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汀阳
我们经常听到做电视、电影或者出版的业者谈市场的压力。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但不应该是积极主动庸俗化的理由。有个倾向值得注意,去年以来有些最具知名度的大导演或娱乐明星纷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没什么雅俗之分,甚至认为没有雅的东西,其实全都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俗文化受众多,更为火爆,这不奇怪。但是如果俗文化成为主旋律之后,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彻底否定雅文化具有更高价值,甚至否定雅文化的存在,问题就有点大了。否定雅文化的做法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是文化暴力,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文化暴力往往是利用电视台等传媒的全力宣传和支持去进行的。有位西方著名学者比较关心中国,他对中国当下的文化变得如此“不健康”感到吃惊,这个“不健康”不是指色情暴力,他说的是中国现在的艺术家和导演往往用很猥亵很脏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各种事物。他说得对。
雅俗是不是真的不分呢?现代社会有一个特征叫做“平等”,平等没错,但要看在什么方面平等、如何平等。平等就要向某种标准对齐,古人说要见贤思齐,这是往更高更好的事物看齐而形成的平等,比如说,优秀作品应该成为公共资源,让一切人有机会看到优秀作品,良好的教育不能被某些人霸占,应该是开放的平等的,人人有机会接触更好的文化,然后都能得到提高,最后大家都在更好更高的层面对齐,这是人人得到优化的平等。像现在的这种向低看齐、向下看齐的平等是一种集体堕落的平等。假如可以雅俗不分、高低不分、善恶不分,什么都不分,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
文化重建是个大问题,有两件事情值得关心,一是重新说自己,重建中国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叙事。另一方面要去说别人,要面对世界,用中国思想去解释世界各种事情。
说自己,中国自身的思想和文化重构,目前还是初步的。从目前的话语主流来说,还是用西方的观念看中国的多,这是替西方人看中国,不算中国自己独立思想。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创作新的中国观念,或者重构中国叙事,比如汪晖重新叙述的中国思想史,我也试图重构天下等等中国理念,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诸如此类的努力,观点都可以商榷,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起来。
说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目前来说,说自己不多,说别人就更少了。按照西方人的想法说西方人的故事,这还是等于翻译。问题是我们关于西方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假如中国的事情用西方观点看,西方的事情乃至世界的事情也用西方观点看,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最多就是西方观点的编译工作。这也是一种文化工作,但显然不是文化重建工作。能够分析自己,也能够分析他者,这才算有一种文化。
前不久在欧洲参加关于文化危机的会,我试图按照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基督教,我说到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四大发明,这是《坏世界研究》里的观点。
第一是发明了政治宣传工作。基督教以前没有,希腊时代有煽情,但还没有靠不断重复、到处传播的宣传。今天所有的政治宣传、广告,诸如此类,都起源于基督教的传教。第二是发明了心灵管制。忏悔和精神指导,相当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不断认错,不管有没有错,最后心灵就体制化了。第三是发明了群众。基督教之前只有众人,就是一群人,乌合之众,比如希腊广场上聚一堆人,聚众不等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是群众,群众必须心灵具有复制性和通用性,基督教信仰发明了通用身份和复制心灵,这才有了群众。第四个发明是绝对敌人。以前敌人是暂时利益之争形成的敌人,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而基督教发明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仅仅因为异己性就成为敌人,原型是魔鬼和异教徒。
西方学者可能没有听过这种奇谈怪论,虽然认为其中某些批判过火了,但还是承认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反思过。同样,中国学者也经常在西方思想中找到自己缺乏的想法。这说明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很重要。
最后说说纪录片。我非常尊重纪录片,纪录片一般都比较有趣。前不久在某个频道看到一个纪录片,讲美国邀请了五个真正土著黑人,到美国走一圈参观。那些黑人特别真诚严肃,跟美国人谈论重要的问题,比如和平与战争,如何生活比较好,还讨论在美国干什么都用钱多么烦,都是严肃深刻的问题。可是白人虚伪透顶,不回答人家的严肃问题,尽说些中产阶级废话,还特浅薄,就会说欢迎来参观,你们跳舞了,带来了你们的文化艺术给我们看。就好像全世界都只是美国人看看而已的文化景观。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态度。
我和王铭铭还有艺术家邱志杰十年前曾经想拍一个纪录片,但没有资金实现,不过想法还是值得一提的。当时我们计划拍一个反向人类学的纪录片,人类学原来是西方研究他者的学问,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从西方的普世文化去研究地方文化,由中心去研究边缘,由文明研究野蛮,这样一种所谓的研究。但是在今天这个人类学格局已经不管用了。过去中国也被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假如今天人类学对象变成了人类学主体,反过来把西方当成人类学对象,会有什么效果?当时我们想象一个中国团队去反过来把西方作为人类学田野,以中国的观念去解释西方事物,用中国的语言、观念重构西方的故事,也许很有些特别效果。不知道是否能够像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样有趣。
本文来源：《读书》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