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只能是劳动者的使命。1846—1848年间，他们开始思考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或者革命者的作用并非如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所主张的那样，仅停留在工人运动的边缘地带，通过宣传向人民宣扬真理，而是应当密切地参与阶级斗争，帮助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历史实践找到革命的道路。此外，共产党也不能发挥雅各宾主义的领头作用或者巴贝夫主义（或布朗基主义）密谋组织的作用，更不能自以为高高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代替人民群众“搞革命”。
换言之，被统治阶级的普遍利益不能被异化为一个高居人民群众之上的“不朽的领袖”或者“开明的少数派”的形象。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被压迫者即劳动者倾向于通过他们的阶级斗争实践来实现总体性。共产党不是总体性的异化化身，而是作为工人运动终极目标的总体性和阶级斗争历史进程的每个组成阶段之间的理论和实践的调节者。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革命党不是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最高救世主”的继承者；它是为解放而斗争的被统治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唤醒人民群众并支持其斗争行动的工具。它的作用不是代替或超越工人阶级进行行动，而是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走向社会革命。
列宁的集中制
列宁在1900—1904年间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的著作——特别是《怎么办？》（1902年）和《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构成了严密一致的整体，论述了社会主义运动“集中制”的典型概念。
《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的组织概念的更为广泛的理论依据是列宁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两种形式所进行的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性质和历史根源各不相同：（1）阶级意识的“自发”形式。该形式是从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中突然出现的，开始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激情澎湃的特点——“绝望和复仇的表现”，随后在“工联主义意识”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工联主义意识”是指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工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这些反抗构成了在经济斗争以及工人与工厂主之间关系的有限范围内，工人阶级凭借自身力量应该可以达到的最高意识水平。即使这种意识具有某种政治特点，它仍然与社会主义政治完全不相干，因为它仅仅局限于司法—经济改良（罢工权、劳动保护法等）的斗争中。（2）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不会自发地出现在工人运动中，而是通过来自有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这种意识只能通过反对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和工联倾向的思想斗争使自身得到承认，因为自发性和工联倾向会导致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奴役。社会主义意识主要是无产阶级利益与现存政治—社会体制之间根本对立的意识。社会主义意识不仅吸引工人阶级对其自身的注意，也吸引他们对各阶级之间关系的注意，对整个阶级社会的注意，将每个特殊的事件插入资本主义剥削的整体画面中。列宁正是从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结构的分析出发，构建了他的政党理论，打算用组织的术语将意识的不同等级制度化。
首先，列宁在政党与阶级、先锋组织与群众运动、无产阶级中的自觉的少数派与犹豫的多数派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同时还力图在两部分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他建议根据组织程度和自觉程度划分5个等级。党内：（1）革命家组织（职业）；（2）工人组织（革命者）。党外：（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受党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服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非组织分子。
列宁通过制定以下规定，将构成党与群众之间关系形式的原则应用于革命家组织的内部结构：（1）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政治内容及其行动的必要的秘密性要求革命家的组织包括“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这与适应经济斗争的大型组织截然相反，这些大型组织必须尽可能地扩大规模；（2）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赋予党一种“民主的”特点（选举、监督领导人等）。党的结构必须是“官僚的”、集中的，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建党原则之上。民主主义、自治主义以及“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都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固有属性；（3）因此，党的领导必须掌握在“坚定刚毅”、“在长期实践中得到职业训练和教育”的领导集团手中。工人阶级最坏的敌人是蛊惑家，他们散布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并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4）最后，必须用铁的纪律规范党内生活。工人们可以自然地通过“工厂锻炼”得到这种纪律，但是由于其生存环境而倾向于无政府状态的小资产阶级却力图逃避这种纪律。面对社会民主党内在组织问题上指责列宁为“雅各宾主义”的对手，列宁回应道，革命家的社会民主党只不过是与无产阶级组织不可分离的雅各宾派。
无疑，列宁在1902—1904年这段时期内的著作可以被视为结构一致、条理清晰的整体，应当前后结合起来研究。然而，这些著作果真如同列宁的许多支持者和对手所主张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华”或者“列宁主义的完整表述”吗？
在“斯大林”时期，《怎么办？》作为列宁关于组织问题最具权威的言论，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为传播。但是，1921年，列宁认为对这一著作的翻译不甚理想，要求在用除俄语之外的语言出版这部著作时至少要附带“好的注释”，“以避免错误的应用”！
自1907年起，在新的序言中，列宁对这一著作表达出一些保留意见，强调其中有些表述多少有些不灵活或者不准确，因此不能将这“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分开考虑”，另外，这一著作“是用论战方式来纠正‘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除此之外，列宁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过将他“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他提出，这些做法符合社会民主党被局限在“活动小组”的狭小框架内的时期，“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月的《新生活报》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很显然，列宁1904年与1907年的论断的深刻变化是同在这两个年份间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的，这次事件显示出俄国工人群众非凡的政治首创精神：1905—1906年革命。为证明这一点，只需阅读列宁在1905年的著作。这些著作勾画出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新前景，列宁当时的想法与卢森堡的想法相差不远。
首先，列宁不再说“从外面灌输”的意识，而是说群众通过自己实践、自己具体的革命经验而实现的自觉。1905年底，他断言：“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工作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此刻，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了领袖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在1906年评论莫斯科起义（1905年12月）时指出，无产阶级先于他们的领袖觉察到斗争客观条件的改变以及随后由罢工向起义转变的必要性，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
于是，列宁产生了党与群众之间关系的新观念，坚决主张强调群众自身首创精神的决定作用：“现在，工人将要发挥出的巨大首创精神，是我们昨天的地下工作者和‘小组活动家’所不敢设想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提出，将工人代表苏维埃转变成革命的政治中心、临时革命政府。他围绕以下中心主题，起草了一份未来政府的公开声明：“我们没有脱离革命的人民，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决定都交给他们去审定，我们完全和绝对依靠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的倡议。”
最后，“新派别”也表现出党的内部组织程度，党接受了革命工人群众的加入。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要求批准新的工人党员作为代表，与老“委员会”的代表一同参加会议。此外，他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看到“在党组织内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一项决定性步骤”。
罗莎·卢森堡的“自发主义”
卢森堡在1903—1904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并在1906年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阐述了她的组织理论，彻底反对列宁1905年以前提出的集中制，坚决主张由群众自己发扬革命首创精神，对于政权集中在党的领导核心手中持保留意见。
卢森堡认为，工人群众的自觉过程更多来自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无产阶级直接和自主的行动，这远比党的宣传册和传单的作用大得多：俄国的专制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推翻，但是，为此无产阶级需要高水平的政治教育、阶级意识和组织意识，而所有这些条件只能源自革命过程中真切的政治锻炼和斗争。“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强大推动下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全面起义，对外部来说是向专制主义进行革命宣战的一次政治行动。但正是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阶级行动本身，由于它像电击一样首次唤起了亿万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因而它反过来对内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强大。”在这里，卢森堡表现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阶级意识正是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同时发生变化的。革命意识只能在“实践”运动的过程中得以传播，人类的“大量”变化只能在革命中发生。实践的范畴使卢森堡跳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伯恩施坦抽象的道德主义和考茨基机械的经济主义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同时，实践的辩证法令她超越了以《爱尔福特纲领》为代表的传统二元论，即在作为“最低纲领”的改良和作为“最终目标”的革命之间的二元论。通过1906年（反对工联官僚主义）和1910年（反对考茨基）提出的群众罢工战略，卢森堡明确地找到了一条能够将经济斗争或为争取普选的斗争转变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道路。
此外，卢森堡还认为，在工人群众的激进起义过程中，想要在（工联主义的）经济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之间进行划分的“过分简单的学究气”消失了：这两类斗争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工会与社会党之间人为的限制被取消。因此，卢森堡拒绝将“工联主义意识”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对立起来，建议区分潜在的理论意识和实践行动意识，前者在小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统治时期具有工人运动的特点，后者出现在革命过程中，当人民群众自己（而不只是党的代表和领袖）登上历史舞台，直接在实践中使“思想教育”具体化。正是由于这种实践行动意识，缺乏组织的落后阶层在革命斗争时期成为最激进的分子，而不是落在后面的分子。
显然，这种阶级意识理论促使一种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思想形成，该思想与《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阐述的思想非常不同。卢森堡反对机会主义的议会制倾向，这种倾向主张抹去党和无组织的人民阶层之间的所有差别，“将无产阶级积极的、自觉的精英淹没在作为‘选举主体’的萎靡不振的群众中”。她拒绝在社会主义核心和无产阶级的周围阶层之间竖起密不透风的隔板，前者由党牢牢地框起来，后者“在阶级斗争中已经得到锻炼，阶级意识与日俱增”。
基于该原因，卢森堡批判那些她认为在阶级斗争中高估了组织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政治策略的人，这些人往往同时还会低估尚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度，也忘记了“大规模阶级斗争风暴”的教育作用。在这种斗争风暴中，社会主义思想将会超出组织清单或平静时期选举统计的限制。这显然并不意味着有觉悟的先锋队必须袖手旁观地等待革命运动的“自发”到来。相反，先锋队的作用确切地说是赶在事物发展之前寻求加快发展。最后，用一句话概括她的组织理论并回应列宁将社会民主党比作无产阶级组织不可分离的雅各宾派这一著名比喻，卢森堡宣称：“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并不与工人阶级的组织相关，它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运动。”
除此之外，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以消除“领袖”与“被领导的群众”之间、有经验的“首领”与萎靡不振的“盲目群体”之间的反题为己任，该反题是所有阶级统治的历史依据。群众自己产生的明确的意识是社会主义行动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就如同群众意识过去曾是统治阶级的行动条件一样。因此，领袖的作用必须脱去“首领”的身份，将领袖变成群众，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机构。总之，赋予领袖作用的唯一“主题”是革命工人阶级的集体“自我”。
从这些前提出发，卢森堡拒绝接受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被她称为“极端的集中主义”的观点。她认为，这种集中制披上了“雅各宾-布朗基主义”的外衣，会逐渐将中央委员会变成党的唯一有效核心。受到“夜间警卫”这种贫乏精神的浸透，领导核心更愿意监督和管理群众运动，而不是发展和丰富这种运动。她用社会主义集中制反对这种极端的集中主义，后者适用于谋反分子的组织，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种“自我集中制”：党内大多数人的统治，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反对民族、宗教或职业上的地方主义。对于在“工厂锻炼”中形成的纪律，列宁认为这种纪律可以使无产阶级自然地适应党的纪律，而卢森堡认为这只会使受压迫阶级更好地被驯服。卢森堡不同意社会民主党随意地进行自我约束，她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彻底清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迫形成的顺从和奴役习惯，才能实现自我约束。
总而言之，尽管卢森堡确实低估了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她并没有像一些“卢森堡主义者”所言，将群众的自发性提升为绝对和抽象的原则。甚至在最能体现“自发主义”的著作《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中，她承认了社会党必须掌握群众罢工的“政治领导”，这意味着“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等等；她还承认，社会主义组织是“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工人运动的政治明确性、力量、统一也确实是来源于这个组织”。还要补充一点，罗莎·卢森堡所领导的波兰组织（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密谋和革命的特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像布尔什维克党。
1919年1月的失败明确地表明自发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强大的革命先锋队的重要性。可能卢森堡在1919年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一次她强调：“群众需要明确的领导和果敢的领袖。”
葛兰西：从工人委员会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
葛兰西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在1919年和1934年之间发生了深刻而彻底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思想的决裂”。意大利共产党成立（1921）之前的几年内，葛兰西在意大利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皮埃蒙特版和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派的周报《新秩序》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了组织问题，与“卢森堡主义者”的观点颇为接近，而1933—1934年在狱中撰写的札记则超出了“雅各宾-布朗基主义”的范围，直接达到马基雅维利式的程度。一些迹象清楚地表明，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源自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这15年内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意大利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为了理解葛兰西在1919—1920年这段时期内的著作中暗含的“自发主义”，必须将这些著作置于其历史社会的背景之下：（1）“一战”后，在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下，随着罢工运动、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起义（1919年的德国和匈牙利）的不断出现，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进入了“群众飞跃”的时期。（2）特别是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群众表现出比工联领导或社会党领导更具有首创精神和战斗性。在都灵，在葛兰西直接经历和参与的历史运动过程中，起义工人占领工厂并自发地组织工人委员会。（3）受“中间派”分子支配的党的领导层与群众的革命程度相比非常落后：在都灵大罢工期间，党的领导层拒绝全面支持运动，将运动严厉地批判为“无政府主义的偏向”。就像1904年的卢森堡一样，葛兰西面对的是一个表面上的革命党——意大利社会党自称“第三国际的支部”，但是该党内部受到议会制和改良主义的侵蚀。
因此，葛兰西在1919—1920年的文章中使用非常接近斯巴达克同盟的纲领用语，并将卢森堡作为除马克思和列宁之外启发他根本信念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共产主义革命只能通过群众实现，而不是某位党的总书记或共和国总统借助政令实现的。像卢森堡一样，葛兰西认为正是自发的、不可遏制的劳动群众的运动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确切意义。这些运动是在工厂的黑暗和群众的觉醒中秘密准备起来的，群众的精神自主和历史首创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在意大利，1919—1920年的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革命自发性的历史表现。在工人委员会中，劳动者受到了社会管理方面的训练，为工人国家的自治政府做准备。因此，群众的政治权力、引导运动的权力必须归属群众自己的代表机构——委员会和委员会体系，而组织的技术人员（也就是不能免职的专家）必须局限于纯粹的管理职能，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党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葛兰西认为，党不应力图机械地将运动限制在其组织的狭小框架内：它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保守的机关，眼看着革命过程挣脱了它的监督和影响。在工厂委员会的具体情况中，党和工会不能装出一副监护人或者从这些新的机构中组建起来的统治阶层的样子。恰恰相反，党必须成为“工人从执行者变为倡导者这一内心解放的过程”的工具。总之，共产党不能成为空论家、“小马基雅维利”的集合，也不能成为利用群众以试图对法国的雅各宾派进行英雄式模仿的政党，而应该是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采取自治的方法实现自我解放的群众的政党。
党与群众的这种关系结构反应出党的内部组织的水平，葛兰西认为它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在每个工厂（都灵），都有一个带着自己领导班子的共产主义常设小组。一些独立的小组根据所在工厂的地理位置聚集在一起，在党支部内部成立领导委员会。
在1927—1935年这段时期内，欧洲的工人运动无论是在与对手的力量关系上还是在本身的结构上，均受到了激进变革的不良影响。（1）革命运动的普遍衰退、群众的政治停滞、共产主义的反复失败，这些使得领导人中出现对党和“领袖”给予极度重视的倾向。（2）在意大利和德国，工人党的失败与法西斯掌权同时发生，法西斯在城市和农村均得到了政治上落后的大量平民阶层的支持。在某些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卡尔·曼海姆、埃里希·弗洛姆）中出现了对“非理性倾向”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怀疑，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人中出现了对党的机构的反省和“领袖”对“群众”权力的加强。（3）最后，在这个时期内（1927—1935），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内部官僚主义化进程——“斯大林主义”，该进程随着莫斯科诉讼案和对布尔什维克老领导层的清洗于1935年达到了顶点。我们认为，这三个重大事件——群众的后退、法西斯的成功和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成为理解葛兰西政治思想变化的关键。
1933年的葛兰西认为，党必须发挥“现代君主”的作用，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和雅各宾派传统的合法继承者。由此，党在意识上处于神话或绝对命令的地位，成为确定什么有用什么有害、什么高尚什么邪恶的参考点。党最终具有了“进步的警察职能”。换言之，“如果从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以及治理者和被治理者这一原则出发，那么，毫无疑问，到现在为止‘党’是培养领导者和锻炼领导艺术的最便利的手段”。
在他眼中，革命党的内部组织顺应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被定义为“将源自群众根基的因素持续嵌入领导机构的稳固结构中”。这意味着一个界限分明的内部等级制度：最底层是“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的普通人群体；最顶层是“具有强大的联系力量——集中的、有纪律的甚至发明的力量”的领导集体；两者之间，则是衔接两个极端的中间要素。然而，需要补充的是，葛兰西对于这样一个组织纲领的危险性并非浑然不知。他对“官僚主义集中制”、领导人官僚的保守主义习惯以及对党异化的拜物教这三者的批判，暗示着《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的作者与《新秩序》的作者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
卢卡奇的政党理论
卢卡奇在库恩·贝拉的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3—7月）中担任人民委员的亲身经历，可能令他萌生了对辩证地超越自发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理论进行综述的想法。在这段革命经历中，工人阶级的自发的革命毅力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但是它的迅速失败表明，“尽管工人阶级的革命自发性是以无产者的革命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不能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这一唯一的力量上”。
此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1919年1月斯巴达克团起义失败后，非常有必要对革命过程中经受决定性考验的组织理论进行一次思想总结。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这种总结对“卢森堡主义”是非常不利的。然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于转型时期（1919—1922），在这段时期内德国的形势还比较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卢森堡主义”还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比较强大的一派。需要补充的是，卢卡奇当时生活在德国，该派别在德国的影响力很大。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有所保留，但仍深受卢森堡思想的浸透。
卢卡奇认为，卢森堡主义的自发主义的根本错误，一方面在于深信无产阶级的自觉是对潜在内容的简单实现，另一方面在于忘记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即使是在最糟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政治上仍然落后。群众的自发行动是经济规律的心理表现，但是真正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客观危机自然而然的产物。
于是，他引入对工人的“心理意识”和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区分，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论题之一。前者是指群众实际有效的、全凭经验的想法，从心理上可以进行表述和解释，后者是指对阶级历史形势的有意识的见解。这种真正的阶级意识并不是阶级成员想法的总和或平均，而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可以给予这个阶级的最适当的理性反应，也就是这个阶级如果能够把握历史形势的总体性而会具有的意识。
然而，被“给予”的阶级意识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整体，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在思想的世界中漂浮不定；相反，这种意识具有具体的、革命性的历史形象：共产党。因此，卢卡奇认为，共产党是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这种阶级意识作为意识和革命行动最有客观可能的载体，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人类和历史之间发挥着媒介作用。在关于党和大规模无组织的群众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尤其必须避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特有倾向，即将真正的历史进程与群众的演变割裂开来。无论是党的宗派主义还是自发主义都陷入了这样的错误中，因为它们在提出“反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这一不确实的困境的同时，却处于“意志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困境中。
宗派主义过高地评价了革命过程中的组织作用，倾向于用党代替群众（同布朗基主义者一样），并将党与群众之间在历史上必要的组织区分视为长期分裂。因此，宗派主义人为地将在生活和阶级演变中的“正确的”阶级意识分离出来。而自发主义则低估了组织因素的重要性，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群众一时的情绪置于同一水平，把真正的意识层级拉至最低水平——或者最多拉至平均水平。因此，自发主义拒绝将这些层级的统一过程提高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卢卡奇认为，组织问题的辩证的解决办法在于党和无组织的群众之间进行积极的相互作用，这可以超越反对“群众自治”的“党的雅各宾主义”这一方案。阶级意识的发展进程将会促进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构的形成。换言之，共产党和阶级之间的组织划分源自无产者在意识问题上的异质性，但是这种划分可能只是整个阶级意识统一的辩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促进革命意识自觉进程的意义上看，先锋队组织的自治可能会是使最高的客观可能性和平均的有效意识水平两者相等的方法。
从共产党的内部结构这一角度进行考虑时，卢卡奇再次努力避免官僚主义集中制和极端“自治主义”的物化方案。尽管他强调革命首创精神的能力必须以高度集权和劳动的进一步划分为前提，但是他也指出了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公务人员封闭的等级制度与抱有一定冷淡态度的消极党员之间的对抗就是这类危险的体现，在这里，盲目的信赖与冷漠无情掺杂在一起。总之，卢卡奇强调党员的意愿与党的中央领导层的意愿之间进行具体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由于这种关系，从小资产阶级那里遗留下来的积极的领袖与消极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可能就会消失。
- 原载 法国《当代马克思》（Actue Marx）第46期
- 赵超 摘译
-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 本文来自：《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