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看不见的手”指导了改革设计思路和进程，“比较优势论”指导了对外开放政策，那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市场浪漫主义常常含糊其辞地闪烁着富强、发达的美国梦。
历史阶段论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又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又强调由于生产力落后，中国社会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论教育，还是舆论关于当前中国所处阶段的论述，都给普通老百姓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历史发展是直线式地分为不同阶段的，过了这个村才能到那个店，也一定能到那个店。决定历史发展所处阶段的是生产力水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这是既不可逾越，也一定会到来的。这一图式可更准确地概括为生产力直线决定论，在这一图式中，人的能动性是极为有限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另一个同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理论图式却是制度决定论或机制决定论。在这里，生产力成了极被动的因素，而制度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的改革语汇都是制度或机制决定论的，如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市就灵，一嫁就灵等；又如，老大不如老乡，老乡不如老外；转变机制，用足政策等。
这两种图式移易到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市场经济的阶段论，把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向往切换为对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向往。市场经济阶段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万能论，市场能刺激竞争性和创造力，市场能自动地调节价格涨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能以消费者为导向，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二是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能自动过渡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你不信吗?请看美国。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相当一部分有实权的干部、国企老总、外企白领、私营企业主、新闻界和演艺圈等人士看来，市场浪漫主义所期许的美国梦正在一步步来到生活中，先是电冰箱、洗衣机、彩电，后是空调、小轿车、别墅和出国旅游，手持大哥大，腰挎BP机，行则飞来飞去，住则五星宾馆。仔细一对照，美国人生活得也不过如此。这些人又把美国梦泼洒开去，引得周围人艳羡不已，于是驾校爆满，美容院遍地，而美国梦也就越做越像了。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嫁接出来的市场经济阶段论是比较中国化、大众化的。更加精致的是W·W·罗斯托的阶段论。罗斯托从50年代初期起就开始提经济成长阶段论，但直到1960年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按罗斯托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可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按照这六个阶段有先有后地前进。这六个阶段中，“起飞”是最重要的阶段，“起飞”以后，就会进入“持续成长”之中，依次经历成熟、高额群众消费等阶段。而“起飞”的条件最重要的有三，其一是高积累率，当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5%以下上升到10%以上时，起飞才有可能实现。仅有高积累率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第二重要条件，即适宜的制度机构，更准确地说是私有制及相应的规则；此外，“起飞”要靠新技术的不断发现和传播。罗斯托特别看重技术创新，他写道：“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1]“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2]
《经济成长的阶段》出版后，即成为多次重印的畅销书。书中的观点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极大注意和争议，既有赞同、接受的，也有不以为然的。总的来说，搞经济模型和理论的人认同的较多，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批评得较多；政界认同的多，经济学界批评的多。普通公众认同的多，研究人士批评的多。该书发表后不久，罗斯托即应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等政要的邀请，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研究。政界的赏识使罗斯托成为经济学界的红人，也使经济成长阶段论成为流行理论。一时间，“起飞”一词成为媒体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亨利·罗索夫斯基甚至认为：“罗斯托无疑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起飞’ 这个术语成了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个活着的经济史学家占据类似的地位。”[3]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罗斯托这部书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意识形态色彩极浓重的反共、反社会主义专著。这既反映在该书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上，更反映在罗斯托对材料的任意裁剪取舍上，反映在历史事实和主观意愿的混淆上。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病症，是一国经济不能顺利起飞时的产物。因此，要赢得冷战，就要赶快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正是这一观点使罗斯托得到了华盛顿的赏识。
但是，现实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与罗斯托所谓每个国家都可以实现“起飞”相反，工业革命后二百多年来，只有英美法德意日等少数国家实现了“起飞”，其他国家虽然大多数也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其上流社会所使用的消费品也和欧美富豪们一样，但却都没有实现“起飞”。
以中国为例，孙中山等先贤们曾经一往情深地追求强国梦，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和文化，希望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西方列强没有一个支持中国的“起飞梦”，却反而支持袁世凯推行帝制，以便从地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瓜分中国，用西方的廉价商品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把中国这架“飞机”摧毁在跑道上。在罗斯托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曾“起飞”。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曾“起飞”?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扩张性的、侵略性的，或者用罗斯托可以接受的术语：竞争性的，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且只能有一部分国家可以靠击败竞争对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吸噬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血液而“起飞”。因此，中国革命之胜利不仅是因为中国不曾“起飞”，而且是因为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懂得了中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起飞”。
罗斯托说，1917年的俄罗斯正是临近现代化的时刻，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晚发生十年，俄国就能进入现代化而不致被“共产主义”夺走了。这又是对经济史的误读。事实上，1917年前的俄罗斯虽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引进了来自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但是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反而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就像奥斯曼土耳其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一样。如果不是搞了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前景将不是现代化，而是加深殖民化。恰恰是十月革命使俄罗斯在短短20多年里迅速崛起，成为数一数二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罗斯托要求美国当局加快帮助发展中国家“起飞”，然而事实上，涌入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美资、欧资牢牢地控制着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攫取着最大份额的超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气血两亏。80年代以来，非洲已经成为失去希望的大陆；拉丁美洲债务缠身，危机不断；被罗斯托们吹捧为“起飞”范例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成为“四小虫”、“四小猫”，生活水平一夜之间倒退20年。
罗斯托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存在困难，其中之一是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引起的人才和资金的外流。然而罗斯托所没有深究的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长期陷入政治动荡?从中国人的眼光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以陷入长期政治动荡，恰恰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化政策造成的。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旧中国的经历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感受。罗斯托以一个旁观者，甚至是帮凶或“狗头军师”的角度，自然不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
谈到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则更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人人为己、弱肉强食规则造成的。事实上，只要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荣，即使没有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和资金也会外流。中国近20年的历史可以为此作最好的注解。由于中国老百姓渐渐地接受了私有制的利己规则，中国的智力精英便不断循着利己方向流动，而这个方向不可能是向内、向下的，而只能是向上、向外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任何科技和教育机构都不可能支付美国大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高额薪水，而美国公司尽管支付着高额薪水，却可以从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地位中获得回报。也就是说，中国的智力精英主观为自己，客观上却是为美国公司向中国等世界各国索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
资金的流动也是如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欧美日大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在不断增长，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第三世界各国的资金便大量流入欧美股市、债市，追逐其稳定的高利率。熟悉中国资金流向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诚然，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但伴随着巨额外资流入的是巨额利润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用人民币换取了美元以后，又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股票。
由此可见，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根本是无视各国密切的经济联系的理论，无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理论，说得更透彻些，是诱导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心战武器。如果说一定要把各国的经济发展比喻为飞机的话，那么更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飞机不是飞行在不同航线上互不干扰的民航班机，而是相互攻击的战斗机。先飞起来的战斗机用密集火力摧毁后起飞机的驾驶舱(本国立场的智力精英)和发动机(资金、技术和市场)，并将后起飞机的油厢(地矿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挂到自己的机身下，以保证自己的“持续增长”。
遗憾的是，虽然罗斯托的理论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虚构，但由于迎合了社会公众追逐美国梦的需要，又与中国社会思想中的某些特点相一致(例如，都是阶段论；都讲积累率；都是技术决定论)，因而很受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人士的欢迎。在8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炒作“四小龙”、“四小虎”时，“起飞”一词频频见诸学术文章和报端，为中国老百姓描绘了一幅从“起飞”到“高额群众消费”的美妙图景。由于罗斯托的阶段论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小康”、“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作用，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成为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分异构体。这是很值得回味的：反共理论借中国的舆论宣传手段得以广为传播，甚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
“看不见的手”、“比较优势论”和“经济成长阶段论”是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市场浪漫主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三大理论在公众头脑中的普及，才会有人们对于“入世”的热切向往。
注释：
[1]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179页，第2版，1971年。
[2] 同上，第Ⅻ页。
[3] 亨利·罗索夫斯基：《起飞进入持续的争论》，《经济史杂志》，第271页，1965年6月号
- 作者：韩德强
