以完善的竞争为前提。然而，完善的竞争意味着这将是一位掌握了一切供求信息的拍卖师。有趣的是，这一模式竟指出，一个对这50亿被管理者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中央计划者能够采取措施以实现它们能够孜孜以求的平衡！这一模式并没有指出，目前这样的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这样的平衡。极端自由派的纯经济学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大哥（奥威尔《1984》中的集权形象——录入者注）才是解决它们这些问题的好办法。仅凭这样一点就够大家开心了。很显然，因为拍卖师不在那儿，由于个人行为在市场上较量结果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所以这一制度时时刻刻都在变。平衡——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而且即便实现了也是出于偶然——也只是演变过程中的产物，而不是行为人合理性的特征。不过这种平衡也可能永远不存在。此外索纳思凯因（Sonnen Schein）的定理也证实，我们不可能从如此众多的行为中推导出供求曲线上的形状。但是，即使严肃的数学能证明纯经济学误入歧途，又有什么用呢？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问题不在这里。

如果出现奇迹，供求关系通过市场碰撞实现了平衡，这个普遍平衡也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既不了解就业水平，也不了解生产增长率。失业的确不是纯经济学感兴趣的话题，它始终把失业看成是一种自愿行为。显然，这个假设不是失业工人自觉自愿的。传统经济学家除了荒谬地生产单靠市场（它是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就可以使吸纳普遍平衡外，还说了一些关于失业的废话（或者风凉话），他们刻板地将失业归因于“工资过高”。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仅堂而皇之地忽略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的事实，而且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逻辑内，工资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普遍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

人们接下来就声称如此的来的普遍平衡可以实现“社会最佳配置”。这一断言构成了纯经济学的第二大命题。但是，他们“证明”该命题的一句是毫无意义的最优化定义：如果不恶化某个个人的境况，就无法变动这个平衡力的任意一个参数。换句话说：任何一点改变只要恶化了一个人的情况，比如地球上50亿居民中最富有的一个亿万富翁，那么目前这个使40亿人注定只能勉强度日的平衡就是最好的。

为了回应马克思的分析，纯经济学从19世纪末就开始凭空创立自己美妙绝伦的理论建筑。但是，它一开始就忽略了货币，而真正的经济活动都掩盖在货币的帷幕后面。鉴于货币的真实存在，纯经济学无论如恶化也要在建设过程中把它穿插进去。最智慧的数量经济理论则是它唯一可行的办法。步其后尘，货币论作为纯经济学的最后嚎叫声称货币和其他物品一样也一种商品。它擅自在50亿个个体的供求方程中加入了他们的货币需求方程。而供给则被假设为一个外源数据，其数量可以由中央银行决定。但对货币发行做过科学的基本分析后，我们便可以证明货币和其他的商品不一样。因为货币的供给取决于对货币的需求，而货币需求则由信贷利率和经济活动水平共同决定。此外，由于中央银行具备货币供应量的神奇能力，所以人们希望他们在管理上保持中立或独立（独立于谁？），但它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能那么做，他们不可能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只能通过制定利率的办法，部分地且间接地影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这么一来人们便忽略了利率会反过来（通过投资活动、延时消费等）影响经济活动总体水平，并因此影响构成经济平衡的所有已知条件。货币纯经济学拒绝所有对立的分析，也就是说，根本不考虑我们这里所谈的金融逻辑（及与其相关的资逻辑）与生产性投资逻辑（资本战略）之间的差别。因此，他们拒绝寻找利率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

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以纯经济学为代表的如此荒谬而却贫瘠的理论活动是如何让有着正常智力水平的人们感兴趣的。我们本来应该努力取证明，社会思想领域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偏见、利益以及为了证明他们合法所进行的种种徒劳的探索，这一切将摧残科学的批判精神。如果办不到的话，除了发明经济学以外，我们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

纯经济学自称像物理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实它不是。因为它想要否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殊区别。它想忽略以下事实：社会是自己产生的，它不是什么外力造就的。然而，尽管有以上的原则性声明，它还是立刻就自己戳破了自己的谎言，因为它引进了期望的概念，而该概念恰恰证明被它当做客观事实来对待的个人是能够造就历史的主体。

纯经济学只是一门伪科学，它对社会科学如同伪心理学之对心理学。然而像所有的伪科学一样，他什么都证明，无论正反，不分黑白。“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吧，我会给你发明一个证明它的模式。您是不是想重新把利率从6.32提到8.45，或者降到4.26？或者干脆让它保持目前的水平？我给您制造一些理由，它可以乔装打扮成某些模型的样子。瞧，这就是它的威力：它是为统治资本服务的工具——屏风，统治资本可以用掩盖自己的真面貌：失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等。因为它不能用来描述自己的真实容貌，所以它在其他方面变得有用起来，比如用它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有益的方式，能够带来经济飞跃和充分就业，明天我们就可以免费刮脸喽（喻诺言从来不会兑现）……

因为是伪科学，所以经济学只可以调动一些业余的数学家为它服务，就像伪心理学对心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既然结论是否正确对它所证明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证人们要强制推行的论点——那么证明过程是否无懈可击又有什么关系呢？该“科学”雇佣了那么多的、任何一个物理实验室都用不着的平庸数学匠（哈哈），这实在会让人觉得奇怪。当然也有例外，如德布鲁（Gerard Debreu）。但总的来说，这些人都选择了临阵脱逃的路。他们从传统的经济学转向去研究博弈理论，研究包括预期行为在内的战略较量的规则。该理论对促进智力开发的作用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它还能促进数学工具自身的进步。然而，博弈理论每取得一个进步就远离社会现实一步。我对这个现象不能不感到震惊。混沌数学中的逃逸理论和上述现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中，社会现象仅仅是个借口而已。丰富数学理论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该目的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对今后提高人们在其他领域中的认知水平也时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数学家，如乔吉?伊斯哈艾尔（Giorgio Israel）伯纳德?盖里彦(Bernard Guerrien)，正因为他们不是业余的，所以必然由他们完成这项论证工作，说明纯经济学的荒谬和缺乏逻辑。

在特例之外是默默无闻的模型制造军团。他们通常是贫困的而操劳的大学教师（尤其是美国的教师）。他们的事业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这些论文通常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其实也不想说明什么问题。在领导阶层，纯经济学奉承着工程师和专家出身的高级官员，这些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真诚地认为 ——自己权利无限，是他们的决定造就了社会现实。

魔法和巫术是并存的。妖术披上科学的外衣，也可以一步步论证自己的结论。为了让让自己具有说服力，他们首先得将一些合乎情理、说得过去的事情，但目的是从中得出符合其巫术的结论。在其他社会形态里，离我们久远的年代里，巫术-魔法师占据着前台。聪明狡诈的大巫师都知道国王对他们的期待，所以总会按照国王的心思去说。在我们这个异化社会的经济领域里，纯经济学扮演的恰恰就是现代巫师的角色。它用类似的手段发挥着类似的功能，语言的深奥晦涩（今天非数学家对数学的使用）就是其中的主要手段。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巫师，他知道人们想要听什么：工资太高了（即使在孟加拉也是如此），而收益始终不足所以无法刺激富人去投资……他虽然头脑糊涂（他差不多什么都说，而且常常自相矛盾，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学术上不诚实却依旧得到了成功。甚至可以说，这些不足正是赢得大巫师称号所必需的品德，因此诺贝尔奖也非他莫属。

和巫术一样，帮派在理论界也是大行其道。小巫师们分宗别派站在大巫师后面，大巫师们则把属于本门的弟子们组织起来。这里我发现，经济学家们的帮派活动和伪科学-伪心理学的拉帮结派是一组平行的标志，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方面。

大政客们利用“纯”经济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不久以前的国王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巫师。小政客们则相信纯经济学，如果他们的眼光更差的话还会加入其中的一个派别，就像他们常常相信伪心理学那样。

关于现实社会及其经济，最平庸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版本都比库存的所有纯经济学谈得多。但是，如果说社会理论需要经常性的接受批判性检验的话如果始终有必要对现实里的新鲜事物加以关注，并因此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的话，如果这一争论始终应该保持公开、自由、无偏见的话，那么纯经济学开辟的道路就是死胡同一条。事实必定如此。因为这种理论完全是反历史的，它不想了解社会现实的任何领域。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也不想了解未来的任何情况。它只认识个人，而这个个人纯粹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粗俗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喜欢的寓言是孤岛上的鲁滨逊——被放逐于时间和时空之外的人——的缘故。它是种科学精神的对立物。社会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自己改变自己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靠规定了个体的游戏规则就能办到的。

被马克思恰如其分地形容为“庸俗”的资产经济学，更不必说它的极端表达形式，毫无证据地自诩为“新古典主义”的纯经济学。它完全是为了解决“市场”法则而构建起来的，它要证明“市场法则”就是自然法则。它不仅能带来“普遍平衡”，而且这个“普遍平衡”还是可能实现的各种平衡中最好的，即能保证社会充分、自由就业的“社会最佳配置”。这个“市场法则”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本需要的表达，即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让资本主义成为“理性” 的同义词。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理性的完整内容就是：个人追求商业利润合乎人性天理。以这些可疑的论点为基础，资本主义就可以自称“永恒”了，自称就是“历史的终结”了。然而，经济学不仅从来没有以科学的态度证明它的基本命题，而且其论证方法也已经被证明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言论的真实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让资本的自由活动合法化。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非科学的言论形成强烈对照。它完全摆脱了为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它不是理性的同义词的）辩护的偏见，提出了社会发展中的真正问题：阶级斗争是如何每时每刻决定了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物中的“平衡”？社会的基本矛盾：劳资双方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金融投资商（或者投机者）和实业投资者之间的对立；企业管理人员和所有人之间的对立；垄断寡头间的相互对立等等，上述的这些基本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统治集团（阶级联盟和社会妥协）在其社会、政治逻辑支配而采取的种种国际干预，共同决定了实现平衡所需的所有条件，第一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生产）第二生产部门（消费资料生产）之间，或者这两部门和第三部门（消化剩余）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就业水平（我们不能事先宣布就业是充分的）、相对价格的结构与收益、利率、作用于普遍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的压力以及能在国家市场上决定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可以使社会走向普遍平衡的假设，没有任何一个是事先预定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干扰真实存在的、转瞬即逝的平衡，或者非平衡。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现实主义的，而纯经济学则不是。它对现实（阶级、国家、世界体系）视而不见，并将它从自己的言论中删除干净，因此纯经济学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寓言。

纯经济学一般都没能占据社会思想史的前台。它通常被流放到学术界的殿堂里，而政治界和社会生活界则傲慢地忽略了它。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时不时地搬出这个“观点”或者那个“结论”来用一下。为了把这种反动思想推到前台，目前的情况真是这样，必须集中所有的特殊条件，为了资本单方统治的利益打破所有的社会平衡。哪怕是引用上述反动的空想，资本的单方统治也是暂时的。因为它统治的结果和反动空想所鼓吹的完全不同（它鼓吹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管制、没有限制、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将会保障它取得最辉煌的进步），它除了造成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此，纯经济学几乎成了治理这种危机的良方，因为它可以延长有利于资方的社会失衡状态（目前指全球化的金融环节），而绝对不可能帮助社会走出失衡状态。如果社会需要步出危机，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确立新的平衡。在这个新的平衡中，阶级、民族、国际、公司等等，也就是说，纯经济学忽略了的所有现实都将找到它们的位置。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听到人们谈论纯经济学，它将被遣送回它在学术殿堂的流放地。

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以一群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目标读者的。 ——阿明

• 《时代旋律的批判》第八章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